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消闲功能”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文学艺术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与消闲”专栏
——主持人的话
我们的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文艺乃至整个文化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一个十分惹人注目的变化就是文艺乃至文化的消闲娱乐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更“忙”了的同时，也更“闲”了。他们的空间自由度大了，时间自由度也大了——他们的“闲暇”多了。 据统计，1980年我国每人一天24小时，扣除工作、睡觉、家务劳动，有效的闲暇是2个小时零21分，1992年增至4个小时零48分。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以来，闲暇更多。如何有意义地度过这段“闲”时光（即如何“消闲”）”，这是摆在每个老百姓面前的现实问题。在紧张劳动和工作一周或一天之后，他们要轻松一下，娱乐一番，他们要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他们要看电影、看戏、看画展、听音乐、看电视、读小说……这时，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派上用场了。于是，近年来适应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报纸副刊特“火”，各种知识性强、趣味性强、可读性强的随笔，散文大量发在这些副刊上；电视台的“正大综艺”、“综艺大观”、“快乐周末”、“东芝动物乐园”等等，电台的“今晚八点半”、“午间半小时”等等倍受青睐；相声、小品、曲艺等，深受欢迎，一场文艺晚会如缺了相声、小品，那简直提不起神来；体育比赛的电视直播从来没这么多观众……
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在观众和读者对文艺的如饥似渴的需求面前，面临挑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读者、观众的口味越来越讲究、越来越挑剔，他们也越来越“自由”地对待文艺作品。他们喜欢的，就爱不释手；不喜欢，就把你甩在一边，才不买你的帐呢。你如何适宜读者和观众？象“四人帮”那样强迫人们看样板戏，不可能了；靠政治和道德说教，不灵了。唯一的办法是使作品具有艺术魅力，吸引人，抓住人，勾魂摄魄，使人不看则已，一看即不忍离去。必须增强作品的审美愉悦性，必须使观众和读者身不由己地投身审美娱乐之中，使他们的心灵得到陶冶，得到提升。这样，文艺的消闲娱乐性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近年来，文艺的消闲娱乐性问题几乎涉及所有艺术门类和大众文化传播媒体，既表现出适应公众多方面鉴赏需要的积极作用，也出现了某些不能不予重视的负面问题。消闲娱乐，看似细事，却关系到千家万户、三教九流、妇男长幼，更与道德风化、乃至社会稳定有关。理论批评界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看法，甚至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争议；但总的说来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缺乏明晰、坚定的理论引导。有许多问题是需要大家共同探讨的，如：怎样看待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它与精神文明建设有什么样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的诸功能，特别是“教”与“乐”之相互关系有什么新变化和新特点？人们对文艺的需要有什么新趋向？怎样评估“玩文学”的提法？文艺有无可把玩性？会不会导致“玩物丧志”？如何掌握它的分寸？如何提高消闲娱乐的文化含量和文化品味？等等。下面刊发诸位学界同仁的短文，对以上问题各抒己见，敬请广大读者一起参加讨论。
现实·历史·品味
——当前文艺的娱乐消闲功能之我见
一、现实的需要
文艺具有娱乐消闲的功能是文艺理论的一个定律，古罗马的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说：“如果是一出毫无益处的戏剧，长老的‘百人连’（百人连为古罗马武装部队的单位——引者）就会把它驱下舞台；如果这出戏毫无趣味，高傲的青年骑士便会掉头不顾。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尽管贺拉斯是古罗马帝国的正统理论家，他在指出文艺在“劝谕”作用的同时，仍强调“乐”的重要。毛泽东强调“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但他也讲文艺的“消愁破闷”的作用，他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后，毛泽东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同时十分关心他的失去了丈夫的儿媳刘松林，1959年，刘松林大病，毛泽东写信用李白的诗鼓励她：“你身体是不是好了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连雪天。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以起消愁破闷的作用。”（《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第83页）我长期持这样一个看法，文艺的本质是审美的、娱乐的，战争时期把文艺说成“武器”，是文艺的功能性借用，并不表明文艺的本质特征，就象我们的牙齿，它的基本功能是咀嚼，但在与敌人进行肉搏时，也可以用它做武器，把敌人耳朵什么的咬下来，这是功能性借用，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在和平时期，文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它的本性：审美、娱乐、休息、消闲……
上面是说娱乐消闲作为文艺的功能之一是大家的共识，那么为什么现在又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现实生活重新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首先是与过去相比，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特别是五天工作制的实行。人们除睡觉、吃饭时间之外，除那些特殊的工作族群外，据有的社会调查机构的说法，普通的大众在一个星期里起码也有五十个小时的闲暇时间，如何来打发这么多时间，对大家来说成了一个问题。当然，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安排，但通过文艺的欣赏以娱乐消闲是许多人的选择。既然是娱乐消闲，大家就愿意看一些通俗的、轻松的、幽默的、微微有点刺激性的东西，而不愿看那些板着面孔教训人的东西，不愿看那些太沉重的东西，也就很自然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群众有这种需要，难道我们能让人民群众失望吗？这样文艺的娱乐消闲功能就更突出了。这个道理周恩来早在1961年就说过：“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1961年6月19 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的讲话》）这个道理，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在群众有了闲暇的今天，就更明显不过了。所以，文艺消闲娱乐功能的突出，是现实的需要，大众的需要。
我们说现实的需要，还由于在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剧团、电影院、期刊、报纸、杂志、出版社等都要自负盈亏，国家不给钱，要自己养活自己，如果还是以前那样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那么只能演出、放映、刊登、发表、播放教训人的东西，那么群众就不买你的帐，你还能象“文革”时期那样，强迫群众走进剧场和电影院，去看那看了无数遍的“样板戏”？这你已经做不到了。现在可供群众选择消闲的方式和空间大大扩大了。逛那象画廊一样的商店，看那象商店一样的画廊，出门旅游，看甲A足球联赛，进“迪”厅、“氧”厅，种花养草， ……干哪样不行，非要看你舞台上的、银幕上的、副刊上、杂志上的专门想教训人的东西吗？当然，演员们、导演们、编辑们、主编们，所有主持文艺单位又要自负盈亏的领导们，都不傻，为了单位能生存下去，不能不想办法，去适合群众的口味，尽量通俗一些、轻松一些、幽默一些，搞点有趣味的、有滋味的、有可读性的、又可看性的、甚至微微有点刺激性的东西给大家看，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人把这种情况说成是“逼良为娼”，这太过分了。既然你把这些文艺生产单位推向市场，就必须要给予它以生存的空间。如果要他们走老路，这也不准，那也不准，却又不给经济上的支持，那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事。就是那位贺拉斯在提出“寓教于乐”之后，还说了“这样的作品才能让索修斯兄弟赚钱”这样一句话。索修斯二兄弟是罗马著名书商，贺拉斯的“寓教于乐”就是给他们一条生路。
还有一点，一个社会的文艺的娱乐消闲功能被突出，是这个社会较为平稳的一种表征，这无损治理社会者的光辉。
二、历史的启示
从文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通俗的具有较强娱乐消闲功能的文艺作品，在当时与雅文学并不是对立的，而且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俗文艺作品也可能变成在文艺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雅文学作品。宋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宋代，词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艺术形式，词人写出歌词，歌女配以曲调在酒楼茶馆中歌唱，不论是词人、歌女还是观众都把词当作娱乐消闲的艺术形式，所以历来都有“诗庄词媚”、“诗硬词婉”的说法，当有人说，“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所谓“媚”、“婉”、“美人”等定性语，都说明词在当时的地位与诗相比是很低的，诗是雅文学，是正宗，是“主旋律”，词则是小道，是“薄技”，是俗品，只是娱乐消闲的玩艺，只配写些喝酒唱歌、儿女风情、风花雪月、离愁别绪，最高的评价是“诗余”，作者以“资欢”为目的，听众也以“资欢”为目的，总之，诗是“言志”之作，“发乎情，止乎礼义”，以讽谕美刺为传统，词是“艳科”，浸淫着享乐意识，词比诗要矮了一大节。苏轼以诗为词，用词体写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为人所不理解，甚至遭到批评，如《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连苏轼自己的弟子也觉得丢脸。就象现在某些严肃作家写起通俗小说不被人理解一样。
然而，历史的发展则证明了宋词是反映宋代世俗生活的重要作品，从一定意义上它比宋诗的地位要高，它已经堂堂正正进入中国古典文学史，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骄傲，当年的通俗文学转化为今天的文学珍品。还有明清传奇小说，在当时也是娱乐消闲作品，甚至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说，他写此书也是让读者“可破一时之闷”，可经过时间的筛选，这些作品中的精品，已成为古典作品的精华。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所以，我们千万不可看轻今天作家创作的娱乐消闲的作品，我相信今天的通俗作品中的精品，在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终有一天为后人所重新发现，成为文学史上不朽之作。我认为今天的通俗作品的创作，要提到历史的高度来看。它是现实的需要，同时它将得到历史的回响。我们必须有这样一种眼光。
三、品味的追求
当前通俗文艺作品的创作中，的确存在一个品味问题。现在的小说创作似乎不写性就不成小说，有的作品甚至超越了必要的界线，写的很“黄”，又没有多少文化内涵，一味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有的作品大肆宣扬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确有思想毒素。有的作品宣扬小市民的理想，低级庸俗，看了令人作呕。对此现象如果我们不加以正视和批评，我们就是失职。现在有一种理论，叫“趣味无争辩”，我就喜欢这些趣味的作品，你管得着吗？振振有词。在趣味问题上，我的观点是，趣味是一个悖论，一方面，趣味是无需争辩的，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趣味是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的，你喜欢爱情片，我喜欢战争片，他喜欢武打片，你喜欢散文小品，我喜欢长篇小说，他喜欢诗歌，你喜欢婉约的，我喜欢豪放的，他喜欢隽永的，这都随便，不必争辩；但另一方面，趣味又是可以争辩的，低级的、黄色的、堕落的、庸俗的趣味，把读者引导到非人的异化的方向去，那么这就要加以批评，甚至禁止，不这样做社会风气就会败坏，人文的、积极的和美好的精神就会丧失，对此我们非争个水落石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提倡健康的、美好的趣味，对此我们也非要把道理讲透不可。
恩格斯在谈到德国民间故事书的作用时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们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贫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怆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骄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德国的民间故事书》）恩格斯说得多么好！首先，他认为民间故事书是为了使读者“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他把“快乐”两个字放在前面决非偶然，他要强调故事书必须是有趣味的，能使人得到休息，并在幻想中美化自己的生活，白天的劳动够沉重的了，故事书得让他们乐一乐；但这还不够，故事书还得使人“振奋”，也就是说故事书必须有较高的品味，是鼓舞人的，激励人的，催人向上的；而只有这样有高品味的故事书，才能使人得到“慰藉”，使人获得一个精神家园，这样才能在使人得到快乐的同时，又能培养自己的道德感、力量感、激起争取自由、权利的勇气，以及热爱祖国的感情。我认为恩格斯对德国民间故事书的功能的全面、深刻的论述，完全适用于我们今天对通俗文艺创作和以娱乐为主的文艺活动的要求。
高品味的追求应该成为一切通俗文艺创作、一切以娱乐消闲为目的的文艺活动的内在品质。应该认识到，是追求高品味还是迎合低级趣味，关系到对现实和历史是否负责的问题。所谓高品味，按我的理解就是要使作品具有人文主义的、民主精神的和审美关怀的文化内涵。一艘美丽的游船，如果里面没有足够的压舱物，那么它航行起来就要东摇西晃，就有可能翻船。同样，一篇或一部具有娱乐消闲功能的作品，要是没有人文主义、民主精神、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压舱物”，也是危险的。
其势难挡的两个涌动
严格地说，文学艺术的真正竞赛、决胜场地不在各种域定（地区、国家、世界）的颁奖仪式，而在接受者的心灵。它同体育不同，体育竞赛在锦标赛、运动会上，球王、拳王、体操王子和皇后等等就铁定地决定下来了。这应该成为我们思考文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而且，到了本世纪末，人们已更加从对文艺的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了。信息时代传媒工具的新革命，特别是多媒体逐渐走入案头和家庭，已经摆脱了以往出版社、报刊和电视台决定读者和观众的艺术视野的状态。当今，地球村、地球街坊的居民们，已经越来越可能超越地球表层正在提供的读物和演出，把眼睛指向太空，指向卫星载体这个高高在上的传媒和舞台。文艺的竞争在于占领人们的心灵，表现形式是每个人的案头和视屏选择，具体动作就是拨动按扭。
这里，自然要联系到文艺的功能，既是文艺自身的属性又是读者观众对文艺的需求。文艺的功能，向来说是三种，有的说是四种基本的，又细分十四种具体的，还有人分成三、四十种。实际上，从文艺诞生起就具有审美特性而言，与之结合的社会功能可以说多种多样，可分而不可穷尽，全靠各种功利主义者的取向而定。从时代发展来看，文艺功能又是一内含不同的历史动态结构。许多学者认为，中世纪艺术的补偿功能占主导地位，艺术把人们引向天国。启蒙时代的文艺，着力于人的觉醒的启发。到了19世纪，艺术大师们寻求人生之谜的认识与解答，认识功能占重要位置。进入本世纪，我以为，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占突出位置。这是由于本世纪频繁的政治冲突以及各种性质的大小战事使然。这种意识形态功能适应了本世纪占相当长时期的阶级斗争、反法西斯战争的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需要。
进入90年代，文艺的发展和作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当世界性的热战以及随后而来的冷战基本结束后，过去那种壁垒性的意识形态功能就相对削减了，淡化了。和平与发展，已经逐渐成为人们认同的两大主题。世界各国存在的多元化格局，又必然贯穿着人类发展的统一价值尺度和进步标准。近年出现的南非种族冲突的和解，巴以和谈协议的签订，以及最近波黑签署和平协议，是本世纪末最具有启示性的事件。它标志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日益为人们所放弃，人类平等相处、和平发展的新的人文精神，日益成为人类精神召唤的一面旗帜。特别是放弃犹太复国主义主张和侵占土地的拉宾总理死于犹太极端分子之手而自我塑造完成的悲剧英雄形象，更是时代心灵历程的新的征候。人文精神已经构成时代潮流一个新的涌动。
如果把人文精神的思想取向看作当今文艺发展的第一个涌动，那末，在艺术自身恒道上，它的观赏娱乐乃至消闲功能，又形成第二个涌动。战争结束后，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娱乐了。冷战的淡化与远去，也使人们不必把过多时间用于唇枪舌剑和森严防范。今天的双休日是在人们失去农业社会的牧歌情调而辗转于人与机器繁杂交往之后，他们要求从文艺等方面获得解脱与回归。人们的现实日常生活已经提供了这种精神需求的可能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然而，当我们提到文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时，切忌作表面的肤浅的理解。它决不是一种粗浅的逗乐，有如旧戏舞台上的白鼻子丑角式的插科打诨。喜可提供观赏娱乐，悲亦可提供观赏娱乐，它既包括捧腹，又容纳沉思，它要求文学艺术本身体现深度的智慧，别开生面的境界，以及超越常识常见的独到的发现与展示。
电影的发明，计算机信息网络的蓬勃发展，使影视艺术构成本世纪特大景观。单纯的纸面载体和声音传媒，相对缩小了自己的位置。人们更加乐于从影视形象中获得直接生活的可感性，戏剧艺术要求借助荧屏摆脱时空的局限。人们看到，影星、歌星、笑星很快就能获得超过大作家的知名度，从艺者争相包装，争相触“电”。但是，全国已有三亿多台电视的现状，这与其说是提供了机遇，不如说是更严厉的挑战。“星”们可在一夜之间得到亿万人的喝采，也可在同一时间得到否定，而且在影视上受到否定，是一种更为残酷的否定。影视艺术不可能取代纸面传媒。许多优秀作家宁愿直接面对读者诉说，不愿凭借外力。于是，影视艺术往往从文学这个富矿里进行挖掘，甚至从名著巨著中进行节选和改编，以期获得自己的声誉。毕竟，生活中屡见不鲜，当荧屏上大量作品过于平庸，人们乐于关掉电视，在书案上读一篇散文、一本小说，或者在拥挤的电气火车上争读一份报刊。有品味的读者也宁愿借助纸面，直接承受作者的诉说，甚至认为独坐孤灯下的心灵交流和对话，是观赏和娱乐的别一种境界。准备录制的艺术家们，面对一群沉寂的不曾谋面的广大观众，如果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只是借助一些花里胡哨的包装，你被抛弃了还不知怎么被抛弃的。文学艺术的观赏性娱乐性，最终回到了自身的艺术质量。
历来，文艺的观赏性娱乐性又是一个含混不清、难以规范又屡遭轻慢的概念。有时候，人们把它同思想性艺术性加以并列，似乎是艺术外加的配餐佐料。持这种看法的人，总认为艺术的娱乐问题容易解决。历史上的主管者统治者又总是耽心老百姓娱乐多了，消闲轻松多了，不好管理。千方百计用载道和教化加以规定和约束。把娱乐交给别人，自己只抓载道和教化，往往形成“教”与“乐”两张皮。实际上，如果把文艺的观赏性娱乐性看成它自身的本质属性，看成渗进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不可须臾分离的特性，或者，看成检验总体艺术质量和艺术效应的东西（当然，艺术表现与要求的层次多不相同，不能整齐划一），就比较好办了。不是站在上面轻慢它，站在旁边挑剔它，而是从里面提高它，站在前面引导它，才是应有之举。在诸多艺术争夺人心、人们又能主动选择的现代信息社会，你不得不认真处置这个问题。
消闲：不是唯一的解释
1、市场经济的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常化”了。即，它不仅仅表现为从过去的泛政治化氛围中超越出来，而且也表现为人们有了更多的业余时间从事自己所喜欢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爱好。于是，今天的文化理论研究就多了一个话题：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这个话题的提出，是当今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我们知道，“日常生活”的研究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论题，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发展所必然提出来的课题。在人们的温饱解决之后，甚至是有了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后，日常生活的质量就成了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了。
应当承认，我们对“日常生活”的认识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一般而言，包括文化学术界在内，往往将“日常生活”与“消闲”等同起来，或者，仅仅在消闲的层面上谈论“日常生活”。于是，就有了我们所谈论的“文化的娱乐性”等话题，旧话新提，别无深意。也就是说，在这样谈论问题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必要再费笔墨讨论什么“娱乐性”的。文艺的娱乐作用不证自明，自古有之。原始人劳动之余要去哼哼，皇上公务繁忙之余仍有雅兴观赏乐舞，等等，等等。人有追求游戏、娱乐的天性，所以，在泛政治让出生活空间以后，人们有权利，有可能去争得“玩一玩”，“乐一乐”的乐趣。
问题在于：今天人们往往将日常生活与“消闲”等同起来，而且往往与非常低级的消闲活动等同起来，这就有了问题了。毋庸讳言，现在有些理论家所倡导的所谓消闲活动，其实只是地摊文化的翻板和另一种解释罢了。以大众文化为幌子的这种“倡导”，将文学艺术日益引向性、凶杀等追求器官刺激层面上去，实在不是一条出路。
当然，我们可以从纯然是娱乐的角度去解释有益于身心的消闲活动。如，节假日的郊游、垂钓，各种收藏爱好等等。关于这方面，我认为也没有什么话要多说。不用理论家去倡导，人们的业余兴趣已有了广阔发展的空间，人们正在消闲着。
2、但我仍要强调和突出， “消闲”与“消闲文化”的提出与被认可，不能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的可喜信号。人活着，然而终于不是单纯地为政治，不是单纯地为商业利润，不是单纯地为功利，人终于可以为了自己的生命的丰富性而活着。
“消闲”是与人的生命的丰富性天经地义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堂而皇之地谈论消闲文化，就不能不论证生命的丰富性的合法性。我们承认，在长期的极左政治的影响下，我们的生活被片面化了，被抽象化了，特别是“以革命的名义”实践着的生活。我们在影视小说戏剧中，看到无数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虽然已经拨正了这种偏向，但是，电视和话剧舞台上的这种“抽象化”（反丰富性）仍然存在。这不可能是技术问题而只能是艺术观念问题，文化观念问题。从哲学上看，丰富性蕴藏在偶然与必然的交溶之中，蕴藏在承认偶然性之中。
3、让我们回到合理的丰富性。 现在缺乏对合理的丰富性的倡导和证明，缺乏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实践，生活的丰富性被割裂了。一边是苍白的合法性，一边是丰艳的不合法性，（地下出版和追求感官刺激的消闲方式），两相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人们的消闲生活正在被丰富的不合法性消蚀。
不合法不仅仅指对政策法律的逆叛，而且更指对人性的丰富性的亵渎。人被片面化，异化了，异化了的人的存在使人的精神片面化更加加速，实质上是使精神沙漠化的加速。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
要实现合理的丰富性是极为困难的。因为作为精神生产者的知识主体的精神沙漠正在加速。市场化到来的层面作用之一是使人们（特别是知识主体）没有时间和心情来使自己“知识化”——或者讲，人文化。一个电脑专家可能是很好的专家，但他可以片面地发展成为一个电脑动物。所以，这需要国民教育体系的有效的改善和教学内容的改进。
4、消闲的合理的丰富性之一，是亲和自然。 人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一种动物，人的生命的丰富性与其自然本性的充分发展和展露是相一致的。片面生活的人才会有片面的枯糙的情感世界和生活方式甚至畸形发展的身体。在这三要素中，人对自我拥有的资源的最大浪费是折磨自己的躯体。人们普遍不知道或不愿知道：躯体的健美是人的生命力的象征，是生活活力的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孱弱的文人形象应当作为中国文化的耻辱之一加以讨伐。所谓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担”究竟是美还是不美？餐饮过度，醉生梦死，大腹便便，油头肥脸，是象征财富还是象征病兆？是生命力的高涨还是生命力的消蚀？从这个观点看，爱好体育是人的一种境界，从更大的方面讲，是民族复兴的一种希望。
亲和自然更包括到大自然中去度过有限的可资自由支配的生命的时光。一片小草，一汪小溪，一片山衬，都在与你的生命对话，都是对你的生命的片面性的挑战，你要承受这种挑战并在挑战中高扬自己的生命力。
5、亲和艺术是另外一种消闲的丰富性。 艺术教育与体育教育一样，是人的生命丰富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各种亲和艺术的方法中，你可以寻找一种只适合你的，独特的方式，学会去鉴赏书画，例如，去学会观赏古代工艺。相反的问题是，艺术体验的缺乏是当代人情感平面化、沙漠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干枯的片面的生活使你缺乏同情、感动、悲伤、体谅、能动、复杂的内心体验和对某种超越的感情的追求和拥有。对有些人来讲，这些细致的情感色彩很浓的字眼是太奢侈了。因为它没有实际的价值，它在功利活动中不需要。凉冰冰的利己主义大概才是“流行色”。在这种流行色中，人们普遍缺乏对自己生命活动意义的反思。对自己行为“是与否”的道义判断和良心证明，人动物化了。情感的确是被浪费了。
6、谁在加速这种情感的沙漠化呢？ 以消闲为名的一些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正是这种“加速剂”。沙漠化的人才是这些沙漠化作品的真正的生产者和拥有者。艺术不是作为生命体验的产物，而是作为产品被生产着。它使消闲生活方式的不合法性加速了。
为这种实践方式论证的理由之一是人们要轻松。这似乎是所谓的消闲文化的一个护身符。什么是轻松？轻松是一种心理渲泄。读古龙的小说可以“轻松”，看《芙蓉镇》也可以“轻松”——灵魂的渲泄和净化，片面强调轻松可能制造反效应，那就是几乎无法制止的心理失衡和道德水准的下降。
这种轻松够累了。
7、我们仍然缺乏合理性的消闲的丰富性。 人的需要的理性层面和多层次性决定了人们对消闲生活的理性化要求。以电影为例。电影的客观效果之一是有消闲目的。但中国电影刚刚从政治教育中跳出来而又陷入了片面追求消闲的泥潭。电影忽略了人们消闲的理性层面。重大的社会题材，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的揭示，是人们的消闲生活中所迫切需要的，然而我们却拍不出《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两个人的车站》、《新闻记者》这样的后期苏联的现实主义大作。
当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充满着各种变动着的丰富性时，人们是无法在消闲那些无关生活痛痒的“消闲作品”的。人们可以不必关心你养的花、草、猫，你请谁吃饭，你与谁吵架，但人们要关心自己的生存的环境。社会转型的特点决定了这一切是可能的。《天网》使洛阳纸贵就是一例。
渺小和无聊不应是消闲的代名词。
我们不要返回沉重，但有时我们不得不“消闲”沉重。这应是提供精神消费品的人们的良知。
“文艺消闲功能”断想
我们如今不得不加以探讨的，仍然是一些很大的诸如“人文精神”、“理想主义”这样的题目。因此，在95文坛论争十分火爆的时刻，对“文艺的消闲性与精神文明”的讨论，感到颇为意外，亦有过这等论题不足为道的想法。然而，真正参加了研讨活动而受到启发之后，想法顿时有所不同了。其一，文化上的消闲，是当今社会的实际需要，并不因为有人忽视就能够取消这个话题所蕴含的价值意义；其二，消闲性的话题，实际上是有待探讨而又有所争论的，它实际上关系到“民间文化空间”急剧增长的事实。在这样一个广袤的空间里，文学家、艺术家如何可以更有作为？显然又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说穿了这波及到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是否具有语言力量支配权的问题（在今天，可能还要附加一个图象影象力量支配权的问题）。
简而言之，所谓“消闲功能”也可以看成一种隐蔽话语。在它背后矗立的，则是民间文化空间与话语权这两大课题。文艺界的有识之士没有理由去忽略不计这类问题。
关于消闲功能与民间文化空间的关系，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及闲暇增多与文化空间扩展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至少，在大部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初步消除了温饱的忧虑之后，尤其自1995年5月1日城市实行五天工作制之后，相当多的人相对地有钱了也有闲了。这个由时间与金钱所支撑的生活空间，在广泛的定义上当然可以视为“文化空间”。尤其应该看到的是，在中国所发生的转轨或者叫转型，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体制从计划化转变为市场化，而且恰恰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机制在深广而持续地发生作用，也使得文化领域出现了市场行为的渗透，出现了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在文化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也同样在削减甚至是在损毁文化领域的计划原则。当出版界、新闻界抑或电影界把赢利原则放在第一位而指导自身行为的时候，行政当局的指令性调控就会渐渐失去效力。理由很简单，文化上的行政性指令并不能保证文化企业的利润，而财政收入的拮据也导致了行政当局干预能力的萎缩。换句话说，文化企业不再能像以往那样由国库中汲取财力的时候，势必将目光移向新的财源，而这就只能是那些由掌握着所谓“经济选票”的文化消费大众所构成的文化市场。也正是因为以上所描述的这种缓慢的、渐进的、层累式的转变，才导致了民间文化空间的诞生和成长。我想，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完全可以由文化市场的调查专家用数字来加以证实。据说，目前国内已经拥有千余家报纸和几百家出版社，相当多的报纸要办好周末版以吸引更多的读者，而出版界则不得不忙于推出畅销书以赢得更多的营业收入。其直接结果，就是对知识与趣味的有效需求大为增长。可以说，最近两年人们已经多少体验感受到了这一有效需求增长的趋势，而且完全可以断言，大众对知识与趣味的有效需求目前仅处于起步阶段，至于今后的大幅度增长则是无庸置疑的大趋势。
单是采用经济学术语来描述中国社会生活的这一重大转变是远远不够的。我想说，这甚至可以看成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意味深长的一个在深层次上的重要转变。如果回过头去看看历史，也许会了解得更为透彻。从远处说，中国的古代经济基本上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周而复始，循环运作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导致的是对知识文化的需求严重不足，农民依靠的基本上是老天爷的恩赐，能够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交上租子，吃饱饭，已经是难得的太平日子了，何复他求？从近处说，但凡在过去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深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土地上种什么与怎样种都是由政府层层下达指令。收获本来就不多，分到农民手里的也就至多是聊以糊口，维持生存，还谈什么对科学和文化的渴求？倘若有一点余力能供得起子女上学，也主要是为了改变个人身份，获得城市户口和一份不靠天公的稳定收入贴补家庭，根本谈不上为了发展生产与改善自身素质而产生什么知识需求。这当然不是说农民根本不需要知识，而是说这种需求受到了传统生产方式及计划体制的压抑而不能形成有效需求。至于城市居民尤其是体力劳动者情况要略好于农民，但是为低下的收入和繁重的家务所累，能够产生的知识与趣味需求也就只能是一个相当狭小的空间。令人欣慰的是，上述的一切都已渐渐化入历史的年轮，极有可能不至重演。那么，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亿万人规模的有效知识需求的时刻，难道不是一次告别愚昧，告别落后的伟大转变？从知识的有效需求的增长到文化空间的扩展中，我们依稀可见的，不正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么？
不可否认的是，近几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对“边缘化”的感叹，被错误地解释为知识分子自身的“自我放逐”，被片面地解释为政府行为的失当。似乎只要知识分子能够自我振作，似乎只要政府能够拨付更多的款项去资助文化教育，社会科学研究，就能够解除人文知识分子的困扰。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十足的皮相之见。当然我并不赞成若干文学家、艺术家的颓丧或失落感，更不赞成某些人的精神上随意的放纵或自戕。我同样也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有效地约束住腐败现象，避免乃至杜绝公款吃喝、追求豪华享受的倾向，而节约下大笔被贪占的费用投入在文化、教育和卫生保健事业上。这一切都不消说得，那并不是难以解说的复杂道理。然而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人文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正在悄悄发生的重大转变是否真正有所洞察？是否对这样的转变做好了心理的、知识的和能力的准备？
在这样一篇短论中，显然没有可能把逻辑上理应涉及的论题全方位展开，而只能就一两个话题有所侧重地予以叙述。
如果联系到所谓知识和趣味的有效需求而言，那么就理应继续探讨知识和趣味的有效供给问题。
而在讨论这一有效供给问题之前，还不得不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功能问题有所涉及。
我想不需要太多的论证就可以看到，传统的知识分子角色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中一直是与官本位体制紧密相联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所以有可能忧这忧那，就是因为人文知识分子在古代充当了官们的主体与官们的预备队。士大夫恰恰处于君和民之间，成为强有力的联系纽带。就士大夫阶级的人力来源而言，可以说出自于布衣，出自于平民；而就其角色和功能定位而言，士大夫的利益立场是更靠近君权的，甚至可以说是处于权力中心的位置，拥有得自君授的行政权和文化领导权。自清末民初起，士大夫的传统角色才多少有所变化。独立的由知识分子担任的自由职业者明显增加。他们不依靠政府的俸禄就可以生存。记得季羡林先生回忆过他几十年收入变化。比较而言还是他大学毕业后到山东当中学教员的薪水最丰，大约是180 块大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但中止了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化的过程，而且清一色的官本位干部体制与计划经济为依存地支撑着共和国大厦，也使得知识分子被官本位等级化了，个人经济收入也基本上国库化了。对知识的需求是由国家计划下达，而知识的供给则受到了意识形态因素和普遍需求不足的双重约束。我想说，丧失了经济自主权的知识分子，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之内，生存权尚处于受控状态，怎么谈得上其他的言论和出版自由？除了俯首贴耳地接受无穷尽的“思想改造”之外，也只有规规矩矩当好齿轮和螺丝钉，老实扮演领导上规定的角色这一条路可走。否则，就是自绝于人民，成为专政的对象或准对象。而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领会了领导意图，凭借其知识库存而写出了什么过后又不合乎领导口味的东西，也同样可以招来大祸。例如吴晗的写作《海瑞罢官》就是明显的一例。
没有经济自主权的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也就不可能真正拥有文化领导权或是话语控制权。剩下的就只有配合与不配合的选择以及积极配合还是消极配合的差异。试图分离文化领导权的想法，绝对是一厢情愿的白日梦。无数有知识、有才华的专家学者，一旦纳入体制之内，就再无个性可言。周扬晚年的忏悔，应当得到的，不只是对他个人悲剧的理解，更应当看清楚“周扬现象”背后的体制原因，那绝不是个人的道德品质状况所可以调节冲淡的。
如果把话题再拉回到现实中来，就应该看到，当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民间文化空间，当人民群众第一次拥有了闲暇和闲暇支配权的时候，也正是人文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功能的时刻。
当前的问题，远不是文人墨客坐在书斋里玄想的那样顺利和美好。这个活生生的广袤的民间文化空间，同样不是桃花源，乌托邦。在这个空间里存在着一个市场机制。只有真正懂得而不是凭空想象人民群众对知识和趣味的有效需求，才谈得上真正进入这个空间，并且可能有文化的或话语的领导权。
在这个方面，王朔以及类似于王朔的年轻一代文人可能远为敏感也远为实际。在许多人还处于迷茫或是沉默状态的时候，王朔们就制作出了《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因此赢得了观众，也赢得了声名与金钱。在最近几年的影视圈里，恰恰是王朔们取得了相当份额的文化领导权。而且，从至少是北方文化圈甚至是市民文化圈里，从王朔式语言的流行规模和渗透程度来看，也只能坦然承认他们甚至拥有了话语的支配权。在这里我想要提醒读者的是，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我要百般推崇王朔。恰恰相反，对王朔们惯于嘲弄知识分子，乐于向弱者开刀，并继续鼓吹“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类蒙昧主义论调的行为，当然只能是断然拒斥。然而曲折迂回反复论证的是，今天的人又知识分子又要重新学习社会，真正理解并且熟练掌握这个文化空间的市场机制奥秘。说得彻底一点，这才是人文知识分子追寻自身价值的唯一通衢。现实的希望，是在民间文化空间中寻找到自身的立足之地；未来的希望，则可能是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在中国的有效知识需求更进一步大扩展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只有在人文知识分子学会了独立思考，而双足又真正踩实大地的时候，知识分子长久以来与民众相结合的难题才可能迎刃而解。
“消闲文学”及意识形态守护
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与“消闲文学”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是对文学艺术功能观的一种表达，是对文学艺术现状和在新的历史处境下，对传统文艺功能观进行纠正的努力，承认并明示文艺功能的多样性，后者是文学艺术的一种类型，它在实践的层面突出了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性，并逐步形成的一种专供人们消闲娱乐的文学艺术品类。因此，二者又有密切的关系。从文化生产的意义上说，“消闲文学”是完成了的文化制品，它通过市场流通而实现消费；对文学艺术消闲娱乐功能的阐发，则是“消闲文学”的意识形态，它通过理论话语的形式表达阐发者的认识和态度，无论对其批判还是支持，都将成为“消闲文学”不可忽略的再生产条件，甚至是重要的再生产条件。
一般说来，这一文艺品类的再生产条件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既然它是文化制品，要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它就必然要受到市场机制即经济规律的制约，出版者和文化制作人必须关注市场，并遵循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消费欲望，在有效的供求关系中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然而，文化制品是满足消费者精神需要的特殊产品，这是它与一般物质生产的最大区别，这一区别便造成了文化制作人对文化消费市场把握的相对困难。为了突破流通的障碍，文化制作人往往要偏离商业伦理或规则，以非正当的方式抢占文化消费市场。“消闲文学”品格的下跌，实际上是被商业利益之手控制的。消闲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冲突，更主要的体现于对其实践的看法上。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对“消闲文学”的肯定，使这一文化品类的生产获得了合法性，生产者不必再怀有冒险的恐惧，它有了意识形态依据并得到守护，不必担心是否允许生产，而是考虑如何生产。因此，意识形态便成了消闲文学天然而有力的守护神。
而现在的问题是，在一般的理论上肯定消闲文学的合法性已毫无意义，它以自为的形式在民间已发展多年，并成为普通人文化消费的主要对象，大众传媒中的大部分内容几乎都与消闲相关，它从民间悄然走向国家权威传媒，便是不作宣告的认同。作为既成事实，没有人会愚蠢地否认消闲文学的合法性，它走向市场，成为特殊的流通商品亦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市场的淘汰或选择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对这一文化品类生产的制约，它的调适功能从积极的方面考虑，将会促使消闲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在竞争中形成它健康发展的内在机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意识形态对消闲文学负有必然的守护义务，对其无保留的肯定姿态，其理论的欺诈性是经不起检讨的。
对消闲文学无条件的、抽象的肯定，是一种临时性的立场和占有话语支配权的策略。从前一角度考虑，它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也就是说，针对近百年来，将文学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夸大文学的社会功能并逐渐使文学演化为政治意识形态形象诠释的工具，成为精神统治的一种形式的史实，来重新肯定文学艺术的消闲性，使文学艺术的功能从单一恢复多样这一立场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与守护者们并没有冲突。问题在于，当这一肯定成为唯一的解释并占有至尊位置时，则不能不令人产生疑虑。将文学的娱乐功能放逐于文学艺术之外是错误的，同样，当我们肯定这一功能的合理性并要求强化它的同时，又忽视了它对意义世界的关注，忽视了对人的心灵浸润和提升，忽视了对现实矛盾的揭示和批判，同样也是错误的。如果说文学功能是多样的，那么，消闲性同样不具有支配和优先地位，对它的强调目的在于纠正历史对文学功能观理解的偏差，以及造成的后果，它并不意味着对消闲文学无条件的认同和捍卫。因此，强调消闲文学合理性是一种临时性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文化消费市场现状和消闲文学的制作实践时，我们同其意识形态守护者的冲突更无法调合。在我看来，流行于文化消费市场的文化制品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言情和武侠作品。80年代末期，港台文化以“反哺”的形式进入大陆，从邓丽君抚慰式的轻歌，到琼瑶、三毛、席慕蓉，加上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等，“软硬兼施”地使大陆读者成为俘虏，这是纯粹的消闲性的东西，这类作品至今畅销不衰，《廊桥遗梦》以及禾林小说的再度风行，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构；二是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第三世界公民的政治敏感性是难以消除的，作为“集体书记”，人们对政治历史将怀有永久的兴趣，从曾国藩、蒋介石，到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宫廷秘事、政治黑幕，读者并非要从中寻找什么，而大多出于普通人对神秘人物和事件了解的兴趣，这一过程是个巨大的“世俗化”过程，神秘人物的神秘性消失了，他们成了普通人可以随意谈论的对象，这里的消闲性是意味深长的。对上述作品没有必要过多议论，它的文化定位就是普通民众，用丹尼尔的话说，这类作品就是想办法让大伙高兴，它们拥有自己的读者和市场，市场原则在不同程度上有效地实现了自我调适。但是，商业利益之手既然从一个方面控制操纵了文化市场，就必然会出现假消闲娱乐名义制作的文化赝品甚至是文化垃圾：东方奇观、街头数术、神秘文化、宿命论、性与暴力等等同时大行其道，它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对此缺乏有效的批评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巨大失败。因此，我们不可能对文化消费市场和消闲文学的现状持无条件的赞同。
另一方面，守护消闲文学的意识形态隐含着一个不易察觉的文化策略，在“世俗关怀”、“打破等级制度”等能指的背后，他们预先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个强大的“多数”的依托，并且暗示他们在为谁或者什么辩护。揭示其话语的掩饰性，他们要表白的无非是说，他们是在为大众代言，为大众要求的合理性代言。这仿佛是一个不战自胜的神话性策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回望20世纪历史，我们有幸无数次地与革命相逢，同时相逢的还有持续出演的动人景观：每次革命的来临，总有呼喊大众的声音响起，于是，“大众”一词便成了20世纪历史叙述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历史的改写者和参与者们愿意以“大众”的名义发言，这个复数概念的神性地位便赋予了历史英雄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于是，对大众的膜拜便成了20世纪革命者和思想界最大的时尚。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知识分子一改五四时代的启蒙角色，他们必须卑微地向大众学习，大众由启蒙对象变成了信仰对象，这一想象关系成了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生活、思想的支点，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则是自身独立精神地位的丧失和精神空间的陷落。20世纪转瞬到了晚秋，但“大众情怀”并未中断，新的代言人再次热情地扑向“大众”仍然以为找到了“大众”就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和发言的立场。然而，面对今天的现实处境，我们不禁对“大众”这一概念产生了深切的质询和疑虑，“谁是今日的大众”？这一概念的内涵已日趋不明，它原先隐含的政治内容在今天已经失去，它日益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因此，在世纪之交，以“多数”的守护人姿态对“大众”再度情有独钟，无论是出于自我救赎还是出于话语策略，它都仅仅成了一次没有对象的献媚，没有回应的呼救，不被接纳的妥协和一次无人喝彩的东方唐·吉诃德式的拙劣出演，一次失效的、不会达到期许的一厢情愿的白日梦。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成为潮流的话语策略，无意中形成的都是一股“新民粹主义”思想取向，一种新的“大众”膜拜的热潮。但“大众”早已散去，那想象的关系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代言人”们兴致盎然的相互致意和单调的掌声。
面对现实 着眼未来
——“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与精神文明”研讨会纪要
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文学艺术的整体形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学艺术的功能也越发超出了我们原有的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艺术的生产——消费形成了新的机制，这就是人们惯常所说的“转型”期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如何认识这一新的形势，对此做出怎样的回应、持有怎样的态度，是文学艺术工作者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在本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的资助下，于1995年12月7 日在京召开了“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与精神文明”研讨会，北京及外地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文学批评家、新闻界人士5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杜书瀛先生主持了会议，他说，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文学艺术来说，其消闲娱乐功能越来越突出，人们拥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和空间的自由度，他们对文艺的要求越来越挑剔，文艺要适应这一变化，就必须重视“消闲娱乐”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文化市场的形成，适应了这一变化，但问题也随之产生。文化娱乐涉及千家万户、男女老幼，更与道德教化和社会安定相关，但长期以来理论界缺少系统研究和说明。今天请大家来，就如何看待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怎样的关系，如何提高消闲活动的文化含量和品位等问题展开讨论和交流。
会议就上述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者普遍认为：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本是不争的事实，它是现实的需要。对这一功能的认同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表现，从理论上说，文艺本来就具有这一功能。但是，以往对这一问题重视不够，更缺乏深入认真的研究。
有人进一步阐释说，文学艺术的功能是变动的，但主要功能是补偿功能。20世纪的文艺主要是意识形态功能，90年代后，这一功能才逐渐淡化并转化、演化为人与人的亲和，因此文艺满足人们的娱乐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人认为：结合当前社会转型、世俗化趋势，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进一步获得了合法性。过去“教”重于“乐”，“乐”从属于“教”，“乐”没有合法性，世俗化趋势时代，“乐”有了独立的价值意义，乐与教分离了。今天应打破教与乐的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一等级关系的背后是与社会等级相勾连的，寓教于乐隐含着权力运作机制。社会的世俗化打破了等级关系，并有解构“神圣”的功能。解构了“教”与“乐”的等级关系，也就解构了“教”的神圣性，同时也解构了政治权力的神圣性。文艺的消闲功能的意义也就在此。
在充分肯定文艺消闲功能的同时，也有人从理论和现实层面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消闲娱乐作品要有史感，要着眼于未来，要注意其艺术品位，市场经济的到来拓展了文化空间，“日常生活”概念提到了文艺理论面前，文学艺术的部分功能要与日常生活相匹配，要纠正单一的“教化”功能观，承认消闲的合理性，但不能将消闲娱乐同教化对立起来，这不是今天应采取的立场和方法。事实上，社会许多深层矛盾远没被揭示，不能从“意识形态”一步转到“好莱坞”，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正常的，“纯消闲”并不可取。同时有人认为；从过去的说教中解脱出来，承认人民有广泛的需要是进步，但今天面临的问题不是说“消闲”受到了阻挠，或者“教”抬头，而是今天的“消闲”有滑坡和误区，是如何提高其美学品位的问题。因此，对大众文化市场不应一味地迎合，读者就是“上帝”的说法值得考虑，“上帝”的神话应该破除。还有人对“大众文化”一词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概念在中国有极大的理论欺诈性，它的背后在历次讨论中总有不同的语义指涉，而它本身很少被认真关怀过，结合大众文化市场及其消费，对文学艺术的“奇观”神话作了批判，认为文学艺术的娱乐性也应体现出它对人性的关怀，体现出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意愿。
对文艺的消闲娱乐性和文化消费市场，与会者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文艺的娱乐作用在以往曾是受压抑的，消闲娱乐似乎只是有闲者（有钱人）的事情，对消闲娱乐的合法性总是或多或少心存疑虑；因此，对文艺的消闲娱乐性问题，重视不够，强调不够。也有人指出，文艺的娱乐作用在过去被压抑了，事实不是这样。娱乐功能与经济发展有关，业余时间要求娱乐一下完全应该，但把娱性功能强调到极端就走到另一面了。现在的通俗文艺、娱乐性文化的不健康倾向是不能忽视的，性与暴力的过分张扬必须引起注意。文艺的消闲特征被强调的同时，也必须强调其格调，有人可以“玩文学”，但不能将其当作普遍的东西，调侃“伪崇高”、“伪神圣”，不能连真崇高，真神圣也一起调侃，有人连鲁迅也调侃。文学要发展、延续，就要有人文精神。许多同志同意这样的分析，并认为文学艺术的消闲功能已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同时更是实践问题，它之所以被提出来，显然与实践中的问题密切相关。文艺走向市场，注意了娱性功能，但它是不是在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我们应该坚持的东西，有些不入流的、末流的东西大量流入文化市场并受到推崇是不正常的。因此有的同志指出，商品社会制造了消费者是“上帝”的神话，是一个欺骗性的话语，是民众崇拜在新时期的反映。把大众打扮成“上帝”，目的都是要掏空他们的钱袋。群众趣味不是天然合理的，同样要经受分析，文学艺术家、批评家要有自己的判断识别能力，要坚持自己的职守。
还有人对大众传媒中多种话语支配的现象作了分析。认为这一现象混淆了传播者的声音，传媒本身也是存有问题的。权力话语相互交替，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声音偶尔被表达，而占支配性地位的是新权力话语，它的象征就是金钱。值得注意的是，流行的时尚很可能变成民间信仰，知识分子在关怀现实的同时也充满了困惑。
与会者在许多问题上持有共识，比如对文艺消闲娱乐功能的肯定，对现实文化市场的忧虑，对文学艺术工作者职守的坚持和知识分子文化批判功能的认同等等，使会议对部分论题的研讨得以深入。与会者提出的部分问题，由于时间原因未来得及展开或深入，但它同样给人以启发，并将受到关注，特别是对大众文化市场的判断和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虽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关注，但它不是通过一次研讨就能解决的。总之，会议表达了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对文化现状的深切思考和关怀，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的热情和介入意识，会议始终充满了积极的、友善的、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气氛，它是一次高层次的、有理论深度并与文艺现实密切结合的会议。它的另一特点是，参与者不仅仅是文学理论工作者，同时还有艺术家，曲艺研究、影视研究、舞蹈研究工作者等。多领域、多学科的交流、融汇，不仅使大家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同时从不同角度谈论问题也具有相互启发的意义。
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杜书瀛、童庆炳、贺兴安、姜昆、陶东风、许明、朱寨、孟繁华、毛崇杰、王学泰、贾德臣、隆萌培、栾勋、钱中文、郭铁成、罗筠筠、钱竞、林薇、雪汉青、牛宏宝、汤学智、党圣元、黎湘萍、张炯、董乃斌、何西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