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景教研究百年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景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景教是汉文史籍对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称谓，以其创始人为聂斯托利而得名，又称波斯教、弥施诃教。因其主张基督耶稣具有人与神的二重性，在431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斥为异端。在该派与基督教正统派分裂后，为罗马教皇所逐，信徒流亡东方，由叙利亚传入波斯，组织迦勒底教会，亦称叙利亚教会。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由叙利亚人阿罗本传入中国。唐初，由于受统治者支持，景教很快传播开来，至高宗时，已流传到西安、洛阳、灵武、周至、沙州、广州、高昌等地。[1]但这种发展趋势并未能持久，在会昌五年(845)的灭法运动中受到了致命地打击，在内地逐步灭绝。而地处边陲的高昌，景教不仅未遭法难之灾反而得到了快速地发展，至宋元时期，以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鹘王国逐渐变成了景教的兴盛之所。对回鹘景教的研究遂成为基督教史研究中为人所注目的一个课题，百年来涌现出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行将结束新世纪即将开始之际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以资借鉴，当是不无意义的。
一、回鹘景教史研究
景教何时与回鹘人产生接触，今已无法考究。根据巴尔德桑(Bardaisān)判决书记载，大致的6世纪中叶，我国西北的突厥人中即已有了基督教徒。[2]但这些突厥人是否包括回鹘人在内，目前尚无法断言。
回鹘人接受景教，有确切资料可寻的，当为公元840年回鹘西迁西域以后，经过晚唐、五代、两宋的发展，至元朝时，回鹘中已有为数众多的景教徒。这一史实自19世纪以来就已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有不少学者论及之。巴托尔德(W.Barthold)在他的几部有关中亚历史的著作，如《七河史(History of the Semirechyé)》[3]《蒙古入侵以前的突厥斯坦(Turki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和《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尤其是《蒙古征服前的中亚基督教史(Zur Geschichtedes Christentums in Mittel-Asien bis zur Mongolis-chen Eroberung)》（图宾根—莱比锡，1901年）中都曾谈到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景教问题。伯希和(P.Pelliot)在其所著《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Chetiensd'Asie et d'Extreme Orient)》一文中，更是对元代回鹘人的景教作了较为细致地论述。[4]其后，李符桐《回鹘宗教演变考》[5]、刘义棠《维吾尔宗教信仰研究》[6]、卡哈尔·巴拉提《基督教与回鹘人》[7]等文都详尽地介绍了宋元时代景教在回鹘中传播的情况。
至于景教徒在回鹘中的分布，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已有详尽的罗列。他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认为自喀什以东，以至北京，沿途几乎都有景教徒分布。在他列出的51处中国基督教教堂所在地中，与回鹘相关者有可失哈耳、和田、哈密、阿力麻里、伊犁、轮台等六处。[8]刘迎胜依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元代中亚及新疆地区的景教情况进行了更细致地论述，将其势力划分为六个区域，即(1)畏兀儿地区、(2)阿力麻里、(3)海押立、(4)虎思窝鲁朵地区、(5)可失哈儿和鸭儿看和(6)撒麻耳干，并逐一对那里的景教活动情况进行了较详尽地论述。[9]杨富学进一步论述说，宋代时回鹘景教主要局限于高昌一带，到元朝时迅速扩大到喀什、叶儿羌（今莎车）、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和田、库车、巴里坤等地。认为景教在高昌回鹘王国的流行，与当时回鹘统治者所推行的宽容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10]
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有一组9～10世纪的粟特语基督教文书，其术语明显呈现出回鹘化倾向。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用的虽然是粟特语，但他们更习惯于用回鹘语来进行思考。[11]这一事实使人不由联想到当时敦煌也许存在着一个操粟特和回鹘两种语言的基督教团体。[12]
在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文献中，我们虽看不到基督教文献，但可以看出一些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回鹘人名，如Or.8212-120中两次出现有Ysxaq（伊斯哈克）一名，该词实系叙利亚语Isaac之借词，为基督教徒常用名。在P.2988、P.2909和Or.8212-119中也出现有基督教徒常用名Yoxnan（约翰），说明在沙州回鹘王国时期（1036～1070年？），至少有部分回鹘家庭是信仰景教的。[13]这一现象与元代马可波罗称沙州有突厥景教徒分布的记载是一致的。
景教在回鹘中的传播，促进了回鹘与西方文明的接触，在沟通中西经济贸易方面，回鹘景教徒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元朝时期，维吾尔族景教徒拉班·扫马(Rabban Sauma)曾奉元朝政府之命，出使欧洲，拜谒过教皇与英、法国王，更是在中西交通史上写下了重要而光辉的一章。[10][P36～38]遗憾的是，这一重大事件在浩如烟海的汉文史籍中却无任何反映，仅见于叙利亚文文献。此为一位同时代的人为其撰写的传记。1888年，保罗·拜占将该传记译为法文出版。[15]后来又相继出现了英[15]、日[16]、汉等多种译本[17]。以之为据，王永生在笔者的指导下撰成《试论拉班·扫马出使欧洲及其影响》[18]一文，具体论述了拉班·扫马的族别、出使原因、具体过程及其影响。使这位隐而未彰的维吾尔族景教徒的伟业得以为更多的人所知。
二、回鹘景教文献研究
回鹘景教的流行，可通过回鹘文景教文献得到证明。现知的回鹘文景教文献约有三四十件，大都出自吐鲁番北边的葡萄沟。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那份有关三个巫师(Magi)到伯利恒(Bethlehem)朝拜孩提基督的回鹘文残卷。这一故事可见于《圣经》，但又多出了经中原本没有的巫师崇拜火的内容：
作为对礼物的回报，基督暂时离开了马槽，像拽面团一样拽下一块圆石头赐给巫师们。巫师们接过石头，怎么搬也搬不动；让牲畜驮，也驮不动。他们于是商量了一下，随后便将其推进途经的井中。稍倾，当其挥着顾盼之时却发现，从该井中升起一团可怖的火圈。惊魂甫定，他们意识到自己所抛弃的实是宝物。有鉴于此，巫师至今仍惧火。[19]
该残卷是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于葡萄沟发现的，现存文字80行，原件藏于柏林，编号为TⅡ B29。1908年由缪勒率先刊布。[20]1926年，又由邦格进行了更为细致地研究。[21]此后，马洛夫又将其收入自己的著作之中。[22]耿世民在编写《古代突厥文献选读》时收录了该文献，但未作翻译。[23]其后，李经纬[24]、阿里木·朱玛什[25]分别对其进行了研究与翻译。卡哈尔·巴拉提又将之译为现代维吾尔文发表。[26]
根据故事中的某些术语与用词，马洛夫认为该文献很可能是从叙利亚文（或粟特文）译成回鹘文的，波斯语文献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其完成年代尚未确定，大约有11世纪至12世纪间。[22](P131)耿世民认为该残卷的内容与《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章的内容有相似之处，所以残卷是《圣经》的一部分。[23](P43)阿里木·朱玛什将其与《马太福音》第2章的有关内容作了比较，认为该残卷与《圣经》原本尽管相似，但在译为回鹘文时有所修改，多出了景教巫师何以惧火的内容。[25](p14)葛玛丽在研究了该残卷之后，认为在《圣经》中找不到根据。[27]她的这一结论应是从文献中掺和有拜火教内容而作出的。克林凯特则认为其归根结底应来源于《雅各第一福音(Protevangelium Jacobi)》的传说。[28]除了回鹘文之外，在新疆出土的粟特文写本中也可看到同一经典，[29]这种情况使阿斯姆森得出结论：“在东方的基督教徒中，流行着这部早期的福音。”[30]这为认识前伊斯兰时代维吾尔族的景教与拜火教的融合现象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除了该残卷之外，属于同一内容的还有一件极小的残片，出自高昌故城HⅠ遗址，原件现存柏林，编号为DⅠ H(U6)，由勒柯克刊布了其中的一小部分。[31]
希腊著名的《伊索寓言(Vita Aesapi)》的某些章节在回鹘文中也可以见到。现存世的回鹘文写本计有10件，均藏于柏林。其中编号为TⅠα的写本，存18行，早在1922年便由勒柯克刊布。[32]拉笋伊撰文探讨了这一文献的来源、可能的传播途径以及其意义。[33]卡哈尔·巴拉提将之译为维吾尔语发表。[26](P72～74)后来，茨默在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又找出了另外8件回鹘语《伊索寓言》新残卷，并于1968年予以刊布，它们分别是：
1.TⅠ α(U319)，残片一叶，面积14×24cm，存30行；
2.TⅠ D 30(U193)，残片一叶，面积9×11cm，存18行；
3.TⅠ D 30(U195)，残片一叶，面积10×13.5cm，存20行；
4.TⅠ D 30(U192)，残片一叶，面积8×11cm，存18行；
5.TⅠ D 30(U194)，残片一叶，面积9×12cm，存16行；
6.D 170(Mainz 313)，残片一叶，面积不详，存14行；
7.Mainz 349，残片一叶，面积不详，存14行；
8.U 318，残片一叶，面积11.5×11cm，存14行。其中，除最后二件出土地不详外，其余均出自葡萄沟。[34]三年后，茨默又找到了一件《伊索寓言》回鹘文残卷，存一叶，编号为TⅠχ(U29)。[35]
《圣乔治殉难记》也有回鹘语译本留存，现存残卷一叶，藏于柏林，编号为TⅠ B 1(U320)，由勒柯克研究发表。[36]邦格又时其进行了进一步细致地研究，并纠正了勒柯克释文的一些讹误。[37]卡哈尔·巴拉提也将其译成了维吾尔语。[26](P69～71)后来，茨默又发现了同属这一内容的小残片两件：TⅡ B 62/512(U 5179)和TⅡ B 62(U 187a)。前者正面存文字5行，背面存2行，并有一人像；后者正背面各存文字6行。[38]回鹘文《圣乔治殉难记》在描述圣乔治于受刑前作祈祷时，多出了如下内容：如有所需，只要呼唤圣乔治的名字，就能有求必应。[30](P22)看来，其神通差不多可与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相匹敌，显然应是受佛教影响所致。在内蒙古黑城遗址出土的一件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文书残片中，发现有基督受难的情节。[39]
有一篇回鹘文景教残卷，系使徒的言论集，惜过于残破，内容不清。其中提及使徒马太(Mattew)和西庇大（Zebedaeus或Zavtai），内容出自《路加福音》，但多出了一段言论。[30](P22)
吐鲁番葡萄沟和库鲁塔格出土的编号为TⅢ B 99c(U 321)、TⅡ B 28(U 4910)、U323、TⅡ B 65(U 322)、TⅢ Kurutka(U 332)的文献于1974年由茨默整理发表。[40]这里值得注意的是1905至1907年德国第三次“吐鲁番探险队”于吐鲁番获得的用叙利亚文拼写的突厥语景教文献，其中库鲁塔格所出编号为TⅢ Kurutka 1857的文献已有茨默作了专题研究，发现其内容很像是婚礼上的颂词，祈求上帝赐福给年轻的新娘。[41]另有一些祈祷文，有一篇文书称要向主，向救苦救难、祛病除灾的救世主祈祷。与之类似的一篇文书称要向“唯一的上帝”祈祷，请求他赐福给“站在教堂里的所有男人”，请求上帝把人们从“魔鬼崇拜”中解脱出来。另有一件用回鹘文和叙利亚文抄写的祈祷文，书手在末尾的题记中，发愿将其功德转让给另一个人。此人也许是他的父亲。这种功德转让思想同见于另一件文献中，其尾题记载到一位景教徒提出要把诵经的功德转让给王室。[40](P662～666)其做法颇类佛教，当为回鹘景教受佛教普渡众生思想的影响所致。
此外，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献中还发现不乏基督教烙印的占卜文书[42]和其他一些用叙利亚文写成的回鹘语残卷。其中有一本篇幅不大的祈祷文书，有TⅡ B 41(U 338)等编号，上面既有用叙利亚文写就的叙利亚一回鹘语双语文书，又有用回鹘文写就的上述两种语言的文书。这些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回鹘景教遗物研究
除了文献之外，在我国发现的回鹘景教遗物也是为数不少的。勒柯克就曾于高昌故城的遗址中发现回鹘景教寺院的壁画残片，上绘《圣枝节(Pamsunday)》欢迎基督进入耶鲁撒冷城的仪式。在中亚七河流域、喀什、阿力麻里故城（故址在今新疆霍城县）等地的景教教堂中发掘出的600余方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碑中，用回鹘语写成的碑刻至少有13方，写成年代均在13～14世纪，均由克沃尔荪研究刊布。[43]卡哈尔·巴拉提对其重新进行了整理，并译为维吾尔语。[26](P74～80)
此外，在我国中原的一些地区，如福建泉州、江苏扬州、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和达茂联合旗等地也都有用回鹘文或其他文字写成的回鹘语景教碑刻发现，为回鹘景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
泉州发现的叙利亚一回鹘双语景教徒墓碑计有2方。其一发现于1941年，碑高29厘米，宽66厘米。上书回鹘文8行。[44]其二系1943年于泉州仁风门（东门）外东校场附近的园圃中发现的，碑高36厘米，宽30厘米，有叙利亚文11行。除第1行拼写的是叙利亚语外，其余10行为回鹘语。[45]
扬州所出景教徒墓碑发现于1981年，其出土地一说在扬州城西，一说在南郊。该碑上圆下方，一面单刻，上有莲花座十字架。下部有竖写汉文三行，标明该碑为忻都（应为回鹘人）于延祐四年(1253)为其妻所立，左侧有12行叙利亚文，其中第1和第2行为叙利亚语，其余10行为回鹘—突厥语。[46]
赤峰发现的回鹘文景教墓砖，位于赤峰市西南25公里处的松山区城子乡的一处山坡上，发现于1983～1984年间。该砖长47.2厘米，宽39.5厘米，厚6厘米。正面中上部有大型莲花座十字架图案，上方两边各有一行叙利亚文，下方两侧各有四行回鹘文。[44](P147～155)[47]
达茂联合旗敖伦苏木故城的一座废庙中曾发现许多景教徒墓碑，其中有一残石碑是用汉、回鹘、叙利亚三种文字写成的，上刻大型十字架，其下两侧刻以金鸡玉免（注：盖山林文中误将回鹘文称作蒙古文。）。[48]
上文所述回鹘的景教文献，不管是仅有零篇断简的用回鹘文或叙利亚文拼写的回鹘语写本，还是仅有只言片语的回鹘景教碑刻，对我们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因为这类文献存世者甚为稀少，故不管它们有多残，都能为我们提供某些前所未知的信息，都能从某一方面弥补我们贫乏的回鹘景教知识。[49]当然，我们的期望值也不能过高，不能指望这些残破而且内容并不十分丰富的文献会从本质上改变中亚景教历史资料匮乏的景况。
有关资料的匮乏，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亚基督教历史的研究。本世纪初回鹘景教资料一经发现，很快即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研究专家和著作，残片不管大小，内容不管多少，差不多都有人进行专题研究。返观我国，似乎并未引起基督教学界的关注，从发表的成果看，研究者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回鹘语言学研究者，而无一位基督教研究人员参与。这种状况势必严重影响我们研究水平的提高，在新的世纪中，这一状况应予认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