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历史作用之我见*
李宗桂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关键词：董仲舒；价值体系；治国方略；思想统一
关于董仲舒思想的历史作用，学术界评价分歧很大。在深化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当今，如何看待董仲舒思想，实际上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也涉及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因而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我觉得，董仲舒思想的历史作用或者说他在中国政治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贡献，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构建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为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创造条件。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无论朝廷是谁家的，刘家的汉朝、李家的唐朝、赵家的宋朝、朱家的明朝，都得按照礼治的要求办事，都得按照仁义一体的价值准则来实行礼治，而这个是由董仲舒奠定的[1]。
第二，构建了礼法结合的治国方略及其思想传统。从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来看，就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而言，董仲舒思想的直接来源是荀子。先秦孔孟儒家倡导的治国方略是礼治追求下的道德仁义，所谓孔曰仁孟曰义，本质上都是仁礼结合而以思想感化和道德熏陶为路径的治理模式。荀子深刻阐释了他的礼论，创造性地转化了孔孟的仁义学说，创新性地发展了儒家的礼治思想，这就是引进了法的思想。所谓隆礼重法，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12“礼义生而制法度”[2]438，便是他的认识基点。荀子认为，礼法各有其功用，对士人以上者，要“以礼乐节之”；而对庶民百姓，则只能“以法数制之”[2]178。因此，荀子劝学，要化性起伪，就逻辑地要求人们学习的内容只能是礼法，他明确宣称：“故学也者，礼法也。”[2]34正是基于这些认识，荀子在治国方略上提倡礼法并重，这就与往昔的孔孟颇为不同。当然，从根本上讲，荀子是纳法于儒、以礼统法、以法辅礼、法为礼用，本质上他还是儒家，是创新性发展孔孟思想的儒家。在我看来，荀子开启了儒家“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结合的礼治模式。这个模式由董仲舒在西汉中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为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下的德主刑辅（阳德阴刑）的政治哲学模式，成为此后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3]。可以说，礼法结合的治国方略的创生，来自荀子；而礼法结合模式的系统构成及其完善，并最终具有实践的操作性，则归于董仲舒。董仲舒援引阴阳五行思想到儒家思想系统之中，把宇宙、人类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都用阴阳加以类分，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原理阐释其运行机理和规则，所谓天阳地阴、君阳臣阴、男阳女阴、德阳刑阴，而阳尊阴卑、阳主阴次，故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等，都是为其德主刑辅、儒表法里的礼法合用的政治哲学服务，为新时期的治国方略贡献政治智慧[4]。汉宣帝自称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5]195，既是刘汉王朝的内心直白，也是对董仲舒构建礼法合用治国模式的肯定。从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看，董仲舒构建的礼法合用的治国方略，不仅在西汉中期以后到清末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前后相继的基本模式，而且演变为一种思想传统。
我们研究儒家必须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国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质量、社会的制度来谈。谭嗣同在其《仁学》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6]谭嗣同是从要变革中国社会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解构，揭示传统文化的弊端。但从历史发展文化继承的连续性看，从秦汉以后社会运行的体制机制看，我觉得可以从谭嗣同这话引申出新的看法：两千年之政，汉政；两千年之学，董学。道理很简单，一方面是汉承秦制，另一方面后世的儒家思想本是经过汉代新儒学改造孔孟儒学之后发展起来的。特别重要的是，礼法合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是由董仲舒奠基的。当然，这样一讲以后，评价问题将会更加复杂，容当日后另文论说。
第三，完成了思想统一的历史重任。从春秋时期周王朝政治权威崩解而出现的思想解放，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再到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出现，及至东汉时期《白虎通义》的编订，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经历了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历程。其间，伴随着从战国到西汉武帝时期的由军事统一到政治统一再到思想统一的进程。董仲舒根据时代需求，创造性地构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以先秦孔孟荀儒家的思想为主导，吸纳了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诸家的思想，以性善情恶的人性论为基础，大力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观教化，形成了适应当时国情民性的新型价值系统，完成了思想统一。思想统一的完成，促进了作为一个实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促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发展。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民族，统一的文化，在西汉中期以后成为现实。
1950—1970年，中南佛州工程共实施了20年。该项工程主要包括五项内容：一是河道整治，二是胡佛坝的加固与加高，三是修建了多个地表存水区，四是大范围修建防护堤，五是建设排水渠网及入海处防止海水入侵结构物。共修建了1 700 km运河、约1 200 km堤坝、200座控水建筑物、15座主要泵站等。
第四，铸造了思想家与政治家合作的传统。董仲舒作为有汉一代伟大的思想家，秉承了先秦孔孟荀儒家淑世济民的思想传统，以及努力与政治家合作的传统。但是，我们都知道，由于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和孔孟荀思想的某种局限，儒家匡时济世的理想并没有能够实现。儒家仅仅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与墨家并列的显学而已。董仲舒适应西汉中期的历史需求，与汉武帝这样的政治家合作，努力把儒家思想变成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然后通过制度建设和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通过行政系统的中介，把儒家思想落到了实处，使先秦儒家孔孟荀的理想在汉代变成了现实。董仲舒三次对策汉武帝，其提出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特别是其极具创意的三纲五常一体的思想文化建设构想，以及德主刑辅礼法合用的治国方略，期盼建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的皇帝行为规范，以德化民以正风气以升境界的人文理想，最终实现天经地义的“大一统”理想，都与政治家的治国安邦宏愿相契合，与汉武帝“永惟万世之统”的理念相一致，从而使得儒家思想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取得了空前的成效。这些，都彰显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形成了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合作传统。诚然，思想家与政治家的政治合作传统，从源头看，并不起于董仲舒，但真正将其落到实处，并且锻铸为后世认可并践行的文化传统的，是董仲舒。西汉刘向之所以推崇董仲舒为“群儒首”，便是因为董仲舒在“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5]1920。宋代司马光对董仲舒对策朝廷也高度肯定，认为董仲舒“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思想统一的完成，其标志性事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和实现。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学术界已有很多辨析，基本事实是董仲舒并没有使用这样八个字来表述，此乃后人的概括。不过我觉得，从董仲舒对汉武帝的策问中的建议来看，说他是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未尝不可，因为这在一定意义上应是比喻的说法，是要把儒家思想突出来、抬起来，其他各家的思想不能和它有同等地位。《汉书·董仲舒传》记载的原文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5]1918显而易见，从原文来看，董仲舒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思想统一的完成，使国家社会在未来的发展中，指导思想明确，价值导向正确，使民知所守、所从。质言之，是要把儒家思想文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而作为全社会指导思想的国家意识形态，只能一元，不能多元，否则就会上难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所从，导致思想混乱，行为失范。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里并没有要罢黜其他诸家学说的提法，而只是说不能让其他学说与儒家思想一样发展，所谓“勿使并进”而已，存在是可以的，发展也行，但不能与儒家思想平起平坐。以大一统思想为指导，以大一统目标为追求，天经地义，统纪一，法度明，民知所守所从，天下太平，很好啊！因此，我认为，说董仲舒的建议是要独尊儒术，那是事实，就是只能让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但如果说是要消灭、摒弃其他诸家思想，那就不符合实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为了思想统一，是为了新型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而它本身并不是要消灭百家。过去不少人批判专制制度、思想独裁、霸道，往往借题发挥，有时随意引申。从历史事实来看，它是为了彰显那个时代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只能一元不能多元。在这个前提下百家并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因此后世社会才有大家所看到的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等诸子思想的继续存在。如果是要消灭，而且真正消灭了，那我们是看不到的。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道教在东汉形成，玄学在魏晋产生，佛学在隋唐兴盛，甚至唐代还有基督教中的景教在中国流行，伊斯兰教在北宋都城遍地开花，及其后来儒释道三教合一而形成的宋明理学，这些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事情，这些都证明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要消灭其他思想、其他流派。
历史事实证明，思想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在秦汉之际朝野上下要求思想统一的社会思潮推动下，董仲舒顺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为巩固统一的封建王朝而完成了思想统一的历史重任，这是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董仲舒开创了有汉一代以来的思想文化面貌和新型的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尽管思想统一的进程可以上溯得比较远，而且董仲舒一整套主张中的各种要素都在历史上有迹可循，不算他的发明创造，但是，正如著名人类学家狄克逊所说：“对于文化发展来说，传播的作用确实要比独立发明大得多。”[7]董仲舒的贡献在于，他把前人探讨过而没有实现的王霸之道和思想统一的理想，具体落实为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完成了思想统一的最后乐章，真正实现了天下一统[8]。
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合作问题，曾经长期有人给予激烈的批判。有人批判董仲舒为封建统治卖命，给封建帝王献策，钳制人民的思想。但也有人认为，董仲舒一生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传统，这就是政治合作的传统。其实，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特别是思想家们既有政治批判的传统、精神独立的传统，也有政治合作的传统。此外，还有文化保守的传统、文化变革的传统。而政治合作的传统、文化保守的传统以及文化变革的传统要实现，要由思想方案转化为现实社会的力量和具体现实，就必须得到政治家的理解和支持，双方协同，方能完成[11]。而“董仲舒们”这些汉代思想家和“汉武帝们”这些汉代政治家，他们的合作形成了两汉时期的盛况。所以今天要比较开放地看合作，不能一讲最高统治者就是要对抗、要灭掉、要革命。既要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合作精神，二者相互发明，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多年前，针对学界有人宣称“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孔子”的观点，我曾经提出，如果从系统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的战略理论高度来考虑，我认为与其呼唤当代孔子，不如期盼当代董仲舒。如果有一个董仲舒似的思想家群体出现，与政治家群体有效合作，根据时代要求，统一思想，规范人心，建构新型文化价值体系，那应该是当代中华一大幸事！当然，在统一思想的同时要注意建构精神自我，更新自我，调适内在机制，避免僵化守旧，既要守成，又要创新，在守成中创新，用创新促进守成。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地位，应该符合时代要求，与时俱进，成为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认同的重要标识[12]。
上林路站是16号线和1号线二期车站的换乘站，位于世纪大道与沣泾大道交汇处。1号线二期上林路站为地下二层、宽11 m的岛式站台标准站，沿世纪大道东西向敷设。该站在设计时，未考虑与其它线换乘，未预留换乘节点，因此需后期接入改造。目前,该站的围护桩、冠梁、挡墙已施工完成,一、二段底板已浇筑。世纪大道与沣泾大道的十字路口四个象限均有在建楼盘，十字路口北侧约300 m处有上林大桥。
前文谈到，董仲舒完成了思想统一的历史重任。其实，董仲舒只是设计了一整套统一思想的方案及其实施路径，真正要落实到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现实中，要变成治国安邦的实践方略，还需要政治家的认可和合作。西汉中期思想统一的完成，是依靠思想家董仲舒们和政治家汉武帝们的双方合作才实现的，缺少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成。正如汉代礼治的形成一样，从高祖立国到文景时期，是礼治孕育阶段；从武帝到昭帝宣帝时期，是礼治确立阶段；东汉章帝时期，是礼治成熟阶段。这几个不同阶段，始终有着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合作，而且并不仅仅是某一个思想家与某一个政治家的偶尔合作，而是思想家群体和政治家群体的长期合作，所以我使用“董仲舒之类的思想家们”和“汉武帝之类的政治家们”的提法，是用复数而不用单数，以彰显实现思想统一大任的艰巨漫长。据我对汉代礼治形成的研究，这个时期有着鲜明的思想文化特征，即：思想家（们）与政治家（们）合作；皇帝参与讨论并裁决是非；儒学独尊而又有文化包容；礼治的形成和儒学独尊的实现相一致；专制政治日益巩固和完善；天人合一思想贯穿始终；崇古、征圣、宗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分外强烈，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思想基因[10]。
第五，董仲舒思想在历史上起的主要是正面作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文字可考的大约是三千年，其中两千年是我们习惯上称为封建社会的时期，也就是秦汉到清末。而我们所讲的所谓灿烂的古代文明，主体是这个时期，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古代有灿烂的文明，就必须承认董仲舒的历史贡献。
补充试验：抗体确证试验无HIV特异性条带产生，报告HIV-1/2抗体阴性；出现条带但不满足诊断条件的报告不确定，可进行核酸检测或2-4周后随访，根据核酸检测或随访结果进行判断。补充试验HIV-1/2抗体阳性者，出具HIV-1/2抗体阳性确证报告。
秦汉时期具体说主要是西汉时期，是我们作为一个独特形态的、整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实体的形成、成熟时期。而董仲舒所做的统一思想、整合价值工作，对于国家统一的巩固，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
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旅游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人们对游玩地点的选择也逐渐从风景名胜转向原生态的自然乡村。这一转型促进了乡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能量。安徽省地貌多样，生态条件良好，自然资源丰富，且68%的旅游资源在农村，发展乡村旅游具有极大优势。近年来，安徽省乡村旅游的内容逐渐拓展，模式不断创新，而同时又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于此本文以枞阳县周潭镇大山村为例，概览安徽省乡村旅游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对策研究。
关于汉代封建社会、封建主义、专制政治、专制社会的问题，近些年有人主张重新界定、重新诠释封建制度的内涵。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唯物论所讲的五种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时期。他们认为只有西周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而这个所谓“封建”是封邦建国。这个问题，从学术的层面当然可以讨论。但我觉得很多语言文字、概念范畴乃至思想观念都是约定俗成的，荀子就说过“约定俗成谓之宜”。数十年来，学界都把秦以后到清末这样一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时期称作封建社会，在事实判断的层面，没有误解。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封建社会已经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现象表述，一个特定阶段的统称。当我们说到封建社会的时候，未必就是否定的。人所共知，封建社会产生了大量流传至今值得光大的灿烂文化，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黄帝内经》《九章算术》《天工开物》《本草纲目》，无一不是在所谓的封建社会形成的。1935年1月，王新命、陶希圣、黄文山、萨孟武等十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明确宣布“反帝反封建”是民族文化创造性发展的“必然使命”。连本位文化宣言的创议者们都使用了社会制度和观念形态意义上的“封建”一词，可见这个概念至少是“五四”以来约定俗成的。我觉得，反帝反封建意义上的“封建”，是指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封建制度，是批判性质的，是价值评判。而我们这些年来所讲的封建社会，则是一个中性概念，是事实判断，二者不可混淆。有鉴于此，我们对于董仲舒思想在封建社会所起的历史作用，就应该平实地给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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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9.02.003
作者简介：李宗桂（1952－），男，四川眉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9)02-0010-04
收稿日期：2018-10-11
* 本文为2018 年6 月23 日李宗桂教授在“2018 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 根据录音整理，并有所补充完善。
(责任编校：曹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