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哲学的宗教与神学特征_哲学论文

论西方哲学的宗教与神学特征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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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种文化体系中, 哲学的宗教化和宗教的哲学化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国学术界虽然对儒学是否是宗教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儒学具有宗教的品性却是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 现当代西方学术界越来越意识到西方哲学具有基督教神学的品性。哲学是一种寻根究底的学问, 它探究宇宙万物的源、根,追求能解释一切事物的终极真理, 这种追求是通过对人类自身超越活动的不断反思来实现的。 宗教是人类对自身超越活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的信仰、崇拜达至神圣化的结果。 哲学和宗教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两种表现形态,是相互沟通的。但是, 不同的哲学所具有的宗教或神学品性各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方式。

西方哲学是通过希腊哲人对宇宙万物之本原(始基)的探索而从宗教神话之中脱颖而出的。 西方哲学之神学品性的第一种理论上的表现形态则是理性神的观念,尤其是神学目的论的思想, 它是希腊哲学成熟时期理论的组成部分,是希腊古典时代的产物。 苏格拉底开创了这种理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将其发展为体系。

必须强调的是, 希腊哲学的神学品性是与哲人们对理性的越来越重视连结在一起的。 哲人们对万物之本原的追求导向了对万物之最终最根本原因的追求。这种追求必定要超越感知和经验, 理性在这种追求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在古希腊人那里,原因之中包含着目的。 在苏格拉底看来,寻求事物的原因应是寻求事物的目的, 因为宇宙万物都是神按照自己的意志为人合目的地设计安排的, 这个神就是充满宇宙的理性,即理性神。合目的性是理性神的特点, “善”则是理性神的最终目的。他要人们听从神也就是要人按理性行事。 他的学生柏拉图以他的理性观为基础构造的理念论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本体论和知识论,它同时也是一种神创论的宇宙生成说。柏拉图认为, 我们所感觉到的宇宙是一些变化生成的事物,而凡是生成的事物必有其生成的原因, 这原因便是创造者,他称之为“德谟革”(Demiurgos)。创造者的创造活动并不是凭空而是按模型进行的,宇宙的原型是永恒不变的, 只有理性才能认识到,宇宙不过是被创造的摹本。柏拉图所说的创造者实际上就是神,但不是传统神话中的神人同形同性的神(拟人的神), 也不是后来基督教的神,而是理性神,也可以说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神, 所谓创造者创造宇宙实际上是神的创造,理性的创造, 这种创造说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神学,一种神学目的论。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 建立了以实体为核心的存在论。 他一方面批判柏拉图的脱离个别事物的理念世界的存在,另一方面却断言有不可感觉的永恒不动的实体的存在, 这个实体就是自身不被推动的宇宙推动者,即第一推动者,也就是神。所以, 亚氏明确地把第一哲学与神学等同起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6卷第1章,第12卷第1章)亚氏的神与柏拉图的神一样是理性神,而且是更加理性化逻辑化的神。按亚氏的四因说, 形式因的致动实际上是由目的引起的,目的本身是不动的,但它是事物所追求所要达到的东西, 即它被欲求(愿望)被爱,才引起运动,而欲求、爱是以好的东西即“善”为自己目的的,所以最终的目的必定是至善。至善本身不动, 但却是永恒的致动者。目的论不仅是亚氏第一哲学的基本观点,而且贯穿在他的整个自然哲学之中。但是,善不仅是欲求的对象,更是理性的对象,理性高于欲求,被欲求的东西只是显得善, 理性所达到的才是原初性的真正的善。理性以善为对象,它自身也成为善,理性和理性的对象同一,思想和被思想的对象同一。最高层次的思想是以至善为对象的思想。理性通过分享思想对象而思想自身,这是自我思维的理性,是纯粹的思想,思想的思想,这样的理性就是神,这样的思想就是神思。这是至善,也是最大的快乐(最高幸福),是人所追求、向往的最高境界。换言之, 神就是理性,是至善,神是赋有生命的,因为生命本是思想(理性)的现实活动,而神就是现实性,永远是积极能动的、主动的,不会是被动和潜能,神的现实性就是至善和永恒的生命。“因此,我们说神是有生命的存在,永恒,至善,生命和无穷延续乃至永恒属于神;这就是神。 ”(同上书,第12卷第7章)必须指出,亚氏的神是形而上意义上的最高实体、终极原因、最终目的,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创世主,但它对后来的基督教和经院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泰勒斯开始的对宇宙万物本原的探讨, 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神,显示了西方哲学演进中的二重性。 一方面它力图通过理性寻求宇宙万物的根本原因,引导人们从对万物所持的传统的信仰的态度走向理性的态度, 体现出科学的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对本原的探讨又导致对最终原因、目的、最高实体的追求,最终导致一个绝对者,即理性神。这种神主要是形而上意义上的,与宗教神有所不同,但两者是一脉相通的。 理性神为一神论宗教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诱导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希腊哲学为基督教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西方哲学的神学品性的第二种表现形态便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经院哲学。

中世纪的欧洲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基督教居统治地位, 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基督教的土壤里得到了被利用和发展的机会。 这种情况决非偶然,一方面基督教需要哲学来论证其教义、信条, 另一方面柏氏和亚氏哲学尤其是他们的本体论的神学品性也适应基督教的需要。 本体论哲学的重要前提是承认超感知超经验的实体的独立存在, 由此形成感知与超感知、经验与理性、事实与逻辑的二重世界的划分和对立, 而这一点也正是基督教的立论根据, 因为上帝正是属于超感知超经验的形而上世界的, 基督教关于世俗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划分与本体论哲学中二重世界的划分是相对应的,基督教的上帝与本体论的终极存在、 最高本质、最终原因、最终目的、至善理念等等是对应的。当然, 基督教不仅采纳了本体论,也利用了西方哲学的知识论和伦理学, 建构了一种庞大的经院哲学和神学体系。哲学既是基督教思想家的工具, 是基督教神学的婢女,又是基督教神学的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石。 西方哲学的神学品性在这个时代已发展到了顶点。事实上,哲学不仅具有神学品性, 而且已经是完全神学化了的。 哲学与宗教神学的这种合流是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极端的表现。物极必反。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 经院哲学逐步分化瓦解,在蓬勃发展的数学自然科学的基础上, 近代新的哲学终于重新从宗教神学之中挣脱出来。

近代哲学是以对经院哲学和神学的批判为出发点的, 有些批判十分尖锐激烈,富有战斗性。但是,哲学的神学品性并未消解, 古代的理性神和中世纪的宗教神以新的方式出现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 形成了近代哲学的神学品性的又一新的表现形式。 近代哲学致力于对知识的基础和确定性的追求,这种追求使哲学家们把人的理性提到了首位, 而且把理性与人性连在一起,甚至等同起来,古希腊的理性精神重新得到发扬。但近代理性观已摆脱了古希腊理性观的原始素朴性, 其内涵及其所运用的范围、所产生的作用、影响, 在广度和深度上是古代理性观所无法比拟的。 近代理性观的基本特点是几何学—数学化。几何学的理性主义被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用来解释整个自然界。自然界被数学化机械化,成为排除一切精神东西的物体的总和, 只须用几何学的数学的公式便可加以表述。 精神(心灵)世界则被看作是与物理世界相对立的另一个实体界。 近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正是沿着这种二元(心、物)分裂和几何学的理性主义发展起来的。由此开始哲学家们把认识的主观方面(主体、思维、精神、意识)与客观方面(客体、对象、物质、自然)截然分开,把认识的客观方面看作现成的既定的东西, 即把世界当作一个客观对象去加以把握,以静态的方式去探讨主观如何达到对客观的认识。 近代自然科学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支配下蓬勃发展起来的。但是, 按这种思维模式所理解的物理世界是一个机械的因果连结的世界,对这个世界的探究必然导致终极因和第一推动者。同时, 由于把思维(心灵)抽象出来成为与物相对的实体,更由于理性的过度运作,结果是理性、思维、精神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实体,乃至膨胀、升华为神圣化的实体。因此,近代哲学家们在论证他们的学说时,最终还是离不开少不了神或上帝,而且把它置于自己构造的体系的顶端,作为自己体系的支撑或起点。这里的神或上帝具有双重意义:宗教信仰意义上的主宰者,即宗教神;学理或逻辑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前提或假设,即发展了的理性神。当然,在不同哲学家那里,这双重含义的比例不尽相同。在唯理论派哲学家的体系中, 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西方哲学的神学品性和数学自然科学的理性是同步发展的。

近代哲学的领路人笛卡儿的哲学就兼具科学理性和神学品性。 他的体系包含三个实体:自我(思、心)、物质(物)和上帝, 其中心和物都是相对实体,上帝则是最高实体,是绝对者,是宇宙的终极原因, 上帝按同一模式、规律创造心灵和物质世界。因此,从本体论上说, 上帝在笛卡儿的体系中居最高地位,这是明显的宗教神学印记。但是, 笛卡儿哲学的出发点是“我思”, 这我思是从一切物质东西包括肉体之中剥离出来的思维实体,是认识的主体,是人类全部认识的出发点、前提、基础。就连上帝也是从“我思”推论出来的, 即上帝的存在是人心运用理性对心中关于上帝的天赋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结果。显然, 这个上帝是经过改造的理性化了的上帝,所谓上帝的创造也就是理性的创造。所以,从认识论上讲,笛卡儿是把认识的主体、自我、理性放在首位,他用自我、理性淡化和改造了宗教意义上的上帝。斯宾诺莎遵循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但并不赞同其实体观和上帝观。他认为,神是唯一的绝对的实体,个别事物是实体的样式,心(思想)和物(广延)是实体的两种属性。他所谓的神并非超自然的主宰,而就是作为整体的自然,神在自然之内,自然在神之内。自然万物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构成一个错综复杂而又是必然的因果链锁,成为一种永恒的固定不易的自然秩序,这是不能违背的,斯宾诺莎称之为“神的决定和命令”。人作为整个自然因果链锁中的一环,必须遵循自然的这种必然性。人运用理性不断揭示事物的原因,最终达到对神这个第一致动因或宇宙终极因的认识,人与自然(神)就获得统一,达到了自由的境界,也是人的心灵的最高德性。斯宾诺莎的哲学是一种泛神论,他的神主要是形而上意义上的理性神。与此不同,莱布尼兹的哲学则具有浓厚的神创世界的宗教品性。他认为,世界是由无限多的精神实体单子所构成的,上帝是最高最完善的单子, 它全知全能全善,是唯一创造一切的单子,其它一切都是被创造的单子。 所有单子从最低最原始的到最高的上帝,构成一个无穷的连续系列,宇宙万物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体系,一切事物都有充足理由,上帝是一切事物的最后的充足理由。上帝按计划创造世界, 并且是根据善的原则,即根据道德必然性原则进行创造的, 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莱布尼兹的神既是理性神, 但更具有强烈的宗教神的含义。

上述唯理论派哲学都将宇宙万物之存在归结为实体, 而最高实体则是上帝或神, 但这种最高实体是由理性逻辑地推演出来或就是理性的设定,它兼具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含义。17、18 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在本体论上大多以实体为核心,实体主义是他们的基本思路,虽然他们的实体观各有差异,但都程度不等地包含有神学的品性,即使唯物论派也不例外。 18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把宇宙万物的存在归结为物质实体, 物质具有广袤和运动两种本质属性。物质实体作为终极存在是他们的本体论也是他们的哲学的基础,他们据此反对宗教神论,主张无神论。但他们所说的运动主要是机械运动,这种由外力引起的运动不可避免地导致“第一推动力”的结果,因此虽然他们反对宗教神,而且相当尖锐激烈,但他们的物质概念中却蕴涵着形而上学的神;而且,他们的物质实体是排斥意识的能动作用的。因此他们的本体论虽然是唯物论的,但却是非辩证的、机械的、消极被动的, 他们的物质实体决不可能是马克思的新唯物论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质观曾经长期影响我国学术界。

从理论上说近代经验派哲学家的思路与实体主义是相背的, 因为如果将认识局限于感觉经验范围内的话, 就无法获得对超感觉超经验的或一般的普遍的整体的东西的认识,而实体却正是这样的东西, 特别是超验的最高实体上帝。因此,经验派哲学家如果恪守经验之道, 则必然会与形而上的追求发生矛盾,从而也必定会对彼岸世界的上帝产生怀疑、 动摇。但事实上却没有一个经验派哲学家能彻底清除其哲学的神学品性,有的甚至比理性派哲学家更具宗教神学的品性,如巴克莱。 他反对物质实体的客观实在性,但丝毫不反对精神实体上帝的客观实在性。 他的哲学就是要说明上帝是一切知识的最终根源,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他的哲学实质上是一种以经验论的知识论为表现形式的宗教神学。当然,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多数经验派哲学家并非如此, 因为超经验的上帝的存在是与经验论相抵触的。 洛克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削弱了包括上帝在内的实体存在的实在性和意义,他认为, 人类理智在经验范围内不可能获得关于实体的确定的知识,实体不是一个明白清晰的观念, 实际上它是一个人们不知其为何的假设, 用来“支撑”能给我们产生简单观念的那些性质。物质实体、精神实体都如此。 我们认为至上的主宰有无边无际的存在、能力、智慧和其它的美德, 因此就形成人心所能形成的最完全的上帝观念。洛克把上帝变成了理智的一种假设,但不敢否定它。 较之洛克,休谟对实体和上帝的实在性的怀疑和否定则要大胆得多。他认为,心灵、自我、上帝等等都不过是一些流动中的知觉的集合或一束知觉。至于知觉、感觉的来源则是不可知的,物质、上帝均非感觉的根源,感觉的最终原因是人类理智所不能解释的。休谟也反对用物质实体、 用“力”或用最高的神、上帝来解释因果性概念。 休谟否定了形而上的终极原因和本质的实在性,也否定了对终极原因和本质的追求。按他的看法,世界上只有两大类知识:一类是关于量或数的抽象推理的知识, 即数学;一类是关于事实和存在的经验推理的知识,即自然科学。除此之外,都是诡辩和幻想。神学和经院形而上学均非此两类知识, 事实上已被休谟排除在知识之外。看来休谟已意识到西方哲学的神学品性, 他的观点对传统西方哲学是富有挑战性的,但这种挑战只是局限于经验论,其思路和视野是极其狭窄和有限的,他并未彻底抛弃形而上学和神学,倒是给了康德以极大的启发,使他从理性主义的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过来。

康德认为,人类理性具有追求形而上学的本性,要求达到绝对、 完整、最终的东西,即追求“灵魂”、“宇宙”、“上帝”;但是, 理性一旦要去把握这些东西的时候,又陷入了矛盾境地,无法把握它们。 为此,康德提出了“批判哲学”,即对理性进行批判, 对理性活动加以限制和划分, 即把理性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明确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使自然学说(科学)和道德、宗教学说各自保住自己的地位, 各有各的根据,各有各的地盘。在康德看来,上帝、自由、 灵魂(不朽)不能凭借思辨理性去认识,却正是实践理性的对象。 实践理性在这里的运用正是道德可能性的根据,因为实践理性本身包含着道德律, 包含着人类行动的根本原则。但是人性还是存在着弱点,人除了理性还有欲望, 在经验世界上,道德并不必然地与幸福连在一起,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不一定能兑现。然而理性的道德律、理性的自由又是不可抗拒的, 决不会因此而让步。于是,由于理性本身的使然, 为了让道德律产生应有的结果,使道德与幸福连结起来,康德提出,必须设定上帝和心灵不朽。 上帝作为最高的理性,是道德世界的主宰; 心灵不朽则确保实践的持久性,是使道德律完全实现的条件,加上(意志)自由, 这是康德为实践理性、为人的道德所提出的三条公设。当然,这三者不是知识的对象, 而是信仰的对象。这样,康德在理性的认识活动中是否定了上帝存在的证明,否定了上帝作为自然界的最终原因最高本质,否定了通过认识活动达到上帝。但是,康德在理性的实践活动中,为了达到至善,又设定了上帝的存在。在康德哲学中,与理性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相对应,出现了两个世界:自然世界或现象世界,这是一个必然王国,为机械的因果性所统治,一切都处于无止境的因果联系的链锁之中;智性世界或理想世界,这是一个自由王国,为目的性所支配。前者是理智和科学的领域,后者是信仰和道德的领域。道德要实现至善,必须要使心灵永恒(不朽),要有一个道德的最高主宰,因而道德必然导致宗教。道德形而上学和宗教形而上学在康德哲学中合成一体。康德看到了西方哲学及与之相关的宗教论证中的问题,他试图通过批判方法使哲学和宗教明确各自的根据、范围和作用,他不是要根除哲学的神学品性,而是试图为哲学的神学品性找到更合理的依据和作用。

但是,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学遭到了黑格尔的反批判。 黑格尔反对康德把宗教排除在理性的认识范围之外而归之于纯信仰的观点。 在他看来,人类理性完全可以认识宇宙的本质和秘密,可以认识上帝。 宗教和哲学在内容和对象方面是同一的,即都是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的展现, 不过宗教是以感性表象的方式展现绝对理念、绝对精神, 哲学则是以概念的方式展现绝对理念、绝对精神。黑格尔的绝对理念、 绝对精神是理性实体。他坚决反对康德式的现象和本质、自然界和本体界、 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划分。黑格尔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思有同一), 这是他哲学的基本原则,两者同一于绝对理念、绝对精神, 也就是同一于理性。他认为,理性内在于世界之中,是世界的灵魂, 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和运动的本源,是存在事物的本质、内核。 他用否定性的辩证法展现了概念范畴的矛盾运动的发展过程,绝对理念、 绝对精神的辩证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理性的辩证发展过程, 宗教正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黑格尔强调绝对精神发展到最后阶段宗教和哲学的合一, 两者都是对神的研究和解释,只是方式不一。当然,黑格尔所理解的神、 上帝就是绝对理念、绝对精神,也就是脱离了人的客观化、 神圣化了的人的自我意识。上帝的本质是理性,认识上帝就是理性自己认识自己,就是绝对精神对自己的认识或自我意识。黑格尔把神、上帝理性化,把宗教理性化、哲学化;反之,他也把哲学理性化、神学化、宗教化。

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家试图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思路, 在反形而上学反理性主义的思潮中,他们对哲学的神学品性提出了怀疑、 挑战乃至否定。 早期实证主义哲学家把神学和哲学(形而上学)看作人类思想发展中的两个不同阶段,但同时又把哲学看作神学的变相, 即改头换面的神学。 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把形而上学和神学看作是一些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无意义的虚妄命题,并据此把它们清除出人类认识领域。 著名分析哲学家罗素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运用现代逻辑的分析方法, 试图消除上帝存在这样一类形而上学问题。他认为, “上帝”是一个摹状词而不是名称(专名),根本就不存在上帝指称某个存在物的问题, 无指称就是无意义,也就谈不上上帝存在之类问题。 罗素反对基督教乃至一切宗教,但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他并未能清除哲学的神学品性。 而与他齐名的另一位分析派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为宗教信仰保留了一个“不可说”的地盘。与实证主义相近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反对哲学对绝对、永恒、至善等形而上实体的追求,但不排斥宗教, 而要宗教亦放弃对超自然的最高实体上帝的追求,将上帝降到人世,进入生活世界, 使上帝观念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信念。

黑格尔之后另一批反传统的哲学家中对哲学的神学品性持批判反对态度最为尖锐激烈的当数尼采。 他坚决反对传统哲学和基督教把世界二重化并要人们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感觉的“真实世界”、 彼岸世界的主张。他认为, 上帝和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最终实体最高本质一样,都是虚构的概念,不是实在的。在他看来, 上帝的观念是人把理性、精神当作人的全部本质并把理性、精神外化为独立存在的产物, 基督教则把这一错误观念美化神圣化,因此,对上帝的崇拜与对理性、 精神实体的崇拜是一致的,上帝的观念正是理性主义膨胀泛滥的结果。 尼采看到了西方哲人运用理性和逻辑所构造的形而上的概念体系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以自己的权力意志说、 循环流变说、永恒轮回说予以破坏和颠覆。 他以“上帝之死”闻名于思想界,并以“超人”取代上帝。海德格尔正是通过对尼采这句话的分析,更加清楚地揭示了西方哲学和神学的一致性。他认为, 尼采所说的上帝不仅是一个神学概念,而且是一个表示超感性世界的名称, 表示理念和理想领域的名称,自柏拉图以来, 西方哲学的主流一直把这一超感性的形而上的领域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而感性的物理的世界却是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 尼采的“上帝之死”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生命力了,这不仅意味着上帝已不可信,意味着反基督教, 更意味着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的终结。 海德格尔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归之于形而上学, 而形而上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本体论。 较之尼采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的神学品性有着更为深刻而透彻的了解, 他曾作出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形而上学是存在一神—逻辑学(Onto-Theo-Logie)”。(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1996年版,第829页)海德格尔对哲学与神学的这种融合是十分反对的, 他坚决主张哲学与神学必须分离开来。在他看来, 西方哲学的神学品性是由作为其核心的本体论具有神学性质所造成的, 而本体论的神学性质不仅是由于希腊本体论哲学被基督教神学所采纳和改造, 更是由本体论对存在问题探究的思维方式、思路及其所运用的逻辑方法所决定的, 这种本体论本身必然导致形而上的神。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也批评神学的哲学化。 基督教神学总想利用哲学来论证教义信条,结果上帝也成了一个最高的存在者, 神学也变成了形而上学。其实神学无须求助于哲学论证, 求助于本体论证明,因为宗教信仰来自上帝的启示, 与哲学无关。 正是从哲学与神学分离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海德格尔力图清除哲学的神学因素, 无论是前期的对Dasein的生存状态的分析还是后期的运思, 都在力图避免哲学的神学化的思路。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追问到存在的意义。正由于此,海德格尔一方面肯定尼采反上帝、反形而上学, 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尼采的“权力意志”说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传统之中、 停留在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之中,因而未能真正清除神学因素。但必须指出的是, 海德格尔要从哲学中清除神学因素, 是要清除由理性神发展而来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上帝,即作为最高存在者、最终原因、第一推动者意义上的上帝; 他并没有否定宗教信仰意义上的上帝, 只是反对把形而上学的上帝与宗教神学信仰的上帝混同起来。他在后期的著作中,强调世界(Welt )是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海德格尔:《物》,参见同上书, 第1165-1183页)他在去世前(1966年)的谈话中声称: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同上书,第1289页)这就是说,神、 上帝在世界之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还在不断影响海德格尔对真理、对存在之意义的追求。因此,尽管海德格尔一心想要把哲学与神学分离开来, 要把神学因素从哲学之中清除出去,但实际上却未能做到。 在他对存在的孜孜不倦的执著的追求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被神圣化的倾向。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了一批比海德格尔更激进更彻底的反传统反形而上学的思想家,他们抛弃传统思维方式,力图消解、否定终极性、确定性、绝对性,但这样做又会导致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使人失去准则和规范,无所适从, 陷于混乱。 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在为哲学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和方向的时候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哲学的神学品性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要彻底反传统反形而上学,就必须消除这种神学品性,而这样做又必然会动摇瓦解西方人的精神支柱基督教;要想保留巩固基督教这根精神支柱,那么西方哲学的神学品性也就不可能被彻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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