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解脱与社会参与——佛教的当代意义之蠡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精神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精神解脱与社会参与是人生诸层面中十分重要的两层。把这两层对立起来，或躲在精神蜗壳中修行，或忙于生活表层上周旋，俱非正道。调济两端，使之和谐统一，正是佛教对现代生活的贡献。
一
佛教由小乘到大乘，解脱的目的和进路，逐渐由个人的解脱发展为众生的解脱，由个人烦恼的断除和生死的了悟，推扩到普度众生，利他济世，帮助众生除去无明，解除痛苦，体证菩提，升华到究极的涅槃境界。这种“慈悲普度”的精神和“地狱未尽，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主张，为中国佛教所推重。
大乘佛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把个人解脱推扩到众生解脱，而且逐渐把来世解脱转化为当世解脱。大乘佛教面对现实世界，其宗教实践不脱离世间。禅宗以现实的人生置换虚幻的未来，创建了以现世的自我精神解脱为轴心的生命哲学。上求菩提，下化众生，关怀现世，接近并帮助人民，成为中国佛教的性格。
人问：“云何即得解脱？”马祖道一禅师曰：“一切法皆是佛法，诸法即是解脱，解脱者即是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①慧海法师曰：“本自无缚，不用求解，直用直行，事无等等”。又说：“用妙者，动寂俱妙；心真者，语默总真；会道者，行住坐卧是道。”②可见佛心本性具足，道不在外。人们只要化解执着，遂顺自然，护持真我，则行住坐卧，无一不是真如，无一不是解脱。“平常心是道。”“无造作，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就是“平常心”。“平常心”即与众生现实日常生活相联系。保持这一自然的平常心，则“触类是道”。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于向外攀缘，使平常心受到“污染”或异化，丧失了自我。那么，返归平常，识得本真，即是解脱。解脱要靠自己，靠“自悟”。
寓出世于世间，在现实中求得解脱，正是中国佛教的特点。任继愈先生说：“运水搬柴，既然都是妙道，由此再进一步，事父事君又为什么不可以成为妙道呢？”③
佛学在中国不断与儒学合流，其精神解脱与社会参与不断互补互动，并未绝对对立起来。
二
佛教的参与，遍及政治、经济、学术及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直接的政治参与，典型的如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高僧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慧琳等，都曾参与权要，有的成为“黑衣宰相”一类的人物。隋唐时朝天台宗智■大师、法相宗玄奘大师都与当朝皇帝往来密切；华严宗宗师法藏则更进一步，为武后称帝劝进，上殿讲经，为下台的睿宗授戒，卷入政治甚深；禅宗大师神秀亦被武后及中宗尊为国师，神会禅师则以高龄开坛度僧，出售大量度牒，从经济上支持代宗和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近世以降，如辛亥革命时期，汉阳归元寺僧众出让堂舍作为黄兴的指挥部，并与革命者并肩奋战，继之各地寺僧纷纷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抗日战争中，无数爱国僧众积极投身救亡运动，其事迹可歌可泣！其中，太虚法师最为著名。他在辛亥革命前即联络革命党人朱执信等从事秘密活动，其后参加反袁斗争。抗战军兴，太虚全力号召、组织佛教徒团结抗日，曾率团出访缅、印及南洋诸岛。
历史上中国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参与层面是非常广泛的。上述事例只是直接的政治参与的少数几例，而除了直接的政治参与之外，还有大量的间接的政治参与。隐遁山林，保持距离，影响民间知识分子和百姓，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无形中批评了弊政，亦是一种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又往往与经济参与相联系。寺院经济、丛林制度历来是中国古代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三武法难”从反面印证了佛教经济实力在当时的强大。
除了政治、经济参与之外，佛教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乃至精神生活的内涵、品质、样态、方式等各方面参与渗透，以至于佛禅的心性论演变成儒教主脑，而佛禅品格、境界的追求，则无处不在。在古代，佛教在上层士大夫和下层民间普遍起到精神安立的作用，调节心理，稳定社会，在实际上参与了全部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构成了精神生活和社会心理的主要内容。知识分子的参禅和下层百姓的拜佛就是其中的显例。
近代，太虚发动“人间佛教”革新运动，提倡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及教产革命，重视人生，适应现代生活，扩大参与面，倡导新式佛教事业（如办工厂、办医院等），兴办佛教教育、实行农禅生活、工禅生活。太虚强调了实践性、世间性，把中国佛教“寓出世于世间”“在现实中求得解脱”的特性发扬光大了。
三
中国佛教反对割裂信仰与生活，把出世与入世、治心与治世统一了起来。宋僧契嵩说：“治心者不接于事，不接于事则善善恶恶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于事，宜接于事赏善罚恶之礼不可举也。其心既治，谓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则与夫礼仪所导而至之者不亦会乎？！”④这里表达了有为治世之儒教与无为治心之佛教的互补。治心之业，使人性情真正淳厚，自然有益于治世。宋代天台宗的智圆法师作《中庸子传》，进一步说明了儒学是修身之教（称之为外典），于治世。宋代天台宗的智圆法师作《中庸子传》，进一步说明了儒学是修身之教（称之为外典），佛学是治心之教（称之为内典），正好互为表里，目的都是为了教化民众。若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教就失去了挂搭处⑤。
治心与治世的统一，即是解脱与参与的统一。修齐治平的外王事业有赖于格致诚正的内圣修养工夫。儒家的内圣工夫和佛家的精神解脱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佛家，特别是禅的解脱，能使人除去外在物欲的系缚，超越现实生活的牵累，消解内在的紧张，化除生活中的痛苦与烦恼，获得精神上的最大自由，自识真我，与梵为一。佛家自有一套解脱的方法，如通过戒、定、慧的修炼，空去妄执，转出智慧，反省自身，安顿精神。
与道家相近，佛教智慧也用否定、遮拨的方法，破除人们对宇宙一切表层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的执著，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解脱。佛教启迪人们空掉一切外在的追逐、攀援、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性、本真。迷与悟的问题是佛教解脱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佛教的全部理论就在于论证解脱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提供种种解脱的途径与方法。
佛教哲学以双遣对破等解构的方法来消解人们心灵上的执着，使人自知其限制，自虚其心，自空其说，以求容纳别人。如儒之“诚恕”、道之“齐物”一样，这不单单是个体修养身心的方法，也是现代社会共存互尊的必须。佛教让人们反观自己心灵的无明，对治一切贪、嗔、痴、慢、疑、恶见，扩阔自己的心灵，从种种狭隘的偏见中超脱出来，使自己日进于高明之境，而不为无明所缚。禅宗教人“了生死”。生死能了，则一切外在的执著都可以放下，人们不再为自己的有限性而惶惑；他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心理上的“紧张”与“不安”都可以消解，人生的其他要求：物质、名誉、权力、地位、感情、知识、学说、著作、成就、具体目标等，都可以放下。这样，有限的生命便进入到无限的境界⑥。
佛教的返本归极、明心见性、自识本心、见性成佛之论及一整套修行的办法，都是要人们寻找心灵的归乡与故园，启发一种内在的自觉，培养一个伟大的人格。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当下自识本心，强调自性是佛，平常即道。一旦见到自己的真性（本性）和本有心灵，人们就证悟了终极的实在和得到了菩提（智慧）。禅宗主张，在实际的人生中才有涅槃（自由），在涅槃中才有实际的人生。禅宗以创造性的生活和自我觉悟的日常途径，来揭示人生的秘密，化平淡为神奇，寓神奇于平淡。祥宗以证悟自性后所流露的本有悲心、智慧方便来济拨迷妄的众生。这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因此，禅宗精神是入世的，又不为世俗观念所束缚。
佛家，特别是禅的真意，统一了解脱与参与，主张解脱不离社会参与，在社会参与中解脱。正如个休解脱与慈悲普度历来就是二元一体的那样，解脱与参与亦是二元一体的。
第一，各色人等带有不同的现实目的参与各种各样的、不同层次的社会活动，其中不可能没有负面的、黑暗的、卑琐的参与者与参与行为。为激浊扬清，高洁之士对现实保持一定距离，暂时从社会活动中解脱与超拔出来，这本身即是一种参与方式，即间接参与的方式，批判现实的方式。
第二，各种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本身需要经过解脱的修养进路，才能更好地参与。在现实的参与活动中，在现代化的各种事业中参禅悟道，保持平常心，一定能使自己所从事的各种事业做得更好。在今天，“平常”已被异化，功名利禄、升官发财、声色犬马的追逐被人视为“平常”，等级秩序的宰制、官场气息、官样文章、商人习气、功利需求、钱权交易，反被视为“正常”。种种人情世故的束缚，身份人格的定位，使人已失落了真我。当今有所谓“四不新生活准则”的民谣：“大吃不大喝，收礼不收贿，喜新不厌旧，风流不下流。”这就证明“反常”被习惯了，“反常”变成了“常”。而人性中的“贞常”、“平常”，已告沉沦。如听任下去，人们都为自己的蝇头小利打算、计较、掌权、贪污、施展影响、相互交易，甚至无廉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风气进一步边缘化、痞子化，这种参与者和参与活动愈多，则对人民愈有害。
第三，人为之人，不管如何积极参与现实社会的各种活动，总需要一种终极的信念、信仰的支撑。这是任何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都无法取代的。对于终极实在的个体体认，是每个人在精神上超越生死，彻底解脱的真正根据。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总需要有深度的开悟，从三际中解脱出来，超越一切，包括生死的束缚，得到自在的体验。这样的人才有大智大勇承担一切的挑战与痛苦，获得安身立命。有了终极承担或终极献身的精神，并且转化成人格，才能有高品质的参与。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者都应当具备一定的宗教信念与宗教情感，能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中国的儒家是一种入世的人文的宗教，中国的佛家把出世与入世结合了起来。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可以成佛，是儒家和佛教的最高信仰。实际上，儒佛都是要追求一种理想的高尚的社会，而要造成这一理想的高尚的社会，必先造成人们理想的高尚的内心世界。儒家与禅宗尽管有很多差异，然其共同点都是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使人们的人生实践带有中国式的宗教精神和宗教情怀。
儒者和禅宗有不同的世间关怀、世间肯定，同时又有不同的超越的形而上的要求，即终极的最后的关怀。其“救民于水火”的信念目标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献身热忱，虔敬无欺的神圣感，“尽心知性”、“我心即佛”的安身立命之道，使命感、责任感、当担精神、优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信念信仰上的终极承担，都有其超越的理据。重新体验儒释道的精神价值，创造性地加以转化，使之作为当代社会生活参与者的重要精神资源，对于我国现代化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重建，再建崇高，再建理想人格，是我们迈进新的世纪的重大课题。
在价值多元的现代工商社会，人们比较强调多方面的社会参与，强调人权、公民义务，然而在人文淡泊、道德危机、现代化的负面日益显露的当今，单面或平面化的参与，工具理性与个人主义的膨胀，已无法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无法促进社会有序和谐地发展，无法救治人的异化和诸多的社会病。无论就社会的完美发展面言，抑或就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而言，人们在21世纪将更加需要借助与光大佛家（特别是禅）的解脱之道。解脱是净化社会与人的必由之路。时时参与，时时解脱，在参与中不断解脱，在解脱中不断参与，才是正道。
注释：
①《马祖道—禅师语录》。
②《大珠禅师语录》卷下所引。
③任继愈：《弘忍与禅宗》（未刊稿）。
④《寂子解》，《镡津文集》卷八。
⑤参见赖永海：《佛学与儒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03-104页。
⑥参见雷韬晦：《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试论佛教与禅的安身立命》，《安身立命与东西文化》，香港法住出版社，199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