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和谐生态语言学
周 文 娟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80)
摘 要 ：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是从引介西方成果发展起来的，受中国儒道生态智慧影响，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和明确的价值取向。这一思想伴随着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动态的嬗变过程，并为“和谐生态语言学”提供了丰富的观念资源。和谐生态语言学作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体现在新定义、新思想、新模式和新议题四个方面；“和谐生态语言学”的提出不仅可以丰富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超学科性”以及新兴“哲学模式”，也可以提升中国生态语言学在国际语境下本土化的影响力以及处理生态危机观念问题的行动力。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和谐哲学观；价值取向；超学科性；哲学模式；生态危机
我们曾在《阴山学刊》2012年第1期《语言学研究的新视野：生态语言学》一文中对生态语言学作了一个简要述评。[1]之后我们借助国家留学基金委西部地区特别人才培养项目(留金法[2015]5103)，经著名生态语言学家阿尔温·菲尔和苏内·沃克·斯特芬森授权，在《阴山学刊》2016年第3期刊登了二人合撰的《生态语言学：回顾与展望》的节选的译文《语言的符号生态和自然生态》[2]。
从2012年至今生态语言学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理论日益系统，学科体系日益完善，研究内容日益广泛，研究方法日益多样。中国学者结合中国语境与和谐生态智慧提出的研究主张和研究成果在国际学界的认可度和影响力日益强劲。据此，我们提出了“和谐生态语言学”这样一个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可以看作是对“生态语言学”这样一个语言学研究的新视野的拓展和深化。我们的立场是和谐生态语言学研究作为生态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生态语言学自郑通涛(1985)运用“语言生态学”这一概念以来蕴含的和谐思想的嬗变息息相关，是中国生态语言学本土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和谐生态语言学”这一新视角与西方批判生态语言学截然不同，它以中国和谐哲学观为哲学理据，有自己的新定义、新思想、新模式和新议题。
曾有学者对国际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做了系统的述评① 参见Steffensen S V, Fill A. 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horizons [J]. Language Sciences , 2014 (41):6-25；Zhou W. Ecolinguistics: Towards a new harmony [J]. Language Sciences , 2017(62):124-138；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中国外语,2016(1):1+9-12；何伟，魏榕.生态语言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J].国外社会科学，2018(4)：113-123；周文娟.论国际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的儒学范式[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 (1)：15-32.。本文主要从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和谐思想入手，对中国学者在引介国外成果时蕴含的和谐思想的嬗变作一简要回顾，旨在厘清“和谐生态语言学”的学术渊源。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与“和谐生态语言学”这一新视角相关的四个基本问题：(1)如何界定“和谐生态语言学”这一新定义？(2)和谐生态语言学与西方批判生态语言学相比，有何新思想？(3)和谐生态语言学如何体现生态语言学的“哲学模式”这一新趋势？(4)和谐生态语言学贡献了什么新议题？
一 、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 (1985—2018)
2016年译文原作者之一阿尔温·菲尔在最新出版的《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引言”一章中这样评价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中国学者将生态语言学看作是一种统一的生态世界观，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学者基于儒道哲学传统进行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在未来发展中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3从国外学者对中国生态语言学的这段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和谐思想已经基本成形，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一般认为，生态语言学始于西方的豪根模式。那么，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与西方成果的引介密不可分。接下来我们结合国外生态语言学在中国的引介来看看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和谐思想的演变过程。经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国外生态语言学在中国的引介大体分成三个阶段：萌芽阶段(1985—2003)、发展阶段(2004—2012)和繁荣阶段(2013至今)。[4]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和谐思想在萌芽阶段并不凸显，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单一性，且集中在文化生态维度。典型体现是与语言生态相关的儒教等四大文化圈。[5]8
目前供电企业的风险管理都是与业务管理紧密结合起来的，业务管理人员同时也是风险管理人员。这样的好处是风险管理者都是精通业务的人员，对风险政策的制定、风险分析防范控制都有较好的业务基础。在这个架构内，供电企业的总经理和分管经营的副总经理作为高级管理层，负责制定风险政策，组建能对电费风险进行及时、有效控制的管理体系。业务管理层如营销部、客户服务中心、电费管理中心、电能计量中心，负责采取行动，他们负责控制每项业务的风险，营销部一般身兼业务管理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两种职责。供电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也承担了对电费业务的审计职能，一般设有营销审计岗位。
在21世纪全球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中，除了“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等经典模式外，涌现出“认知模式”“生物认知模式”“哲学模式”和“文化外交模式”[6]116。我们认为和谐生态语言学属于其中的“哲学模式”。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市政府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尤其是在城市道路建设方面，投入了不少资金，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为城市间来往和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当然，现阶段中我国市政道路由于软土地基没有加固出现了不少问题，包括路面塌陷、沉降等，严重影响城市道路的正常使用。为了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而引发的城市道路问题和安全事故，就需要对软土地基进行有效的加固处理，由此达到软土地基道路施工中规范和高效的目的。
就和谐生态语言学的非简化性而言，我们先来看看西方批判生态语言学的简化语言观。斯特芬森和菲尔总结道：“大量欧洲批评生态话语参照批评话语分析理论”[17]10。西方批判生态语言学秉承语言简化观，站在价值中立和非道德的科学研究的立场上。相比之下，我们提出的和谐生态语言学继承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和谐思想，观点截然不同，具有显著的非简化性：(1)语言系统与语言实践相互联系，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和谐世界观联系紧密，可以实现语言的四个和谐意义；(2)语言并非与自然相关，而是融为自然的一部分，从而成为连接自然与人类、生态和世界的桥梁纽带；(3)心智与身体、自然与文化和谐共存。因此，和谐生态语言学持有非简化的和谐生态观，选取价值中心和道德伦理的立场。就和谐生态语言学的包容性而言，我们认为这与和谐化、多元文化主义和他者取向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和谐思想在中国生态语言学引介国外成果的进程中体现了“模糊→凸显→深化”的嬗变轨迹，这体现了中国学者对生态语言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认知不断深化和创新的持续探索。我们曾在《生态语言学的新和谐》一文中提出了“和谐生态语言学”(Harmonious Ecolinguistics)的构想，并指出这一概念应该信奉的和谐的语言观、心智观以及和谐生态世界观。[13]接下来，我们结合生态语言学的前人文献以及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和谐思想，进一步阐释和谐生态语言学的新定义、新思想、新模式以及新议题，旨在论证和谐生态语言学是如何成为生态语言学的新视角的。
二 、新视角之新定义与新思想
“和谐生态语言学”作为生态语言学的新定义，是指中国语境下以中国和谐生态智慧为哲学基础，吸取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和谐思想，以处理生态危机中的观念问题、提升人类和谐生态观为目标的研究视角。这里我们将和谐生态语言学定义为一种新视角，一方面，与上文菲尔对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和谐视角是一致的；另外一方面，与《生态语言学的新和谐》提出的和谐语言观、心智观和和谐生态世界观也是一致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性。[15]换句话说，和谐生态语言学不再将生态语言学看作是一门语言学范畴内的分支或者一门交叉语言学科，而是一种超越学科桎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世界观以生态语言学为平台，借助语言(话语)的媒介作用，充分挖掘其在处理生态危机作为“观念危机”中存在的意识问题的积极潜势。那么，和谐生态语言学的核心思想有哪些？
什么是和谐生态语言学？在考察“和谐生态语言学”作为生态语言学的新定义前，我们先看看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主席、英国知名生态语言学家阿伦·斯提比(Arran Stibbe)是如何定义“生态语言学”的：“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在生命可持续关系互动中的作用”[14]47。这与豪根“语言与环境互动关系”的定义有类似之处，并进一步指出生态语言学对生命形式的关注。
提到生态语言学的核心思想，人们会想到豪根模式的“语言环境互动观”或者韩礼德模式的“语言环境影响观”。与这些思想相比，和谐生态语言学的新思想有如下两个要点：首先，和谐生态语言学以和谐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哲学理据[13]，可以帮助构建语言生态的四重和谐意义[11]。这一世界观一般是指对世界的玄学和道德的认知，即所谓的“天人合一”，其中的“一”源于儒学和道学对“和”的经典阐释：从宽泛意义上讲，关注万事万物间综合的语境的互动，具有非二元性、反思性和协调性。
这种和谐思想在发展阶段开始凸显，呈现出一定的生成性和多元性，体现在生态哲学维度、社会发展维度和语言教育维度。就生态哲学维度而言，黄知常和舒解生在《生态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一文的“语言生态哲理”一节中指出：“中国哲学更具有生态哲学特性”[6]70。和谐思想的社会发展维度又可以分为“生态危机”与“和谐社会”两个关注点。例如，范俊军在《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应对语言生态危机应该秉承的和谐世界观[7]42。冯广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语言生态问题》一文中提出：“认真对待语言生态，抓好语言生态文明建设”[8]4。语言教育维度体现在部分中国学者将和谐语言生态定位为民族外语教育的文化使命。[9]
和谐世界观有三个层次：(1)在时空阴阳中的自然和谐；(2)与“人和”相关的人际和谐；(3)与“无为”相关的社会和谐。每一层次与天人合一达成整体和动态的终极统一。受此哲学观引领，和谐生态语言学可以帮助生态语言学深入挖掘语言与生态关系中的物理、社会、美学和伦理价值。概括说，物理价值是指基于语言的运动性和全息性建立起的语言与自然的和谐[11]24，社会价值是指基于语言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和谐性建立起的语言与社会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动态和谐[11]25，美学价值是指基于语言的音乐性和审美性建立起的语言与心智的和谐[11]25，伦理价值是指基于语言的伦理性建立起的语言与生态行为的和谐[11]26。其次，和谐生态语言学与西方批判生态语言学相比，具有突出非简化性和包容性。[16]
夹马口灌区渠道输水实行“千方·公里损失”考核的实践…………………………………………… 谢自立，孙 璐(11.30)
和谐思想在繁荣阶段完全凸现，具有一定的拓展性和引领性，聚焦在学科视野维度、创新议题维度以及中西交流维度。学科视野维度是指和谐思想可以为国际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的良性发展提供学科建设的新方向，如黄国文在《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中指出语言生态研究的泛学科性和紧迫性。[10]11创新议题视野是指中国学者结合国外理论，以中国和谐哲学观为指导思想，提出的“和谐话语分析”“国际生态话语”“和谐生态语言学”等新议题和新概念[11]16。中西交流维度是指和谐思想通过中西学者的学术交流和推广，在国际生态语言学整体框架下的辨识度和认可度。除去上文提到的《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对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和谐思想的认可，以下知名学者议题均与和谐思想息息相关。例如，2017年“第二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上几位国内外专家的主旨发言：(按照发言顺序)斯特芬森的“疏远、归属与和谐生态系统：扩展性生态的情感与精神动态学”，黄国文的“中国语境下的和谐话语分析：从批评生态语言学到和谐生态语言学”以及何伟的“人与场所和谐之生态哲学观”[12]；2018年10月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名家论坛”生态语言学专题系列讲座上岭南大学知名生态语言学家安德鲁·格力特(Andrew Goatly)的“生态、玄学、佛学、道学与语言”的专题讲座。
西方批判生态语言学的语言简化观，究其文化传统，受欧洲主义中心化的文化传统影响，具体表现为单一文化主义、自我取向和二元思维。相比之下，和谐生态语言学的非简化性表明这一新定义从文化层面讲具有和谐取向性：一方面，强调自然与文化的和谐关系；另一方面，重视参与各方的平等性，将他人幸福看作是自身幸福。因此，在这种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每部分都被认定为统一的整体。这样的新定义和新思想会衍生出生态语言学的新模式和新议题。我们以“生态话语分析模式”以及“和谐话语分析”为例，说明这两个新视角。
“纯天然”、“无糖”、“全麦”等，食品包装上经常能看到这些健康的代名词，然而，据美国《健康》杂志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59%的消费者都弄不明白食品标签的真正含义，从而“买错”了东西。
三 、新视角之新模式和新议题
学习风格是学习者持续一贯的带有个性特征的学习方式，是学习策略和学习倾向的总和，也就是学习者在长期的学习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学习方式偏爱[1]。一般认为，学习者具有6种基本学习风格：视觉型学习风格、听觉型学习风格、独立型学习风格、触觉型学习风格、合作型学习风格和动觉型学习风格。由于学习风格与学习活动具有直接关系，不少学者提出学习者的学习风格特征会影响学习效果。学习风格是制定教学策略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中职生学习动机不强，很可能是因为教师在教学策略选择上对学生学习风格考虑不够。笔者在中职德育教学中，从中职生学习风格特点出发，设计教学方法，现介绍如下。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菲尔等人在《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的“21世纪的生态语言学：新定位和新趋势”一章中在肯定中国对国际生态语言学作出的杰出贡献的基础上，将生态语言学的“哲学模式”定位为未来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18]那么这样一个新视角之下的新模式如何进行生态语言学的新研究呢？我们认为中国学者进行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的系列建构为和谐生态语言学的“哲学模式”提供了“样板”。
在本文中我们将“生态话语分析模式”理解为一个伞状术语，是指中国学者结合东西方和谐生态智慧以及中国语境构建的一套话语生态分析范式，大体上可以包括对“生态哲学观”的构建和话语分析模式的构建。二者结合起来，一般的做法是在回顾前人生态哲学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定和谐生态智慧，提出新的生态哲学观。大体的路径如下：(1)宏观的生态哲学观的梳理，如黄国文的《生态哲学与话语的生态分析》[19]；(2)中观的新的生态哲学观的提出，如何伟等人提出的“生态场所观”[20]和“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和谐外交观[21]；(3)微观的以某一特定生态场所观为生态话语类型评估标准的生态话语分析。就(3)而言，何伟等人运用“和谐场所观”对英汉环境保护公益广告话语的生态性进行的对比分析[22]、张瑞杰运用并拓展“生态场所观”对人际意义系统的细化[23]以及对话语生态性分析模式构建[24]属于这方面的范例。
这些模式的构建与探索对和谐生态语言学的“哲学模式”的启示有三点：第一，“哲学模式”现在尚处于萌芽阶段，可以借鉴“生态话语分析模式”的研究路径，梳理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性的和谐哲学观，使这种哲学思想细化和深化；其次，针对某一具体语言生态问题提出特定的和谐哲学观；第三，运用到具体语言生态实践，以这一新哲学观为指导，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某一语言生态现象，从而树立正确的和谐的语言观、心智观以及和谐生态世界观。
和谐话语分析作为和谐生态语言学的一个新议题、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日益完善。黄国文作为和谐话语分析的提出者和推广者，在《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论生态话语与行为分析的假定和原则》《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到和谐话语分析》等文章中系统建构了和谐话语分析的内涵、假定与原则以及哲学根源。[注] 参见赵蕊华,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教授访谈录[J].当代外语研究,2017(4):15-18+25；黄国文.论生态话语和行为分析的假定和原则[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 (6):880-889+960；黄国文.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到和谐话语分析[J].中国外语，2018 (4)：39-46. 这对于开展中国生态语言学的本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我们认为从和谐生态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以下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1)和谐话语分析产生的中外语境是什么？这些对和谐话语分析有什么重要启示？(2)如何理解和谐话语分析中的“和谐”“和谐隐喻”以及“话语的和谐性”？(3)和谐话语分析的语言学理据和哲学理据各是什么？如何阐释和谐话语分析的“和谐哲学观”？(4)和谐话语分析的路径和重点是什么？与生态话语分析或者话语的生态分析相比，又可以分为哪些步骤？(5)参照生态话语类型的分类，如何进行和谐话语的分类和生态哲学观的评估？
我们在本文中提出了和谐生态语言学作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体现的新定义、新思想、新模式和新议题。据此，我们可以将和谐生态语言学定位为帮助生态语言学完成“生命科学”转向的新视角。那么，这样的新视角对全球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研究有何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归结为如下三个基本共识：(1)儒学、道学与生态学联合，解决生态问题、促进生态和谐的研究方兴未艾；(2)西方批判生态语言学的哲学弊端日渐明显；(3)和谐生态语言学与中国儒道生态智慧具有生态一致性，和谐哲学观可为和谐生态语言学提供丰富的观念哲学来源和话语分析工具。
现阶段的和谐生态语言学仅仅停留在理论探索阶段，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具体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1)认知维度——对和谐生态语言学的概念化；(2)对照维度——和谐生态语言学与西方不同生态语言学流派的差异化；(3)建构维度——基于和谐哲学观的和谐生态语言学的体系化。这对于中国语境下的语言学课程教学具有“两手抓”的重要启示：一手抓语言学理论学习，一手抓中国重要语言学家以及他们的家国故事。[25]将价值观与语言学课程结合，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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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erspective of Ecolinguistic Research :Harmonious Ecolinguistics
ZHOU Wen-ju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010080)
Abstract :Chinese ecolinguistics has develop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ecolinguistic scholarship, together with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from Chinese Confucian and Taoist ecological wisdom. Therefore it has embodied itself with profound harmonious thoughts. Those thoughts have gone through dynamic chang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linguistics, which has offered important spiritual resources for the initiation of harmonious ecolinguistics. It is maintained that harmonious ecolinguistics as a new perspective for ecolinguistic research is characterized with four new dimensions: a new definition, new thoughts, a new model, and a new agenda.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roposal of harmonious ecolinguistics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trans-disciplinarity of ecolinguistic and the newly emerging philosophical model, but also enhance the impact of Chinese ecolinguistics in terms of its original research in the global context as well as its competence in dealing with conceptual problems in the ecological crisis.
Key words :ecolinguistics; harmosophy; value orientation; trans-disciplinarity; the philosophical model; ecological crisis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869(2019)02-0078-05
收稿日期 ：2018-10-15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和谐生态语言学的本土研究”(NJSY18087)、内蒙古工业大学自编教材项目“生态语言学概论”(JC201708)、内蒙古工业大学课程思政专题教改项目“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英语语言学课程的深度融合研究”(201826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周文娟(1980-)，女，山西忻州人，硕士，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丹麦南丹麦大学语言交流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
〔责任编辑 常芳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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