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与军制新探——兼说西周到战国车制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周论文,军制论文,战国论文,金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4；K8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6～0005～13 一、西周军制研究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关于周代军制问题最早、最系统的论述见之于《周礼·夏官·司马叙官》，其文云： 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1]830 依《周礼》所说，周代军队编制有军、师、旅、卒、两、伍6级，即5人为伍；25人为两，有5伍；100人为卒，有4两；500人为旅，有5卒；2500人为师，有5旅；1.25万人为军，有5师。古代学者对《周礼》所说军队6级组织和兵员编制毫无疑问。 但是考察先秦文献，在春秋中期之前的文献中皆无以“军”称名军队的现象。成书于周初到春秋中叶的《诗经》中也只有“六师”，如《诗经·小雅·瞻彼洛矣》有“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师”①；《大雅·棫朴》也有“淠彼泾舟，烝徒楫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大雅·常武》有：“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自汉初毛亨为《诗经》作传以来就把《诗经》中的“六师”释为“六军”：《小雅·瞻彼洛矣》“以作六师”与《大雅·棫朴》“六师及之”，毛传皆云“天子六军”[2]479，514，郑玄笺《小雅·瞻彼洛矣》亦云“天子以其贤，任为军将，使代卿士将六军而出”[2]479。郑玄笺《大雅·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更明确地说：“周王往行，谓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为师。今王兴师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礼》。《周礼》‘五师为军，军万二千五百人’”[2]514。为《诗经》作疏的孔颖达[2]479，514和为《周礼》作疏的贾公彦[1]830也都沿袭了这种说法。只有东晋范宁为《榖梁传》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作三军，非正也”作传时云：“然则此言天子六师，凡万有五千人；大国三军，则三万七千五百人，诸侯制踰天子，非义也”[3]2427。范宁按《周礼·夏官·叙官》一师2500人的编制计算“六师”，没有简单地把“师”“军”等同起来，在古代经学史上反而是例外现象。 清代学者仍承袭这种说法。孙星衍说：“六师，六军也。《诗·常武》云：‘整我六师。’《周礼·夏官》序官云：‘万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4]505孙诒让曾以《榖梁传》说“天子有六军，诸侯一军”与《左传》襄公十一年说“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相比较，认为“盖‘师’、‘军’散文通称”[5]2239；并总结周代军制说： 制军始于伍，五伍而成一两，以五两车乘之数计之，每车盖为车五百乘，士万二千五百人，凡军将一人，师帅五人，旅帅二十五人，卒长百五十人，两司马五百人，伍长二千五百人。六军共车三千乘，士七万五千人，凡军将六人，师帅三十人，旅帅百五十人，卒长七百五十人两司马三千人，伍长一万五千人。[5]9册2243 近现代学者研究西周军制时，基本上形成两种说法。一种是继承汉代以来经学家的传统说法，认为“六师”即“六军”。此说近代盖以杨筠如为代表，他在《尚书覈诂》中说：“《诗·常武》‘整我六师’、《孟子》‘则六师移之’，皆以六师为言。《周礼》王六军，盖六师即谓六军也”。[6]434其后赞同此说者甚多，如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韩连琪、李学勤[7]341～352等，但这些学者对车制和军队总量的估计不尽一致。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认为“西六
”和“成周八
”(或“殷八”)共“十四”，“一相当于文献中所说的军，合一万余人，总计属于周王的常备军达十四万以上”，[8]269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说法亦同[9]327；而韩连琪则仅仅把西周金文中的“六师”与《诗》《书》中的“六师”与《周礼》中的“六师”相比，未提到西周金文中的“八师”，以《诗·小雅·采芑》“其车三千”，“以‘五伍为两’和‘万有二千五百人为一军’计之，三千乘共七万五千人，正是周代的‘王六军’之制”[10]。罗琨、张永山也认为西周时期“‘师’、‘旅’的人数可能为12500和2500人”，“以此类推‘成周八师’的兵力为10万人，东西两大集团军近18万兵力”[11]338。 另一种说法是以陈恩林为代表，认为殷商和西周早中期军制一师约为3000人，西周“西六师”“成周八师”合有14师，共计4万余人[12]44～51；西周后期周宣王时出现了“军”制，周王有“六军”，由“十四师”扩大到“三十师”，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一军1.25万人，六军合计有7.5万人[12]80～81。后来王玉哲、黄水华等学者肯定了这种说法，王玉哲说西周六师得1.8万人，以金文看最多有4.2万人[13]625；黄水华则说西周周天子掌握的军队已达到5万余人[14]7。蓝永蔚[15]110注25和《中国军事史》[16]29编写组则说西周早期军队有14师，一师3000人，共有4万余人；后期达22师，总兵力达6万余人。 上述两种说法所说“一师”的人数和西周军队总量都是有问题的。 首先，第一种说法认为西周“六师”等于“六军”，“一师”等于“一军”，有1.25万人。有的学者所引的证据就是东汉韦昭及清代孙星衍、陈奂等学者的说法[7]345～349。其问题是从汉代到清代，因为《诗经》《尚书》中有周王的“六师”，而《周礼》有周天子的“六军”，所以学者就自然而然地认为“六师”就是“六军”。这种简单地把“六师”等同“六军”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今天看到西周金文中不仅有“西六师”还有“殷八师”或“成周八师”，可见反映西周历史的《诗经》《尚书》中所见“六师”是西周金文中的“西六师”，虽未出现“殷八师”或“成周八师”，但并不等于不存在；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所说的“六军”却是所谓周王所有军队，下面还有“师”一级的军队编制。“师”“军”两者完全不能混同，汉代到清代学者的混同是由于对“殷八师”的无知、忽视和沿袭旧注所致，今天如果我们仍旧沿袭古代学者的旧说而忽视西周金文的资料就难以给学术界交待了。 其次，认为西周“一师”为“三千人”的说法主要来自于陈恩林先生的论文论著。但分析其说立论根据却是很有问题的。如陈先生引《合集》②(5769)正“
以三百射，勿令
以三百射”等资料，说“‘射百’即标志战车百辆，‘三百射’即标志战车三百辆。这是殷代战车的一种大型编队”；又引《孟子·尽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说： 三百辆战车，三千名甲士，是每车甲士十名……这个数字与《司马法》所说：“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相合。所谓“徒二十人”，据清代学者金鳄和孙诒让研究是步卒十五人加以厩养五人也。……《周礼·大司马》也说：“五伍为两。”所谓“两”，除是一级步兵编制外，也正是一辆战车的战斗编制。五伍二十五名战士，如加上厩养五人，也适成三十人之数，一乘三十人，百乘三千人，恰为一师，三百乘即三师。殷人常以“三百射”为作战单位，就是出动三师人马。所以，《司马法》和《周礼》所述的车制，毋庸怀疑，应是殷周时代存在的车兵古制。[12]50～51 从上面这些引述的资料看，没有一条资料明确说“一师”为“三千人”的，是陈先生根据甲骨文和古文献推论出来的。笔者认为此说最大的问题是把不同时代的资料杂糅在一起而得出结论。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那样，商周时期不同阶段的车制和军队编制完全不同，不要说商代和西周不同，就是西周和春秋不断有变化，甚至春秋早中晚的车制和军队编制也完全不同。因此需要我们根据不同时代的文献和资料确定车制和军队编制的变化，才能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陈先生所引述的甲骨文与《孟子·尽心下》《司马法》《周礼·大司马》几种资料，恰恰是资料形成时代不同，资料所反映的时代也不同。甲骨文反映商代的军队情况，《孟子》《司马法》《周礼》几种文献成书于战国，但反映的时代却不同：《孟子·尽心下》反映的是西周军队编制，陈先生所引《司马法》内容所反映的是春秋中期的军队编制③，而《周礼·大司马》等篇既有西周时期的也有春秋时期的车制和军队编制。把这些资料杂糅在一起去讨论学术问题，是会自相矛盾的。例如，陈先生引《周礼·大司马》④“五伍为两”，却要加上“厩养五人”，才凑够“三十人之数”以和迎合《司马法》的一车30人之说，岂不知在《周礼》“五伍为两”下文尚有“四两为卒……五卒为旅”的说法。如把“两”的编制变成30人，那么“四两为卒”岂不变成了120人?与“百人为卒”的《周礼》军制系统完全矛盾!因此这种杂糅不同资料进行讨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本文认为要讨论西周的车制和军队编制，首先要把古文献和古文字资料的时代区分清楚，让同一时代的资料相互印证和阐释，并以此区分那些时代不大准确的古文献资料，才能够把西周时期的车制和军队编制弄清楚。 二、西周军队组织的编制考察 在考察西周军队组织的编制之前，我们首先看看西周金文中有关“西六师”和“殷八师”或“成周八师”的资料。 隹(唯)八月初吉，王各(格)于周庙，穆公右盠立中廷，北卿(向)。王册令(命)尹易(赐)盠：赤巿(韨)幽亢(衡)、攸(鋚)勒，曰：用
(司)六
(师)、王行、参(三)有
(司)：
(司)土、
(司)马、
(司)工(空)。王令(命)盠曰：
(司)六
(师)眔八
(师)
(艺)。(盠方尊铭，西周前至中期之间——昭穆时，《集成》⑤，6013) 王乃
(师)、殷八
(师)，曰：“扑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肆
(师)弥
(怵)匌匡(恇)，弗克伐噩(鄂)。肆武公乃遣禹
(率)公戎车百乘、斯(厮)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肃慕，叀(唯)西六
(师)、殷八
(师)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禹鼎铭，西周晚期，《合集》，2833) □肈贮，眔子鼓
铸旅簋，隹(唯)巢来迮，王令东宫追以六
(师)之年。(鼓
簋铭，西周早期后段，《集成》，4047) 王曰：“服余，令(命)女(汝)更乃且(祖)考事，疋(胥)备中(仲)
(司)六
(师)服，易(赐)女(锡汝)赤市攵(韨)、幽黄(衡)、鋚勒、旗。”(吕服余盘铭文，西周中期，《集成》，10169) 王乎(呼)乍(作)册尹册令(命)柳：
(司)六
(师)牧陽(场)大
(友)，
(司)羲夷陽(场)佃史(事)。(南宫柳鼎铭，西周晚期，《集成》，2805) 韐白(伯)庆易(锡)焂戒
(弻)、巤雁(膺)、虎裘、豹裘。用正(政)于六
(师)。用桍于比，用
次。(焂戒鼎铭，西周晚期，《近出》⑥，347) 者(诸)楚荆不圣(听)令(命)于王所，子
(犯)及晋公
(率)西之六
(师)，博(搏)伐楚荆，孔休，大工(攻)楚荆，丧氒(厥)
(师)，灭氒(厥)蜀(属)。(子犯钟铭甲套，春秋中期晋国，《近出》，10)
东尸(夷)大反，白(伯)懋父以殷八
(师)征东尸(夷)，唯十又二月。(小臣
簋铭文，西周早期，《合集》，4238) 隹(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各(格)于成宫，井(邢)公内(入)右曶，王乎(呼)尹氏册令(命)曶，曰：更(赓)乃且(祖)考乍(作)冢
(司)土于成周
。(曶壶盖铭，西周中期，《合集》，9728) 隹(唯)王二十又三年九月，王才(在)宗周，王命善(膳)夫克舍令(命)于成周，遹正
之年，克乍(作)朕皇且(祖)厘季宝宗彝。(小克鼎铭，西周晚期，《合集》，2796) 从上面所引资料看，西周金文中从前期到晚期皆有“六师”与“八师”之说。时为西周前中期之间的盠方尊铭与西周晚期的禹鼎铭中皆有“六师”“八师”，禹鼎铭更明确地说到“西六师”“殷八师”。其余则仅称“六师”或“八师”，称“六师”的有西周早期后段的鼔簋铭、中期的吕服余盘、晚期的南宫柳鼎、焂戒鼎铭等。甚至春秋中期的子犯钟铭仍有“西之六师”。称“八师”或“成周八师”的有西周早期的小臣
簋、中期的曶壶盖，“殷八师”则西周早期和晚期皆有。过去有学者认为，“殷八师”到西周晚期已调到西方，故在成周建立了“成周八师”，以至于军队总量已达到22个师[16]29，这就是说西周时宗周军队已达到14个师。此说非是。首先，从西周金文看，“成周八师”是西周中期曶壶盖铭文中就出现了，并非出现在西周晚期；其次，西周晚期的禹鼎铭说“王乃命西六
(师)、殷八
(师)”，“叀(唯)西六
(师)、殷八
(师)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此禹鼎铭中“西六
(师)”之“西”与“殷八
(师)”之“殷”对举，说明“殷八师”仍在成周，并非调到西方宗周。再次，20世纪90年代中期问世的子犯钟是春秋中期晋国晋文公称霸时期的器物，其铭文还说“西之六师”，尽管这时不可能是周王的军队，而是假借“西之六师”实指晋国军队，但也说明西周时期宗周可能一直只有“六师”，既未扩展到14师，也未扩大到“六军”。而且，从金文资料看，西周时期一直未出现“军”的军队称谓，但师、旅、两、伍等军队组织的称谓和编制是存在的。 (一)“师”的军队组织 这从“西六师”“殷八师”或“成周八师”等名词，皆可看出“师”是西周时期军队编制中最大的组织单位。而且西周金文中人名前冠以“师”，往往是军队或军事方面的长官，如西周中期永盂铭有“师俗父”“师同”(《集成》，10322)。古文献与金文中皆有“大师”，如《诗经·小雅·节南山》“尹氏大师，维周之氐”，《大雅·版》“价(介)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雅·常武》“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西周中期太师虘簋有“大师虘”(《集成》，4251)等。西周金文中“大师”皆是军队的最高长官，这也说明终西周一朝，军队的最大编制只是“师”级。 (二)“旅”级军队编制 西周金文与文献中常见“亚旅”的官职。西周中期前段臣谏簋铭云：“隹(唯)戎大出于軝，井(邢)侯
(搏)戎，
(诞)令臣谏□□亚旅处于軝。”(《集成》，4237)《尚书·牧誓》云：“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立政》云：“立政……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亚旅”之“亚”，《尔雅·释言》云“次也”；“旅”，《尔雅·释诂》释云“众也”。杨筠如《尚书覈诂》说：“旅与师同义，皆为将兵之官。成公二年《左传》鲁赐晋三帅三命之服，亚旅一命之服，则亚旅当是三帅之副贰，亦为将兵之官明矣”[6]198。此说是对的，“亚旅”当为军队副帅，仅次于卿士。《尚书》还有“尹旅”，亦与“亚旅”用法相近。《梓材》云：“越曰：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曰：‘予罔厉杀人’”。杨筠如释之说：“旅，《释诂》：‘众也’。此官名，如《牧誓》‘亚旅’之类也。”[6]294 西周“亚旅”“尹旅”不仅是军队长官称谓，同时也是指其长官所率领的军队组织。如西周金文臣谏簋铭中的臣谏任“亚旅”之职，同时也是指他所率领的这支军队；《牧誓》中“亚旅”也是如此。《诗经·小雅·采芑》有“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郑玄笺云“二千五百人为师，五百人为旅。此言将战之日，陈列其师旅，誓告之也。陈‘师’告‘旅’，亦互言之”[2]426，郑玄之笺是对的。“旅”与“师”对举互言，都是一级军队组织编制。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金文中也有侯爵而为“旅五旅”的资料，笔者推算这正是侯爵设“师”的建制。伯晨鼎铭云： 隹(唯)王八月，辰才(在)丙午，王命
侯白(伯)晨曰：
(嗣)乃且(祖)考侯于
(垣)，易(赐)女(汝)秬鬯一卣、玄袞衣、幽夫(韨)、赤舄、驹车、画呻(绅)、
(帱)爻(较)、虎幃、冟(冪)
里幽、攸(鋚)勒、旅五旅、彡(彤)弓、旅弓、旅矢、
戈、
(皋)冑，用夙夜事，勿法(废)朕令(命)。晨
(拜)
(稽)首，敢对扬王休，用乍(作)朕文考濒公宮
(尊)鼎，子孙其万年永宝用。(西周中期后段，《集成》，2816，见图1)
图1 伯晨鼎铭文 伯晨鼎铭中的“旅五旅”最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两个“旅”从旗“
”下从“人”，应读为“旅”是肯定的。但从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引龚自珍把此句读为“旂五旂”以来，一些学者如张亚初[17]51、吴镇烽[18]5册350皆如此读。但笔者认为这种读法是错的：一是这两个“旅”字与下文的“旅弓、旅矢”中的两个“旅”字写法完全相同，其义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玈弓矢千”的“玈”或《尚书·文侯之命》中“卢弓一、卢矢百”的“卢”，《说文》新附释“玈”为“黑色也，从玄，旅省声”，可知《左传》《说文》的“玈”是本字，“旅”“卢”是假借字。伯晨鼎铭“旅弓、旅矢”之“旅”不能读为“旂”，那么其铭中的“旅五旅”的“旅”也就不能读为“旂”。二是读“旂五旂”则无法解释，所以清代孙诒让《古籀拾遗》就批评了龚自珍的读法[19]40下，笔者认为孙氏批评是对的。三是西周春秋时金文中的“旅”字形结构有三种主要写法，第一种是旗斿下有三人之形，第二种是从“
”从“从”，另一种是由“
”“从”“车”三个形体组成[20]464～470。但是第三种写法也有只写作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的“从”，如作
彝卣、堇伯鼎、中簋、作册
卣等器铭中用作“旅”的“
”[20]467～469，明显就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的“从”。 伯晨鼎铭中的“旅五旅”，笔者认为就是周王册命白(伯)晨为
侯之时，同时命令他可以建立一支5个旅组成的军队，这样的军队也正是一个“师”。《周礼·地官·小司徒》《夏官·叙官》都说“五卒为旅，五旅为师”，“旅五旅”的军事建制也正是一师。笔者认为西周金文中许多称侯爵的“某侯”诸侯，又可称“某师”，如西周中期后段史密簋铭有“齐帀(师)”(《近出》489)、晚期师簋铭有“齐帀(师)(《集成》4313)”，就是齐国的军队；中甗铭有“在噩(鄂)
(师)
次”(《集成》949)，“噩(鄂)
(师)”就是鄂侯之师；静方鼎铭中有“卑(俾)女(汝)
(司)才(在)曾、噩(鄂)
(师)”(《近出》357)，“曾、噩(鄂)
(师)”也就是指在曾侯和鄂侯的军队。这些侯国都是以“师”相称，都是某侯的所属军事力量。以伯晨鼎铭来看，大概诸侯的兵力就是一师“五旅”。 (三)“卒”“两”“伍”级军队组织编制 “卒”“两”“伍”的军事组织编制见之于《周礼》。其书《地官·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夏官·叙官》亦云：“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郑注云：“伍、两、卒、旅、师、军，皆众之名。两二十五人，卒百人……”[1]830《左传》宣公十二年谓楚国军队组织有“卒”“两”的编制：“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杜预注云：“《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今广十五乘，亦用旧偏法，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 从《左传》看，春秋时期，军队基层的编制有“伍”的编制。《左传》桓公五年：“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杜注云：“《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陈法。”[21]1748《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曰：“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杜注云：“同乘共伍当皆死。”[21]2098 《逸周书·大聚》篇说：“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合旅同亲，以敬为长。”《逸周书》的资料与《周礼》所说有同有异，其中“伍”“闾”“旅”与《周礼》诸篇相同，而“十夫为什”的组织单位则不见于《周礼》。 西周金文中虽然不见“卒”“两”“伍”用作军队编制的称谓，但笔者考察出土西周金文中实际上有“两”的军队组织。笔者曾根据西周季姬尊铭，指出西周时期存在的基层兵民合一型组织[22]。其中“闾—两”式的组织形态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季姬尊铭云： 隹(唯)八月初吉庚辰，君命宰茀易(赐)
季姬
(佃)臣于空木，厥师夫曰丁，以厥友廿又五家折(誓)，易(赐)厥田。[23] 李学勤曾指出，被称作“丁”的“师夫”所率领的“二十五家”正是《周礼·大司徒》中的一闾，说“佃臣共二十五家，相当《周礼·大司徒》说的一闾，其名‘丁’之长即《周礼》的闾胥”[24]，笔者认为此说是对的，并认为“赐厥田”也是一闾25家相配套的田地。但是他认为季姬尊铭中“师夫”之“师”是“长”的意思，笔者认为并不准确。我认为在西周兵民合一制之下，“一闾”也正是“一两”的行政区划组织，而作为军事组织，则正好是“一两”的作战单位。“师”在西周金文中甚多，一般作长官之义时往往是指军事长官，似乎还没有例外。在这里就不应作一般的佃臣之长来解释。所以季姬尊铭中这“厥友廿又五家”也就是军队组织的“一两”，可知西周时“国”中是以25家为一从事佃农生产的基层单位，其佃农组织可能是“五家为比，五比为闾”的组织结构；其长官称“师夫”，表明这又是一个基层军事组织，说明西周时国中实行的是兵农合一的制度。[22] 从上可见，“师”“旅”“两”的军队编制在西周金文和古文献中都是可见的，尽管古文献中有“伍”和“卒”的军事编制，但金文资料还没有“伍”“卒”的出现。 三、西周车制及其演变 关于西周时期的车制问题，《诗经·小雅·采芑》篇提供了周宣王时期的总车数：“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2]425。笔者认为这是最确切也是最可靠的总车数，对研究西周时军队总量有重要的作用。但古今学者由于对一车的编制所采用的数据差异很大，所得出的结论也就完全不同。首先，郑玄笺对此诗引用《司马法》“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来进行解释[2]425，那也就是说西周晚期周人军队大约有22.5万人；今人韩连琪的看法与郑玄之说相同[25]。其次，今人陈恩林等学者则采用《司马法》其中一说“甲兵十人，步卒二十人”来分析西周早中期军队有4万余人；用《司马法》另一说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来分析西周晚期军队，得出军队总数与郑玄之说相同[12]80～81。谓一乘有30人的学者还有《中国军事史》编写组[16]30，40注16、黄水华[14]8等。 西周时期的车制引用战国齐威王时成书的《司马法》作为依据来论证一车30人或一车75人的论据。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1]《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712 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21]《左传》宣公十二年杜预注引《司马法》1880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谓之乘马。[21]《左传》成公元年孔颖达疏引《司马法》1892 兵车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车，不共碎役。[21]《左传》宣公十二年孔颖达正义引《司马法》1879 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所说“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就是《司马法》，今已亡轶。《司马法》是战国齐威王时期写成的，其书也只是追忆了齐威王之前司马兵法的情况，其中也有春秋晚期齐景公时期司马穰苴所管辖司马的相关情况。可知这部已经亡轶的《司马法》所述时代、资料来源和内容极其复杂。 其实，考察西周到战国时期的金文和古文献资料，可知《司马法》所说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的车制，只是春秋中期至后期的情况；所说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已是战国早期之后的情况；而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的车制是一乘为甲士2人，步卒10人，而两乘则有一位军事长官，为主车；而副车只有甲士2人，步卒则均为10人。另外，《左传》宣公十二年杜预注引《司马法》云“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21]1880，实际上只是一种沿袭了西周时期的军事组织，并非车制，过去一些学者把它视为车制是错的。 (一)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一乘2甲士10步卒的车制 西周金文中反映车制最明确的资料是西周晚期禹鼎铭，其铭文云： 肆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车百乘，斯(厮)驭二百，徒千。(《集成》，2833) 禹鼎铭把一乘车上“甲兵”(斯、驭)和“步兵(徒)”的配合说得很清楚：“戎车百乘”，共有“斯驭二百”，则一乘车上有“斯驭”2人；共有“徒千”，则一乘车上有“徒”10人。“斯驭”之“斯”通“厮”，古文献中的“厮”为“厮养之卒”⑦、“析薪(曰厮)”⑧的意思，也就是专门以薪金培养的士卒。静簋铭云：“隹(唯)六月初吉，王才(在)
京。丁卯王令静
(司)射学宫，小子
(暨)服、
(暨)小臣、
(暨)厥仆学射。”(《集成》4273)柞伯簋铭云：“隹(唯)八月辰才(在)庚申，王大射在周。王令南宫
(率)王多士，
(师)
父
(率)小臣。王
赤金十反(版)。王曰：‘小子、小臣，敬又(友)，又(有)隻(获)则取。’”[26]西周静簋、柞伯簋铭中的学射或参加大射礼的“小子”“王多士”，应就是古文献中所说可以进入“小学”“大学”进行学习培训的“国子”，亦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尚书大传》[27]卷146皇亲部12太子712云：“古之帝王者，必立太学、小学。使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学，见小节焉，践小义焉。年二十，入太学，见大节焉，践大义焉。故入小学，知父子之道，长幼之序；入太学，知君臣之仪，上下之位。”⑨这些贵族阶层的“王多士”“小子”也就是公卿大夫士的“嫡子”，经过国家专门的培训学习并成为军队的骨干力量，也就是战车上的甲士。这种“斯(厮)”也就是古文献中所说的“车右”，是战车上的主要战斗人员，在战车遇到险阻时也往往下车去推车。禹鼎铭中的“斯(厮)驭”的“驭”，亦即古文献中的“御者”，是指驾车人，亦属经过专门培训的“甲士”之列。而禹鼎铭中的“徒”就是指“步卒”，是指一乘车所配备的步兵。杜正胜曾解释禹鼎铭“戎车百乘，厮驭二百”说，这是“一车有两名御者，其中一名大概是预备队。那么，另外7名甲士是否预备武士，现在无从考证，暂时存疑。然而历史上即使有过一车配10名甲士的时期，也不能排除一车十徒的事实”[28]。实际上这是受清代金鹗等学者的影响，解释一车10士是车上甲士3人，“余甲士七人盖在车之左右”[29]卷15军制车乘士卒考。今以禹鼎铭和《左传》等文献来看，金鹗之说明显是错的，一般副车上的甲士是“厮驭”2人，御者只有1人，车右1人，主车上还有军队长官1人；另外每车10人是步行的徒兵。金鹗和杜正胜等认为一乘车只有10人的甲士是不对的，而且把车上甲士和车下的步卒相混了。 但是禹鼎铭还有一项内容并未包括在内，这就是西周春秋时出征时战车上还有军事长官。我们曾经根据《左传》等文献指出，西周春秋时期的战车往往有主副车的搭配，主车上除了御者、车右外，还有军事长官，副车上则只有御者和车右。“副车”名叫“佐车”。《左传》成公二年云“郑周父御佐车，宛茷为右，载齐侯以免”，杜预注“佐车，副车”。所以在按照车乘计算军队数量时，要把每两乘车有一位军队长官计算在内，而一乘车实际上只有半个军队长官。禹鼎铭中出车数、厮驭和步卒转化为一乘车的配备情况如下：
按照一乘车甲士、步卒加军事长官则共有12.5人计算，两乘车则有25人。这样看来，《周礼》中所说“两”的军事组织，应该是指两乘车的士卒。《地官·小司徒》云：“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夏官·叙官》亦云：“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清代金鹗认为一乘车有25人，故名之为“两”，说“《周官》(按：即指《周礼》)言五伍为两，两者，车一乘也”。[29]现在看来其说是错误的。 而这一车制最早可追溯到周初⑩。另外《左传》定公四年卫国史官祝佗述周初平定管蔡之乱的历史说，“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这些材料都说明周初车制也是一车10人的配备形式。 与西周金文禹鼎铭的情况相同，反映西周及春秋早期历史的古文献也说到一乘兵车一般都是士卒10人的配备。 齐侯使公子无亏率
人，以戍曹。[21]《左传》闵公二年1788 五年诸侯附，狄人伐。桓公告诸侯曰：“请救伐，诸侯许诺，
”[30]《管子·大匡》109 于是桓公曰：“诺。”因命以
，以缘陵封杞。
，以夷仪封邢。
，以楚丘封卫。[30]《管子·霸形》140 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丁未，献楚俘于王，
。[21]《左传》僖公二十八年1825 我们讨论西周春秋时代的问题，只有把握清楚不同的时空概念，才能把随着时代变化的不同问题搞清楚。从《左传》中可见，鲁闵公二年(前660)，齐桓公派公子无亏戍守曹，“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正是一乘10人配备情况。《管子·大匡》中记述齐桓公称霸期间讨伐狄人，让诸侯出兵，“大侯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车百乘，卒千人”，这也是一乘10人的配备情况。《管子·霸形》记述齐桓公在称霸过程中“兴灭国，继绝世”，先后复兴被宋国和狄人灭国的杞、邢和卫国，封杞、邢皆“车百乘，卒千人”，封卫“车五百乘，卒五千人”，可见都是一乘10卒的配备。需要说明的是，《管子·大匡》记述齐桓公帮助三国复兴的同一事件，杞、邢两国与《霸形》记述相同，但记述卫国却说“桓公筑楚丘以封之，予车三百乘，甲五千”。对这一差异，杜正胜认为《大匡》“予车三百乘，甲五千”中“车三百或即五百之误”[28]，笔者认为此订误是对的。 从古文献看，一直到春秋早期齐桓公时代许多诸侯国家还实行一乘车配备2甲士、10步卒的车制。 (二)春秋中期与晚期的车制 1.春秋中期 《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云：“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1]712这种一乘车甲士10人、徒兵20人的配备与上面我们所考察的西周到春秋早期的车制不吻合，那么它的时代是在何时呢? 笔者认为一乘车甲士10人、徒兵20人的时代是从春秋中期才开始产生的一种车乘制度。《诗经·鲁颂·閟宫》云：“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毛传云：“大国之赋千乘。”郑玄笺云：“二矛重弓，备折坏也。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根据毛传、郑笺的说法，鲁国是大国诸侯，故有军赋千乘。每乘车上有“二矛重弓”，是左右甲士所持，中间的是御者，则一乘有甲士3人。千乘车则有3000甲士。而《閟宫》明确说“公徒三万”，这是说鲁公徒兵的总数为3万，每乘车徒兵则为30人。这样鲁国的军队总数则有3.3万人。《诗序》云：“《閟宫》，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郑玄笺《閟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云：“僖公与齐桓举义兵，北当戎与狄，南艾荆及群舒，天下无敢御也。”按《诗序》和东汉郑玄均以为《閟宫》反映的是春秋鲁僖公(前659—前627年在位)时代。 无独有偶，鲁僖公时代也正是齐桓公时代(前685—前643年在位)相近，齐桓公时期的车制大约也是一乘车33人和30人的两种规格。 管子对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
，币乘马者，方六里。……”[30]《管子·山至数》371 事成而制器，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
，器制也。[30]《管子·乘马》15 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以为兵首，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禁。[31]《吕氏春秋·简选篇》441 《管子·山至数》所说“二十七人而奉一乘”，“二十七人”应是徒兵，一乘车上有三个甲兵，则共有30人一车。《管子·乘马》谓“白徒三十人奉车两”，“白徒”是指徒兵，其车上还有车兵3人，则共有33人一车。《吕氏春秋·简选篇》所述齐桓公时“三百乘，教卒万人”，所说“万人”大概是概数，而且也应是车兵和步卒合在一起计数的，一乘车约有33人。 以此看来，春秋中期齐桓公和鲁僖公时代的齐鲁等大国，车制已经有改革，大约是一乘车为33或30人的两种规格。再看所述时代不明的《司马法》中所说“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的规格，时代只能是春秋中期以来的车制，既不可能是西周到春秋中期的车制，也不可能为春秋后期以来的车制。 2.春秋晚期有一车75人和100人的编制 《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预注：“《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21]1892孔颖达疏云：“《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小司徒职》文也。《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谓之乘马。’”[21]1892孔颖达疏明确说杜预所作的注中，前为《周礼·小司徒》之文，后为《司马法》之文。可知一车甲士3人、步卒72人也是《司马法》所言。但应注意的是，无论是《周礼·小司徒》所说，还是杜预、孔颖达注疏《左传》成公元年所引《司马法》所说，都十分明确地说这种军事编制是鄙野所实行的车制。我们知道，西周和春秋早中期只有国人才有参军为“士”的权利和义务，野人是没有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但春秋中期以来，可能由于战争频繁和规模的扩大，野人不仅参军打仗，也缴纳军赋。《左传》僖公十五年晋国“作州兵”，“州”是鄙野之民的编制：《周礼·地官·载师》引《司马法》云“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管子·度地》云“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术”字通“遂”，可见“州”本为春秋以来野中的行政区划编制，晋国在公元前645年兵员的征求扩大到野中。《春秋》成公元年说鲁国“作丘甲”，说明公元前590年鲁国已经把缴纳甲胄等军赋扩大到丘野之中。而其他国家也是在春秋中期以后把兵员和军赋扩大到野鄙之中。《左传》昭公四年郑国“作丘赋”，这也与鲁国“作丘甲”一样，郑国在公元前538年把军赋扩大到原来不出军赋的野人所居住的“丘”中。 这就说明自春秋中期以来，许多诸侯国家把兵役和军赋扩展到原来不服兵役和军赋的野人之中。这样各个诸侯国的征兵来源就扩大了，军队的数量也就不断地扩大；但车乘特别是马匹的增加还是有限度的。于是一乘车的步卒就不断增加起来。但这种增加还是逐渐递增的：笔者认为，如前所说，春秋早期还是一乘2个甲士，10个步卒；春秋中期则是一乘3个甲士，27个或30个步卒；春秋晚期则一般为一乘3个甲士，72个步卒。 虽然《司马法》中后面两种车制皆有，其中时代据《司马法》其书是无法判断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根据有时代特征的古文献去作出判断的。我们前面已经根据《诗经·鲁颂·閟宫》所描写的鲁僖公时代，据《管子·山至数》《乘马》《吕氏春秋·简选篇》所描写的齐桓公时代，可知春秋中期许多诸侯国已经是一乘30或33人的车制了。 至于《司马法》所说一乘3甲士、72步卒的时代应是何时呢?过去蓝永蔚先生认为是春秋早期的车乘编制[15]89～102；杜正胜先生认为是春秋中晚期的车乘编制[28]。笔者认为这不可能是春秋中期的车制，只能是春秋晚期的车乘编制。因为春秋中期齐桓公、鲁僖公时代的齐鲁都是大国，其车制都没有超过一乘30或33人的编制，其他的诸侯国怎么可能超过呢?至于春秋晚期的车制，虽无史料的明确记载，但《左传》还是有一些重要的旁征资料： 五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刑其士七十人。[21]《左传》昭公十一年2060 晋赵鞅围卫，报夷仪也。初，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晋围卫，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曰：“请报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则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启门。”亦以徒七十人旦门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启门，乃退。[21]《左传》定公十年2148 《左传》所记鲁昭公(前541—前510年在位)、鲁定公(前509—前495年在位)时多次出现“士七十人”“徒七十人”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过去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乘戎车的徒卒，是“七十二人”的约数[28]，笔者认为是对的。从其时代看，这已经是春秋晚期的现象。说明一乘有72步卒是出现于春秋晚期。 到了春秋后期才出现特殊的“重车”车制，是除了一乘3个甲士，72个步卒外，还有25个给养性质的后勤兵卒。《孙子·作战》篇杜牧注引《司马法》曰：“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厮养五人，樵汲五人。轻车七十五人，重车二十五人。”[32]29后一句“重车二十五人”应是在“轻车七十五人”基础上多出的人数，这多出的人数正是前面所说“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厮养五人，樵汲五人”的25人，是包括从事炊事、管理服装、养育马牛、砍柴打水等后勤保障的人员。 这种车制在《孙子兵法》《管子》中是有其证据的。《孙子·作战》云：“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应说明的是，“驰车千驷”“革车千乘”与“带甲十万”是互文的关系，意思是“驰车千驷”或“革车千乘”各“带甲十万”。以此看来，一驷或一乘则带甲百人。《管子·海王》云：“万乘之国，正人百万也。”“正人”即“征人”。“万乘”征兵“百万”，一乘则为百人。而《管子·揆度》有更明确的记述： 百乘之国……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之国……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之国……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 此篇所说“百乘之国”“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是小、中、大国的别称，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现象。春秋一直到晚期也只有晋国革车达到“四千乘”[21]《左传》昭公五年2042，《左传》昭公十三年2071，却一直未达到“万乘”。因此可肯定记述春秋历史的《左传》《论语》《国语》等书中所记大国也只有“千乘”，未有“万乘”的。战国才普遍出现“万乘之国”，《战国策》有21篇，次数60次。所以《管子·揆度》当是战国时期成书的。
由此可知所谓一乘或一驷徒卒达到百人的“重车”，应是春秋后期交战地点远、战争规模大、时间长达数月才出现的现象。 四、小结 综上所述，整个西周到春秋早期车制是一主车车上3人(1长官，1车右，1御者)，步卒10人；副车车上2人(1车右、1御者)，25人的“两”有两乘车。西周时期只有“师”，没有“军”，一师2500人，“西六师”“殷(或称‘成周’)八师”以及为禁卫军的“虎臣”应共有3.75万人。 春秋中期以来的车制发生了变化，一乘车达到30人或33人的编制，大国往往达到“千乘”，但直到春秋晚期，军队最多的晋国也只有“四千乘”，没有达到“万乘”的。但春秋晚期一乘车的编制已经达到75人的配备，即甲士3人、步卒72人。春秋后期还出现了一乘除了甲士3人，步卒72人外，还有后勤服役的25人，这种一乘配备100人的车制被称为“重车”，是春秋后期交战地点远、战争规模大、时间长才出现的现象。 注释： ①横线为笔者所加，下同。 ②即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共13册)，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 ③《司马法》反映的车制和军队编制有两种不同的编制，详见下文。 ④实际上“五伍为两”应出自《周礼·夏官·叙官》而不是《大司马》篇。 ⑤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共18册)，中华书局1984～1994年版。 ⑥即刘雨、卢岩编《近出殷周金文集成》(共4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⑦《史记·苏秦列传》“厮徒十万”，司马贞索隐：“厮，谓厮养之卒。”(见司马迁《史记》第7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56页) ⑧《汉书·张耳陈余传》“有厮养卒谢其舍曰”，颜师古注引苏林曰“厮，取薪者也。养，养人者也”(见班固《汉书》中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37页)。 ⑨《礼记》亦有类似的说法，《内则》云：“凡接子择日，冢子则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国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则皆降一等。食子者三年而出，见于公宫则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养其子。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见。冢子未食而见，必执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见，必循其首。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见《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9～1471页) ⑩《孟子·尽心下》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孙奭《孟子正义》，见《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73页)《吕氏春秋·简选》也说：“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下册，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战国策·魏策一》述苏秦游说赵王时也说“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赵策二》也有相似之说(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3页、第10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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