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方法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科学研究采用什么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先进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实现科学创新，而且能够检验已有的理论研究结论的正误。在每一个学科，都有人专门研究科学研究的方法问题或者方法论问题，但绝大部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并没有，也不会专门研究科学研究的方法问题或者方法论问题，不过，虽然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者不去专门研究科学研究的方法问题或者方法论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采用任何的科学研究方法，实际上，无论他们从事何种研究，总是要依循某种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有的是研究者自身所创造出来的，但绝大部分是前人或别的研究者所创造出来的。应该承认，科学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着先进与落后之分，科学研究方法的先进与落后往往决定了研究效率、创新速度的高低和研究结论的正误，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也往往导致科学的发展和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优势，科学创新往往是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结果，因此，科学发展也可以是科学方法进化的表现，科学发展过程是先进方法取代传统方法的过程的结果。在实验科学中，研究方法的先进与落后或者研究方法的优劣能够通过实验结果来判断，因此，研究方法的一元化会明显或者合理一些，但即便在实验科学中，也往往并存着多种研究方法，实验科学的研究者们往往分别运用着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同一问题，撇开研究者采用某种研究方法所面临的现实条件的约束，也说明研究方法的先进与落后并不是泾渭分明，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可能并存着多种先进程度不相上下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各自的优势与缺陷，特别是在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中，在长时期中，存在着多种研究方法并存的格局，那就意味着研究方法的先进与落后并不容易区分。即便在实验科学中，科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也是广泛存在的。
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社会的社会关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社会关系中的经济关系。应该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来研究经济关系，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始终存有不同的看法，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之争几乎可以说伴随着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历史。19世纪末以来，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之争一直延续不断，而且出现了一些比较集中的争论，比如奥地利学派、英国学派与历史学派关于历史主义方法论的争论，但1980年代以来，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迅猛增加，方法论不仅是经济学家们讨论的重要论题，而且成为了一些大学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巴克豪斯说，“在80年代末，经济学方法论已显然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注：罗杰·E.巴克豪斯：《导言：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见罗杰·E.巴克豪斯 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中文版，5、1～5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而且，经济学方法论争论的范围相当广泛，关于历史主义方法、演绎方法、经验主义方法、描述法与抽象法、逻辑方法与归纳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实验法与调查法、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证伪主义、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建构主义等等许多方法论的讨论都可以在各种文献中找到，虽然各个时期争论的焦点有所不同。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参与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包括各个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如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门格尔、马歇尔、凯恩斯、米塞斯、罗宾斯、哈奇森、马克卢普、哈耶克、萨缪尔森、库普曼斯、缪尔达尔、多布、罗宾逊、弗里德曼、戈登等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曾就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做过研究，几乎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自己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看法。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现了诸如罗森伯格、斯图尔特、克兰特、豪斯曼、霍利斯、内尔、博兰、考德威尔、布朗芬布伦纳、布劳格等一批经济学方法论专家。（注：罗杰·E.巴克豪斯：《导言：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见罗杰·E.巴克豪斯 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中文版，5、1～5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从各种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来看，不同的学派、不同的经济学家多有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同主张，这些主张或者基于价值观的差别，或者基于研究对象的差别，或者基于研究工具的差别，或者基于功利考虑，甚至基于偏见。（注：尽管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且至今仍然十分激烈，经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身也并未因此改变，但是近半个世纪来，经济学研究方法一元化的主张却愈演愈烈，而且这种主张对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产生了消极影响。）笔者对于经济学方法论颇具兴趣，在读经济学专业本科时也曾对科学哲学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而且至今兴趣不减，在从事研究和教学时也断断续续地思考过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在学习经济学著作，阅读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著作时，也会联想到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的从业者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但一则由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本身所需的功力非三年五载所能“修成”，二则专门研究方法论也需耗费大量的时间，这在要从事经济学专门问题研究的条件下，还不可能将时间分配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不过，对于发生于经济学者之间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对于经济学者在研究中不同方法的运用，对于坊间对于所谓主流方法的推崇，对于有关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误解等还是有所了解，也有一些不甚系统的想法。由于经济学方法论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本文无意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全面的探讨，只想就时下经济学研究方法一元化的倾向或主张做一些分析。笔者相信笔者所关注、所思考的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这一问题也会是笔者以外许多经济学者以及对经济学有兴趣的人士所关注、所思考的。
这里所说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一元化的倾向或主张是指把数学方法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唯一科学的方法，主张以数学方法取代非数学研究方法的倾向或主张。这种倾向或主张主要表现在：(1)认为没有数学的经济学就不是经济学（甚至有人说科斯不是经济学家（注：对此，正确的说法或许应该是这样：”科斯不是数学家。”张五常曾经说，中国大陆没有经济学家，如果按照数学方法一元化的标准来衡量，从事了一辈子经济学研究、长期担任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的产权经济学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张五常教授自己也算不上经济学家了。），理由是他的论文没有使用数学），换句话说，使用数学成了经济学之成为一门学科的条件；(2)认为没有数学模型的经济理论是不成熟的，还不是真正的理论，而只是想法(idea)，换句话说，数学模型成了经济理论的构成要素；(3)认为经济学论著中运用的数学越高深，数学模型越精美，论著的水平或者质量越高，换句话说，数学水平的高低是经济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这样一种倾向或者主张在学术团体的组成、学术交流、科研取向等等方面都正在逐步显现出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倾向或主张？数学与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在经济学研究中，对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应该秉持何种原则？这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二、经济学的落后应该由什么来解释
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学研究方法一元化的倾向或主张呢？这首先可以看成是对几十年中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对数学方法运用的排斥的反动。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是排斥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的，在相当长的时期是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视为庸俗，将采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理论视做唯心主义的理论，一切采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论著都自然地被排斥在中国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之外，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中经济理论研究极少运用数学工具，实际上，直到1980年代，这种状况也没有根本的改观。单调的研究方法，加上经济研究中并不遵循严密的逻辑规则、不对经济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和经济理论作为经济政策解释工具及意识形态传播工具的定位，使得当时的经济理论缺乏逻辑性、科学性和预见性，对经济发展并没有发挥其所应该发挥的作用。由于这种传统的经济学排斥数学，与20世纪下半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好形成明显的反差，使得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学的落后是在于数学方法运用得不够，因此认为大量运用数学方法是改变这一局面的根本途径。
第二，是认为许多经济学论著缺乏论证或者论证不严密或者草率下结论是因为未运用数学方法的结果。在一些经济学论著中的确存在缺乏论证或者论证不严密或者草率下结论的现象，但是，是否进行论证，论证是否严密，结论的给出是否草率，从根本上来看，并不取决于是否采用了数学方法，而是取决于学风。对于一个严谨的学者而言，如果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合理运用数学方法，当然有助于加强论证的严密性，有助于加强理论结论的可信度，但是如果研究者的学风不严谨，即便采用了数学方法，缺乏论证或者论证不严密或者草率下结论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数学方法的运用既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充分条件。
第三，是认为缺乏定量分析，不能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缺乏定量分析的确不能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因此经济学研究中加强数学方法的运用是十分必要的，虽然基于现有的定量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和经济数据的不完备性，定量分析结论并不一定比专业经济学家的直觉更准确，但数学方法的价值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是必须考虑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准确定量的困难，在经济中的许多领域都不可能有准确的定量分析，而且还存在着不适宜进行定量分析的领域，这说明一方面数学方法的运用并非一定能满足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的需要，另一方面并不是各种经济决策都能够由定量分析提供依据，而且定量分析提供的依据并不一定可靠。
就笔者来看，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学的落后并不能由数学方法的运用与否和运用水平的高低来解释，正如我们不能以数学方法的运用与否和运用的水平来解释中国自然科学的落后一样。同自然科学一样，经济学科的发展也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数学充其量只是分析技术方面的条件。经济学的发展所依赖的条件主要包括：(1)经济发展条件。经济学的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离开经济实践提供的研究材料和研究背景，经济学的研究就只能陷于空想，几乎所有时代杰出的经济思想家都产生于当时发达的经济体，只要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总会出现思想领先的经济思想家或者经济学家。(2)信息条件。无论是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性质的经济研究，无论是微观经济研究，还是宏观经济研究，或者是产业经济研究与地区经济研究，都需要有交易、生产、分配等方面的案例、相关数据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信息越充分，越有利于经济思想的扩展和经济理论的检验与修正。由此来看，经济越发达，提供的信息条件会越好，从而会越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3)教育条件。教育越发达，接受教育的人越多，教育质量越高，潜在的经济学家就越多。(4)研究条件，这包括研究者个人的经济条件、研究者所在机构的经费、设施、对外交流、科研服务等方面的条件。（注：这些条件在前工业化社会和工业化的低级和中级阶段主要取决于研究者个人，那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要么自身是贵族，要么接受了贵族向个人提供的支持。毕竟，经济学研究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的，如果要靠种田或者从事其他体力劳动来谋生，是不可能对经济学进行系统的研究的。）研究条件越好，能够生产高质量的经济学“产品”的可能性越大。(5)研究环境。一是要有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二是要有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除了文学、国别史以及某些对经济条件依赖较弱的自然科学外，其他学科的发展在整体上都难以孤立发展，虽然各门学科并非直接构成别的学科的发展条件，但相互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会通过多种方式反映出来。研究的社会环境越宽松，其他学科的发展速度越快、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6)经济学知识（思想）的积累。经济学知识（思想）的积累越多，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起点会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7)经济学研究方法。正确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助于经济学理论的检验和创新。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经济学要改变落后的局面在短期并不太可能。因为，在这些条件中，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劣势是明显的。即便所有的经济学者都成为了数学家或者数学家都转行研究经济学，这种局面也不可能改观，更何况这两种情况并没有出现的可能性。所以期望通过数学方法的大量运用而迅速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整体水平并不可能。（注：古希腊产生了一大批哲人，就他们的智力而言，今人又有多少人能比，但这些哲人中却没有一个人写出今天市面上哪怕是极为普通的经济学教科书。因为当时还不具备能够生产这种教科书的条件。）
三、如何看待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方法的作用
（一）经济学研究不能排斥数学方法的运用
古典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排斥数学方法的。关于经济学研究是否能够采用数学方法的问题，在经济学家之间是有过争议的。有些经济学家坚决反对在经济学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如穆勒说，数学原理是“明显不适用的，任何现象依赖的原因是如此不易全部观察到，以至于我们不能通过合适的归纳确定其数值的规律”；克里夫·莱斯里反对在经济学前提不能准确定量的基础上，将数学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中；凯尔恩斯认为数学方法的应用不会有什么结果；英格拉姆则说，“强烈反对在经济推理中应用数学是因为它必定没有结果。如果我们考察应用它的一些尝试，我们将发现演绎所依赖的基本概念在特征上是模糊的，实际上是抽象的。数量的结论意味着数量的前提，而这些正好没有。那么，这种研究就没有未来，追求它只是在浪费智力。”（注：参见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文版，169、171、171～173、168、4、18～19、1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前已述及，在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方法的运用被视为唯心主义，长期遭受排斥。很显然这种简单地拒绝数学方法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无论进行纯粹的理论推演，还是进行经验性质的实证检验，运用数学方法在很多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上曾经因为经济学家们对数学的排斥，使得运用数学方法的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著作长期被埋没，未能发挥其在经济学发展中应该起的作用。例如，古诺、戈森的著作问世后，在长时期中几乎无人问津。中国经济学研究几十年止步不前，虽然主要不是因为没有运用数学方法所造成的，但也使得数学方法没有能够发挥其在经济学研究中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因此，排斥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只会阻碍经济学的发展。
（二）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优势
虽然数学方法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也有其明显的优势。约翰·内维尔·凯恩斯谈到，数学方法的运用一是有利于防止演绎推理中出现的错误，因为进行数学分析时，需要精确的表达，他说，“把数学方法及其思维习惯引入到经济学中，在刺激思维和表达的精确度方面，已经发挥了广泛和重要的教育影响，并因此消除了由于马马虎虎和不准确的推理造成的错误”（注：参见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文版，169、171、171～173、168、4、18～19、1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二是能够突出现象变动中的连续性的重要性；三是“增加了在其真实特征上处理变量（如需求、生产成本）的能力，而不是把它们作为常数”，不采用数学方法则往往将这些变量当作常数；四是“有助于理解可能存在于不同现象如供应、需求和价格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五是表述简明。（注：参见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文版，169、171、171～173、168、4、18～19、1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总之，“通过几何图形或数学公式的清晰运用将会促进经济知识的发展”（注：参见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文版，169、171、171～173、168、4、18～19、1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关于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的优点，钱颖一教授也对此作过比较全面的归纳。他说：“从理论角度看，借助数学模型至少有三个优势：其一是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其二是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其三是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至少有三：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发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汲取有用的信息。”（注：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正是因为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有这样一些优势，数学在经济学中才有立足之地，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才会越来越广泛。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在经济学原理表述的精确性、经济学原理的逻辑论证、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测定、经济变量之间新的关系的揭示以及在发现新的经济学原理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数学方法的运用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由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而对数学提出的新的要求也推动着数学的发展，过去是经济学向物理学订制数学工具，现在是经济学直接向数学订制工具了，现在数学在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中的运用已经不亚于物理学，成了物理学之外数学应用最多、最为广泛、最为高深的领域。
（三）经济学不是数学
数学不是经济学，经济学也不是数学，听起来这种命题很可笑。可是，问题在于在一些人看来，不使用数学方法，经济学就不能成为经济科学，不运用高深的数学，经济学水平就低。不过，事实井非如此，经济学不是艺术品，不是以形式作为标准的科学，而是经验科学，经济理论研究水平的高低、经济理论对于经济实践的价值是在于其揭示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真实情况、经济现象的实质、经济运动的规律性，而不在于其数学运用的多寡、深浅，或者说并不在于技术或形式，而是在于“思想”。钱颖一教授说：“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想法(idea)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最终是经济学想法决定一篇文章的贡献，而不是数学推导。……经济学家的工作毕竟不是为了开拓数学理论前沿，那是数学家的事情。……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注：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四）经济学研究中片面地追求的高度数学化并不可取
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运用只是最近50年的事，数学方法的运用从形式上使经济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一些经济想法变成了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创新，数学方法的运用大大地促进了定量经济分析的发展，定量分析在宏观经济，特别是在金融市场的经验分析和市场预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些成就必须予以肯定。但是，伴随着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本末倒置的现象也出现了（注：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伊特维尔说：“倘若这世界不像这模型，对这世界来说，情况可就更糟了。”转引自［美］迈克尔·曾伯格 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中文版，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在许多人的眼里，经济思想变成次要的了（注：乔治·J.施蒂格勒说：“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是经济分析数量化的时代。我们所拥有的数量分析技巧正在日益增加，而且其威力与一些未经训练的常识相比，就像鸟枪换炮一样大大增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发展可以归因于某些自然科学的先期发展，但是更主要的贡献，却应当属于那些率先进行数量分析的经济学家——杰文斯(Jevons)、米契尔(Mitchell)、穆尔(Moore)和费雪(Fisher)——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这是一场极其重要的科学革命——我真的认为，李嘉图(Ricardo)、杰文斯(Jevons)（似于作者前文有矛盾——引者注），或是凯恩斯(Keynes)的所谓理论革命，与日益增强经济分析数量化的重大意义相比，都只不过是一些小小不言的修正。我坚信加强数量化分析的经济学最终将会站在它黄金时代的大门口——不，我们现在已经只需一步便可以跨过这道门槛了。”参阅乔治·J.施蒂格勒：《经济学家和政府》，见库尔特·勒布、托马斯·盖尔·穆尔 编：《施蒂格勒论文精粹》，中文版，1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在许多经济学著作中，充满了数学公式，却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经济思想，数学不是作为经济思想的表述工具，不是作为经济学原理的论证工具，经济思想成了点缀，数学的逻辑论证本身成了目的，经济思想成为次要的了；判别经济学论著水平高低的标准不是经济思想的水平，而是运用数学的多少及其难易程度。经济学变成了纯粹形式化的科学，那些在没有任何现实性的假定的基础上，纯粹依靠数学符号来演绎论证过程，得出的结论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的高度数学化的论文充斥着主流经济学文献，而真正从实际出发，结论也具有现实性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论文，如果不以数学符号来演绎或者所运用的数学方法的水平不够高，便无法被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所接受。（注：在经济学仍然作为许多人的谋生手段和谋取学术以及社会地位的手段的条件下，只要能被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所接受，而这种主流经济学又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及其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著质量高低的标准的话，他们断然不会关注论证的前提假定的现实性，不会考虑其论著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假定与现实不相符，结论不具有现实意义，并不影响其目标的实现，因此产生了大量的被称之为”数学游戏”、“逻辑游戏”、“智力游戏”的经济学论著。问题还在于这样的一种导向还会形成一种封闭的循环，老一代经济学家要形成和保持其学术上的垄断地位，要以数学水平作为标准，新一代经济学从业者要发表论文，取得老一代的承认和支持，则要进一步提高论著的数学水平，新一代经济学从业者取得学术地位后，又会故技重演，如此，数学水平越来越高，但经济思想也被抛得越来越远。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习惯，那就是总有一些人喜欢将非常简单的事情高度地复杂化，非要弄得玄而又玄，深奥无比，方显学问高深，在经济学研究中，如果真的是经济思想本身很高深，著作者以外的人耗费时间和智力去学习，弄清其中的奥妙自是应该，但如果只是因为形式上的复杂化造成的，让著作者以外的人耗费时间和智力去学习，那就只是纯粹的资源浪费。）一个因为使用数学方法最初被经济学界排斥的法国经济学家、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说：“大部分当代的理论文献的确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处于纯粹数学家的控制之下，这些数学家更关心数学定理，而不大关心对现实世界的分析。建立抽象和先验概念上的、脱离实际的一种新学术独裁主义正在抬头。”（注：莫里斯·阿莱：《我对研究工作的热忱》，见［美］迈克尔·曾伯格 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中文版，47、46、46、44、48、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马兰沃说：“在我年轻的时候，人们普遍对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持怀疑态度。……后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数学化常常作为一种决定性的标准。”（注：埃德蒙·马兰沃：《经济学与硬科学的攀亲：一种不可避免的、达到终点的尝试》，见［法］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 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中文版，17、15～17、11、2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根据里昂惕夫的统计分析，1972-198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论文中没有任何经验资料的数学模型占到50%强，无数学公式和资料的论文在1972年3月至1976年12月间占比为21.2%，到1977年3月至1981年12月，此类论文就只占11.6%了。（注：［美］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 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文版，4、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在国内学术杂志上这种倾向也开始出现。这样一来，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所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就开始走向其反面了。罗伯特·库特纳总结里昂惕夫对此问题的看法是：“经济学系正在培育出一代傻瓜学者，他们擅长于难懂的数学，但对实际经济生活却一无所知。”（注：［美］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 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文版，4、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学研究的高度数学化呢？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与经济学家们力图使经济学成为硬科学的目标是密不可分的，虽然数学的优点是经济学家采用数学方法的重要原因，但与使经济学成为硬科学的目标相比，则要位居其次。经济学家始终在追寻一个梦，即使经济学跻身于硬科学之列，从而使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受到硬科学和硬科学家那样的尊重。这种梦想从配第、魁奈那里就开始了，古诺、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等等的努力都旨在实现这个目标。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引用沃克的话说：“几乎没有什么人胆大妄为到要向化学家或机械师通过终身学习和劳作而积累的知识挑战；但是，几乎任何有读写能力的人都自以为有权利就贸易或货币问题提出和坚持自己的主张。连续多年的经济学文献，包含了具有科学精神的著作，也出现了一批对经济史一无所知、对经济观察不屑一顾的最平庸、最臭名昭著的著作。”（注：参见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文版，169、171、171～173、168、4、18～19、1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由于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关涉物质利益，实验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总是无法避免人们就经济思想本身发表看法，因此改变这种现象的出路就只能是在经济学的形式化方面努力，如果人们必须经过预先的专门的科学训练才能读懂经济学文献，才能研究经济学，那么自然就可以将未经过预先的专门的科学训练的人隔离于经济学之外，“任何有读写能力的人”随便提出和坚持自己的主张的现象就会消失。由于经济学不是实验科学，因此实验条件和能力自然不能成为隔离公众于经济学之外的隔离墙，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经济学数学化，按照这里的逻辑，经济学的数学化程度越高，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主张的人就会越少，胆敢研究经济学的人就会越少。经济学家们几十年的努力就是力图建立经济学的这种地位，由于经济学不能进行可控实验，因此，经济学家的努力就花在了经济学的数学化（形式化）方面，企图通过这种形式化而被认可为硬科学。巴黎第一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兰·郎达内说：“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方法似乎具有如此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希望在理论的完美性和科学成就方面都达到与理论物理学同样的发展水平。”（注：罗兰·郎达内：《科学的多元论：经济学与理论物理学比较》，见［法］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 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中文版，71、98、100、9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经济学家的努力没有白费，经过最近五十多年的努力，能够看懂主流经济学文献的人越来越少，从某种程度上，经济学几乎变成了数学的分支。
但是，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真的就使经济学变成了硬科学吗？看来结果令人失望。我们看到，50年来，经济学的数学化已经远远走在各种社会科学的前面，而且也已经远远走在大多数自然科学前面，但经济学并没有因为高度的数学化而变成硬科学。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说，经济学的数学化、形式化，这种对硬科学的模仿，并不能保证经济学与硬科学同等程度的科学性质，而且由于经济学中经验实证方法运用的困难，使得“通过经济理论获得的必然性真理更多地依赖信仰而不是实证。”（注：［法］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 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中文版，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应该说，由于硬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差别，经济学永远不可能成为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那样的硬科学。人的行为动机十分复杂，环境的变化影响着或者会改变人的行为，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不同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企图建立如硬科学一般的大一统的单一经济学（普适性经济学）的努力是徒劳而无益的。关于人类活动不同于自然活动的特殊性、复杂性及其对经济学性质的影响，马克思、约翰·内维尔·凯恩斯、米塞斯、哈耶克等许多经济学家都有过深刻的论述。马兰沃的最新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硬科学。他认为，经济现象十分复杂、多变，很难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把某种经济现象从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中隔离出来；经济活动总是发生在各种“技术水平、法律体制、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背景下”，不同时期的经济活动有很大差别，经济现象的持续性和自治性得不到保证；经济学研究很少能够进行可控实验，即便能够进行实验，实验结果也“或多或少带有人为的痕迹”，最终给出的只能是失真的图像。（注：埃德蒙·马兰沃：《经济学与硬科学的攀亲：一种不可避免的、达到终点的尝试》，见［法］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 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中文版，15～17、11、2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因此，虽然从形式上来看，经济学与硬科学在过去50年越来越接近了，但由于上述原因，“两者之间的差别不会消失”，而且“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将来也几乎不可能缩小”，他断言：“已经发生的将经济学变成硬科学的尝试注定是一种无法挽回的失败”。他认为，经济学与硬科学“攀亲似的尝试几乎已经达到了终点：经济学将继续发展，硬科学也将继续发展，但是两者的发展仍将保持一定的距离。”（注：埃德蒙·马兰沃：《经济学与硬科学的攀亲：一种不可避免的、达到终点的尝试》，见［法］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 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中文版，15～17、11、2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而且他认为，尽管经济学与硬科学一样，都求助于数学模型，表面上没有什么差别，但在实际上存在根本差别，基于研究方法的实质上的差别和研究对象的差别，经济学追求成为硬科学的努力将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由此，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和值得重视的领域应该进行调整，“经济学研究必须回到解决具体的问题的轨道上来，重新考虑它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注：埃德蒙·马兰沃：《经济学与硬科学的攀亲：一种不可避免的、达到终点的尝试》，见［法］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 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中文版，15～17、11、2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而不要继续把在形式上追求成为硬科学作为最优先的目标。
四、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秉持的基本原则
（一）对数学方法一元化观点的评析
在回答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应该是我们秉持的基本原则的理由之前，必须对时下坚持认为数学方法是经济学研究的唯一方法（数学方法一元化）的几种主要观点进行评析。
1.只有运用数学方法，经济学才能成为科学。换句话说，即是认为数学方法的运用是经济学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由此，要研究作为“科学”的经济学，非采用数学方法不可。如李龙飞说：“没有数学，经济学不可能发展成一个科学的学科。”（注：于杰：《张五常批判》，224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应该说，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其一，一门学科是否能够成为科学的学科，并不是取决于是否运用了数学，而取决于是否反映了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如果以是否运用数学作为标准，那么众多的自然科学也不是科学了。其二，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的作用有三，一为表述工具，二为论证工具，三为定量分析工具。就这三个方面来看，数学方法作为定量分析工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方法都不能代替的，但即便是在定量分析中，也要以基本的理论思路为前提。数学用作表述工具在表述经济思想时，有其优点，也有其缺陷，文字作为表述工具，同样有其优点，也有其缺陷，因此，有的情况下，以数学为表述工具为宜，有的情况下，以文字为表述工具为宜（注：同样的经济学原理用文字表述，在秉持数学方法一元化的人看来，就不是科学。这里的问题是同样的原理用数学表述就是科学，不用数学表述就不是科学了，这怎么能让人理解？正如说用美国技术制造的火箭就是火箭，用中国技术制造的火箭就不是火箭，西医是医学，中医就不是医学一样荒唐，）。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学理论的论证中，有其优点，也有其缺陷，有的情况下，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不能忘记的是，能够运用数学方法论证的，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采用替代方法论证。从这里来看，我们无法得出只有运用数学方法，经济学才能成为科学的结论。此外，即使运用了数学方法，也并不就能使经济学成为科学。数学本身只是一种工具，它不是经济学（也包括其他学科）是否能够作为一门科学的判别标准，也不能作为经济学成为科学的标志（正如医学、生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之是否能够作为一门科学、是否成为了一门科学不能以是否运用了数学作为标准一样）。实际上，如果以数学水准来衡量，经济学现在应该成为比大多数硬科学更“硬”的科学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2.在研究方法上“矫枉”必须“过正”。有的人认为，在中国过去的经济学研究中，几乎不用数学，制约了经济学的发展，现在就应该极力强调经济学的数学化，所谓“矫枉”必须“过正”。这种观点表面上来看，似乎没有大错，乍看还有理，实则不然。前已述及，中国经济学的落后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共同决定的，在经济学作为宣传工具和意识形态教育的工具的条件下，经济学不可能得到发展，应该说，中国经济学的落后与经济学是否使用了数学没有什么关系。换个角度来看，即使当时的经济学数学化了，难道经济学就能够成为致用之学，就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依照个人的看法，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便经济学数学化了，经济学仍然不能摆脱作为宣传工具和意识形态教育工具的命运。如果真的是矫枉过正，那其实很简单，取消经济学科，大量培养数学专业的学生就行了。我想，这不会是经济学发展的福音，而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灾难。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而且经济思想库本身已经相当丰富，不熟知这些知识，仅仅掌握数学方法，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取得进展。阿莱曾说：“尽管数学是一种工具，掌握它很难得，它却是也只能是一种工具。一个人只有一些数学方面的能力和技巧是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物理学家或是经济学家的。”（注：莫里斯·阿莱：《我对研究工作的热忱》，见［美］迈克尔·曾伯格 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中文版，47、46、46、44、48、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经济学中许多质量平平的论著是由于未采用数学方法造成的。有人认为，经济学中大量的质量平平的论著都是不用数学造成的。笔者认为，这完全是误解。理由在于：(1)质量平平的论著并不能靠采用数学而改观。的确，许多质量平平的论文没有运用数学，但这并不意味着质量平平的论文的产生是不用数学所致，或许其中的部分论文是未用数学所致，但是其他质量平平的论文绝无可能通过采用数学就能改变作为质量平平的论文的结果。一些论著基本概念不清，逻辑关系混乱，或者完全缺乏逻辑论证，成为质量平平的论著自不可免，这些质量平平的论著的产生更多地是由学风、作者的知识素养、作者的研究能力等来决定的，而与是否采用数学方法无关。正如克洛尔、豪伊特所说：“坏的物理学并不会因为使用数学而变成好的物理学，好的物理学也不会因为它们的思想是通过数学方程表达出来而变成坏的物理学。……同样，一个经济学理论是否是一个好理论或坏理论，也与它是否通过数学表达出来没有关系。”（注：罗伯特·克洛尔、彼德·豪伊特：《经济学的基础》，见［法］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 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中文版，24、44、44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2)采用数学方法的论著有许多也是质量平平的。除了运用数学方法的不当、数学推理的错误之外，研究者的学风、对经济学和研究中涉及到的其他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等都会造成劣质产品的产生，甚至于研究者对数学工具的一知半解还会成为质量平平的论著产生的新的根源。我们既不能断言不采用数学会制造更多的质量平平的论著，也不能断言采用数学会制造更多的质量子平的论著，既不能断言不用数学会生产出更多的高质量论著，也不能断言采用数学会生产出更多的高质量论著。总之，总体上来看，经济学论著质量的高低与是否采用数学无关。
（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秉持的基本原则
关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实际上已经有经济学家提出来过，这些经济学家既包括古典经济学家，也包括当代经济学家。例如，在19世纪，虽然德国历史学派认为经济学是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科学，主张采用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排斥演绎方法，但在当时的历史学派的学者中就有学者主张，经济学研究除了采用历史归纳方法，还应该采用别的研究方法。阿道夫·瓦格纳认为，经济学研究不是以一种方法去替代另一种研究方法，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错误百出，什么目的也达不到”，他说：“关于方法争论的真正解决，不是在演绎或归纳之间作出选择，而是承认演绎和归纳。每一种方法应该视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本质之所在而决定是否应用；如果有可能——并非总有可能——两种方法应该结合起来应用，尽管具体情形总是两个中的某一个更重要。”希尔说：“我们应该使用演绎和归纳两种方法。最合适的方法随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质的变化而变化。”（注：参见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文版，169、171、171～173、168、4、18～19、1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而在当时的英国则推崇演绎方法，认为经济学是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科学，排斥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但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则认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应该是多元化的。他说：“没有哪一种方法能说自己不需要与其他方法相配合。相反，只要看看政治经济学的个别分支或某个方面，合理的方法既是抽象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演绎的，也是归纳的；既是数学的，也是统计的；既是假说的，也是历史的。”（注：参见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文版，169、171、171～173、168、4、18～19、1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而且他认为，演绎法与归纳法在亚当·斯密那里被结合得天衣无缝。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索洛等人都明确表述过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主张。例如，索洛说，他对经济学研究方法采取的是机会主义态度，即“不愿意在方法论纯粹性的圣坛上牺牲可能有用的见解”，他认为，“这种对机会主义胜于对形式主义的偏好，不仅对理论，而且对经验工作也有好处。”（注：罗伯特·M.索洛：《妥善处理问题一席谈》，见［美］迈克尔·曾伯格 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中文版，3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罗兰·郎达内则从多个方面论证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必要性，他明确地说：“如果在物理学中抽象化、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上的多元论思想是必要的，那么，在经济学中更应当如此。”（注：罗兰·郎达内：《科学的多元论：经济学与理论物理学比较》，见［法］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 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中文版，71、98、100、9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他认为在研究范式上的垄断会成为一门学科发展的障碍，他说：“在具有不确定性的领域，只有通过放弃所有的霸权，并且也只有这样做（理论物理学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毋庸置疑的）人们才能继续期望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有望得到解决——最终使他们的学科变成硬科学。”（注：罗兰·郎达内：《科学的多元论：经济学与理论物理学比较》，见［法］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 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中文版，71、98、100、9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当然，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的必要性并不能由某一个或者某一些经济学家说了算，正如罗兰·郎达内所说：“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认为他们或她们掌握了几乎‘绝对的’、公认的、经得起检验的和得到了证实的科学真理。”（注：罗兰·郎达内：《科学的多元论：经济学与理论物理学比较》，见［法］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 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中文版，71、98、100、9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笔者主张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基于以下理由。
1.经济活动的高度复杂性。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反映在：(1)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非常多。经济活动既受自然活动的影响，也受各种非经济活动的影响，经济活动之间也具有强烈的相互影响，而且影响经济活动的这些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很难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分离开来，采取假设的办法只是回避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数学模型是以假设为基础推导出来的，数学模型再精美，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2)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经济总是处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很难用某一种研究方法弄清楚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定量分析面临的困境之一即在于此。(3)由于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非常多，这些因素本身也是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因此经济活动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单一研究方法无法了解这种不确定性。数理经济学家并不是不知道经济活动的高度复杂性，但是为了构造精美的数学模型，只能采取高度简化的办法，大量抽象现实经济中存在的种种重要的因素，结果数学模型是确定了，但与不确定的现实经济活动却拉开了距离。(4)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的高度复杂性。人不同于任何其他物质，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有主观能动性，人有创造能力，只有将人归于同一类型（满足同质性的要求）或者将活生生的人当作非人，才便于构造数学模型，但这样一来，理论也就不具有现实性了。（注：如果不考虑理论是否与现实相符，自然可以任意设定前提条件，由此自可构造出任意多个数学模型出来，而且可以派生出许许多多的针对现有模型的改进模型，研究者自可在想象的空间内自由驰骋，打造由其意识支配的精美的理论模型，从而获得心理的快感。正如艺术家根据自己的想象自由打造艺术品，能够获得心理的快感一样。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前提条件是任意设定的，与现实不相吻合，这样的理论模型就没有现实价值。而经济学作为致用之学，具有现实价值是判别经济理论的价值有无和大小的标准。有些令人费解的是，模型构造者自身的行为往往都不是他自己所构造的模型中的人的行为，那又如何能够推定或者假定他人的行为就是其模型中的人的行为呢？如果自己和他人都不具有他自己所构造的模型中的人的行为，这样的模型又有什么价值呢？充其量是社会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以后人类能够负担的智力游戏而已。）(5)经济活动领域的广泛性。经济活动领域是非常广泛的，而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活动领域也会不断扩展，只要地球不被毁灭，人类不自毁，人类生存的条件仍然能够得到满足，人类经济活动的领域就会继续扩展，经济活动领域不同，经济运动的规律也会有不同。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经济学研究不能采取单一的研究方法。主张经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经济学家都是考虑到了经济活动的这种高度复杂性，瓦格纳、凯恩斯、索洛、郎达内等等都是在关注到经济活动的高度复杂性的条件下提出经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主张的。
2.不同研究方法既有各自的优点，也有各自的缺陷。经济学家在从事经济学研究中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方法有些是经济学家所摸索或创造出来的，有些是从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那里学来的，有些是从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那里学来的。从采用的各种研究方法来看，各种研究方法各有其特殊的优势，也各有其自身的缺陷。研究方法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从整体上来看它们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是一种互补关系，并不存在某一种研究方法能够替代其他研究方法。基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在经济学研究中，应该根据不同方法的优势和适用性，选择使用合适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方法的组合。
基于本文的主旨，这里需要说明数学方法的优缺点，数学方法的优点前面已作说明。这里要说明的是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缺陷。笔者认为数学方法的运用存在的主要缺陷是：(1)基于构建数学模型的需要，人要做“非人化”的处理，而且往往需要对异质的人进行同质化的处理（有人说数学模型更适合分析蚂蚁的生活），这样在数学模型中，人性的复杂性消失了，（注：在将人和人的行为等都符号化之后，人的因素、人类活动不同于自然活动的特殊性就不见了，而且在将人和人的行为等都符号化之后，经济模型会同某些物理模型、生物模型等等相同或者相似，这样从形式上来看，对于人类活动似乎可以像对待物理运动、生物运动一样去对待，研究者的出发点、思维难以避免地会将人物化。显然，这是危险的、错误的思路。我们始终需要把握的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人类的经济活动虽然在形式上在许多方面与自然界的物质运动相同，但在实质上是不同的。）但在真实的经济世界中经济活动的主体却是活生生的人，这就意味着由数学模型描述的世界并不能与现实世界吻合。(2)出于构建数学模型的需要，研究者的思维和他的知识准备都必然要围绕模型的构建，这样一方面难以避免思维的机械化，限制研究者的创造性的发挥（注：海尔布伦纳在其所撰《世界级哲学家》一书中表示了对当代经济学界如斯密或马克思意义上的伟大思想家匮乏的痛惜之意（见［美］迈克尔·曾伯格 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中文版，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应该说，在当代经济学研究中的这种唯数学方法是从的环境中，出不了伟大的经济思想家是正常的。但是，伟大的经济思想家的匮乏对经济学的发展却不是一件好事，伟大的经济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是划时代的。）（文字模型则能克服这个缺陷），另一方面会忽视更有价值的经济思想，忽视必要的社会科学和其他研究经济学所必需的学科或科学知识的准备。(3)构建数学模型必须进行假定，进行高度的抽象，基于数学逻辑的演绎需要，往往导致不断偏离实际的假定，这样一方面使得现实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能被忽略或者做了错误的假定（我们看到许多所谓主流经济学模型构建中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碰到难以解释的问题，往往采取假定的形式予以回避），另一方面基于研究对象实验的困难性，要么是毫无价值的理论研究继续充斥学术界，要么是可能引起研究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4)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十分宽泛，有些领域必须运用数学工具，并且这些领域运用的数学技巧越高，越可能获得满意的研究成果，这些领域主要是纯量化分析的领域；有些领域需要运用数学工具，但数学只是表述工具，在这些领域，并非运用的数学工具越高深越好，应该是越简洁，越易让人理解的工具越好；有些领域，则要么无法运用数学工具（注：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计量经济学家L.R.克莱因说：“计量经济学的数量方法是无可替代的。但我确也认识到并非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量化、可以测算，有时必须做出主观决策。”参阅L.R.克莱因：《我职业生涯中的哲学观》，见［美］迈克尔·曾伯格 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中文版，2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要么不需要运用数学工具，也就是说，数学方法的使用领域是存在局限性的。这些说明，即使那些适合运用数学方法的领域，也需要其他研究方法的配合。以数学方法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单一方法的主张是不合理的。（注：此外，若考虑经济思想的传播，经济学运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也会成为经济思想传播的重要障碍，因为一方面其给初学者设置了更高的进入壁垒（如果这样的数学化的确是经济研究所需要的，自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事实并非如此），另一方面其给公众了解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认识设置了障碍。考虑到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性质，笔者认为“技术”障碍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对于自然科学或者对于商业秘密而言，他人不懂的模型有助于形成和保护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如果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也如此效法，也可能有助于形成研究者的知识垄断，但于经济思想的传播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经济学本身属于公共物品，了解经济思想的人越多越好，只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产品”充其量是“知识贵族”的奢侈品而已。）西方主流经济学几十年的实践也已经给出了答案。阿莱说：“将近45年来的当代经济学文献在完全人为的脱离现实的数学模型指导下，过于经常地在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发展；也过于经常地越来越受数学形式主义的左右，而这在根本上说是一种大大的退步。”（注：莫里斯·阿莱：《我对研究工作的热忱》，见［美］迈克尔·曾伯格 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中文版，47、46、46、44、48、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目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做了非常多的讨论，简而言之，就是揭示经济运动规律，最终为经济决策提供依据。要揭示经济运动规律，必须进行扎扎实实的经验实证研究，尽管数学方法往往必不可少，但是仅仅运用数学方法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由于经济学研究中几乎不可能像在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中那样进行可控实验，而且经济总是处在运动过程中，人的行为动机和人的行为、经济变量等等总是随着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等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企图依靠某一种方法的运用达到揭示经济运动规律的目的是不现实的，即使是现代数学方法。应该说，只要有助于揭示经济运动规律，无论什么方法，只要有运用的条件，都应该运用。经济学揭示出经济规律之后，还必须让公众能够了解这些规律（这里要指出的是，让公众了解的规律必须是经过经验验证的真正的规律，而不是依据假定推导出来的、未经经验验证的伪规律，必须明白数学模型与经济规律完全是两回事（注：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遭受批评的主要不是经济学中采用的数学模型本身，而是模型与现实不相干，摸型未经过经验验证或者无法进行经验验证。）），从这个角度看，只使用数学方法显然是不可取的，既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要求人们都掌握模型构建者的数学水平。阿莱说，“最好的科学模型是最便于使用的模型。”（注：莫里斯·阿莱：《我对研究工作的热忱》，见［美］迈克尔·曾伯格 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中文版，47、46、46、44、48、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经济学研究有必要借鉴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因为经济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经济活动规律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作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自然也具有与其他社会活动相同的方面，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自然包含着研究方法的进步，经济学研究应该借鉴这些社会科学研究适用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我们现在经常谈论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应该说，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并不是由数学方法的运用造成的，而是由经济学的基本思想（经济人、成本、收益等思想）造成的。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伦理学等等社会科学中，都存在值得经济学借鉴的研究方法。（注：在经济学沾沾自喜的成果问世之时，其他社会科学早已有更成熟的研究成果问世的事例经常出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经济学家并非在研究方法的各个方面都领先于其他社会科学。经济学家绝对不能自负。）
“衡量一门经验科学的硬度(solidity)要看它在实际应用中发挥出的作用是大是小，而不是看它的定理有多少或形式是否优美。如果经济学不是一门使用特殊术语的数学分支学科，那么人们这样做是不值得的。”（注：罗伯特·克洛尔、彼德·豪伊特：《经济学的基础》，见［法］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 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中文版，24、44、44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半个世纪进行的追求经济学高度形式化的智力游戏应该终结了，数学方法的自负并不是经济学的福音，因为其造成的结果是永无止境的高度数学化，是经济学研究中思想和方法的本末倒置。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必须奉行客观主义、实用主义或者如索洛所说的“机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研究方法的一元化主张是绝对不可取的（注：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科龙曾说：“社会科学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渴望，要寻求一种通用的方法，一种对所有时期都适用的法则。但是这种简单无知的态度必须超越。”见［美］迈克尔·曾伯格 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中文版，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必须始终秉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的基本原则。
五、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相关的并影响经济学发展的三个问题的补充说明
由于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的讨论源起于中国经济学如何才能更快的发展的问题，因此需要对以下三个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相关的并影响经济学发展的问题做出说明。
（一）经济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关系
忽视经济思想，研究方法优先、研究方法至上的倾向在西方经济学界弥漫了几十年，在国内也越来越强烈。如果研究方法落后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瓶颈，更多地强调研究方法的优先地位是合理的。那么，研究方法落后是不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瓶颈呢？研究方法落后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制约因素。但这里所说的研究方法并非专指数学方法。要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应该掌握多种现代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学方法并不是独立的研究方法，而是多种研究方法的工具，比如演绎法、归纳法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采用数学方法）。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对于研究方法的关注的确不够，据我所知，在国内经济学教育中，根本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方法教育，以致于在一些人将数学方法等同于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情况下，出现的是普遍的盲从。这种忽视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和教育的状况必须改变。
但是研究方法优先、研究方法至上的倾向是应该防止的。因为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法，都是服从于经济思想的研究。研究方法始终是经济思想研究的工具，要么是经济思想的表述工具，要么是经济思想的论证工具，要么是经济思想的验证工具。反映经济学研究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经济思想的水平，而不是研究方法所达到的水平，研究方法再先进，如果经济思想缺乏创新，就不能说经济学有了发展（即便是形式精美的模型，如果经济思想贫乏，那就只是空壳而已），相反，即便研究方法落后，但经济思想具有创新，达到了更高的水准，那就意味着经济学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我们重视研究方法，不是对研究方法本身感兴趣，而是因为它影响着对经济思想的研究。在经济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关系的处理上，不能本末倒置，始终应该将经济思想的研究摆在优先和中心位置。（注：就数学方法与经济思想的关系来看，如果我们将经济思想比作原矿，那么数学方法的运用就是对采掘出的矿石进行加工，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就是对矿产进行加工的过程，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大量的原矿，矿产加工业的发展必受限制。我们的经济思想“矿”应该说尚属贫“矿”，只有贫矿变成了富矿，有大量的“矿石”可供加工，矿产加工技术才能不断发展，矿产加工业才能发展起来。）
虽然，整体上来看，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还相当落后（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能够掌握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规范），但同人类社会已经积累起来的经济思想相比，我们在经济思想的研究中更为落后，近代以来，我们还没有向世界经济思想库提供多少独创性的思想，在世界经济思想库中，没有多少“中国制造”的“产品”，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我们也还没有能够全面掌握世界经济思想库中现成的思想。一味强调研究方法，特别是一味强调数学方法，而忽视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将会贻害无穷。
（二）经济思想的创新与经济学家的知识背景
充实中国的经济思想库当然需要大量引进世界经济思想库中的经济思想，但要增加世界经济思想库中“中国制造”的思想，要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价值的经济思想，我们就必须具有经济思想的独创能力。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还相当薄弱，这当然与我们的经济思想积累规模小有关，但是与经济思想的生产者——经济学家的知识背景比较单一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不多已经备受指责。克洛尔、豪伊特说：“过去的半个世纪能称得上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吗？从1932年到1962年这个时期与从1772年到1825年古典经济学家斯密、魁奈、萨伊(J.B.Say)、马尔萨斯、本塞姆(Bentham)、索顿(Thorton)、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和李嘉图时期相比会怎么样？我们认为，有许多方面不能令人满意。与从1850年到1880年这一时期——那个时期资格老的有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马克思、杰文斯，年轻的有马歇尔，还有处于黄金时代的瓦尔拉斯和埃奇沃思(Edgeworth)——相比又会如何？我们的回答也是一样的。的确，不再需要我们多说什么。如果我们要严肃地把某种特征赋予现代经济学的某一个单独的时期——凯恩斯、萨缪尔森、希克斯、阿罗、德布鲁等时代——我们应该把这个时期称为幻想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经济学似乎是除了抽象化的幻觉之外没有涉及到任何实际的东西，而且正是由于这些抽象化的幻觉扭转了分析技术的发展方向，使我们不能去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注：罗伯特·克洛尔、彼德·豪伊特：《经济学的基础》，见［法］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 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中文版，24、44、44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过分的专门化所引起的。改变这种局面需要经济学家们跳出经济学理论和数学方法的围栏，尽可能多地了解其他相关学科，特别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成果。凯恩斯曾说，好的或合格的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国务活动家、哲学家。阿莱说：“只有通过大量的综合研究，社会科学才能取得重要的进展。最需要的是具有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宽广视野的经济学家；具有经济分析能力和社会学研究能力的历史学家；以及受过经济学和历史学训练的社会学家。”（注：莫里斯·阿莱：《我对研究工作的热忱》，见［美］迈克尔·曾伯格 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中文版，47、46、46、44、48、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他提出，要把经济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联系起来。（注：莫里斯·阿莱：《我对研究工作的热忱》，见［美］迈克尔·曾伯格 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中文版，47、46、46、44、48、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虽然，由于科学研究分工越来越细化，像配第、魁奈、斯密、马克思等那样能够同时成为多个学科领域的专家的确相当困难，但是了解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还是做得到的。应该抛开经济学作为显学的学科自负和运用了数学方法的方法自负，认认真真地从其他社会科学那里学习思想和研究方法，唯如此，经济学才能有更大的发展。从当代西方经济学来看，真正对其经济思想库做出了更大的贡献的经济学家都是那些具有宽广的社会科学知识背景以及更宽的知识背景的经济学家。我们在经济思想的积累方面处于落后地位，而经济学家们在政治学、法学、历史学、人类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和在哲学领域的知识积累更为不足，改变这一局面才能使中国经济学迈着坚实的步子向前发展。
（三）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学教育
同其他任何科学的发展一样，经济学的发展也是一个经济思想不断累积的过程。在西方，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历史，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成果是二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不断努力的结果。即使短期内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或者更多个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在一个或者更多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要在短期内使中国经济学在整体上达到及超越先进国家也是不可能的。只有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我们才能达到使中国经济学在整体上达到及超越先进国家的目标。
经济学已经从古典的非专业化时代进入20世纪后的专业化时代，古典经济学家不是经济学专业培养出来的，但是经济学发展到当代，不经过专门的学习，要成为经济学家几乎不可能了。因为经济思想已经积累到相当大的规模，经济学研究方法也已经非常多，不经过专门的学习，已经很难掌握这些经济思想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的发展依赖于多方面的条件，从部门的角度看，要靠经济学家的专业贡献。在专业化时代，一个人要成为经济学家，必须专门学习经济学，也就是说先要接受系统的经济学知识的教育。
经济学教育的结构和水准决定着未来经济学家的水准。这里只论经济学教育结构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因为相对于经济学教育水准而言，经济学教育结构是基础性的和决定性的，而且经济学教育水准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学教育结构一方面决定了经济学家们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决定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能力、水平，甚至研究旨趣。经济学教育的基本内容是经济思想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思想的学习是中心，研究方法的学习服从于未来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系统、全面掌握现有的经济思想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基本要求（建立经济思想库），同时也要掌握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建立工具库）。基于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在经济学教育中，必须要求学生掌握其他社会科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在目前大学经济学教育中，数学、外语得到了重视，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教育一直未受重视，哲学等人文学科的教育同样未受重视。这种做法应该改变。我们的物质条件和软环境已经提供了新一代经济学子广泛涉猎多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知识的条件，我们应该引导学生朝这个方面努力，应该建立能够承载合格的经济学家的知识基础（结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因为过分强调数学的缘故而最终扼杀了经济思想家的幼苗，应该为经济思想家的成长提供所需的空间。只有在月巴沃的经济思想的土壤上，才可能出现杰出的经济学工程师。
最后，本文再次陈述的观点是，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与在经济思想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样，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元化只会危害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应该坚持多元化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