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陕甘回民起义与关中地区汉人信仰的变迁——以寺庙宫观的新建、重建和废弃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中论文,建和论文,回民论文,晚清论文,汉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09)04-0033-05
区域信仰是地方官府和民众根据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需求，对国家祠祀系统进行调整、选择，并加入地方性民间俗神而形成的信仰系统。庙宇建筑是信仰的物化外延，是信仰存在的表征。晚清陕甘爆发回民起义，关中地区是其主战场，庙宇建筑毁坏严重。战中和战后，关中地区庙宇经历了新建、重修和废弃的过程，是信仰变迁的表征。地方性突发事件的出现，为区域社会信仰主体提供调整和选择的机会，在一定程度改变了原有的信仰体系。本文通过因地方性事件而产生的区域社会对庙宇的新建、重修和废弃等行为的分析，阐释晚清回民起义对关中地区信仰的影响。
一
在清代，陕西关中地区回汉杂居，同治回民起义之前，陕西回族“布满全省，号称百万”，回族占陕西人口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1]。当时，陕西境内回民主要居住在关中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耕作和经商活动，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形成了有异于周边汉民的生活习惯。晚清时期，政府腐败，压榨回族同胞，加之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加剧了回汉摩擦，从而爆发了回民起义，但被清朝政府残酷地予以镇压。起义过程中，大部分回民死于战争及饥疫，剩余部分被安插于宁南、陇东偏僻荒凉之地，生活境遇极为艰难。此后，关中地区的回民数量急剧减少，他们的宗教信仰也随之势微，这对回族宗教发展是巨大的损失。
关中地区作为宋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儒佛道三教和民间信仰一直都较为发达，信仰景观遍布关中城乡各地。信仰之普及，建筑之精美，源远流长。据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八《祠祀一·寺观附》统计，西安府城有坛庙16所；长安县有坛庙13处，古坛庙50处，佛寺43处，道观12处，古寺观41处；咸宁县坛庙12处，古坛庙22处，佛寺43处，道观15处，古寺观60处，共计327处。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二十四《祠祀》统计，西安府（含长安、咸宁）各类总计38处。从西安府城的坛庙寺观前后数量看，在两部志书之间的二百多年里，西安府城各类庙宇的急剧减少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庙宇的减少并非都缘于回民起义中战乱的破坏。同治年间，太平军、捻军与回民起义军交织出现在陕西，致使陕西社会秩序在短期内被破坏。战火殃及各地庙宇建筑，如鄠县“按以上各寺观皆士民醵建，建筑之盛，类多壮丽，经发回之乱，多毁于火”[2]，渭南“同治元年捻回之乱殿宇悉毁”[3]，临潼“自逆回倡乱凡庙宇暨一切祈祷之区胥成灰烬”[4]，关中地区尤其是同、西二府毁坏最为严重。起义之后，关中社会经济开始缓慢恢复，各种庙宇相继被新建或修复，但已不能与此前同日而语，“数十年来，虽间有修葺，然欲复旧观，难矣！”[2]《光绪临潼志》载“至今秃垣败址，目不忍睹”[4]。庙宇毁坏加深了民众的记忆，强化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后期的信仰选择。统治者为维护地方统治和激励后续者为朝廷卖命，在镇压回民起义过程中着手修建庙宇，区域社会的信仰体系开始重新塑造。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泾阳回民起义发动之后，陕西督办团练大臣张芾（泾阳人）立刻率团练镇压，他试图以安抚的手段解散起义军，结果被杀，是为镇压起义军而被杀的第一位朝廷要员，后来清政府在西安为张芾建张文毅公祠。随着战事的扩大，在战斗中死亡的清军官员和将领不断增多，为他们修建的庙宇也不断涌现。在西安，同治三年（1864年）建立“多公祠”，系为多隆阿建。多隆阿（1818-1864年），满族，同治元年赴陕督办军务，是清廷继胜保之后派往陕西镇压回民起义的军事统帅，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官方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在清廷镇压回民起义初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治三年战死，清廷封其为多忠勇公，并敕建祠宇以祭祀。“公念切拯陕，兼程锐进，数年狂寇一鼓荡平，殉节盩屋，故陕人德公甚深，偏郡下邑，率建公祠。省垣庙宇较他祠尤壮丽焉”[5]。同年及随后关中地区的诸多县城建立多公祠，如渭南“多公祠二，一在东关路南……一在孝义镇街中……华渭之交感公德尤深，故所在尸祝焉”[5]，大荔、华州、蒲城等地也先后兴建，这些地方多为多隆阿战斗过或深受战争蹂躏地区。连年战争，造就一批以镇压起义军和战后重建而有功的官员，统治者和民间建立诸多专祠来崇祀这些人物，“同治以后，大乱初定，典隆崇报，专祠多至八九，可谓盛矣”！[6]多公祠、张公祠之外，新建专祠还有刘公祠，祀同治三年巡抚刘蓉；刘果敏公专祠，光绪二年为前巡抚刘典建；萧公祠，为同治间总兵萧得扬建；刘忠壮公祠，系同治十年为刘松山建；黄公祠，光绪五年巡抚王思奏请为陕安道黄鼎建。
回民起义给关中普通民众也带来了巨大的伤亡，民众对于在起义中殉难的绅民的敬重也极易转化为崇拜，殉难绅民的有被附祀于官员专祠，如渭南“多公祠，在东关路南，同治五年邑绅道衔将恒泰、詹事府主薄赵元中筹款建。附祀殉节前江西巡抚泾阳张文毅公芾，祀阗邑绅民百余人”[3]，蒲城“忠义祠，在县治南，光绪十年令张荣升建，祀多忠勇公，以同治时殉难各绅民附”[7]；有的建各类忠义祠，如三原的恩德祠、兴平的义烈祠，盩厔的节义祠、英烈祠，蒲城的忠愍祠、三水的忠义祠、昭忠祠即为此类，这些祠宇的承建者身份不一，有地方官员，亦有地方士绅和民众。为回民起义中殉难的地方士绅建专祠较为鲜见，兴平义勇祠，系教谕边輈之子为边輈所办团练死于战乱者而建，在留村，“同治回变，村人教谕边辀办团，团丁死事者甚多。教谕子三益进士承先志为立祠。岁十月一日立会致祭”[5]。这种位于村落并由士绅自建的专祠，它的地域性特色非常鲜明，其目的在于纪念为保卫家乡而牺牲的村民，更易被民众接受，并设立特定的祭日和庙会，使得庙宇存留更久。
关中地区新建庙宇主要由地方官员承建，用于祭祀回民起义中丧生的官员，多公祠、张公祠、刘公祠即为此类，体现朝廷的意志，为地方教化而作。建庙时间多在乱中或起义结束初期，由祠主生前身份、地位、贡献大小以及当时区域社会主要矛盾来决定。这些庙宇得到区域民众的认可，与关中地区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相关联。这些为区域社会秩序恢复做出贡献的人物受到民众的敬仰和崇拜，符合新的社会人文环境。地方性事件致使区域社会秩序的破坏，使区域社会整体塑造新的信仰客体，是区域信仰变迁表征之一。
二
在新的社会需求下，地方统治者建造新的庙宇，他们也迅速修复被焚的部分庙宇。重修庙宇可分为祀典之神和民间私祀两类。祀典神是政府神道设教的代表，统治者利用这些神灵控制民众思想，向他们灌输忠孝节义等正统思想。这些庙宇选址多在县治城内，建筑规模宏大且华丽。民间神则是民众根据区域社会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的需要而选择的神灵，其神祇众多，是区域信仰的主体部分，多位于城郊及乡村。
庙宇被焚毁，官方常规性的祭祀无处进行，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受到威胁。社会各阶层的信仰情感失去了表达的场所，影响了民众因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类祈祷的进行。地方官员在社会形势允许的情况下，纷纷重修庙宇。首先被恢复的是文庙和城隍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他们的存在意味着国家的在场。从起义中及其战后各地重建庙宇的时间可知，祀典之神是处于首位的，如渭南的城隍庙，同治三年、光绪十一年分别由邑令重修，文昌宫在光绪十一年由邑令重修；同州府的文庙则在同治八年、九年分别由邑绅和知府重修，府城隍庙也在同治八年由乡老重修；岐山、凤翔等地都相继在同治年间重修了文庙。在官方重修的庙宇中，有功于地方教化的区域社会涌现的先贤节烈也是祀典必须包含的部分。同治八年，同州邑绅重修了忠义孝弟祠、节义祠，同治十年渭南邑令重修了忠义孝弟祠、节孝祠等即属此类。
在回民起义持续五年之后，清廷派左宗棠入陕。左宗棠路过华阴，得知西岳庙被焚。西岳庙是祭拜华山神君的场所，是关中地区最具地方性的神祇之一。左宗棠与地方官商议重修西岳庙，并在庙成之后亲撰碑文。华阴西岳庙重修历时三年，用银近三万两，用工十万人次，左氏大张旗鼓重修华岳庙意欲何在呢？首先，此时关中地区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左氏想借此表达他将带领民众恢复区域社会秩序的决心。其次，左氏期望能得到华岳神君的护佑。朝廷劳师西征经年，而战乱依然。左氏碑文曰：“维华岳位西，神维蓐收金神，司兵主谊刑谊杀”[8]。华山神主兵的说法尚不多见，左氏根据现实需要，赋予华山神以主兵的职能，以期待得到神的庇佑。左氏为神祇的灵应找到的证据是：“庙成乱熄，殆其征也”[8]，左氏为自己的镇压行动寻找精神上的支持，期待自己在神的辅助下取得成功。碑文是社会各阶层表达信仰的一种载体，它承载着碑文撰写者对当时发生的事件的看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是统治阶级统治意图在民间的间接表达。
对于先贤的专祠，若其后代家世尚可，在毁坏之后多由其后人承建，如高陵的明吕文简公祠，由其裔孙在同治十年重修；泾阳的魏恭襄公祠亦是由其裔孙在光绪二十一年重建的；长安的梁敏壮公祠是其裔孙在光绪六年重修的。这类庙宇对区域社会的教化和庇佑是有限的，它们的重修是基于地方家族势力，与官方新兴的专祠对当时民众的影响是有差别的。
起义结束后，地方士绅和民众重修了一些事关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神祇的庙宇。多由地方士绅或民众自发重修，如泾阳的火神庙到光绪年间才得以修复；咸宁的药王洞是光绪年间得以修复的；长安的药王洞亦是直到光绪年间由里人负责重修的；同州的九龙庙是光绪七年由居民重修；渭南的土地祠是光绪元年重修。这些庙宇中的神祇地位低于正祀系统中的国家神，在重修时间和重修者身份上都有一定的变化，这体现了国家祠祀系统的等级性特征。
佛道两教在中国流传甚久，庙宇遍及市镇乡村。清代后期，传统佛教日渐衰微[9]。道教在清代发展出现颓势。鸦片战争以前，随着清王朝对道教的抑制政策愈来愈严，道教上层的地位也愈来愈低落，道光元年，清王朝禁止正一天师进京朝觐后，便完全中止了清王朝与道教的政治关系，道教从此被赶出了宫廷，听其自由发展[10](181)。佛道二教的发展趋势从地域社会庙宇焚毁之后的重建可以窥知。起义中，关中地区大量的寺院道观被毁。起义被镇压之后，佛寺建筑被选择重建的甚少，仅有的几例也时隔很久，如咸宁的章敬寺重修于光绪二十五年，据寺院被毁已三十年之久；太安寺则重建于宣统三年，历时更久；长安的兴国寺在光绪九年由绅约重修；礼泉的兴国寺被焚之后，嗣修小庙四座，祀文昌药王诸神，不仅缩小了庙宇的规模，还改变了神祇；而境遇稍好的则数永寿，常宁寺、香山寺则分别在光绪元年和十年重修，其他被修复的寺庙甚少。这种建筑的缺失当为信仰衰微的一个表征。对于道教建筑，重修者多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者，如土地庙、火神庙、药王洞、三圣宫等，即便如此，被修复者亦是寥寥无几。
三
庙宇作为民众祭拜神祇的场所，因地方性事件毁坏而被废弃，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该种神祇在民众的观念里变得相当薄弱甚或已经消失。民众的需求是信仰存在的首要条件，神祇的功能是否符合社会需求决定了其存在。庙宇所祀神明或先贤年代久远，其事迹与时人生活不甚相关，是其庙宇毁而不修的原因之一，如泾阳的李敏肃公祠、张烈女祠、高陵的寇莱公祠、咸阳的禹王庙、大荔的崔府君庙等，均在同治年间被毁，或其后人无显赫之辈，或其事迹已不适应这个经历战乱刚刚平息的社会，均被废弃。这种毁而不修有一定的必然性，此前民众不会刻意去毁坏它，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灵多多益善，而这些神祇与地方社会失去了利益关系，一旦被毁将不再被修复。
庙宇毁而不修与社会经济亦有关。礼泉唐太宗庙被废，唐太宗作为开明圣君影响中国甚久，唐都位于关中，这种地缘关系使得关中人千百年来对唐太宗非常崇敬，对于敬重先贤的关中民众而言，这种废弃显然是缺乏重修的经济实力。
因起义焚烧而废弃的庙宇关中地区有27座，东岳庙即有3座。如兴平“东岳庙，在县治东郭，规模弘敞，庙宇甲三秦，赫有灵异。宋真宗祈嗣于此，后人因立庙祀之”[11]。同时被毁弃的还有泾阳、礼泉的东岳庙。这种废弃的原因当在于神祇长久没有灵异显现，其祈嗣灵应在宋真宗时，距清末八百多年。民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找到本土化的神祇，如仙姑、奶奶等具有送子功能的神，这些神来自于他们居住的区域，他们相信这些神更为灵验，他们对遥远的东岳神君失去信仰，其庙宇也就失去了重修的必要。
弃修的庙宇中，佛寺道观占了一定的比重，如高陵的三皇庙、柴清官、又元观，咸宁的感业寺、福胜寺、披云观、五圣宫等。这种状况与二教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地方士绅发展相关的，士绅是寺院道观捐赠的主体，“寺院捐赠似乎正在清代国家开始扩展其在地方上的积极活动这一刻衰落……承担起理学议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压力又重新导引士绅偏向国家关怀的行动主义和对基础设施目标的捐赠，诸如学校和孤儿院”[12](325)。士绅捐赠目标的转移，使他们不再投资于佛寺道观的建设，而民间其他群体无力承担此任，使得寺院景观日趋破败。地方性事件对佛道寺庙的毁坏，使本已萧条的景观建筑更是雪上加霜，加剧了二者在区域社会的衰落进程。
人是其崇拜的神灵与区域社会自然、人文环境相适应的调和者，作为信仰客体的神祇自身不会转变，新的符合民众需求的灵异事迹或职能是由信仰主体根据需要不断附加的，这就是信仰的变迁。在同治回民起义中被废弃的庙宇，意味着突发事件导致的庙宇焚毁加剧已经存在的某种信仰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信仰的衰落甚或消亡。
四
庙宇作为信仰的外在象征，是判断信仰存在的依据之一。地方性事件对区域社会中庙宇景观造成毁坏，为国家和民众进行信仰选择提供了机会。对于众多的信仰客体而言，其在祀典中的位置一方面代表了国家意志，另一方面表征着民众的精神需求和社会经济的盛衰。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正祀主要是文庙和城隍庙，它们是国家在地方上的精神支柱，控制民众的思想，规范民众的行为，其承建者为地方官员。地方统治者为维持地方教化而为民众树立行为的楷模即先贤、忠烈等代表人物建立专祠，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其变迁是最为明显的，变迁原因在于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
关中地区官民在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之后对庙宇新建、重修和弃而不修的抉择中，间接地表达了他们的信仰情感。骤然而来的突发性事件在短期内毁坏了人们信仰的载体庙宇建筑，但他们的信仰体系并没有因此坍塌，信仰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调整，这种有限的调整是基于时代主要矛盾的转移、民众价值取向的变迁和信仰客体发展状况三者做出的。于此可见，传统社会的信仰体系并不因地方性事件骤然毁坏其外在表现形式庙宇而消失，其生命力是存活于民众的思想意识中的。庙宇作为信仰的外在形式，他们承载着人们信仰的精神寄托。信仰是基于信仰主体的需要而存在，与其外延形式的庙宇是密不可分的。信仰景观因信仰而存在，信仰并不因景观缺失而被遗忘，信仰和景观对应却并不对等。
收稿日期：2009-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