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毛泽东的历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评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46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1-8182(2002)06-0012-04
毛泽东一生酷爱历史学。仅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线装《二十四史》，所作圈圈点点，眉批角注，不胜枚举。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对历史学已不仅仅是一个兴趣问题，而是进行实实在在的研究。那么，如何正确认识与借鉴毛泽东的历史研究成果这一丰富的思想遗产呢？这不仅涉及学术研究的微观问题，也关系到完整准确地理解与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宏观问题。
一、学者风范
毛泽东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历史研究中，紧密联系中国的具体实践，科学地学习与研究中国历史，体现出一个历史研究者应有的作风与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1.勤奋博览。自古及今，大凡有所成者，都离不开“勤奋”二字，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例子。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泽东挤出时间，用行军、整休、作战等间隙认真读书。1929年，毛泽东忙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还向党中央及领导人连续写信，要求寄来列宁主义概论与俄国革命运动史等书籍，并强调“务请勿以事小弃置”。（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1945年，毛泽东收到一本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如饥似渴地五天就读了九十二页；五十年代，毛泽东工作繁忙，日理万机，经常减少夜晚睡眠，抓住吃饭、旅途、游泳前后，甚至上厕所的片刻读书；七十年代，毛泽东体质与视与日渐下降，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阅读历史，小字本看不清楚，就用大字本。大字本看不清楚，就用放大镜，实在无法阅读，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读讲。毛泽东一生到底阅读了多少历史书籍，现在已无法完全统计。一部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300万字的《资治通鉴》，他竟阅读了十七遍之多。除此之外，像《通鉴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十六国春秋》、《战国策》、《东观汉纪》等都是他的床边常备书籍。另外，毛泽东还广泛阅读了地理，志书等一类书籍。如《读史方舆纪要》、《三国志注》、《水经注》、《华阳国志》以及省志、县志。今人史著，如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简史》等。可以说，毛泽东一生是：生命不息，读史不止，其勤奋博览精神令人感动。
2.实事求是。历史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客观公允、实事求是地探索历史真实及其规律。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这表现为：其一，不虚美，不隐恶，一分为二地分析历史。曹操是毛泽东最喜爱的历史人物之一。毛泽东充分肯定其文治武功，但又对其在赤壁之战中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商纣王历来被说成暴虐无道，劣迹斑斑，毛泽东不拘泥于这种传统的见解，经认真分析后得出结论，商纣王不是千古罪人，而是对历史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人物。此类例子，在毛泽东的注解、言论中俯拾皆是。其二，勇于否定自己，修正观点。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主张中国封建社会自周代起算的说法。1973年，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赞同郭沫若的封建社会起于战国时期的说法；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运动看作为排外主义，与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此文已广泛传世，可1951年毛泽东认为这种观点不科学，主动嘱托李达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给以修正。可以说，毛泽东的历史研究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实事求是。
3.独立创新。毛泽东说：“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注：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6页。）毛泽东在历史研究中不迷信、不盲从、不唯上，不唯书，敢于怀疑与突破旧的史学观点，同时又独立思考，在继承中发展创新。在毛泽东留下的读史批语和讲稿中，他常就历史典籍记载做出新颖、独到的阐述，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闪耀着创新的光芒。诸葛亮历代备受尊崇，其《出师表》、《隆中对》历来被誉为千古名篇。毛泽东则敏锐地注意到诸葛亮的失误，所发异议，颇有新意。他指出：“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注：赵以武：《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本文列毛泽东读史实例，均出自该书，恕不一一列举。）对于南宋初年执行主和投降政策，后人通常将责任归之于秦桧，并把对投降卖国者的义愤，集中于他的身上。然而，毛泽东独辟新径，提出南宋主和投降的决策人物并非秦桧，而是宋高宗赵构。毛泽东从新的视角评说淝水之战，指出苻坚在战争中犯了倾巢出动，急于求成的战术错误，而应采用小兵团更番迭试的游击战方式。这种新颖的观点对我们分析淝水之战以及其他历史事件，在方法论上具有启发意义。可以说，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观点，是一条贯穿毛泽东历史研究的主线。
4.虚怀若谷。毛泽东注重研究交流，历史学家章士钊、梁漱溟、郭沫若、范文澜、周谷城等都是毛泽东过从甚密的好朋友，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形成了毛泽东历史研究的周边氛围。毛泽东与他们交流思想观点，争论学术研究，留下了许多千古佳话。1938年，毛泽东与梁漱溟就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进行了两次彻夜长谈。四十八年后，九十三岁高龄的梁涑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注：黄丽镛：《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毛泽东还多次向老友表示：“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以为幸”；（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先生所从事的学术，因我未曾研究，不能赞一词”。（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页。）毛泽东在历史研究上虚怀若谷，可见一斑。可以说，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不以身份与学识居高自傲，充分体现出一代伟人在历史研究中的谦谦风范。
二、唯物主义历史观
毛泽东高度认识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重大作用。1944年，毛泽东读了李健侯的《永昌演义》，他十分喜欢并抄存一部，建议作者以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加以修改。1948年，毛泽东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以后说：“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页。）1950年，毛泽东致函陈寄生说：“惟览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页。）
毛泽东自身在历史研究中身先力行，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主要体现为：
1.充分肯定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的伟大作用，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毛泽东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压迫剥削与农民阶级反压迫剥削的斗争，几乎每个王朝都曾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秦末的大泽乡起义到近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两千余年绵延不断。毛泽东一反传统史家将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称为“盗”“匪”“贼”“寇”等做法，充分肯定他们在历史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毛泽东对《史记·陈涉世家》十分熟悉，肯定了陈胜、吴广团结士卒顽强战斗的作风，蔑视封建统治的反叛精神和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毛泽东十分喜爱李自成，关注李健侯的《永昌演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姚雪垠的《李自成》等著作的创作活动。毛泽东在多次场合强调李自成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明末农民起义斗争作风，批评某些贬损、抹杀农民运动作用的观点，同时也对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失败深感惋惜。
2.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基本的生产力，所以它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毛泽东的历史研究一直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力求揭示人民群众如何创造历史的过程。这既包括人民群众与自然做斗争的过程，又包括人民群众与社会做斗争的过程。毛泽东认为，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历史典籍是以统治阶级为中心，记载得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类，而对历史的主人即人民群众则很少反映或加以歪曲。所以，只有用正确的态度分析比判并加以识别，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才能“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注：赵以武：《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毛泽东通过对历史上卓有成就人物的分析，做出如此判断：他们大多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不少是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以及小知识分子，他们的发明创造要占70%以上。而那些凭借门弟、学历、名望的人物，如刘表、郭象、谢灵运、袁绍等则是一事无成、徒有虚名的平庸之辈。
3.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不仅对历史上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给予不同程度的肯定评价，如屈原、贾谊、中唐八司马、大历十才子、王安石、林则徐、魏源、梁启超、章太炎、邹容、蔡锷等人，而且对历史上的一些封建帝王也给予不同程度的肯定和赞扬，如秦始皇、刘邦、曹操、隋炀帝、朱元璋等。以曹操为例，历来被称为“旷世奸雄”，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存在了一千多年。毛泽东站在历史高度，认为将曹操加以否定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他认为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大诗人，统一北方，打击豪强，推行屯田，改革弊政，开荒生产，提倡节约，曹操的功绩值得充分肯定。在毛泽东本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下，国内史学界开展了对秦始皇、曹操、朱元璋等人的大讨论，统一了认识，明辨了是非。
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当今世界上，毫无疑问是最科学的历史观点，它是指引历史科学向前发展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取得巨大成功，从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但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去观察与研究社会和历史问题并不很容易。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晚年未能一直正确地、创造性地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毛泽东晚年认为：阶级斗争就是历史，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特征，就是“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而如果“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则是“历史唯心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这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理解的简单化、公式化的偏向，在毛泽东晚年的历史研究中就体现为过分强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以政治史、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代替历史总体的研究，过分夸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以“唯物——进步”、“唯心——反动”的公式来界定和评价历史人物。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在坚持和运用唯物主义研究历史时，必须注意克服唯心主义历史观思想的影响，必须注意克服教条主义习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三、“古为今用”
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座谈时，又指出要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不能丢掉中国的优良传统，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古为今用”思想，并将“古为今用”看作历史研究的指针。
毛泽东常常把历史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同人民的事业联系起来，力求从史书中受到启迪，并寻求到指导当时实践的有益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毛泽东从历代农民起义失败教训阐述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以司马迁创作《史记》鼓励在逆境中奋斗的青年；以李固与黄琼的事例提倡党内正直敢言的作风；以明宣宗时官场作风批评党内的官僚主义；以触詟劝说赵太后的例子要求领导干部严格教育子女；以五代晋辽政治军事格局联系到一千多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提醒党内同志注意防止和平演变；甚至以雷满与李袭吉的正反事例来说明体育锻炼，特别是游泳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如此等等，举不胜数。
继承与发扬优秀的历史遗产，总结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这是我们开展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准则。只有这样，才能把累积的历史经验变为现实财富，才能透过历史现象的迷雾，发现内在的历史本质与规律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反复强调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杜，1991年版，第533页。）可以说，毛泽东一向把研究历史、探明国情同中国革命与建设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指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针，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历史作了深刻细致的理解与研究的结果。
问题在于，历史毕竟不等于历史研究，历史服务于现实也毕竟不等于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片面、无节制地强调历史的现实作用，必然导致历史研究成为诠释现实政治的重要手段，导致历史研究的非客观性与非科学性，极易出现其结论偏离，甚至背离历史真实的情况。毛泽东在晚年常常出现以历史来简单地比附现实、印证现实政治的错误。1958年，毛泽东阅读了《汉书·张鲁传》，写下了长达一千四百多字的两则批语，简单类比东汉末期的社会与当时中国的国情，混淆了作为一个阶级的“农民”与消灭剥削制度后作为一个职业的“农民”概念的差异，对张鲁政权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欣赏有加，并希望以此来推动当时的人民公社运动，从而得出“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注：赵以武：《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毛泽东一贯尊法反儒，认为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中庸、因循守旧，而以申韩、秦始皇为代表的法家则富于革新热情与造反精神。这种尊法反儒的思想倾向，在毛泽东的晚年变得更加强烈。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发动了一场批儒评法的运动。
实践证明，在对待历史遗产问题上，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割断历史，否定一切的民族虚无主义；一是简单抄袭、随意附比的庸俗功利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才能真正地做到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
四、几点结论
纵观全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毛泽东生前并没有写下中国历史的专著，但我们将毛泽东有关历史人物、事件、作品方面的信札、言论、批语、诗词等收集起来，并按历史发展的规律有序排列，就是一部精彩生动、言之凿凿的新史论，就是一部毛泽东写就的一部上启先秦、下溯民国的中国大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确实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拥有中国民族形式。而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历史学的优秀成果，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毛泽东通过历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探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找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的切入点，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3.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他的历史研究不同于一般历史学者，表现出独特的价值取向与理念，着眼于“改造世界”，自然而然地超越了个人生命的有限尺度，与国家、民族与人民命运联系起来。毛泽东以政治家的视角去研究历史、评论历史，关注历史上朝代兴衰变革，了解历史上的政治谋略，重视从政治得失的角度去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而以史为鉴，吸取教训，服务现实。显著的政治烙印，使得历史研究一方面成为毛泽东了解社会、了解国情的重要手段，成就了一位历史视野极其深远、历史知识极其丰富的一代伟人，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另一方面，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给其历史研究带来负面影响，并以此为契机，掀起诸如对“《武训传》《清官秘史》的批判”、“评法批儒”、“评《水浒》”等运动。因此，对待毛泽东的历史研究成果也应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收稿日期：2002-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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