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物价波动与消费支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物价论文,消费支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明代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质量，除了取决于他们收入的多少之外，还与一个时代的物价水平紧密相关。决定物价高低的因素很多，但在明代主要还是取决于社会的稳定与动乱，以及年成的丰与歉。大体说来，四方无事，则生聚广而贸迁易，物价就会由贵转贱；疆域多故，则土地荒芜，道途梗塞，物流不通，物价势必由贱转贵。可见，日用物价的低昂甚或波动，既反映了风俗的变迁，又可借此验证“民生之休戚”。① 至于消费支出，一则取决于收入，二则取决于物价。尽管社会等级层次的差异已经决定了消费支出的不同，但物价波动同样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消费支出。明朝人的消费支出，大致上可以析为日常生活消费、休闲娱乐消费与宗教性消费三个方面。 生活等级层次的不同，决定了人们在产品消费上的内在差异，而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产品，则又可细分为日用生活必需品与奢侈品两类。明代此两类产品的物价波动，直接影响到当时人们的生活质量。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奢靡风气之上，在明代中期以后开始出现了一股追逐奢侈品的风气，且人们在休闲娱乐消费与宗教性消费方面的支出日渐增大。②诸如此类，则无不证明明朝人在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同时，进而追求基于更高生活水平之上的生活质量。 二、物价及其波动 通观明代的物价波动，尤其是直接影响到生活水平的物价，最为重要的是日用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变化，而奢侈品物价的变动，则同样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一)日用生活必需品 对于明代普通平民百姓的生活来说，衣、食两者是维持生活的基本保证。从食的方面来说，日常生活所需，可以“开门七件事”加以概括，亦即柴、米、油、盐、酱、醋、茶。从衣的方面来说，就包括棉花、蚕丝以及以此为原料的纺织品的价格。 首先从柴来说，鉴于资料的匮乏，系统统计明代的柴薪价格乃至波动，目前尚不现实。然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早在正德初年，南京的柴薪价格尚较为便宜，如大的河柴，1两银子可买将近30担，粗略匡算一下，每担河柴，值银0.033两银子左右。③到了明代末年，江南松江府柴的价格，大约是1担共计100斤，值新米1斗，折合银子在0.06—0.1两银子之间，④明显高出正德初年南京的价格。 其次，在米、麦、豆方面，由于战乱与灾荒不断，明代的米价一直处于波动之中，是最不稳定的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尤以晚明为甚。根据《五伦书》的记载，浙江德清人王轸在家书中曾说：“浙西米价极廉，白米十分一升。”这当然是太平年间的盛事。到了晚明，江南的米价却是越涨越高。据茅元仪的记载，在他幼年时，每石白米不过7钱银子，但到了天启至崇祯年间，已经涨到每石超过1两银子，即使贱时也达将近1两银子。⑤明末清初人陆衡也记载了明末米价的上涨。根据他的记载，在他幼年时，米价每石只需0.5—0.6两银子。万历三十六年(1608)，因大水之灾，米价每石才1.3两银子，即有抢米之变。自此以后，米价每石一直在1两银子开外波动。至崇祯十三、十四年(1640—1641)，更因米价每石高达1.6两银子，导致“横民倡乱，抢掠纷起”。⑥ 为了尽可能反映晚明米价的波动状况，下面不妨详细列述南北方的米价波动记载，尤其将视角集聚于江南。先来看南北两京的米价。根据《金罍子》一书所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京师闹大饥荒，甚至出现“人相食”，时米价突然升至每石2.2两银子。⑦在整个明代，南京米价之贵，仅仅出现于嘉靖、万历两朝。嘉靖二年，南京有旱疫之灾，死亡枕藉，仓米价翔，贵至每石值银1.3—1.4两。万历十六年(1588)夏，又值荒疫，米价上涨速度很快，其中粳米每石价格升至2两银子，仓米亦每石值银1.5—1.6两。⑧不过，如此昂贵的米价，亦仅仅维持了一两月而已。至崇祯十三、十四、十五年(1640—1642)，更是遇到了明代近300年来的最大灾荒，米每石升至3.6两银子。这应该说是历史的最高价位，且米价仍上升不已，尤其以所属各府县为甚。因为粮价不高，以往南京城的居民，从来不吃荞麦、大麦，然至此时，荞麦、大麦亦已升至每石值钱5000文。即使如此高的粮价，若与山东、河南斗粟值钱1万文相比，还算得上是乐国。⑨ 再来看江南苏州、松江、嘉兴三府的米价。据《芸窗杂录》记载，崇祯十年(1637)，苏州府的米价，其中冬粟米每石价银1.2两，白粟米每石价银1.1两。如此粮价，时人已经感到“大为可骇”。等到了崇祯十四年，糙米涨至每石2.2两银子，冬粟米更是高达每石2.5两银子。如此飞涨的粮价，若是与万历年间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万历十七年(1589)，吴中大饥，斗米值银1钱6分，亦即每石值银1.6两，时人已称之为“异事”。⑩当然，如此高的粮价，属于“荒岁之价”，且苏州百姓也已经习以为常。(11)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江南百姓家庭副业相当兴盛，足以补贴荒年家计。在松江府，自万历十六年(1588)遭遇水灾之后，米价顿时上涨，斗米值钱160文。(12)至这一年的冬至，糙米的价格达到每石1.2两银子。第二年，米价继续上涨，每斗值银0.16两，折成每石1.6两银子。崇祯五年(1632)夏天，白米的价格为每斗值钱120文，折合银子是1钱，即每石值银1两。到了当年的秋收以后，早米每石值钱只需650—660文之间。此后，米价大体上维持在每石值钱1000文上下波动。至崇祯十一二年间，钱价跌落，米价上涨，每斗米值钱300文，折合银子0.18—0.19两之间，即每石1.8—1.9两银子。至崇祯十五年，钱价继续下跌，每千钱不过值银四钱几分，于是白米每石折合银5两，折合钱12000文。此后，米价大体维持在每石值银2—3两之间。(13)至于浙江嘉兴府桐乡县，早在万历十六、十七年间，因为水灾与旱灾，米价每石值银1.6两，即使朝廷蠲赈，还是饿殍载道。至万历三十六年，因为大水，米价升至每石1.6两银子，此价维持了数日。至崇祯十三、十四年，水灾、旱灾、蝗灾接踵而至，米价突然涨至每石3两银子，而当时的朝廷不再蠲赈，民间百姓只得卖田宅、妻子，或望富室之炊以求食，饥死相望。自万历十六年至二十三年这七八年间，水旱继作。尤其是万历十九年，米价最高，达到每石5两余银子，一般年份，大体维持在每石3两银子。这其间最好的年份有两个：一是万历十八年春天，米价每石值银1两；二是万历十七年，米价每石处于1.6—1.7两银子之间。(14) 除了大米之外，麦子也是明代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粮食的必要来源。再以松江府上海县为例，崇祯十四年(1641)，当地遭受旱灾。至崇祯十五年，圆麦每石值钱6000文，折合银子在2.5—2.6两之间；小麦的价格也大体相当，只有大麦稍为便宜，每石值钱3000—4000文。(15)豆子在民间的使用也很广泛，除了榨油或做豆腐之外，喂马、肥田(用豆渣)，都可以用上豆子。豆之种类颇多，下以黄豆为例，将明末松江府上海县的黄豆价格列如下：黄豆的价格，在平常年份，较米价稍为便宜，大约豆1石可准米8—9斗。至崇祯十四年(1641)，早豆多而米少，粜米1石，可以籴豆2石。(16) 综上所述，明代自嘉靖、万历以后，米价出于不断的波动之中，有时高涨，尤其是在荒年之时，米价曾短暂地上升至每石5两银子。按照明代普通民众的经济实力乃至心理承受能力，米价理应维持每石1两银子以下，超过每石1两，百姓生活就有压力。所以，当时地方政府为了平抑米价，就将平价米的价格定为每斗值钱90文，折合纹银8分，亦即每石0.8两银子。(17)由上面所列晚明米价变迁史实，大抵可证晚明百姓生活质量尽管有所波动，但总体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 第三，为油。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尚难以就明代食用油价格加以系统的分析，但根据明末的一些史料记载，大抵可以知道明末的食用油价格及其波动状况。如在崇祯末年，苏州一带的油价突然猛升，达到每斤70—80文钱，让时人感到“大为可骇”。(18)至于处于西北的陕西华州，在崇祯十六年(1643)时，清油的价格更是高达每斤0.16两银子。(19)若与苏州相比，更是高出许多。 第四，为盐。明代的盐价，大抵亦可以明末松江府与陕西为例加以说明。崇祯初年，松江府的盐价为每100斤(平秤，实际有120斤)，值银0.15—0.16两之间。至崇祯十六年(1643)，因大水的原因，盐价有所上涨，每斤涨至值银5分，即每100斤值银0.5两。(20)松江属于产盐区，价格相对还算较低。若是在陕西华州，则盐价相对较高，每升盐值银9分。(21)其实，上述两项记载，其盐价并非昂贵。因为按照明末人宋应星的记载，每50斤盐，价格贵时，需银5钱多，但价格便宜时，则只需4钱多银子。(22)可见，按照正常的价格体系，在明代，盐每100斤，其价格大致徘徊在值银0.8—1两之间。 第五，为茶。茶的品种很多，价格不一。在明末，一般的好茶，每斤最高不过二钱银子。(23)松江府上海县最好的茶叶岕片，其价格为每斤值银在2—3两之间，应该算是一种极品。(24)品茗既是一件雅事，更是一件奢侈之事，对于一般百姓人家而言，这种极品茶叶价格实在难以承担。 第六，为白糖。在明末，松江府上海县，若是上白的糖，每斤值银三至四分。(25) 第七，为纺织面料。人们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其中之衣，就牵涉到衣服的面料。普通民众所用面料，平常就是棉布，稍好者则为丝绸。至于更为高档的面料，则已近乎奢侈品，非一般民众所能享用。在明代，松江府是棉花与棉布的产地，号称“衣被天下”。当然，棉布的价格，与棉花的价格紧密相关。在明末，最初棉花的价格是每担值银在1.6—1.7两之间。到了崇祯初年，价格大涨，每担棉花涨至银子4—5两之间。明代松江所产棉布，种类很多。一般的棉布，其价格基本保持在每匹值银0.15—0.16两之间；即使最精致的棉布，价格也不过是每匹值银0.17—0.2两之间。(26)在苏州府，棉布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在市场上售卖的棉布，其高端者，每匹值银0.3—0.5两，至于品质较差者，则每匹只值银0.07—0.1两。(27)这是相当实惠的价格，大致可以满足普通民众的服饰需求。至于较为普通的丝绸一类，其价格显比棉布为高。以苏州府为例，其所产之绫，每匹值平价银2两以上。若与松江府所产棉布价格作一比较，绫的价格至少比棉布贵10倍。(28) 通观明代的物价波动，自明代中期以后，大致呈价格日渐上涨的趋势。为示说明，不妨详引三张物价单子，其中两张分别为正德年间与天启年间的物价单子，一张则为崇祯年间陕西华州的物价单子。正德初年，继弘治承平之后，南京的物价堪称“甚贱”，如：猪肉，每斤值好钱7—8文；牛肉，每斤值钱4—5文；水鸡，以一斤为束，每束值钱4—5文；莲肉，用抬盒盛卖，每斤值钱4—5文；大的河柴，每银1两，可以买将近30担；鱼、虾，每斤值钱4—5文，若是买得少，价格稍高，亦不过每斤值钱7—8文。(29)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南京物价骤贵，如：鹅1只，值钱500余文；鸭1只，值钱200余文；鸡1只，值钱200余文；猪肉，每斤值钱40余文；羊肉，每斤值钱40余文；牛肉，每斤值钱20余文；驴肉，每斤值钱20余文；红布，1尺值钱15文；绿布，1尺值钱15文；女子所用圊桶，亦即民间俗称的“子孙桶”，每个值钱500余文。(30)至崇祯十六年(1643)，陕西华州的物价，其上涨之速更是令人咋舌，如：稻米、粟米，每斗值银2.3两，折合每石23两；小麦，每斗值银2.1两，折合每石21两；大麦，每斗值银1.4两，折合每石14两；荞麦，每斗0.9钱，折合每石9两；莞豆，每斗值银1.8两，折合每石18两；麸子，每斗值银0.5两，折合每石5两；谷糠，每斗值银0.1两，折合每石1两；柿果，每斗值银0.15两，折合每石1.5两；核桃、枣子，每升值银0.1两，折合每石10两；盐，每升值银0.09两；清油，每斤值银0.16两；猪肉，每斤值银0.18两；红白萝卜，每斤值银0.01两；棉花，每斤值银0.32两；麻，每斤值银0.1两；梭布，每尺值银0.05两。(31) 在上面的三张物价单子中，显然可以通过可比性的部分加以比较，大致断定晚明日用生活必需品物价的上涨幅度。先以正德年间与天启年间南京的物价稍作比较。如正德年间，猪肉价格，为每斤值好钱7—8文；至天启年间，上涨至每斤40余文。可见，猪肉价格的上涨率达到400％。牛肉，正德年间为每斤值钱4—5文；至天启年间，上涨至每斤值钱20余文。牛肉价格的上涨率达300％。南京物价可直接比较者，唯有上面两项，稍作平均，那么，从正德年间至天启年间，南京的物价上涨了350％。再来看南京物价与陕西华州物价的比较。正德年间，南京的猪肉价格，为每斤值好钱7—8文，若是以每1000文折银1两的平价计算，则为每斤0.007—0.008两；崇祯年间，陕西华州的猪肉价格，则为每斤值银0.18两。两相比较，崇祯年间陕西华州的猪肉价格，已经比正德年间南京的猪肉价格高出22倍多，其上涨率为2150％。至于布，天启年间，南京红、绿二色之布，均为每尺值钱15文，折成平价银为每尺0.015两；崇祯年间，陕西华州的梭布，则每尺值银0.05两。两相比较，崇祯年间陕西华州布的价格，已经比天启年间南京布的价格高出3.3倍多，其上涨率为233％。 (二)奢侈品 所谓奢侈品，对于一般百姓而言，并非日常生活所需，而是在年节才能偶尔享用甚至在年节时也无法享用之物。而对于富贵人家而言，这些奢侈品其实也不过是一些平常之物而已。所谓的奢侈品，可以分为普通奢侈品与高端奢侈品两类。在明代，诸如猪肉、鹅一类的肉食，属于普通奢侈品；而燕窝菜、虾与鲍鱼、大绒、山东茧绸、葛布、毡单、细瓷、眼镜一类，则属于高端奢侈品。 第一是猪肉。在崇祯初年，松江府的猪肉价格一般为每斤值银2分上下。豆油和菜油的价格，一向视猪肉的价格为低昂，说明食用油对小民而言，也是一种奢侈品。(32)在肉食制品中，在晚明，一只金华火腿，其价格更是高达银子3—4钱。(33) 第二是鹅。鹅在明代属于美味，价格相对也比较高。万历十七年(1589)，松江府1只鹅的价格高达4钱银子。(34) 第三是燕窝菜。在明代末年，松江府燕窝菜的价格相当高昂，每斤需要银子8钱。(35) 第四是水产品。在水产品中，虾与鲍鱼均属美味。明末温州大虾的价格，不到一尺长的虾，每只价格高达1000文钱。另外，明末北京市场上卖的鲍鱼，每斤值300文铜钱，后来用海螺肉冒充，价格相对便宜一些，也需要每斤100文钱。(36) 第五是纺织品。除了棉布适合一般小民生活之外，其他诸如大绒、山东茧绸、葛布、毡单，均属于奢侈品，价格并非一般百姓所能承受。在崇祯年间，松江府此类纺织品的价格如下：大绒，每匹长10余丈，价值高达100两银子；山东茧绸，价格也与大绒相等；葛布，好的为每匹值银3两，长不过3.1—3.2丈，次的葛布，价格也并不便宜，每尺需要0.05—0.06两银子；毡单，双红毡单每条值纹银2两，单红的毡单每条也需银1两上下；松江府上海县露香园所产的顾氏绣品，海内驰名，向来价格最贵，尺幅之素，精者值银几两，全幅高大者，价格超过数两银子。至于上好的靴子，每双在北京也值7钱银子。(37) 第六是瓷器。瓷器虽是日常生活用品，但其中也有细瓷与粗瓷之分，细瓷对于一般老百姓家庭来说，同样是一种奢侈品。在细瓷中，也有上、下两等：上等细瓷，崇祯年间松江府的价格一只卖到3—5钱银子；下等的细瓷则3—5分银子可以买10只。(38) 第七是眼镜。在明代，眼镜属于稀罕之物，更是一种奢侈品，尤以西洋所制为佳。这种眼镜“以玻璃为质，象皮为干”，“非大有力者不能致也”。眼镜的价格相当高昂，每副眼镜值银4—5两。(39) (三)田价 在明代，田产的多少决定了家庭财富的丰薄。明代田土价格，不但呈现出一种区域差异，而且从总体上看，由于赋税、徭役的加重，田地价格呈下降之势。从田土价格的区域差异来看，当数浙江兰溪县的价格最为踊贵，上好之田，每亩值银70—80两；稍次之田，每亩值银30—40两；最劣之田，也每亩值银10两。(40)即使同属一个区域，田价的差别亦不小。如崇祯年间，松江府青浦县、华亭县的上好之田，每亩值银10余两；而上海县的上好之田，则每亩仅值银3—5两而已。(41) 从田地价格的总体下降趋势来看，原先徽州府的田地价格相当昂贵，每亩值银20—30两；但随后由于赋税、徭役日重，田地价格骤然下降，每亩不过值银5—6两，即使如此便宜，尚无买主。(42)最为便宜的田价，出现在明代晚期。如崇祯十五年(1642)，吴某有祖遗田604亩，当时每亩值银4—5两。追溯其田买入的时间，则在六七十年前，大概是万历初年，购入价仅每亩值银0.8两。这应该是明代历史上最为便宜的田价。即使至清初顺治年间，唐甄卖田40亩，仅得银60余两，折合每亩值银1.5两。这也是相当低廉的价格。(43) (四)银钱比价 就明代的交易货币来说，明初钱、钞并用。明代中期以后，钞已近乎废纸，使用银子蔚然成风，进而形成银、钱并用之势。相比之下，民间交易，更为喜好或看重银子。所以，银、钱比价的波动，直接影响百姓的生活质量。从明代中后期银、钱的比价大势来看，银子日益贵重，而铜钱则日贱。 明朝的制钱有京、省之异，京钱称为“黄钱”，每文约重1钱6分，70文值银1钱，亦即700文折成银子1两。外省钱称为“皮钱”，每文约重1钱，每100文值银1钱，亦即1000文折成银子1两。一般说来，明代北京的银钱比价，大致为纹银1两，可以兑换制钱600文。自崇祯六、七年(1633—1634)之后，制钱价格渐轻，银价日涨。至崇祯末年，京钱100文，仅值银5分，即京钱2000文，才能兑换1两银子；皮钱100文，仅值银4分，即皮钱2500文，才能兑换1两银子。(44) 三、消费支出 在考察了明朝人的物价之后，不妨再来看明朝人的消费支出。就其大概而言，明代的消费指出，可以区分为日常生活消费支出、休闲娱乐消费支出与宗教活动消费支出三大项。 (一)日常生活消费支出 明朝人的日常生活消费指出，大抵包括衣食住行四大项，尤以衣食为大宗。由于人们所处社会阶层的差别，他们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亦呈高低不同之势。 首先就官员来说，明代官员每年究竟需要花费多少银子，才可以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若欲回答这一问题，抛开物价的涨落不论，其实京官与地方官的消费水平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以京官为例，按照明代的物价水平，一个官宦八口之家，在京城维持一年的生计，需银50两。(45)年支出50两银子，可能是官宦在京城生活的最低标准。另据王世贞《觚不觚录》的记载，一个刚中进士在京城做官之人，需要贽见大小座主，拜会同年及乡里官长，酬酢公私宴醵，赏赐座主仆从与内阁、吏部的轿夫，等等，其花费着实不少。细算下来，最为节俭的需要每年100两银子，一般岁费300两银，最多者则可达600—700两。(46)以地方官为例，明人李乐的记载，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剖的例子。他在任福建按察司佥事并出巡地方之时，一个月内，衙内诸如鱼、肉蔬菜的开支，共计银子2两多。(47)每月官员的基本生活开支为2两多银子，一年即为24两多。这或许不包括家眷的生活开支与官员的日常应酬在内。若是将这些开支纳入其中，一年的消费支出，至少亦达50两银子。 其次是庶民。明代普通庶民的日常消费支出，当然不可以与官员相提并论，然其基本的日常消费，还是可以通过史料的钩稽而得到一些清晰的解读。若欲对明代普通民众家庭的日用开支有深入的了解，就必须涉及家庭的日用开支簿。明代曾任福建惠安县知县的叶春及，曾为当地百姓设计了节用之法，其中之一就是在家中设立开支簿。从他的开支簿内容中，可知明代百姓一年的主要开支。其中最大的支出，可能就是“粮役”，亦即赋税徭役。只有除掉必须交纳的田赋、杂役之银外，剩下的才算得上是净收入。在家庭一年的净收入中，大体可以分为十分，其消费支出可以分列如下：其一，十分之三留作水旱之备；其二，十分之一作为祭祀之需；其三，剩下的十分之六，分别作为一年12个月的基本开销，若有闰月，则应为13个月的开支。其日常应该维持的基本开支包括茶饭鱼肉、宾客酒浆、子孙纸笔束脩及奴仆等费用。在这十分之六中，尚不能完全用于日常开支，必须留出一些剩余，以备不时之需，诸如冬夏添设裘葛之衣、修葺墙屋、医药丧葬，以及吊丧问病、时节馈遗等。(48) 鉴于目下诸多明代百姓日用开支项目难以有史料的支撑，重建一份完整的明代百姓家庭的开支簿尚属难事。然在明代普通民众家庭的消费支出中，食米、食盐应算是家庭开支的大宗。在明代，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米，方可免除饥饿之苦?直接的史料记载，暂时无从寻觅，却可以从其他的史料得以佐证。据明代史料记载，一个僧人或道士，一年大概需要吃米6石。(49)这应该是一个饱食的食米数，若仅仅免除挨饿之苦的食米数，可能一年用不着6石米。如成化年间，朝廷赈济京城流民的食米数，是保证大口每人每月食米3斗，小口食米1斗5升。(50)折算下来，大口每天的食米数为1升。若按最低标准匡算，大口一年需食米3.6石，小口一年需食米1.8石。一个五口之家，两个大口，三个小口，那么一年单是粮食消费就需要12.6石，按照平价计算，需要支出12.6两银子。 至于一个家庭的食盐数，乃至食盐消费支出，同样可以根据史料稍加推测。按照徐光启的推测，每一丁口，每年大体需要食盐15斤，必不可少。(51)不过，宋应星的记载与徐光启稍有不同。他认为，从计口食盐的角度，一个人每年大概要吃掉盐50斤。这50斤盐，价格贵时，需银5钱多，贱时则需4钱多银子。(52)两种推算记载，差距较大。若是取其平均数，则一个成年人，每年需要食用盐32.5斤。一个五口之家，大抵每年需要吃掉盐162.5斤。若以50斤盐值银5钱计算，可见每斤盐的价格为0.1钱银子，那么五口之家每年的食盐消费需支出约为1.63两银子。 食米、食盐两项相加，明代一个五口之家的全年消费，至少需要14.2两银子。若是加上诸如柴薪、油、酱、醋、茶的日常开支，以及其他的人情消费，当不下20两银子。 根据明末清初人陈确的记载，大抵可以就明末江南一个养蚕之家的收入与支出加以具体的剖析，以作示范。在明代的江南，一个家有八口的中等之户，养蚕10斤，其主要支出如下：消耗口粮50日，共计需米4石，而鱼菜油酱之费尚不计在内；蚕每斤吃掉桑叶150斤，需用蹈草50斤，缫丝树柴50斤，煮绸茧柴10斤，灯油半斤，炭3斤。根据当时的物价，桑叶每100斤值钱4000文，其桑叶的成本支出为6000文；蹈草每百斤值钱700文，其蹈草的成本支出为350文；树柴每100斤值钱800文，其树柴的成本开支为400文；炭每斤100文，其炭的成本开支为300文；米每斗值钱850文，其米的成本开支为34000文；油每斤值钱400文，其油的成本开支200文。上面几项相加，其成本开支总数已达41250文。折算下来，每养1斤蚕，需付出成本4125文。根据陈确所列几项开支，可以得出上面的结论。惟陈确在记载中又有“养蚕家每斤所出，已不下万二千文”之说，似乎养蚕之家，尚有其他开支未列。至于养蚕10斤的收入，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蚕每斤收茧12斤，得丝15两，得绵3两，那么养蚕10斤可得茧120斤，得丝150两，得绵30两；中等蚕每斤收茧10斤，得丝12两，得绵3两，那么养蚕10斤可得茧100斤，得丝120两，得绵30两；下等蚕得茧在3—8斤之间徘徊，若是取其平均值，则可得茧5.5斤，共计55斤。当时蚕茧的时价为每斤值钱100文，丝的时价为每两值钱100文。上面所说的茧，是养蚕的初级产品，而丝、绵则属进一步加工产品。陈确没有列出绵的时价，这里暂且不作计算，只以初级产品与加工产品加以计算。以初级产品蚕茧来说，养蚕10斤，上等收入者可得钱12000文，中等收入者可得钱10000文，下等收成者可得钱5500文；以加工产品丝计算，养蚕10斤，上等收入者可得钱15000文，中等收入者可得钱12000文，下等收入者可得钱5500文。若是以陈确所列诸项支出匡算，养蚕10斤，其成本总支出为41250文；而其收入，若以时价最高的加工品丝加以计算，则仅得15000文，共计亏损26250文。这是养蚕人家年成不好时的收支情况，陈确所说的“十止一偿”，或许稍有夸大，然辛苦养蚕一季，到头来反而亏损，这应该是事实，其结果则导致“窭人不支，至有中道废业者”。当然，若是碰到桑贱之年，养蚕人家还是可以得到“息尝数倍”的回报。(53) 第三是商人。明代的商人形形色色，财富的占有亦各不相同。就经商能力乃至财富占有情况而言，明代商人当数江南的徽州商人与江北的山西商人最为闻名。徽州商人以鱼盐为业，富贾家庭财产，甚至达到100万两银子，至于有二三十万银子的家产，则仅属“中贾”而已。山西商人所业，或贩盐、丝，或转贩窖粟，其财产之富超越徽州商人。由于典型性资料的缺乏，就明代商人日常生活消费加以统计性分析，目前尚存在着诸多困难。然就生活习俗乃至日常消费来看，徽州商人与山西商人有共同之处，就是俭啬。山西商人日常消费之俭，在明代已是名闻遐迩。至于徽州商人，尽管在外有尚奢之名，然其衣食生活，仍是相当“菲啬，薄糜盐齑欣然一饱矣”。(54)徽州商人日常生活俭朴，在明代也相当闻名。如小说《豆棚闲话》云：“徽州风俗，原是朴茂，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真个是一文不舍，一文不用。”(55)就是徽州商人生活俭朴的明证。 (二)休闲娱乐消费支出 从总体上说，明朝人的生活风尚是由明初的俭朴向晚明的奢侈转变，而这一风尚的转变，显然建立在一般小民得以维持基本的温饱之上。从具体的生活质量来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开支，在维持日常的衣、食所需之外，娱乐已经成为很大的一种消费。民众的娱乐或其他精神享受，包括年节、庙会。即以松江府为例，民众的迎神赛会活动，无论是丰年，还是灾年，无不举行，而且尤其崇尚一种奢侈之风。演戏的行头，如扮演状元走街所需珠鞭三条，就价值100多两银子。每次迎神赛会日期，四、五天不等，每天需要花费1000两银子。(56)这种花费是由众人平摊，而且一些富贵人家总是出了其中的大部分，但如此大的开销，对一般百姓实在不是一笔小数。如万历年间，浙江秀水县濮院镇醵金为“神会”，民间百姓需要出“醵金”之钱。迎会之日，民间亲戚纷纷来聚，其家又需要“浆酒藿肉”招待，“费用甚侈，贫者至典质以应之”。(57)这种迎神赛会，名则娱神，实则悦人。庙会期间，民间百姓举国若狂，趋之若鹜，不能不说是人们消费乃至生活观念的一种变化。这就是从维持物质性的温饱生活，转而变成追求更多的精神性享受。 至于富商大贾，尤其是徽州商人，尽管日常生活颇为俭朴，但在休闲娱乐消费方面不乏一掷千金之举。按照明代的史料记载，徽州商人的大宗消费，大多集中在娶妾、宿妓与争讼三项，除了争讼不属休闲娱乐消费，其他两项，均可归于休闲娱乐性消费。以娶妾为例，明人谢肇淛曾举他的友人王宗姬为例，并说他为了娶一妓女为妾，甚至花费万金。(58)如此奢侈的娱乐性消费，当然是一个特例。然根据明代的史料记载，万历年间，如果想从南京上新河娶一位美妾，其价格是140两银子。(59)如此价格，还是颇显奢华。至于宿妓，明人陈铎与薛论道各有一首以《盐商》为题的歌曲，借此揭示盐商的“风月”生活，诸如说盐商“风月花胡哨”，“花乡酒乡，处处随心赏”之类，(60)无不说明商人在宿妓一类的消费支出上数额颇为惊人。 (三)宗教性消费支出 明代一般民众佛道信仰等宗教性活动消费，值得引起进一步的关注。明人吕坤云：“民间耗财，第一修建寺庙，铸塑神佛、刺绣幡袍、买烧金纸、打醮进香、暗室密施，此小民妨业耗财之大蠹。”(61)“妨业”云云，并不一定符合事实，然“耗财”一说，大抵已经道出了明代民间百姓宗教性消费支出堪称相当惊人。譬如，民间百姓参与普通的“随会进香”或者“盖庙”，就需要花费三五百文钱。(62) 在明代民间的宗教性消费中，大抵以进香支出为大宗。明人远途进香，以普陀山、武当山、泰山为主。即以泰山进香为例，香客的消费主要包括以下两项：一是旅途车马、饮食、住宿之费。因香客离泰山远近的不同，乃至消费水平的不一，一个香客究竟需要花费多少银子，目前尚难加以统计。然泰山脚下旅店业的发达，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香客消费资料。从资料记载可知，当时香客到了泰山脚下，首先需要付出的钱财有“税房”钱、募轿钱、山税三项。所谓“税房”钱，就是每位香客到大厅挂号，每人交纳店例银3钱8分；所谓山税，即每位香客交纳银子1钱8分。至于募轿钱，因无记载，暂不知晓。客店根据进香客家底的厚薄，提供上、中、下三等客房，且提供不同的服务，收费高低不一。二是宗教用品及布施所产生的费用，诸如：打发山上乞丐的锡钱，将上山时，客店的牙家会给香客提供锡钱，以便上山时打发乞丐，香客需要付钱1贯7分；供佛之法锦、绸帛、金珠、宝石，乃至膝裤、珠鞋、绣帨；泰山顶上求福之醵钱，如求子、因眼疾求光明之类，就进一银范小儿，以及进香者从栅外向里投掷银锭，以得中为得福。(63)上述种种，对于进香客来说，均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近处进香为例，明人冯梦龙所编《山歌》中有一首《烧香娘娘》的民歌，将苏州城中小户人家妇女外出到穹窿山进香的费用作了很好的记录。至于如何筹集烧香所需经费，民歌中的“烧香娘娘”自己一语道出：“我先脱各小衣裳洗浆洗浆，打发两人转背，就央个姑妈外甥，收铜杓注子两件，同两领补打个衣裳，替我拿来典当里去当当，买停当子纸马牙香，蜡烛要介两对，还要介一块千张，籴了三升白米，明朝煮饭，一箍松箍今夜烧子个浴汤。兑介钱半成银子，还个船轿，换介三十新铜钱，我打发个叫花婆娘。”可见，外出烧香所需要的花销，包括烧香必需的“纸马牙香”、“蜡烛”、“千张”，路上所带饭食，烧香旅途上必要的“船轿”钱，以及伴随烧香的“叫花婆娘”的辛苦钱。所有这些费用，对于一个市井小民家庭来说，显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家中无余钱可使的窘况下，只好通过典当家中的衣服、日用器皿来筹集烧香旅费。(64) 四、余论：透过物价波动与消费支出看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通过物价波动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基本可以看出明朝人生活质量的时段性变化。换言之，以社会变迁为背景，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物价波动及其消费支出，明代生活质量的变迁基本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变化，亦即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洪武立国到天顺年间，人们的生活质量从战乱中得以逐渐恢复与提高；二是从成化、弘治以后到万历初年，国力大增，财富积累，百姓生活质量达臻顶峰；三是从万历中期直至明亡，战乱纷起，天灾不断，百姓负担随之加重，生活质量骤然下降。 一朝一代的生活质量，归根结蒂就是民生问题。民生之好坏，则又关乎民心的向背；民心之向背，则取决于吏治之善恶。可见，民生、民心、吏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无疑将成为考察明朝人生活质量的关键。 注释： ①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3页。 ②关于明代日常生活用品及其奢侈品的消费，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参见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宋立中：《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③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4，转引自谢国桢选编、牛建强校勘：《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下册，第96页。 ④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6，第158页。 ⑤茅元仪：《掌记》卷5，明崇祯刻本。 ⑥陆衡：《啬庵随笔》卷3，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⑦袁枚：《随园随笔》卷15《米价》，清嘉庆九年刻本。 ⑧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米价》，中华书局，1997年，第25页。 ⑨吴应箕：《留都见闻录》下卷《时事》，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⑩丁国钧：《荷香馆琐言》卷下，收入《丙子丛编》，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11)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2，收入《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六年铅印本。 (12)李绍文：《云间杂识》卷1，民国二十四年上海瑞华印务局据上海黄氏家藏旧本印行。 (13)范濂：《云间据目钞》卷3《记祥异》，清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本。按：明末清初人叶梦珠所记明末松江府上海县的米价，亦大抵与上述记载相同。如叶氏回忆道：“崇祯三年庚午，年荒谷贵，民多菜色，郡县施粥赈饥。予时尚幼，未知物价。然越二载，壬申夏，白米每斗价钱一百二十文，值银一钱，民间便苦其贵，则庚午之米价，概可知已。迨秋成，早米每石价钱止六百五十、六十文耳。自是而后，米价大约每以千文钱内外率。至十一二年间，钱价日减，米价顿长，斗米三百文，计银一钱八、九分，识者忧之，然未有若十五年春之甚者。时钱价日贱，每千文值银不过四钱几分，白米每石纹银五两，计钱十二千有奇。自此以后，米价以二、三两为常。”参见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1，第153页。 (14)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17《狷士记》，中华书局，2002年，中册，第506-507页。 (15)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3，第156页。 (16)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2，第155页。 (17)按此平抑米价的标准，取自明万历四十年(1612)苏州府吴江县的的一张平价米票。相关的记载与讨论，参见谢国桢：《记明万历四十八年平价米票》，载氏著：《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5页。 (18)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2。 (19)《感时伤悲记》，载《考古》1960年第10期。按：原碑现存陕西省博物馆。 (20)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6，第159页。 (21)《感时伤悲记》，载《考古》1960年第10期。 (22)宋应星：《野议·盐政议》，载氏著：《宋应星佚著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7页。 (23)宋应星：《野议·军饷议》，载《宋应星佚著四种》，第22页。 (24)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6，第159页。 (25)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6，第160页。 (26)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4、5，第156-157页。 (27)顾清：《傍秋亭杂记》卷上，收入《涵芬楼秘笈》，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间印本。 (28)顾清：《傍秋亭杂记》卷上。 (29)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4，转引自《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96页。 (30)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1，转引自《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98页。 (31)《感时伤悲记》，载《考古》1960年第10期。 (32)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6，第159页。 (33)李乐：《续见闻杂记》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58-859页。 (34)范濂：《云间据目钞》卷3《记祥异》。 (35)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6，第161页。 (36)姚旅：《露书》卷10《错篇》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 (37)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6，第162、163、165页；宋应星：《野议·军饷议》，载《宋应星佚著四种》，第23页。 (38)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6，第164页。 (39)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6，第163页。 (40)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第75页。 (41)叶梦珠：《阅世编》卷1《田产》1，第22-23页。 (42)俞弁：《山樵暇语》卷8，收入《涵芬楼秘笈》。 (43)邓之诚：《骨董琐记》卷1《田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页。 (44)李王逋：《蚓庵琐语》，载《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89页；顾公燮：《丹午笔记》41《崇祯末年钱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邓之诚：《骨董琐记》卷1《银价米价》，第3页。 (45)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21-222页。 (46)俞樾：《茶香室续钞》卷8《京官岁用》，中华书局，1995年，第2册，第655页。 (47)李乐：《见闻杂记》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5页。 (48)叶春及：《石洞集》卷7《惠安政书·节用二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98页。 (49)倪岳：《青溪漫稿》卷13《止给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 (50)《明宪宗实录》卷266，成化二十一年五月丙子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校印本。 (51)徐光启：《徐光启集》卷5《钦奉明旨条画屯田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53页。 (52)宋应星：《野议·盐政议》，载《宋应星佚著四种》，第37页。 (53)陈确：《陈确集》，《诗集》卷1《丙戌年蚕谣并序》，中华书局，1979年，第627页。 (54)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4页。 (55)艾衲居士编：《豆棚闲话》第3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4页。 (56)范濂：《云间据目钞》卷2《记风俗》。 (57)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校注》卷2，万历三十八年四月二日条，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 (58)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2，第74页。 (59)姚旅：《露书》卷7《杂篇》，第167页。 (60)路工编：《明代歌曲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6-17、109-111页。 (61)吕坤：《实政录》卷2《民务·小民生计》，载氏著，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中华书局，2008年，中册，第950页。 (62)吕坤：《实政录》卷2《民务·积贮仓谷》附《救命会劝语》，载《吕坤全集》，中册，第953页。 (63)张岱：《陶庵梦忆》卷4《泰安州客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9-40页；张岱：《琅嬛文集》卷2《岱志》，岳麓书社，1985年，第66-75页。 (64)冯梦龙：《山歌》卷9《杂咏长歌》，载《明清民歌时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18-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