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英雄”背后的经验理性——重读《我的精神家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家园论文,理性论文,英雄论文,经验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戴锦华这样评述“王小波之死”的吊诡之处：“王小波以他的反神话写作构造了一个新的神话：一个孤独而自由的个人的神话。这神话甚至在他身后构造着一次对‘自由’的祭奠与‘庆典’。一个‘自由人’的形象，甚至在某种程度淹没了他作为一个极为独特的作家的身份。”（《智者戏谑》，《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
这一现象颇值得玩味：一位作家不以他的写作内容（无论小说还是杂文），而是以他的身份、他的生存方式甚至他的英年早逝引发媒体与公众的关注，进而演变成一个“神话”。王小波1992年辞去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这种个人选择，在他去世之后，在一些知识分子笔下变成了标杆性的指称：“他的选择有一种象征意义。虽然他不是最早选择自由撰稿作为生存方式的人，但在自由撰稿人中，他是最有自由知识分子自觉性的一个。他清晰地意识到在目前的生存环境中，选择自由撰稿人的生存所能享受到的思维的乐趣。”（丁东、谢泳：《论自由撰稿人——以王小波为例》，《作家》1998年第3期）而传媒界的趋之若鹜，“上百家报刊杂志登出有关王小波生平和他的遗著《时代三部曲》出版的文章、消息。现在他被称之为‘中国文坛的骁将’、‘文学天才’、‘自由思想家’、‘理想的知识分子’”，不外是“受到年轻一代读者和王小波在知识界众多友人的感召”，向公众推出了又一位“文化英雄”。
如果暂时搁置对王小波本人文学成就与思想深度的讨论，仅就“自由撰稿人”这一身份来探讨王小波的“文化英雄”意义，可以清晰地发现上世纪90年代的一条思想脉络。
90年代是一个盛产“文化英雄”的年代，原因大抵在于转型期的众多疑问盘踞，人们寻求答案，却无法准确地捕捉并叙述、界定它们。尤其是传媒的爆炸性发展，让企图传播自己观点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从清谈玄言转向具象化表达，将人文理想人格化、偶像化，便成了传播思想的终南捷径。于是众多的“文化英雄”浮出水面。而现世的文化英雄带有太强的不确定性，如余秋雨、王朔、张承志，常常在知识界的“内耗”中消减其魅力，已逝的知识分子更适合扮演这个角色。
塑造“文化英雄”的必要手法，便是将对象单面化，以便挪用为政治、文化的象征符号。尤其在大众传媒的参与和推动之下，当大众对“文化英雄”进行符号化消费时，他们不会去关注历史真实和个人特性。上世纪90年代，大众传媒上的“文化英雄”共同组成了一个“知名品牌”：“已故的顾准、吴宓、陈寅恪，健在的钱钟书、王元化，加上匆匆谢世的王小波，这一组名字本身已成为‘品牌’……学术的经典性和思想上的新锐而外，他们也会是某些知识者当下言说的话题或者概念中的榜样。”（《书情观察》，《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7日）而在1998年韩东、朱文制作的“断裂”答卷，将陈寅恪、顾准、王小波、海子四人作为“文化偶像”的代表，要求答题者对之进行价值评判，大多数答题者（主要是青年作家）对这些“文化偶像”表示了抗拒，认为他们已经成为“打人的石头”。“断裂”的反对者则强调陈寅恪、顾准、王小波、海子分别代表了高贵、理性、智慧、诗性。（于由：《底气不足的断裂》，《芙蓉》1999年第2期）这正好从正反两方面合成了“文化英雄”被大众文化塑造成的单面形象。
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很少有人像王小波一样，可以“没什么后顾之忧，哪怕他一分钱不挣我们也能活下去”（张琢真：《银河里有颗不落的星——王小波逝世周年访李银河》，《传记文学》1998年第9期），又能在面对传媒与市场时，保持清明的理性。对于大众文化而言，一个来自边缘或“体制外”的“文化英雄”，更便于满足公众对“自由”、“理性”这一类语词的想象与崇仰。
王小波确实也刻意保持着边缘的身份。他在去世前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里面写道：“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一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王小波生前，与思想界、文学界的主流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为自己营造一个独立思考与发言的空间，然而，正是这种疏离，造成了王小波写作的双重性，以及知识界接受王小波的某种遮蔽。
王小波生前取得的些许令名，主要来自他发表于各报刊的杂文。而他更看重也更费心力的小说写作，却一直被摒挡于出版界与文学圈之外。这显然不是一种让人满意的状况，对于王小波而言，文学与思想并不像很多人认知的那样可以一分为二，正如艾晓明指出的：“他把小说变成一种思想方式。在小说中，他的想象、运思、推论比他后来在杂文中进行的思考要复杂得多，也深邃得多。”（《纪念早逝的自由作家王小波》，《黄河》1997年第5期）
王小波自己生前说过，讲道理和写小说是“两道劲儿”：“写小说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虽能把理讲好，但不觉得这是长处，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小说的艺术》）可是，从接受角度来说，小说家王小波因其繁复与轻逸，是一个“挑战评论家智慧的阐释对象”，而大多数读者则会被小说里大剂量的戏谑、反讽、消解以及那么多的古今错位、时空转换，还有无处不在的大胆猖狂的性描写弄得瞠目结舌，头晕眼花。相形之下，他的杂文要容易理解得多，因为其用意本来在于“明辨是非”，这可以视为王小波对知识分子职责的承担：“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可以说，王小波的杂文，是某种传播意识的产物，因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我的精神家园·序》）
这本王小波生前编就的自选集，通读下来，确乎如许纪霖所说：“王小波给人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理性，那种清晰的、冷静的英国式的经验理性。具有这样理性精神的人，即使在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间，也属于凤毛麟角。”（《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上海文学》1997年第12期）李银河说“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小波》，《时代三部曲》代跋，《青铜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
王小波自己说，在社会伦理领域，他首先要反对愚蠢，而“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因此王小波反对的其实是虚伪，尤其是故意用无知强横的姿态来掩盖私欲的做法。其次他反对无趣，他多次引用罗素的话“参差多态方是幸福的本源”，庄严肃穆的假正经，会扼杀文化创造力，“现代社会的前景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知识分子，限制他获得知识就是限制他的成长”。（《摆脱童稚状态》）反过来说，王小波热爱知识，热爱有趣，并将之作为毕生的追求。
关于王小波思想的评论中，被提及最多的两个关键词是“理性”与“自由”。与中国流行的欧陆唯理主义不同，王小波相信的是英美的经验理性，经验理性不设置预定目标，也不讲求终极价值，一切诉诸生活经验、常识与现实功利。王小波声称自己喜欢马基雅维里，因为“他胆敢把信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而“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在中国古哲中，他也最喜欢谈论“交相利”的墨子（《知识分子的不幸》）。在王小波看来，许多被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理念搞得稀里糊涂的问题，只要按照日常生活的经验理性去判断，就能“明辨是非”。比如，一些科学家拼命证明的“大跃进放卫星”，王小波的姥姥，一位小脚的农村老太太，却死也不信。王小波认为这种态度就是有理性的态度（《积极的结论》）。
在王小波看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多具有“中古遗风”，他们“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他们不追求在知识上有所成就，却自以为真理在握，企图建立个人或流派的话语霸权，并运用己方理论解决一切思想问题，即王小波所谓“精神原子弹”。王小波本着自由主义的立场，坚持每个人都有消极自由：“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因为一旦不保障个人思想的消极自由，就给了某种话语控制、垄断整个话语空间的机会，这就是胡适当年宣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要义，在此基础上，王小波指出：“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知识分子的不幸》）
有评论认为王小波宣扬个体主义，个体之间平等而独立，“你别老想对我进行道德评判，我也别总计算着领导和拯救你”，但是“他主张人可以通过知识来划分等级”，于是质问“大多数没文化的个体岂不要被划分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无知识阶级？在新的等级社会中，知识阶级有没有权力领导和统治无知识阶级？是不是要承认‘知识王’的合法性？”（王晓华《王小波的另一面》，《粤海风》1999年9、10合期）王小波的确表达过知识面前应有等级差别的观念，他认为“科学、艺术不属福利事业，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如果作者与读者比谁更愚蠢，虽然看似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却构成了对知识积累的反动，让人类知识呈逆向发展。这是与王小波对知识的热爱与信仰背道而驰的，因此他说“罗素先生曾言，人人理应平等，但实际上做不到，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识的领域”（《艺术与弱势群体关怀》）。这一点，恰恰是王小波消解“崇高思想”、“美好理想”，却又与王朔式的犬儒智慧相区别的关键所在：犬儒智慧带有打倒一切破坏一切、却不负责任建构的意味，结局是谁也不比谁高明，谁也不比谁聪慧，大家比的是谁更低更草根。而王小波是在普遍的道德信仰与真理崇拜之外，建构了对知识与趣味的信仰与追求。也正是这种主张，引致了对他“文化虚无主义”和“自辱”的批评。
在对王小波的众多误读之中，还包括认为他提倡的个体消极自由是一种“逃避”。王小波生前，即有论者认为王小波的“有趣”的追求，是拒绝承担知识分子应有的职责：“面对无趣的世界，知识者何为？王小波当然开溜了……王小波那种看几本书写点小文章就心满意足的金蝉蜕壳般的兴奋不该在此收敛并主动羞赧么？”（陈鹰翔：《王小波的知识分子定位：“管他妈的”？》，《粤海风》1997年第3期）余杰在《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一文中将王小波与“书斋学者”钱钟书、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相提并论，并对他文字中的“讥讽语调”、“游戏态度”、距离感、怀疑和批判色彩表示不安，认为是没有“承担”的表现，韩东指出，余杰这些看法是为了“立论的需要”，“只能被视作野蛮和粗暴之举”（《现实、立场、“纸样儿”和王小波》，《芙蓉》1999年第4期）。王小波的文化处境，是处于犬儒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还包括民族主义）的夹击之中，这种境遇反而凸显了王小波在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意义。
王小波的杂文文体，被崔卫平称为“道德实践”，即王小波对“精神原子弹”从文风上进行了消解与重构：“他的文章剔除了所有那些权威般的、历史定论式的用语和口吻，不从任何一位现有权威那里剥来现成的句式，而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低姿态’的语言策略：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运用自己的口语，奇奇怪怪的‘逻辑’、没头没脑的句法（主语时有失踪），新旧典故乃至各种令人捧腹的小故事，把一篇篇文章装点得活灵活现，一句套话也没有。”同时，王小波小说的天才也同样表现在他的杂文中：“王小波具有一个特殊的本领是：他把‘论说文’写成了‘记叙文’，把理论都写成了故事，准确地说，把最富有理性的智慧以一种‘含智量’最低的方式传达出来，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几乎立竿见影的效果。”
崔卫平以《沉默的大多数》为例，来说明王小波杂文“低姿态”、“记叙文”的特点。王小波先用《铁皮鼓》、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及自己小时候的记忆为例，论证“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初步结论。用革命年代的话语记忆为例，王小波做出了一个判断：有时话语站在人性的反面，“人性尚存”是“从沉默中学习”的结果——沉默是有它的正面意义的。这篇杂文的核心故事，是“文革”中一位大学生咬下同学的耳朵含在嘴里，他不得不保持沉默，并带动了一大帮人陷入沉默。这是因为他面临着一个悖论：“或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耳朵吐出来，证明自己的品行恶劣，或者把它吞下去。”大学生两样都不愿意选择，于是他被迫选择沉默，最终还是吐出了耳朵。在这一桩略带荒谬感的事件中，王小波却得出了“人性尚存”的结论，因为大学生面临被严厉惩罚的恶劣后果，始终不肯吞下别人的肉体。王小波认为，在那个话语丧失人性的年代，这件事反而成为了沉默中的“人性教师”。
这个核心故事并不是直抵结论的，“它被截成了好几截，一点一点的被讲出来”，而且中间不断地被打断，被质疑，被岔开，王小波使用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线索、“我急于交待这件事的要点，忽略了一些细节”，“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看到那件事的结局”等语句，不仅运用文学叙事中的倒叙、限制视角、多视点叙事等手法，而且借由这些手法，形成一种“试错”的文体：“一边说，一边在尝试、试探；如果说将要达到的那个结论是一种新的可能性，那么在这之前要做若干其它的试验，寻找若干其它的可能性，其中包括‘错误’的可能性。”（《王小波随笔文体的道德实践》，《北京文学》1998年第9期）这种叙事姿态当然会让文章显得不够明快、简捷，但迷宫式的叙述，多个故事的打乱与编织，以及结论的多样可能性，都是王小波小说叙事的显著特点。
另一种典型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是一头别人眼里桀骜不驯的丧家之猪：它到处游逛，从来不在圈里呆着，还会模仿各种声音，汽车响、拖拉机响，后来学会了标志劳动结束的汽笛响，“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领导决定对它实行专政，但它却镇定而智慧地逃脱了，并从此对所有人保持距离。全篇都是叙事，夹杂着“我”的片断心理活动，只在最后有一句议论性的结语：“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
这篇让人初读哈哈大笑的杂文，却蕴含着相当的深意。从“设置与被设置”的结论倒读，才发现作者的诸多叙述语句都指向这一点，如知青喜欢猪“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甚至称它“猪兄”，但老乡们却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猪学汽笛响，“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这篇文字几乎被奉为王小波杂文的第一名篇，因为它在简短的文字中，单靠叙述的力量，完美表达了作者主张独立与自由的理念，允称“深入浅出、意在言外”的文章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