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的政治发展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试论论文,政治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轫于七十年代末的中国第二次“革命”，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发展“奇迹”，同时也锻造了指引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方略——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中，发展的理念是贯穿其始终的基本脉络。发展，可以涵盖多层面的含义，包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邓小平有一句经典名言： “发展才是硬道理。”（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他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 ）国外有学者曾经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指出：邓小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他没有理由不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二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辉煌印证了上述观点。笔者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认为，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设计大师，其政治发展观具有深邃的意蕴、强烈的战略性和浓厚的中国情怀。
一、政治发展的涵义及域限
政治发展，在本质含义上是指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表征为政治关系各种外延形态和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政治发展过程一般采取三种形式，即政治革命、政治改良和政治改革。政治革命采取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来达到政治关系的质变，政治改良通过对政治关系所作局部的、点滴的改善使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发生某些细小的变化，而政治改革则是介于此二者之间的政治关系量变即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显而易见，邓小平政治发展观中的“政治发展”指的就是政治改革这种形态。不过，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核心思路是认为改革同过去的革命具有同质性。在谈到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时，他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叫革命性的变革”。（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5页。）因此，为了凸显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邓小平从战略的高度反复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6页。）“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3页。 ）邓小平的政治发展观的涵义在认知上上升到“革命”的高度，在践行上则体现为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等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变革。
为了更加透彻和本质地把握邓小平政治发展的涵义，我们还需了解与之密切关联的政治稳定的概念。政治稳定既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又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事实上，政治稳定是邓小平整个政治发展观的逻辑支撑。“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4页。）1992 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这里， 邓小平已经洞察了现代稳定观和传统稳定观的内在分野。传统稳定观认同的是静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抑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现代稳定观不仅强调秩序的基础性，更关注稳定的持续性，其主要特点是视稳定为发展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政治稳定。”（注：见《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对政治稳定已经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到深的辩证发展认识。也正是基于这一科学的认知前提和基础，二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发展循着“摸着石头过河”即渐进式改革的思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政治发展的域限上，邓小平政治发展观体现出刚柔相济的政治艺术。在邓小平看来，我国的一切政治改革和政治变迁“万变不离其宗”，始终不能逾越四项基本原则这座政治界碑。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次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3页。）八十年代中后期， 针对我国政治生活中流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八九风波的流弊，邓小平又多次郑重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其他基本政治制度是历史形成的，切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政治改革不能超越这些基本制度安排，这是政治发展的首要的刚性原则。与之相适应，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优势和功能的发挥需要通过一系列配套的具体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来实现。我国在原有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下，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与政治制度存在着某些矛盾和脱节，成为政治发展的“瓶颈”和体制性障碍。对此，邓小平提出从具体制度和体制上解决中国政治发展实践中的问题的重要思路。他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颜换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精读《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精简机构是一场改革》、《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等重点篇作，综观其政治发展的运思理路，我们可以发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屏障护卫下，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发展和体制创新的政治改革，而不是依赖于细支末节修缮的改良，更非凭籍个人的价值偏好的传统政治革命来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这是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内在特质，也是其政治发展域限中柔性原则的最好体现。
二、政治发展的动力与目标
一般来说，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程度与幅度，取决于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动力与可能性情况，而且取决于这种经济动力转化为政治动力的状况。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即经济是政治的深厚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关于经济和政治的整合关系，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派也认为，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构关系与互动模式。在邓小平的政治发展观中，政治发展根本动力正是渊源于实际的经济生活需求。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这些“石头”首先和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提出的各种客观要求。邓小平认为如果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发展跟不上，则“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0 页。）他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 ）这些精辟的论断，道出了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步伐的加快，为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推进提供了充足的酵母。除了以上分析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之外，政治生活本身产生的两方面政治诉求，也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催化剂：一方面，当政治的某些制度和程序成为人们表达和争取利益的手段时，人们的利益表达诉求就构成了政治变革和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另一方面，当人们的生活改善至一定的水平时，便会引发对自己政治存在状况的关心，从这种关心中产生的政治需求亦会成为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有了台阶式的进步，因而政治个体和利益团体的以上两方面诉求走向丰富化和多样化，这成为促进我国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
政治发展的目标总是不能与政治发展的动力相脱节的，一定的现实的政治发展动力决定了政治发展目标的达成度。改革开放前，人们在提出政治发展的目标时，往往渗透着一定的政治理想和乌托邦理念。邓小平提出的政治发展目标，冲破了传统政治思维的桎梏，具备两大显著特征：其一，从追求完美至善的“理想国”的政治理想主义走向正视现实政治动力和政治资源的政治现实主义；其二，由古典政治学的价值理念过渡到现代政治学的工具理念。纵观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演进历程，其政治现实主义和工具理念的内在特点更加浮出水面。1986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公民党委员长竹义胜时邓小平谈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说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同年9月9日在会见波兰客人时， 邓小平更为明确地提出政治发展的三个目标，他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8页。 ）党的十三大立足于邓小平政治发展目标的总体构想，提出了一个更加明确具体的方案：“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加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机制。”（注：见《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专列一节谈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使政治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更加突显，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新治国理念，同传统的人治型政治发展取向走向决裂。法治的精髓在于治国者首先接受法律约束，实现政治生活的法治化，政治发展目标的法治取向是邓小平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裂变的必然伴生物。
三、政治发展的标尺与路径
政治发展的标尺，是指评判政治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政治体系对周围环境的实际作为；二是政治体系自身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政府行政组织行政能力的提升与否。邓小平对政治发展的标尺的论述，更多集中于第一个方面。1992年，他提出了判断一切工作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政治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如果政治体系的实际作为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相去甚远，则政治体系无政治发展可言，因此，“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可以说是评估政治发展与否的一个宏观标尺。在此之前，邓小平在谈及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时，已对政治发展的标尺有着明朗化的认识。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3页。）在此基础上，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政治发展的五个标尺，即“必须有利于增加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注：见《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以上是从政治体系作为的力度和程度上分析了政治发展的客观标尺。实践中，政治体系自身的素质与能力是决定政治体系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首要关键，因而评判政治发展又存在一个主观标尺问题。众所周知，政府是一个国家政治活动最主要的运行载体，因而行政发展是政治发展的最直接体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发展其实质就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发展。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发展其政府行政能力而发展其经济和社会的。行政发展是政府在行政组织、行政制度、行政效率和行政人员诸方面促进行政现代化实现的过程。我国建构于计划经济根基的政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显露出来的低行政能力是有目共睹的，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政府存在的官僚主义、组织制度涣散、效率低下、干部队伍素质偏低等诸多弊端，提出要把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当作一场“革命”以提升政府行政能力并由此带动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
所谓政治发展的路径，这里指的是政治的改革与发展与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基于政治与经济的密切相关性，邓小平认为中国政治发展应该走政治发展与经济相互适应、 相互配套的优选之路。 1986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 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也行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0页。 ）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注：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然而， 囿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宏观环境的限制，加之政治改革本身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一直滞后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于是，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提出了“先后论”、“寓于论”、“融合论”等路径选择。这些主张可以归纳为“缓行论”，即强调先搞经济改革（做大蛋糕）而认为政治改革应该缓行。“缓行论”实际上没有充分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未能原本把握邓小平政治发展路径的优选战略。当下正在掀起的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第七次革命”，再次证明了邓小平“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这句朴素之言的至真性。
目前，我国的社会转型在加速，经济转轨在深入，这为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笔者认为，只有充分把握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消除人们在认知和实践中的误区，才能紧紧抓住政治发展的每一个契机，把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事业嵌入到一个健康的、良性运作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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