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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历史转折时期。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步步深入，时代精神日益丰富多彩。然而，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却在这个伟大的时刻陷入了“困境”。翻阅学术杂志的哲学栏目，人们不时地感叹“哲学的贫困”；有感于经济学到处受欢迎的气氛，有人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机，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其实，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非但不会导致哲学的“贫困”，反而促进了哲学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创，哲学也从中世纪神学的禁锢下解放出来，把自己的理论视野由神道转向人道和由天国转向人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以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为发端，到英国的经验论和法国的唯理论，再到德国的古典哲学，一个又一个哲学家交替登台，一种又一种哲学理论相继问世，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世，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所以，所谓的哲学“贫困”，在本质上只是哲学家的“贫困”。哲学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必须从自身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反思开始。
（一）从新旧哲学的根本特点看，必须把“思想的闪电”射入“人民园地”，坚持哲学的人民性。
马克思在谈到自己创立的新哲学与旧哲学区别的根本特点时，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这就是说，旧哲学作为“解释世界”的哲学，其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其唯心主义却又抽象地发展了主观的方面，而不知道真正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再加上它们在历史观上的英雄史观，决定了它们都把哲学看作是思想家书斋中解释世界的专利和精神贵族的特权，反对哲学的人民性。例如，黑格尔就把哲学比作“密纳发的猫头鹰”，认为它要等到现实过程结束之后的黄昏才能起飞，哲学家只是事后才登场，广大群众则是绝对精神创造历史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从物质生产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出发，坚持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的基本原则，因而必然强调哲学的人民性。为此马克思把自己创立的新哲学比作是报晓“人类解放”的“高卢雄鸡”，无产阶级必须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则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恩格斯在谈到哲学与近代德国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深刻地指出：当整个社会沉溺于肤浅的务实、弥漫着一种庸俗的追求金钱和地位的时候，德国工人阶级却可贵地保存了严肃的纯正的理论兴趣，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列宁后来则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把哲学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民。
所以，我们今天走出哲学“贫困”误区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坚持哲学的人民性，让“思想的闪电”射入“人民园地”，进而在这一过程中，总结人民群众实践的新鲜经验，检验已经创立的理论，使之永葆青春；而不能如旧哲学那样，把哲学关在书斋中，把它看作是哲学家的专利而脱离人民大众，从而丧失生命的活力，成为一种无用之物。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思想的特点之一就是始终坚持哲学的人民性。毛泽东强调必须“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中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中锐利的思想武器”。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坚持人民性的典范，他所阐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价值论等一系列思想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二）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上看，必须走出从理论到理论的的逻辑推演思路，坚持哲学的现实性。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他在作出这一著名判断之后，立即提醒读者，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因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1]。所以，必须坚持“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的辩证统一，使之“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2]。
然而，哲学的现实性是有其特定的内涵的。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思辨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否认它的巨大的理论价值，因为在他们看来，黑格尔的哲学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和现实性。这种现实性用黑格尔的话讲，哲学“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他把哲学研究视为“时代的使命和工作”。马克思恩格斯都从黑格尔哲学“迂腐晦涩”、“笨拙枯燥”的行文背后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
从总体上看，哲学的现实性包括以下的内涵。
第一，哲学是时代的产物，它必须辅捉时代基本矛盾所表现出来的重大问题，对之加以总结和概括。因而不同的时代，哲学研究的基本课题不同，形成的哲学也不同。因为这些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因为它们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最实际的呼声。
第二，哲学是时代的号角，它必须为时代的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从历史上看，哲学的变革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
第三，哲学是时代的反映，它必须根据时代的新发展反思自己已经创立的理论。这具体表现在：(1)根据实践的新发展，检验哲学理论，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扬弃。(2)重新梳理哲学史，因为时代的发展会使后人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获得一种新的眼光，进而从中看出新的内容。(3)突出已经创立的哲学理论中长期被忽视而又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方面，以致使人仿佛有发现新大陆的感觉。
所以，当代中国的哲学要走出“贫困”的困境，就必须坚持哲学的现实性。如果我们能够对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所出现的种种新的问题作出自己应有的回答，进而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会繁荣起来。
（三）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上看，只有走出哲学、回到哲学，才能发展哲学，必须坚持哲学的开放性。
对这个问题，可作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个方面，是哲学与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时期的欧洲理论舞台上，发生了一系列引入注目而又影响深远的事件，无论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还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达到自己理论的顶峰之后，都由鼎盛转为衰落。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理论上讲，是黑格尔、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及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有一个共同的弱点，这就是在他们各自的专业范围内，他们都是思想巨人，但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显得比较渺小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道路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但革命实践的推动以及他们本人思想逻辑的发展，使他们都走出哲学，进入具体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最后又回到了哲学，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后的发展中，他们也一再走出哲学、回到哲学和最终发展哲学。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不研究经济学和人类学，是不可能写出《资本论》和晚年《人类学笔记》以及《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正是这一原因，他们一生对自己哲学理论的探索和经典表述，往往并非出现在纯哲学论著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晚年《人类学笔记》就是明显的三例。
出现这种情况的深层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内在逻辑。其中的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政治经济学是哲学通往实际生活的中介，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运用哲学对实际生活进行政治经济学的解剖所得出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结论，三者构成了一个相互渗透、互相补充、统一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哲学一旦离开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就会重走思辨哲学的老路而陷于贫困之中。在我们以往的哲学研究中，往往把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思想文化的洪流中抽取出来，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取出来，最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分解成历史观、自然观、认识论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虽然在特定的范围内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却使研究的路越走越窄，内容越来越贫乏。所以，要使我国目前的哲学走出“贫困”，就必须走出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加以研究，然后回到哲学，使之得到真正的发展。如果我们把这一研究限定在纯哲学的领域中，不对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新情况作出自己应有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要想使哲学走出“贫困”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方面，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恩格斯精辟地指出：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改变自己的形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特别关注自然科学的研究，不断走出哲学，进入自然科学，及时地对自然科学最新成果作出哲学上的总结和概括，从而把自己创立的新哲学不断推向前进。列宁也呼吁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我国哲学界对这个问题也不能讲不重视，但从目前的研究看，而不是如马克思对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的总结和概括以及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那样，真正地走出哲学，进入自然科学，再回到哲学，因而导致了哲学的所谓“贫困”。
在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上，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内涵，这就是哲学必须给自然科学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并在这一过程中使自己得到发展。我们在这方面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不是过去的庸俗化和形式主义的指导，就是目前的放弃指导，其结果必然导致哲学的贫困。反之，自然科学忽视、蔑视、侮辱哲学，也不能不受惩罚。真正的大自然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都非常重视哲学。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中以经典力学的创立者牛顿、与达尔文齐名的华莱士、化学元素铊的发现者克鲁克斯等著名自然科学家走向神灵世界的悲剧为例，说明了蔑视哲学是他们从自然科学走向神秘主义的道路的根本原因。近几年来，我国一些报刊热中于水变油、特异功能等等伪科学闹剧的出现，就是忽视、蔑视、侮辱哲学所受惩罚极为典型的例子。
由上可见，正如生物种间的杂交，是产生强大生命力的后代的繁衍方法，理论研究也同样如此。我们只有走出哲学，大胆吸取各门具体科学的新成果，再回到哲学，作出必要的总结和概括，才能使哲学真正繁荣起来。
（四）从哲学的特点上看，必须“反对树立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马克思语），坚持哲学的批判性。
列宁在谈到这一点时，曾深刻地指出：“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一品格“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所固有的”。为了区别于一切旧哲学非科学的批判，列宁紧接着又提醒读者：“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1]。马克思关于哲学批判性特点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实践批判——立足于现实，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第二，理论批判——真理只有在对谬误的扬弃中才能发展，必须对各种错误理论思潮进行科学的分析考察。
第三，自我批判——真理是过程，任何理论都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它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与超越。
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横向上看，实践批判赋予哲学现实性的品格，理论批判赋予哲学革命性的品格，自我批判赋予哲学发展性的品格；从纵向上看，离开实践批判的理论批判是空洞的批判，离开理论批判的实践批判是盲目的批判，离开自我批判的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又是不彻底的批判；从总体上看，真正科学的批判本身就是建设，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马克思语）。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是极为深刻和有重大启迪，我国目前的哲学出现“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方法上讲，是没有能很好地坚持哲学的批判性。这具体表现在：(1)在实践批判上，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实践的后面，成为实践的谓语；就是简单地为实践作注解式论证。(2)在理论批判中，在以往很长一段时期内，对各种错误理论简单地采用否定一切的态度；后来又往往不能展开真正的批判。(3)在自我批判上，采用直线上升式的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很少看到其产生发展中的历史局限性。所以，我们只有坚持哲学的批判性，才能使之真正地走出“贫困”。
总之，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时下中国，迫切地需要哲学的指导。时代期待着哲学走出困境，呼唤着哲学的繁荣。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48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
[1]《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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