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视野：解读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家论文,市场经济论文,视野论文,理论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 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6)04—0044—05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有影响之一的就是提出了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从而为根本上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基础。关于论述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的文章多从经济学的角度以学者的身份进行探讨，这不能说不对，但我们更应该考虑邓小平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论述，涉及经济学的内容，但他不是一位学者，而更多的是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提出的环境和实施的条件，甚至关于问题本身论述的变化，都显示出他不同凡响的政治勇气、政治魄力和政治智慧。纵观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论述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出：本来是一个经济命题，然而在他的眼中却变成了事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问题，一个多少代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经济范畴却变成了基本的政治命题。
一、以学者的科学性和政治家的革命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
对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命题的考虑和提出，在政治家和学者眼中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学者提出的命题多从真伪的角度来思考，政治家除了要从真伪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外，更多地要对命题提出的社会条件是否成熟做周密的考虑，这是因为政治家和学者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一个命题本身的真伪可以决定它在推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然而即使正确的命题如果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不成熟，不仅不会推动社会的发展，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历史上许多改革就是因此半途而废的。如何把握一个命题所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否成熟，是政治家和学者的区别，也是衡量一个政治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已经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经历过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各种挫折和考验，特别是“文革”中的两次被打倒，使他有更多的时间，站在更高的角度，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看得更深刻。邓小平最早提出关于市场经济的命题是1979年11月，和邓小平其他六次主要关于市场经济谈话相比较，这次谈话的内容在当时并没有公布，在编入《邓选三卷》以前鲜为人知。这一段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直接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1]236 语锋犀利而且直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端，显示出他对社会主义体制弊端的深刻了解和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把握。这么一篇有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论述，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回顾整个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理论论述的轨迹和这篇谈话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能够推断出邓小平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并没有公开的原因。
首先，邓小平第一次确立了这个命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尽管经过二十年左右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暴露，但新的命题真伪还必须经过实践的探索和检验，有一个论证过程。
其次，更重要的是提出这个命题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成熟。社会历史条件不成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国民的思维状态还比较僵化。这个命题的提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还不到一年，经过二十年左右的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和个人崇拜，整个中国的国民思维还没有摆脱僵化保守的状态。“解放思想”是进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主题之一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并由此说了一段名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143 这是对“文革”结束时整个国民思维状态和心理的真实写照。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国民的僵化思维被打开一个缺口，到邓小平提出这个命题时，整个国民的僵化思维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
第二，国民改革的心理承受力不足。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实际上已经拉开改革的序幕。改革是社会各个阶层全方位的利益调整，邓小平把它比作是中国第二次“革命”。这场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将“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2]142。而市场经济命题提出之时，农村的“包产到户”改革刚刚开始，人们的意见和分歧还存在，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改革及其带来的变化，国民的改革心理承受力非常脆弱，此时提出市场经济无疑会引起国民心理的剧烈震荡。
第三，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准备不足。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已触及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长期以来，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条式理解和建国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体制，同时，在意识形态上长期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的宣传。在全体国民心中，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探讨一直是一个禁区。邓小平这次谈话是中共最高层第一次提出这样的命题，而学者和普通国民关于这个命题的探讨也是微乎其微。理论准备的成熟程度往往是实践探索的先决条件，并与实践的成败有直接关系。
通过对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关于市场经济命题的前因后果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把这个命题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在一起。科学性显示出他对命题的真伪的把握，革命性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和谋略。
二、根据社会历史条件成熟的程度，使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理论、实践的探索与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相适应
饶有兴趣的是没有公开发表的第一次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之后不到两个月即1980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在党内公开场合谈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2]241 的论述。从这次论述的内容来看，不仅是词语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内容和第一次论述大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论述的内容再向后退却，但更符合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并与改革开放的步骤和阶段相适应。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3]50，并得到党的十二大的肯定。这说明，我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只能与这样的论述相符合。尽管这种“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不是最恰当的，但却是当时最适合我国国情的产物。
1985年，邓小平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2]112 的论述，这一次论述的内容和场合与1979年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这个命题的论述极为相似，都是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提出的。在两次会见外国客人时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但在党内的谈话中却要委婉得多，表明他已经较为清楚地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弊端，认识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但是这种改革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成熟。
1987年2月，在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又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表明了态度，实际上为十三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定了调子，其目的是希望在党的政治报告中能把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再推进一步。邓小平同志对市场经济的论述在党的十三大被全党进一步确认，一个新的提法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4]26—27
1989年6月，再次提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的关系”，这是邓小平在特殊的历史背景的讲话，面对国内的政治风波及党内高层的人事变动，有人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表示怀疑，对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正确性提出了疑虑，这次谈话实际上是针对社会上怀疑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政治报告倾向的回应，表明要坚持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内容不动摇。
三、面对国内国际环境的机遇与挑战，即时促成了命题论证的完成
1990年底和1991年初，邓小平同志两次有针对性地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2]367 这两次谈话表明解决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势在必行，明确地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2]364 到了1992年南方谈话时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论述，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373 如果说，1979年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命题，而1992年的南方谈话最终完成这个命题的论证。
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完成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命题的论述绝不是偶然的。这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期推进的产物，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成熟分不开的，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为命题的完成提供了条件：
第一，从1979年命题的提出到1992年长达13年的时间里，邓小平以求实的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沃土上进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命题真伪的论证，尽管由于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出现过短时间的反复，但总体上一步步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引进市场机制，使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并存，从实践中来判断和比较这两种经济方式对我国经济发展和运行产生的实际作用，在实践中证明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命题的正确性。
第二，理论的准备和国民的改革承受心理逐渐成熟。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观念被逐渐破除，其中最有历史意义的就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2]568。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374，并把这个决定称作纲领性文件。这为进一步提出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命题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和铺垫。此外，随着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学术界和企业界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孰优孰劣的争论和讨论日益深入，也为这个命题的完成做了舆论准备。与此相伴随的是国民的改革承受心理日渐成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不仅是个理论的深化过程，更是实践的探索过程。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从宏观上讲，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引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重新确立，从微观上讲，由于引进市场机制，出现了国有和集体企业破产、1988年的物价闯关、企业铁饭碗的破除等等，都使国民面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逐步增强，也使国民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固有观念逐步破除，这就大大地减少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命题完成的阻力。
第三，国内国外环境为命题的完成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命题是关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涉及现代化建设全局性的问题。关于这个命题的争论到20世纪90年代初愈加激烈，成为阻碍我国改革开放整体推进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此时的国内国际大环境对我国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挑战。国内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经济速度增长明显放慢，国际上新一轮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增强，而此时国内的经济、政治的氛围都与国际上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不协调。如何应对国际上的挑战，抓住这个机遇，关系到整个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推进，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进入到新阶段的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和突破口。邓小平以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以政治家的敏锐战略眼光，及时地促成了这个命题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并且完成了命题的最终论述，使命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得以确立。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轨迹贯穿着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方法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提出的要求和产物，但与命题开创者是分不开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命题绝不是即兴之作，这和随后不久所作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初步勾画了我国整个改革开放的通篇布局。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所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全局已经在胸中筹划并初步设计了蓝图。这个通篇布局和蓝图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为他们的改革目标和趋向作了规划。此后，我国的改革开放总体思路和方向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布局和蓝图展开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轨迹展示了他的“不争论”的改革思维理念。在突破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局面的改革之初，并没有急于在理论上推行市场经济的命题，而是首先在实践中干起来，在实践中打破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让实践为理论开路，这就是邓小平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有过一些不同意见甚至争论，但是这些争论限制在“学术界”，并没有在中央决策层和执行者中形成争论并且统一了意见。在实践中大胆地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各种改革，一改“文革”期间的以理论来回答实践层面的问题，而是以实践来回答理论层面的问题。他曾深刻地论述了“不争论”的意义，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就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2]372 在整个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迹中，“不争论”的思维理念贯穿了整个过程。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国内的政治风波和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国内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日趋高涨，严重地阻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面对此景，邓小平倒是忧虑起来。他在1990年和1991年两次谈话中，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表明了他的这种心情和看法：“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2]374 理论上的激烈争论导致实践的步伐迈不开，这背离他的“不争论”的改革理念，使他感到担心和忧虑，这是促成他的南方谈话主要因素之一。
在灿若群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磨炼，造就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政治家。有的以多谋善断著称，有的以大刀阔斧的政治勇气而见长，面对毛泽东逝世后遗留给中国的政治财产，中国要走向何方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历史选择了邓小平，绝不是偶然的，这既与他的革命风范和人格魅力有关系，更是中国革命，特别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选择的结果。毛泽东是理论与实践成果的集大成者，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深深感到既具有理论素养又具有实干才能的人才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而邓小平恰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初步展示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才干，引起了毛泽东的注视和赞赏。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作为一个大区的负责人，出色地完成了党交付的使命。还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给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和具体经验，以及对全局带有普遍意义的政策策略性建议。因此，多次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毛泽东说：“书记在前线亦是可以作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亦作了几次很好的报告。”[5]104 解放初期，毛泽东在同梁漱溟交谈时说：“梁先生看的蛮准，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6]18 建国后不久，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在八大筹备会上，毛泽东为邓小平作宣传，推荐邓作党的总书记，从此进入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负责处理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以他的政治才干赢得了毛泽东的多次赞赏和表扬。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探索，特别是在党的建设方面，突出表现在党的八大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和1962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和深刻论述了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文革”中的蒙难使邓小平在江西有时间阅读“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7]50。历史随后就做出了证明，正是在江西的日子里，一个治党治国的新思路在邓小平的头脑中萌生了，复出后的1975年的“整顿”是拨乱反正的先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磨炼使邓小平同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和政治才能日臻成熟。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灿若群星的革命家中脱颖而出，历史把重新启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落在了邓小平身上。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迹也凸现了他的政治勇气、智慧和风格。邓小平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这种赞誉来自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三起三落”的政治生涯，更归功于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使中国这艘巨轮摆脱了偏离的航道，走向了人类文明的大航道，并在随后的20年中，取得举世瞩目现代化建设的成果。20世纪重新启动的现代化改革面对的是国内外复杂的环境。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日趋严重，国内的改革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调整，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复杂的现代化建设案例。没有非凡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政治谋略，就不能驾驭中国改革开放这艘巨轮。
邓小平的政治勇气、智慧和政治谋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沃土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推广，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1992年的南方谈话都是凸现他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成熟之笔，其中，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命题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个进程中，成为他作伟大政治家和理论成果创新的点睛之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轨迹通篇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命题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并不过分，这显示出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弊端的真知灼见，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层次思考和对改革全局的全方位把握。也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政治勇气，体现出“解放思想”的精髓。然而这次和国外客人的谈话并没有公布，在随后的党内讲话中却只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内容，显示出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对改革开放艰巨性的清醒认识，体现出他“实事求是”的政治智慧。1979年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与1992年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谈话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他在13年后才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确立了这个命题，在现实中却把理论的构建和社会所具备的历史条件与人民的承受能力结合在一起。这使他的市场经济理论构想的内容和实践阶段性相统一。整个过程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素质，既具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巨大勇气，又具有“实事求是”的政治谋略和高超的政治智慧。这是中国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又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
［收稿日期］2006—01—15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计划经济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革命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