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现代——论历史知识的后现代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知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01-07
在当代西方史学界，虽然多数史家仍然依照传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作实证研究，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解构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史学范式的基础，并影响当代历史研究。西方史学出现了所谓“新人文学科”和“非传统史学”。著名的学术期刊《历史与理论》在2002年12月曾以“非传统史学”为题出版专刊，讨论与学院派史学家不同的史学写作范式。[1]当代西方历史学似乎正经历“元叙述”的危机，并伴随着语言修辞学和论述方式等多方面的转向。[2](P81)
后现代主义糅合多种理论和流派，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谓“建构的和修正的”后现代主义，它战胜现代主义世界观不是采取消解和破坏，而是重建的姿态。法国的解构主义为批判性地重构当代哲学思维和历史观念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它在评价一种理论时突出关注这种理论是否不适当地排除了其他理论范式，它批判现代主义思维追求同一性和齐一化，并用一元吞并多元，压制边缘文化；它主张多元主义，对他者持开放态度，并批判排斥差异的思想模式。
自20世纪初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范式(包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我们就在学习、借鉴和模仿西方话语，并试图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中国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但直到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绝大多数新理论和新观点仍然出自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思想话语仍深受这些新思潮的影响。后现代式的解构理论揭示出我们的经验被组织起来的每一种学术或话语结构都是通过一些排他性的行为被构造出来，并得以保持的。这种观点有可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反思当代历史知识的形态、内涵和认识模式。本文着重讨论西方历史知识的后现代转型和中国当代历史知识的创新。
一、当代西方历史知识向后现代转型的趋势
当代西方史学出现向后现代转型的趋势的重要标志是对近现代历史知识赖以确立的基本观念，包括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特征等进行了颠覆性的再诠释。
(一)历史研究对象的性质。历史发展的单线论和连续性以及以国家为单位的历史叙事体构成近现代西方史学范式的轮廓。在当代西方历史思维中，“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消解了、也化解了长久以来通过人构建起来的人类历史具有连续性的观念。在西方理性主义的史学传统中，人被看作是万物进步的尺度，“尽管个别民族的历史发展停滞了，倒退了，甚至夭折了，但整个人类历史却在这超越个别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情况下延续下来，并表现出一种在知识积累、道德智慧和法制等诸方面进步的趋势”。[3](P19)20世纪初以来，精神分析学、语言学和人种学颠覆了人的认识论主体地位。语言学关注的不是人与经验世界的关系，而是语言自身的结构，精神分析学研究人的无意识领域和欲望，人种学研究人的种族生理特征。这样，在人文科学中，人不再是认识的“阿基米德点”和历史进步的载体，他作为欲望、语言和无意识的产物的特征被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的架空导致福柯所批判的本质主义的人文主义的解体。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就强调说，“人”不再是文艺复兴以来逐渐显现的那个西方文化的主体，而是作为知识的客体。法国结构主义史学也突出结构而不是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在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和拉杜里的著作中，“人”在长时段地理环境的变迁和人口的巨大涨落面前无能为力。全球视野下的区域关系和文化互动的研究范式也使以国家为单位和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军事史或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史不再是唯一正统的历史研究范式。
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些西方学者也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模式和规律性等观念进行再诠释。在他们的眼中，帮助组织西方历史知识的这些假定，以及为此而发明的其他一些概念，或者说使文本资料成为知识和理论的概念化基础，具有片面性和绝对论倾向。福柯等人看到历史描述似乎都表现为逆推，即由现代往远古的追溯，或是不同事件发展的支干并合而成，具有时代的想象性。近现代思想史以时间上衔接的和连贯的现象为主，按照发展模式来分析，包含先验的目的论。历史进步观像基督教历史观念一样也预设了、或者说根据欧洲国家的历史经历归纳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理性王国”，通过这种历史观念，历史学家把分散的资料和事件组织起来，并赋予其统一性。
在启蒙时代的历史哲学家眼中，世界历史的统一性体现在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相同性，即都走在一条“理性从迷信和谬误中解放出来”的道路，文明发展的高低只是“统一的人性的不平衡发展”，[4](P206)或理性获得解放的程度不同。孔多塞论述说：“所有历史被记载下来的民族都能够在我们现在的文明程度和我们现在仍能在野蛮部落中看到的那种文明程度之间找到他们的位置”，它们“构成了一条从历史时期的开端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纪的一条不间断的锁链”。[5](P214)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批评这种观念是在启蒙时代那个特定的话语、权力和知识体系内建立起来的，认为它是一种历史想象。由于历史的元叙述，即人类按历时性或发展的序列或进步的方向演化的故事是想象的，因而总体化的历史、历史的统一性(统一于西方历史)的观念也是不合法的。
当代历史表明，科学会无限制地和自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观念是有问题的。科学在带来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地球环境的污染。西方历史进步观念带来盲目的乐观，使人类看不到自从不可再生的能源代替可再生能源以来，世界历史借以演化的那个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
(二)历史知识的性质。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者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以及那些使历史文本和话语成为可能的形构和转化的规则，尤其是从培根、圣摩尔派到朗克确立的西方历史知识的实证主义传统进行了反思。后现代主义认为必须用知识的或然性来取代或补充知识的确实性。实证主义史家在史料与解释的文本之间连以证伪、归纳和演绎方法，而后现代主义则更多看到历史叙述与解释的非实证主义层面，他们认为文本存在多重诠释的可能性，而且，每一种诠释同权力结构和诠释者的意识形态倾向有关。此外，史料本身也是一个受撰写史料或记录文字的人所使用的修辞结构或潜在意识形态影响的文本，当事件被转换成文字叙述时已掺入记史者的价值判断和情节修辞成分。因此，历史学家仅通过考证去断定文本的原始性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要善于去察觉“原始史料”已有的“理解的前结构”。[6]
在后现代的视野下，过去被视为认证了的真理现在被看作是特定的历史观念，过去被视为经典的历史知识也被看作是特定时代的知识形态。福柯等学者认为近代西方历史知识体系使用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构造知识的原则，即相似性的原则来组织经验世界，有追求整齐划一模式之倾向。的确，近代历史研究范式虽然也强调差异，但更多的是把文明的多样性归结为历时性，并按照少数发展模式来分析，没有注意到克利福德·吉尔茨所阐述的“区域知识”和“区域理性”的存在。
(三)历史知识的意识形态特征。在当代解构主义的影响下，近现代西方史学解释历史的思想基础、话语修辞和价值体系也受到检视。在解构主义者看来，历史学家所说的每一句话的思想基础都值得怀疑。德里达等学者揭露了西方知识体系和话语形态的貌似客观公正和绝对主义的假象。在他们的眼中，西方中心论贯穿于其中的历史意识包含一种自我优越感和不宽容的心态，历史解释被禁锢于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如专制与民主、保守与改革)中，看不到非此非彼的现象。这种历史知识表现为以西方为中心，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并且是在总结西方历史经验、肯定西方价值观和发展道路为唯一正确的理论假设下形成的。它不能看到其他生活方式、经济和文明形态存在的合理性。
这套历史知识的“东方主义”的理论及其对亚洲历史的解释受到萨伊德和何伟亚的批判，后者认为这种理论形态把西方文化和价值拔高为代表人类发展的最先进阶段，即现代性。不仅如此，西方社会科学的模式和理论被冠以客观主义的标签而声称具有全球普适性，“东方主义”提供了描述和评价东方的话语规则。但是，这种貌似公正的话语及其内涵却同话语者(西方学者)当时的权威和享有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有关。这套话语是为殖民主义服务的，体现了其价值观。他们呼吁当代历史思维从这种“现代性”话语桎梏下解放出来。[6]这种对西方文化唯我独尊、霸权思想及其知识体系的揭露代表了西方思想家难能可贵的自我批判精神。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全球史和文化相对论的影响下，西方学术在文、史、哲多个领域都有向后现代知识体系转移的趋势。这些动向对中国当代史学的影响是明显的。考虑到中国当代历史知识体系仍然是在近代西方所首创的那个知识体系的范畴内，或者说是在它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因此，西方史学内部对这个知识体系的反思值得我们注意。我们需要在看到后现代主义的破坏性的同时，考虑其挑战的合理性，看它是否有助于我们的历史知识的创新和发展。知识的发展总是采取每隔一定时期对原有观念的颠覆性反思和范式的推陈出新，两千年来，中西史学的发展史都证明历史研究的观念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二、中国当代史学的若干反思
在学术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史学界也受到了这些前沿理论的影响，显示出批判近现代历史知识体系的某些观念和范式的倾向。
(一)世界史编纂理论之争和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再评价。在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中，目前正出现“范式之争”，集中体现在当代世界史编纂应该使用哪一种范式最适合：前苏联体系(革命范式)、现代化理论、文明形态论还是全球史观。应该说，这些范式都对推动我国历史研究发挥了作用。近来，居于近现代世界历史知识核心的现代化理论的权威性正遭到我国不少学者的质疑。许多质疑应该说是正确的，尽管不可否认世界近代史的最重要历史进程是西方国家的相继现代化，并取得对其他文明的压倒性优势，而且以西方为主导创建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全球国际关系体系；近代世界历史进程，包括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都受到西方物资文明、思想体系及知识体系的影响。
现代化理论能够使我们很好地把握和解释近代历史的事件，但如果把世界近现代史主要看作是现代性在西方形成并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狭隘，因为它没有注意到除了这个声势浩大的政治经济过程外，还有许多游离于这个现代化逻辑进程之外的其他社会的、文化的和心态的过程，以及许多处于这个历史大叙事之外，没有受到它很大影响的地方化的历史、其他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故事及经历。中国近代史就不能完全用现代化理论的“挑战和迎战”的观点来解释。美国汉学家就曾指出，早在西方现代性入侵之前一两百年，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些趋势，像人口的巨大增长及其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清代初期以来中国历史思想的实证主义化等等，就已形成。[7]到鸦片战争前夕，中西交往基本处于对等状态，甚至长期以来，是在清政府设定的框架内进行。
现代化理论对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归宿的理论预设似乎也错了。近代世界历史的终结不是一种剧情，它绝非仅是非西方国家情愿或不情愿地模仿西方现代化，或移植西方文明的部件，逐次走上西方开拓的那个发展道路的故事。世界近现代史也表现为非西方国家抵抗西方现代性，寻找不同的发展道路的过程。整个19世纪，世界许多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在顽强地抵抗西方文明的入侵；二战以后近50年的时间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约1/3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寻找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直到现在，伊朗、阿富汗等伊斯兰文明国家和地区仍在抗拒西方文明。近代世界史的发展因而不是单线的，许多西方学者也承认不是只有一种现代性，而是有多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性)必须使用复数“modernities”。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仍然呈显出多样性，[8]西方的现代化价值观并没有成功取代各地区特有的传统价值观，而且，在许多地区尚未完全现代化时，后现代化和反现代化的现象已出现。
现代化范式的齐一化思维倾向和它的内涵的狭隘性已不足以使我们处理当代世界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潮流。同时，当发达国家在选择非工业化、倡导绿色生活时，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化——高度的城市化和高消费的社会——不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归宿，因为地球无法承担。当代历史的发展暴露出这种理论给人类社会的实践带来负面影响：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的驱动下，经济发展的逻辑已经使现代资本主义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浪费的经济体，成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和“灾难资本主义”。①这种现代性忽视人类许多精神需要和审美追求，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执着，在许多地方给地球生态造成灾难性的破坏。
(二)解构近代欧洲历史理论影响下的对中国传统社会性质的旧认知。对“封建制”概念的辨析是对帝制时期中国社会性质再诠释的关键。自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起，关于中国从秦朝至清代这一历史时期是“封建社会”这一判断就引起争议，近来冯天瑜等学者指出“封建”一词不符合“古义”和“西义”，[9]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可以把“封建制”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在一种较为松散的定义上指称这一时段的社会。这些讨论标志着对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指称性概念的解构，是一种试图跳出把文明的多样性归结为单一模式的近代历史思维习惯的努力。
实际上，近来，欧洲学者也对“封建制”的特征以及它究竟是西欧中世纪特有的，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这一问题争议很大。“封建制”最初是指称在法兰克王国实行的一套授权和臣服义务的政治经济安排，以及相伴随的封地采邑、私人城堡、豁免权、附庸、重装骑兵和骑士精神等等制度和文化现象。9世纪初，查理·马特以土地授予附庸于他的重装骑兵，后者从土地的收益中支付其平时的生活、训练以及制备马匹和装备的费用。封建契约关系后来得到延伸，囊括更多经济权益和法权责任，诸如附庸须作为陪审员出席领主裁判法庭，分期交纳约一年收成，资助领主子女婚嫁和受封，资助领主出征并交纳赎金，领主有权监护附庸年幼的继承人的生活和婚嫁，并对续约收继承金；而附庸也享有对所授土地的居民的司法管辖权和属地的农业收益。封建制又以层层往下的次分封为特征，直到底层的农奴，庄园主授予农奴家庭小块土地，后者以在庄园主的自留地服劳役为交换。以受封军士和农民的这种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制在11世纪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据有坚固城堡的大贵族开始与国王和诸侯抗衡，贵族领地日益世袭化，政治分裂也日益明朗化。封建制度形成的另一条更具暴力特征的路径是以9世纪以后长达两百年的动乱为背景。为防御维京人和诺曼人的入侵和骚扰，西欧乡村到处修筑城堡，自由民为得到保护便依附于城堡主，堡主的恃强凌弱和随意施暴形成对依附者的新的封建奴役制，这不同于讲求契约、相互义务和司法程序的前一种封建制度。英国历史刊物《过去与现在》几年前的专刊曾把11世纪的这场演变称为“封建革命”。[10]西欧以外，拜占庭帝国也曾把土地授予士兵世袭，早期东斯拉夫各王国也有“军功地产”。布伦纳和拉度里的研究认为14世纪的黑死病爆发后，农奴制在西欧开始解体。
在中国，西周也出现了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相似的制度安排，秦朝置郡县后，由上而下的封建制度基本被放弃。虽然分封制在汉初也实行，但上下的法权关系和形成的背景同西周封建制和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差异很大。另一方面，欧洲和中国的中古世纪又有一些类似的经济制度安排和心态特征，例如等级制、依附等不平等关系的存在。在这种政治心态下也存在类似的生产关系，即把土地租佃(授予)耕作者，后者以服役、交纳一定收成和其他义务作为回报。魏晋隋唐的豪强同部曲，庄园主同客户的附属关系也很类似法国9世纪以后动乱状态下产生的那种依附封建关系，其中，客户和部曲可以被充当赏赐品，还时常遭到伤害。到两宋，客户才有迁移自由，田主同佃客的某种契约关系也形成了。[11]
在欧洲，即使在农奴制削弱后，大土地贵族阶层仍是和国王抗衡的力量，重要的政治经济决策仍需经过三级会协商，由此形成国外学者所说的“等级制政体”。[12](P9)它同这一时期中国上层建筑的政治和军事制度是不同的，中国不仅不存在三级会议式的决策程序，而且军队主要是由朝廷掌握。马克思基本上是在“生产方式”这个意义上使用“封建制”这个词的。[13](P33)应该说在前工业化时代的农业社会里，可以观察到几种基本的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它们构成不同的社会复合体。如果说这一时期中国和欧洲的社会形态相同，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制度相同，欧洲却自发演化进入资本主义，而中国则不能。用历史时段来称呼秦朝至清代似乎更为合理，例如把先秦时期称为“古代”，把秦朝自五代十国这一时期称为“中古世纪”，宋朝至1840年这一时段称为“近代初期”。西方汉学家曾经用“专制主义社会”、“官僚制社会”和“乡绅社会”等来称呼中国古代各个不同时段，但这些都不能较为合理地归纳出这一历史时段的诸多复杂的形态特征。西方近代历史思维用整齐划一的概念来概括指称差异较大的各国历史的方式显然应该抛弃。
近来一些学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租佃制中地主和佃农双方经济利益的分配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村一些地区，实际地租率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30％左右，主佃关系也非奴役关系，而类似市场经济关系。[14]另一些学者认为传统史学对土地经济关系的描述受当时的意识形态影响，有“概念化”倾向，甚至有“虚构”现实之嫌。[15][16]这些讨论有不成熟和论断过激的缺点，但他们对传统史学某些重要结论的解构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农村经济的复杂情况。
(三)解构欧洲中心论影响下对15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解释。长期以来的主流理论认为，15世纪以来，西方开始主导世界历史，其文明的先进性和中国的落后性泾渭分明。二战以后，西方学者李约瑟、弗兰克、伊懋可和琼斯等都在解构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模式，他们的研究看到了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在经济、技术上的先进性。[17][18][19]例如，弗兰克就认为1500年到1800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那一时期的中欧贸易是在中国制定的制度框架和条件下进行的，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也谈到存在以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为中心的“亚洲贸易圈”。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估计1750年亚洲人均生产力高于欧洲，中国最高，为228美元，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49年也仅为100多美元。琼斯的研究发现18世纪以前，只有中国在宋代才一度形成现代经济增长的态势。在弗兰克等人的观点影响下，我国不少学者也对此重新审视，有学者认为乾隆皇帝的敕令：“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20](P124)也许就是对中国那时的经济状况大体正确的描述。这些解构显然有助于我们接近历史真实。长期以来，我国许多学者习惯于把中国历史比附于欧洲历史经验，并运用由欧洲特殊的历史经历归纳出的范畴来概括中国历史。近代以来，欧洲历史成了世界其他地区建构自己历史知识的参照系。我们需要比较，但更需要在比较中看到差异性，也需要把欧洲从历史知识的中心参照系“地方化”为区域史。[21](P98-99)
(四)历史研究空间的重组。近来，全球史作为一个新的世界史编撰视角在国内世界史学界受到注目，因为它使我们能很好地理解过去受到忽视的历史上各种文明之间相互影响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世界历史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并被组织为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空间也是近五百年前开始的。以国家为单位的历史研究范式曾帮助我们有效地理解各国历史发展，但在世界各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跨区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历史意义变得日益重要时，全球史的新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和认识这些新内容。
全球史重视研究文化互动，其关注文化的相互影响也同文化多元主义相通，它试图摆脱欧洲中心论影响下的旧世界史编纂模式，看到了帮助近现代历史学家编纂组织史料的那个历史大叙事，尤其是现代化理论的许多基本假定已被当代历史发展证明为不足。历史学家只有在一个更大的视野内，才能有效理解个别历史事件和个别国家。中世纪的欧洲史家曾长期在基督教神学历史理论的框架内观察人类历史。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的历史家也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天下”，并从朝代的框架来观察和描述中国历史。今天，全球史的视野也有利于改正长期以来世界史和中国史研究被割裂开来的不足。
后现代历史学提请历史学家注意那些处于边缘的、遭到忽视的历史内容，解构主义关注流行理论范式建构的排他性过程。中国当代史学范式创新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微观、中观和边缘研究领域的开拓。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的理论范式已相当稳固，成果颇丰，知识的创新很不容易。近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出现跨朝代的长时段历史研究范式，例如汉唐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唐宋或明清的思想演变等等。研究者们对汉唐和明清两个长时段社会发展的某些连续性的探讨，有助于在原有的较为粗略的社会形态更迭的理论框架之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历时性特征。②从地方史到区域史的转变也显示了重构中国历史研究空间的努力，一些学者以“水域”为中心研究区域社会，例如渭河和汾水流域的权力、公共资源的分配和宗教祭祀等。[22][23]还有一些学者就中国传统社会(北朝时期)村落的时空分布、建筑布局、村民的构成与外部世界，包括朝廷、州县城镇的联系、村落内部的宗族关系、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等进行探讨，类似年鉴学派学者拉度里的《蒙塔尤》在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微观研究。[24]有些学者还通过研究族谱、宗谱、村志、婚书、契约等史料，探讨家庭生活、婚姻、财产继承和宗族关系，关注在原有的大叙事视野下受到忽视的社会历史。③另一些学者则研究历史上的瘟疫、瘴疾的传播和防治以及灸疗和巫医等活动，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人类生活的非正常状态、自我保健的观念和实践、疾病对华夏文化的扩散和中央王朝对边远地区的统治与征战的影响等等。[25][26]这些连同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许多运用国外后现代理论概念和视角的研究标志着我国历史研究的新发展。
近两百年来，我们都对舶来的西方学术亦步亦趋，因为我们的社会发展落后于西方，我们只能借用西方知识体系的某一个流派，加以发展或运用。今天，当资本主义现代体系已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已接近发达的西方国家，并且我们在寻找和获得现代性的过程中，已形成我们独特的历史经验，我们已经到了能够从中国学者的观点，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对世界性的历史知识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时候了。其中，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可以为我们的知识创新提供一个有力的视野，这种后现代转型并不是全盘否定近现代历史思维和研究范式，它只是主张扬弃它的弱点，创建符合当代社会实践和哲学思维的历史知识体系。这需要我们有破有立。首先，我们应该对近现代知识体系进行颠覆性的反思，尤其是从这种知识体系创立时掌握话语权的人的意识形态特征来批判性地审视这个知识体系，关注权力和西方中心论如何影响知识的构成。其次，我们应当从这种知识体系创立时流行的思维模式来认识它的不足和片面性，例如，它追求整齐划一、工具主义、客观主义和绝对主义等等。第三，我们应当去发现被流行理论所排斥的其他理论范式和文化形态的合理性，例如，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就提出“前—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认为批判现代主义应该关注被现代性所否定的那个前现代性中许多合理的文化思想内涵。这为我们结合中国的传统，避免西方现代化理论导致的对自然的过度改造和对人类社会和谐的破坏性消解的弊病，找到一条新的道路。第四，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各地区历史现象的差异性，以及我们所使用的理论概念的局限性——它很难充分概括丰富而差异极大的现象，从而使我们的研究不被禁锢于任何一种范式和概念体系。马克思的形象及其思想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姿态为标志的，从马克思的立场出发，尝试在更为彻底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反思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形态、它的知识体系和文化意识，是对马克思的学术传统的继承。④这样一种批判也是丰富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理论的基础性研究任务。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社会的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为理想，批判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不受制约地追逐利益和人的异化；关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看到近现代西方历史理论及其思维的时代局限性，创立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知识体系。
注释：
①见安德鲁·格利(Andrew Glyn)2006年出版的《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金融、全球化与福利》和毛米·克莱恩(Maomi Klein)2007年出版的《休克信条：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②见《文史哲》2005年第1期、《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和《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有关唐宋社会变迁的专题讨论文章，以及2005年南开大学举办的“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会议论文。
③见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来出版的家庭、家族和宗族研究系列丛书。
④2007年国际马克思大会也提出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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