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朝的防灾救灾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金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金朝自然灾害的研究，近年受到学界以及研究者的重视，但是以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金朝自然灾害及其救灾措施的研究，而对金朝防灾救灾思想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涉及的内容很少或基本没有涉及。①为此，本文对金代的防灾救灾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以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一、重农思想
金朝历代皇帝都重视农业生产，都曾先后发布过重农诏令，制定相应的重农政策，体现了金代君臣重视农业，坚持以农为本的思想。金朝重视农业生产，首先，是在农耕季节派使者劝农，以督察农作。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穑。太宗天会九年(1131)，始分遣诸路劝农之使者。乏耕牛者，给以官牛，别委官劝督田作。②
其二是把闲田荒地给予农民耕种，扩大耕地面积。金熙宗罢来流、混同间护逻地，以予民耕牧。③海陵正隆元年二月，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分行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拘括系官或荒闲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宫籍监、外路官本业外增置土田，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授给迁徙的猛安谋克户，而官得其租。④
其三是保护农田，禁止践踏民田。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五月，观稼。同时下令，禁护从蹂践民田。自二月一日至八月终，禁绝饮燕，亦不许赴会他所，恐妨农工。⑤金代严令禁止围猎践踏庄稼。熙宗皇统八年(1148)，宰臣以西林多鹿，请上猎，上恐害稼，不允。⑥宣宗贞祐三年(1215)九月，以秋稼未获，禁军官围猎。⑦
其四，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把劝农绩效的好坏，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章宗明昌五年(1194)，陈言人乞以长吏劝农立殿最，遂定制。“能劝农田者，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匹，猛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三年不怠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谋克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为永格。⑧
其五是禁止其他游食、末作伤农。章宗时，“其集百官，议所以使民务本广储之道”。明昌元年(1190)，“上封事者言：自古以农桑为本，今商贾之外又有佛、老与他游食，浮费百倍。农岁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伤农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为僧、道者”。⑨其目的是唯恐游食、末作伤农，同时减少财政开支，从而减轻农民的负担。
二、广积粮储、崇尚节俭的备荒思想
金朝历代皇帝对于粮食的储备尤为重视，视蓄积为国家长远大计。金世宗说：“朕谓积贮为国本，当修仓廪以广和籴。”“朕闻国无九年之蓄则国非其国，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赋，岁取九百万石，自经费七百万石外，二百万石又为水旱之所蠲免及赈贷之用，余才百万石而已。朕广蓄积，备饥馑也。”⑩“西边自来不备储蓄，其令所在和籴，以为缓急之备。”(11)“朕曾语卿等，遇丰年即广籴以备凶歉。卿等皆言天下仓廪盈溢。今欲赈济，乃云不给。自古帝王皆以蓄积为国家长计，朕之积粟，岂欲独用之耶。今既不给，可于邻道取之以济。自今预备当以为常。”(12)可知，金朝的赋税之中，有一部分是作为水旱之所蠲免及赈贷之用，即备战备荒之用。
金代朝臣们对于粮储、备荒也有深刻的认识。高汝砺曾向皇帝上奏：“国家之务莫重于食，今所在屯兵益重，而修筑新城其费亦广，若不及此丰年多方营办，防秋之际或乏军兴，乞于河南州府验其物价低昂，权宜立式。”显示出金代朝臣对于粮储、备荒之举的重视。
在金代君臣救荒思想中，崇尚节俭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纥石烈良弼认为：“崇尚节俭，而又惟农是务，故蓄积多而无饥馑之患也”。(13)金世宗提倡节俭，不主张大力兴修宫室。他说：“昔唐、虞之时，未有华饰，汉惟孝文务为纯俭，朕于宫室惟恐过度，其或兴修，即损宫人岁费以充之，今亦不复营建矣。”(14)金朝皇帝对于宫室的布置、宫中的服饰也力求节俭，并要求金朝官吏厉行节约。大定八年(1168)，金世宗“诏户、工两部，自今宫中之饰，并勿用黄金”。大定十三年(1173)，吏部尚书梁肃请禁奴婢服罗绮。世宗说：“朕宫中服御，常自节约，旧服明金者，已减大半矣。近民间风俗，比正隆时闻稍纯俭，卿等当更务从俭素。使民知所效也。”大定二十年(1180)，金世宗说：“贵为天子，能自节约，亦不恶也。朕服御或旧，常使洗涤，至于破碎，方始更易。”(15)章宗泰和四年夏四月，“以久旱，下诏责躬，求直言，避正殿，减膳撤乐，省御厩马”。(16)金代皇帝身体力行，倡节俭，重积蓄，目的是使金朝广积蓄，而无饥馑之患。
金朝宰相胥鼎提出汰冗兵、省浮费、尚节俭、招流民、劝农事等主张：“重以亢旱蝗螟，而馈饷所需，征科颇急，贫无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为盗发”，“惟益汰冗兵，省浮费，招集流亡，劝督农事”。(17)上述主张集中体现了金朝君臣节省浮费、崇尚节俭的思想。
三、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和谐的自然观
金朝提倡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飞禽走兽，植树造林，保护牧地，兴修水利，上述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作用。
保护野生动物，禁止围猎。海陵王正隆三年(1158)，下令罢岁供鹰隼。又下令罢皇统间苑中所养禽兽。正隆五年十二月，禁中都、河北、山东、河南、河东、京兆军民网捕禽兽及蓄养雕隼者。(18)金世宗时期，专门制定了有关网捕走兽法。大定九年(1169)三月，以尚书省定网捕走兽法，或至徒，上曰：“以禽兽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兽而轻民命也，岂朕意哉！自今有犯，可杖而释之。”(19)金世宗又免去地方所课雉尾。“大定十三年(1173)七月，罢岁课雉尾”。(20)
金世宗采取措施保护大自然，保护野兽，是怕因捕猎而杀尽鸟兽。大定二十五年(1 185)下诏：“豺未祭兽，不许采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许用网及速撒海，恐尽兽类”。(21)
海陵王、金世宗、金章宗都曾下令禁止围猎、捕杀动物，直到宣宗之时，仍禁止围猎。宣宗贞祐三年(1213)九月，禁军官围猎。(22)女真族是擅长捕猎的民族，金太祖曾说：“我国中最乐事无如打围。”女真皇帝把打猎视为训练武艺的技能之一，即便如此，对于围猎也作了一系列的限制，金朝皇帝禁止围猎，可能是出于禁止杀生的朴素愿望，但是客观上保护了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起到了维护生态平衡，防止自然生态及生态链的破坏而引发自然灾害的作用。
提倡植树，保护牧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金朝廷规定，百姓必须在其田地中留十分之三的土地种树。多植不限，对栽种不足十分之三者，要处罚。(23)金朝廷对损坏桑果树的行为则严加惩治。世宗大定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见民桑多为牧畜啮毁，诏亲王公主及势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许所属县官立加惩断”。(24)栽种树木，可以防风、防止水土流失。金朝对草原牧地、森林围场也十分注意保护，严禁侵占、破坏牧地。大定十年四月，禁止侵耕围场地。大定二十年五月，诏谕有司：自石门至野狐岭，其间淀泺多为民耕植者，而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数。(25)南京、陕西路提刑司在今河南、陕西地区，其牧地将近十万余顷，为保护牧放之地不受侵占，对民户所占官地者，验数对易。良好的植被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必要措施，从而避免或延缓了自然灾害的发生。
兴修水利、修筑堤坝。在黄河流经的地区，雨季经常发生水灾。金朝把兴修水利作为当务之急，为此，每当春季，修筑埽堤，以防水患。金朝治河，是把秫秸、石块、树枝捆扎成圆柱形，用以挡水或护岸。也称埽堤。大定十三年三月，尚书省请修孟津、荥泽、崇福埽堤，以备水患，世宗命雄武以下八埽同时修筑埽堤。(26)金代沿黄河上下共25个护堤，6个在河南，19个在河北。护堤设散巡河官一员。后又特设崇福上下埽都巡河官兼石桥使。巡河官总统埽兵万2千人，每年用薪110万3千余束，草183万7百余束，用以维护堤坝。金朝在长期治河实践中，总结出了以防患为主的办法，这就是疏其菸塞，修固堤岸，“广树榆柳，数年之后，堤岸既固，埽材亦便，民力渐省”。(27)修固堤岸，广树榆柳，不但预防了水灾，也改善了环境，同时就地取材，便于堤坝的修整。
四、唯心主义的天命观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古代社会，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认识还很不全面，长久以来，金朝君臣、民众受中国古代社会流传的唯心主义天命观的影响很深，因此，金朝君臣有着浓厚的天命观的思想。
1、阴阳五行说
金朝社会对于灾异的认识主要有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说等。阴阳五行说起源很早，《尚书·洪范》为最早记载五行学说的书籍，作史者多采其说，金朝君臣也沿袭历代阴阳五行说，信奉阴阳五行说。
对于地震的认识，金朝君臣认为是阳逼阴所至，是土失其性，则地以震。海陵曾经问司天马贵中等曰：“何为地震？”贵中等曰：“伏阳逼阴所致”。又问：“震而大风，何也？”对曰：“土失其性，则地以震。风为号令，人君严急则有烈风及物之灾。”(28)司天马贵中借地震、大风以戒喻皇帝施政要轻徭薄赋，而不要严急苛刻。
对于水旱灾害的认识。《金史》记载，宣宗朝，金境内大旱，完颜伯嘉上奏：“日者君之象，阳之精，旱熯乃人君自用亢极之象，宰执以为冤狱所致。夫燮和阴阳，宰相之职，而猥归咎于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论，汝砺辈不知所职，其罪大矣。汉制，灾异策免三公，顾归之有司邪。臣谓今日之旱，圣主自用，宰相谄谀，百司失职，实此之由。”(29)完颜伯嘉把旱灾解释为阴阳失和所致，并且归咎为人君自用亢极，宰相谄谀，百司失职所致。他把自然灾害与当朝政事相联系，达到劝诫人君之目的。章宗承安四年(1199)五月，大旱，应奉翰林文字陈载言四事：“其一，边民苦于寇掠；其二，农民困于军需；其三，审决冤滞，一切从宽，苟纵有罪；其四，行省官员，例获厚赏，而沿边司县，曾不霑及，此亦干和气，至旱灾之所由也”。(30)上是之。谕宰臣曰：“诸路旱，或关执政。今惟大兴、宛平两县不雨，得非其守令之过欤？”司空襄、平章政事万公、参知政事揆上表待罪。上以罪己答之，令各还职。陈载也把旱灾归咎为施政不当，阴阳失和所致。而章宗则把大兴、宛平两县不雨，归咎为守令之过。虽然牵强附会，但是借此却能够使皇帝、大臣检讨施政得失，纠正不当与偏颇之处。从这点来看，有其积极的一面。
2、天人感应、上天警示说
从金初至金末近百年以来，自然灾害连绵不断。金朝官员和民众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控制灾情的发展及灾害的终止。金朝君臣认为，上天主宰人间的一切吉凶祸福，灾害是上天给人间的警示。同时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上天对人类社会的惩罚。例如地震发生后，金朝大臣上奏：“乃者太白昼见，京师地震，又北方有赤色，迟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圣意，修德销变，矧夫逸游，古人所戒。”(31)金朝大臣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天之示象，以警悟圣意，体现了天帝降罚之意。
金朝君臣认为水旱灾害的发生，也是天之示警。金朝的大臣给皇帝上奏中体现了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近年水旱为沴，明诏罪己求言，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费，天下欣幸。”(32)“臣谓今日之旱，圣主自用，宰相谄谀，百司失职，实此之由”。(33)
熙宗天眷元年夏，“有龙见于熙州野水，凡三日。初，于水面见一苍龙，良久而没。次日，见金龙一，爪承一婴儿，儿为龙所戏，略无惧色，三日如故。又见一人，乘白马，红袍玉带，如少年官状，马前有六蟾蜍，凡三时乃没，郡人竞往观之。七月丁酉，按出浒河溢，坏民庐舍。”(34)这是龙兴水的传说。金朝人认为，龙的出现与水灾的发生有直接关系。凡此种种，都是天之示象，以警示人类之意。
对于自然界出现的失常现象，如黄河水变清，有人也把其归咎为天以示警。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徐、邳界黄河清五百余里，几二年，以其事诏中外。临洮人杨珪上书曰：‘河性本浊，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犹天动地静，使当动者静，当静者动，则如之何，其为灾异明矣。”“又曰：‘黄河清，诸侯为天子，’正当戒惧，以销灾变，而复夸示四方，臣所未喻。”(35)金章宗泰和年间，境内大旱，宰臣上表待罪，章宗认为：“朕德有愆，上天示异，卿等各趋乃职，思副朕怀。”(36)可见，对于自然灾害的发生，金朝君臣存在畏惧之心，他们认为，只要下诏罪己求言，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费，就能够使灾害得以舒缓。
3、禳弭活动
既然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上天给予的警示，说明施政有不当之处，人间有冤情存在，因此金朝廷采取审决冤狱、祈禳、建普天大醮等办法祈祷上苍，以求消灾减灾。金代君臣进行各种祭祀、祈禳活动，以祈福消灾。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很灵验。“岁有旱乾霖潦之灾，民忧荒欠，竭诚祈祷，龙尾见处，稼穑必捻”。(37)“凡遇岁旱，至诚祈祷，即日雨作”。(38)史书中保留了大量的金朝中央与地方官员、民间百姓、寺院、道观进行祈禳的记载。说明了金代天人感应之说的盛行，虽然这种学说及其活动带有神秘主义和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在当时也不失为一种颇为“灵验”的救灾思想与活动。
金朝朝臣认为“国之大事，莫重于祭。王者奉神灵，祈福祐，皆为民也。我国家自祖庙缔袷五享外，惟社稷、岳镇海渎定为常祀，而天、地、日、月、风、雨、雷师其礼尚缺，宜诏有司讲定仪注以闻。”(39)大定十九年，有司言：“卢沟河水势泛决啮民田，乞官为封册神号。”礼官以祀典所不载难之。已而，特封安平侯，建庙。二十七年，奉旨，每岁委本县长官春秋致祭。(40)
大定二十七年，尚书省言：“郑州河阴县圣后庙，前代河水为患，屡祷有应，曾加封号庙额。今因祷祈，河遂安流，乞加褒赠。”上从其请，“特加号曰：昭应顺济圣后，庙曰灵德善利之庙。每岁委本县长官春秋致祭，如令。”(41)大定二十七年，夏四月丙子，诏封卢沟水神为安平侯。(42)宣宗贞祐三年，上遣参知政事侯挚祭河神于宜村。(43)金朝每年定期祭祀各地的河神庙，以求雨水充沛，五谷丰登。
在旱灾肆虐之时，金朝廷多派遣官员前去祭祀岳镇海渎、太社、太稷。大定四年五月，不雨，命礼部尚书王竞祈雨北岳，以定州长贰官充亚、终献。又卜日于都门北郊，望祈岳镇海渎……后七日不雨，祈太社、太稷。又七日，祈宗庙，不雨，仍从岳镇海渎如初祈……后十日不雨，乃徙市，禁屠杀，断伞扇，造土龙以祈。雨足则报祀，送龙水中。(44)在久雨不晴时，也要在诸寺观启道场祈晴。大定十七年夏六月，“京畿久雨，遵祈雨仪，命诸寺观启道场祈祷”。(45)
金朝廷采取的祭祀河神、祈雨、祈晴等活动，虽然带有唯心主义的迷信色彩，但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综上所述，金朝防灾救灾思想，既有其积极的唯物主义成分，也有其消极的唯心主义成分，体现出封建时代思想的局限性和当时的时代特点。
注释：
①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袁祖亮、邱云飞：《中国灾害通史》，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邓云特：《中国灾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关亚新：《辽金自然灾害与对策》、宋卿：《金朝自然灾害与政府救灾措施》，同见程尼娜、傅百臣主编：《辽金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孟古托力：《辽道宗中后期自然灾害述论》，《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周峰：《金代的赈灾与救济》，《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上述论著基本都没有涉及防灾救灾思想这一问题。
②《金史》卷三《太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页。
③《金史》卷四七《食货志》，第1044页。
④《金史》卷四七《食货志》，第1044页。
⑤《金史》卷七《世宗纪》，第156页。
⑥《金史》卷四《熙宗纪》，第84页。
⑦《金史》卷一四《宣宗纪》，第312页。
⑧《金史》卷四七《食货志》，第1044页。
⑨《金史》卷四六《食货志》，第1035页。
⑩《金史》卷四七《食货志》，第1057页。
(11)《金史》卷七《世宗纪》，第165页。
(12)《金史》卷七《世宗纪》，第166页。
(13)《金史》卷八九《纥石烈良弼传》，第1954页。
(14)《金史》卷六《世宗纪》，第141页。
(15)《金史》卷七《世宗纪》，第160、175页。
(16)《金史》卷一二《章宗纪》，第268页。
(17)《金史》卷一○八《胥鼎传》，第2376页。
(18)《金史》卷五《海陵纪》，第97、112页。
(19)《金史》卷六《世宗纪》，第144页。
(20)《金史》卷七《世宗纪》，第159页。
(21)《金史》卷八《世宗纪》，第190页。
(22)《金史》卷一四《宣宗纪》，第312页。
(23)《金史》卷四七《食货志》，第1043页。
(24)《金史》卷四七《食货志》，第1045页。
(25)《金史》卷四七《食货志》，第1045页。
(26)《金史》卷二七《河渠志》，第671页。
(27)《金史》卷一○四《高霖传》，第2289页。
(28)《金史》卷二三《五行志》，第537页。
(29)《金史》卷一○○《完颜伯嘉传》，第2211页。
(30)《金史》卷一一《章宗纪》，第250、251页。
(31)《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第2114页。
(32)《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第2114页.
(33)《金史》卷一○○《完颜伯嘉传》，第2208页。
(34)《金史》卷二三《五行志》，第536页。
(35)《金史》卷二三《五行志》，第541页。
(36)《金史》卷一二《章宗纪》，第268页。
(37)夏曾：《重修会应神庙记》，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2页。
(38)王希哲：《三原县后土庙碑》，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下)，第2678页。
(39)《金史》卷三四《礼志》，第809页。
(40)《金史》卷三五《礼志》，第822页。
(41)《金史》卷三五《礼志》，第822页。
(42)《金史》卷二七《河渠志》，第687页。
(43)《金史》卷二七《河渠志》，第681页。
(44)《金史》卷三五《礼志》，第825页。
(45)《金史》卷三五《礼志》，第8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