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50年（1949—199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新中国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综观新中国50年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其发展和繁荣前所未有。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方面述评之。
1.图书馆学研究对象
1957年，刘国钧完善了他的“要素说”。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他认为图书馆事业有五项组成要素：（1）图书；（2）读者；（3）领导和干部；（4）建筑与设备；（5）工作方法。1962年，黄宗忠提出了“矛盾说”。 认为“藏与用的矛盾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960年北京文化学院，1961年、1981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分别编写教材，推出了“规律说”。认为图书馆事业及其发展规律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981年，薛新力和于鸣镝各自推出了“关系说”，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1982年，张欣毅和刘迅推出了“层次说”，认为图书馆学对象诸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层次联系”。郭星寿和那春光分别于 1982 年和1992年各自推出了“系统说”。认为“图书馆系统”、“图书馆藏书系统”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985年、1992年、1997年，沈继武、郭星寿和李惠珍分别提出了“活动说”。认为“图书馆活动”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而大多数人则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赞成“图书馆说”。以上诸观点可统称为“图书馆说”或“内图书馆说”。
1981年，彭修义首推“知识说”。强调“必须将知识作为图书馆学的一种研究对象”。1983年，周文骏提出“文献交流说”。指出“利用文献进行情报交流“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984年，宓浩和黄纯元推出了“知识交流说”，认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是社会知识交流”，知识交流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986年，倪波、荀昌荣等提出了“文献信息交流说”，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信息交流”。1997年，郑金山推出了“符号信息说”。强调“符号信息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1998年，丁国顺认为“公共信息流通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推出了“公共信息流通说”。同年，梁灿兴撰文指出“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推出了“知识可获得性说”。同年，叶鹰提出了“有序化信息时空说”，指出抽象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有序化信息时空”。1998年，徐引篪和霍国庆在我国首推“资源说”。他们赞同1992年美国图书馆学家切尼克（B.E.Chernik ）提出的“资源说”。认为“图书馆是一种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指出“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以上诸说可称为“外图书馆说”。
以上诸说中，“内图书馆说”中除“矛盾说”外，其余都是对图书馆的表象的认识或整体认识，并没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而“外图书馆说”与“矛盾说”都力图揭示图书馆本质，但由于各说皆无专指性，超越了图书馆学的学科范围，脱离了图书馆，所以，诸说仍未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我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仍将继续下去。
2 图书馆学体系结构
建国50年来，人们对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认识是随着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的深化而深化的，形成了两种模式：
“相关树”平面模式：（1）两块结构：郭星寿（1982）、 钱亚新（1984）、朱立文（1984）、刘荣析（1987）等认为，图书馆学由普通图书馆学和专门图书馆学构成。其他两块结构有：四川省图书馆学会（1983年）提出：理论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技术；倪波（1986）等、荀昌荣（1988）、郭星寿（1992）、谭迪昭（1996）提出：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黄景行（1981 年）提出：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 王乐（1999）提出：基础理论及应用理论和技术。（2 ）三块结构：周文骏（1983）、张树华（1984）、谭迪昭（1986）、石呈祥（1996）：理论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北大、武大合编教材（1981）：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和比较图书馆学；陈传夫（1982）：抽象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技术方法；黄宗忠（1985）：理论图书馆学、技术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徐鹏（1983）：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技术；陈丹平（1987）：理论图书馆学、图书馆活动学和图书馆技术学。（3）四块结构：吴慰慈（1985 ）：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 应用图书馆学和比较图书馆学； 沈继武（1985）、宓浩（1988）：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和比较图书馆学；梅雪（1989）：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和边缘科学。
立体多维模式：（1）三维式：张欣毅（1983 ）：本体维——普通图书馆学；时间维——图书馆史学；空间维——专门图书馆学。（2 ）“金字塔”式：项弋平（1984）：塔顶为信息交流系统，图书馆学为塔的一个侧面，塔底由“范畴”和“要素”构成。图书馆学与“范畴”相交，就形成“专门图书馆学”；与“要素”相交，就形成“应用图书馆学”。（3）“球式”结构：梅雪（1989 ）：“球”内层——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球”外层——边缘科学。（4 ）“树”式结构：黄宗忠（1985）：主干——理论图书馆学；枝干——技术图书馆学；梢叶——应用图书馆学。（5）立体、多维、 网状式：李惠珍（1984）等认为，图书馆学是一幅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群图。黄宗忠（1985）认为，现代图书馆学体系结构是多维、多层次、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宓浩（1988）认为，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动态性。1999年，徐引篪和霍国庆提出了新的“图书馆学体系”。他们指出“现代图书馆学体系由信息资源体系的理论研究、信息资源体系的过程研究、具体信息资源体系研究三大部分所组成”。
关于图书馆学体系结构比较通行的看法是：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和专门图书馆学构成了图书馆学体系。而四块结构中的“比较图书馆学”是应当包括在“理论图书馆学”之中的。至于说徐引篪和霍国庆提出的体系，实质也类似于通行的三块结构。
3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从建国到70年代末，我国图书馆学界一直认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1982年，刘迅将波普尔的“世界3”引进图书情报学， 并将其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共同理论基础，引起了至今仍在进行的争鸣，赞成、怀疑、反对者皆有。经过长时间的争鸣，大部分人认为波普尔“世界3 ”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将其作为“理论基础”是错误的。 1983年，周文骏撰文认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情报交流”。陈誉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图书馆及文化教育领域的重要指示作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于鸣镝则将其理论基础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层次：列宁关于图书馆学的思想；第三层次：信息论。卿家康除第一层次与于鸣镝相同外，第二层次则认为是：文化学说、社会学、信息科学、知识学、传播学等；第三层次则是：“类现象学说”。倪波认为，“文献信息及其交流”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而宓浩则认为其理论基础是“知识交流”。黄宗忠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组成的学科群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50年来对“理论基础”的讨论，观点纷呈，见仁见智。这说明我国图书馆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正向着多角、多层次、科学化方向发展，今后的争鸣将会促成其达成共识。
4 图书馆学方法论
我国对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60年代才有较系统的研究方法，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才出现较系统的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论著。1978年以来，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多方面的探讨，初步形成了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
1957年，刘国钧指出，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应包括一般科学方法和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 北大和武大（1981 ）、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1983）分别编写教材，认为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应包括哲学方法和运用其他科学的方法。熊长芬（1984）、李广建（1986）：宏观方法、微观方法（皆指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下同）。叶鹰（1988）：通用方法和专门方法。卢晓宾（1989）：哲学方法和特殊方法。以上为二层次说。二分法：邱昶和黄昕（1982）：传统方法和新方法。王丽文（1987）：外来方法和本身固有的方法。重庆会议（1987）：（1 ）情报搜集方法和情报处理方法。（2）带头方法和与其对应的一般方法；（3）阶段性方法和通用方法。三层次说：乔好勤（1983）、张树华、邵巍（1984）、吴慰慈、沈继武（1985）、倪波、荀昌荣（1986）、马维颐、张月群（1987）、张润生、王崇德（1988）、郭星寿（1992）、石呈祥（1996）、洪颖、钟守真（1998）、王乐（1999）：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王俊杰（1984）、桑健（1985）：哲学方法、相关方法和其他科学方法。吕斌（1986）：哲学方法、学科的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重庆会议（1987）：（1）理论方法、经验方法和实际方法；（2）方法论、方法学、方法。三分法：卿家康（1986）：获得材料的方法、整理材料的方法和建立图书馆学体系的方法。文丰（1987）：方法“来源说”：联系观来源、发展观来源和实践观来源。重庆会议（1987）：操作方法、研究方法和理论转化法。郑学军（1988）：结果的研究方法、实证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研究方法。四层次说：周文骏（1983）：哲学方法、一般方法、邻近科学的方法和专门方法。卿家康（1986）、宓浩（1988）：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具体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和特殊方法。冯锦生（1986）：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具体方法和专门方法。梁林德、辛希孟（1987）、金恩晖（1989）：哲学方法、一般方法、专门方法和新方法。霍国庆（1988）：哲学方法、综合方法、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四分法：黄宗忠（1985）：研究课题的选择方法、信息的获取方法、科学抽象与逻辑思维方法和综合方法。宓浩（1988）：课题选择和确定、情报的搜集和整理、问题的考察与验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郑学军（1988）：案例分析法、纲领分析法、比较分析法、 多样化分析法。 重庆会议（1987）：历史方法、书目统计法、教育心理学方法、语言结构法。
50年来我国对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三层次说”和“四层次说”两种主要类型，而大都倾向于“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方法、专门（特殊）方法。但何为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至今仍众说纷纭。而专门方法的完善、建立则标志着一门学科的成熟。看来，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应集中力量攻破“专门方法”。
5 图书馆属性
“阶级性”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这在1978年以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观点。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图书馆界思想的不断解放，人们开始对“阶级性”发出质疑。王嘉陵、柳晓春等认为，图书馆不是上层建筑，而是生产力，“阶级性”不是图书馆的根本属性。卢尚质、吴勋泽、丁人等认为，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人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阶级性”是图书馆本质属性。图书馆界由此展开了对图书馆属性问题的大讨论，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经过了50年的讨论和争鸣，大致形成了如下几种观点：关于图书馆本质属性，主要有“藏用性”（以黄宗忠为代表）、“中介性”（以吴慰慈为代表）、“交流性”（以宓浩为代表）。关于图书馆的一般属性，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社会性、科学性、教育性、保存性和服务性。关于图书馆本质属性，上述三种观点见仁见智，至今没有达成共识。
6 图书馆学学科性质
建国5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至今尚未形成共识。以李严（1985）等人为代表，认为它是应用科学；以关懿娴（ 1957）、黄宗忠（1988）为代表，认为它是综合性科学；以桑健（1985）等代表，认为它是管理科学。而大多数人则认为它是社会科学。以上几种观点至今仍在发展。
我认为，判断一门科学是何性质，不能以其研究方法的性质来决定，许多社会科学目前都应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由“方法”的性质来决定，岂不都变成了自然科学？一门学科的性质应当由其研究对象来决定。另外，判断一门学科的性质，应当有一个统一标准。如按对象存在的范畴分，则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性质的划分；如依据学科间的关系，则有交叉科学、边缘科学、横断科学等性质之划分；如依据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紧密程度，则可划分为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等。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前提（标准）的一致性。那么，图书馆学到底为何种性质的学科，上述几种观点孰是孰非，看来，也只能在今后的争鸣中达成共识。
收稿日期：1999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