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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2年2月16日
如果日本不甩掉它的坏帐，世界将甩掉日本吗？
2001年6月，当乔治·布什和小泉纯一郎在华盛顿会晤的时候，美国总统的政治地位似乎极不稳固，而日本首相却风头正劲。现在，当他们准备在东京会晤的时候，他们的处境却整个颠倒了。与去年夏天相比，布什已经站稳了脚跟，并得到了一度被他的日本伙伴所拥有的公众的极高赞扬。与此同时，小泉却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速度之快令人震惊。自罢免广受欢迎的外相起，他的民意测验指数一路下跌。更糟的是，小泉在三角债、通货紧缩及政治僵局等问题上均陷入了困境，这可能会使他比以往更加孤立无援。
这也就是在布什访问日本、韩国和中国时，他的反恐斗争似乎并没有成为媒体最热焦点的原因。当然，布什希望讨论有关朝鲜的政权问题，最近他把这个国家称为“邪恶轴心”的一员；他还将就日本在阿富汗战争中向印度洋派遣支援船只一事给予赞扬。但接下来，所有的目光都将转向日本的经济下滑和小泉做出的应对此事的新一轮承诺上，这个符合布什利益的承诺即将撩开神秘的面纱。
那些从远处对日本的经济走马观花的人可能会认为：很难说日本目前的经济混乱缘起于过去10年的萧条，同样也不能说这种混乱是命中注定的。但是更进一步观察的人们却发现，有三个特别强有力的原因导致了混乱。其一是通货紧缩和消费萎靡不振，它带来一种是否会持续向下的恐惧。在两年多时间里，消费品的价格每月都在下降，零售额减少的情况也持续了3年多，到12月份为止，零售额已经下降了将近6%。实际GDP又一次减少了，名义上的GDP甚至减少得更快。
仅仅几个月前，许多日本经济学家还说，日本的通货紧缩可能是健康的，因为低廉的价格会使消费者的生活受益。然而，这些乐观的人们现在已经沉默了，因为价格下跌一直伴随着工作岗位的减少。12月份，日本的失业率上升到了5.6%，这是二次大战以来的最高点，比前一年增加了近一个百分点。现在有超过100万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失去了工作。
在脆弱的日本企业中，伴随着工作岗位减少的是资产负债表被打乱，因为降价会使利益受损，使这些企业很难偿还其债务。2001年有19000多家企业宣告破产。
更糟的是，岗位削减还在持续。一波又一波的失业浪潮进一步吞噬了国家的收入和自信，阻碍了家庭消费，把略微健康一点的企业也推上了绝路。2001年，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如富士、日立和东芝因为利润减少都发布了大幅度裁员的声明。与之相伴的是无数不太知名的企业的小幅度裁员。
银行界的忧虑
这种通货紧缩趋势是导致一些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感觉神经过敏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来自于不稳定的银行体系（这是所有负债公司引发的自然结果），也来自于一个常识，那就是有一天政府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为了解决银行所欠的坏帐它不得不做出更多努力。尽管多年来这个道理一直显而易见，即将发生的一些事件的结果还是使很多投资者认识到：清理账务的一天就快来了。
4月1日，日本将开始金融业的全新一年，这将引发一系列决定性的变化。拥有日本大量股金的银行，必须使股票的价值符合市场价格。因为从股票被买走以后，它的价格已经大幅下跌，相当于正在流通的5/4的资本已经损失掉了。尽管损失已经发生，承认它们可能会使更多的储户和投资者逃离，而这将引发新的问题。
储户无论如何总是紧张的，因为预定在4月1日将有另一个变化。尽管已推迟实行，政府终于准备把1998年引进的综合储蓄保证压到最低标准。第一步只会影响定期储户，接着，在个人或机构开户的银行里，要把每个储户的保证范围限定在最少1000万日元。很多储户已经转移了资金，而且波及到了1000万日元以内的零存整取储户，使得很多仍有保证的剩余资金以其他储蓄形式转移走了。危险在于部分资金的回撤必将影响银行的运作，因此日本人一直在购买黄金以求安全。
这些隐约的变化，再加上关于潜在危机终将到来的议论，会导致部分经济销蚀，虽然是为了使经济通畅，然而它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所有这些都更加剧了债券价格的下跌。股票的价格再一次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低点。日经225指数在1989年最高时曾接近40000点，现在却在10000点左右徘徊。
如果债券投资人也产生恐慌的话，事情就更糟了。迄今为止他们一直老老实实地以票面形式负担政府债务。但是过去10年经济不景气导致的财政赤字的累积，使得日本的公共债务上升到其GDP的130%，再也不能无视这一严重事实了。开始是严重的通货紧缩导致名义GDP减少、增加了债务与GDP的比率，再加上连年的赤字，想避免财政收缩给经济添麻烦就会使债率持续上涨。小泉希望通过一项有节制的预算，但这项预算不出一年就会轻易地使债率超过140%。
以上这些还不包括政府的其他债务，这些债务来自于政府出资支持的企业、社会安全保障，还有如果银行被迫国有化的话，为了清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而花费的钱。简言之，日本的财政地位岌岌可危。这已经促使信用评级机构做出降级举动：穆迪公司(Moody)已宣布可能会把日本的信用等级降到同波兰和南非一样的水平。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部分外国人还持有少部分债券，这可能会延缓债券市场的震荡。
因此，无论是通货紧缩的速度还是金融震荡的危险似乎都使经济走入了峡谷。但是，这两种危险都不是刚刚发生的。而且，即使现在危险性更大，日本可能仍然会找到途径对付过去已推迟的摊牌时间。
然而，即使尚未重视这些情况的观望者也感到了烦躁，这是由于第三个原因。他们担心，并不像日本过去的多数经济震荡一样，这一次具有极大的使危机蔓延全球的潜在性。东亚的多数国家还处在经济萧条中，美国经济的复苏也还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仍排名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经济震荡将会严重危害全球经济。日本仍是一个贸易、投资和债权大国，因此它的任何萧条都会影响其所有的经济伙伴。即便日本想努力避免这一情况，它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在亚洲的伙伴，仍然要分担它的痛苦。
这场危机最明显的标志是2001年底开始的日元下滑，最近它终于稳定下来了，同美元的比率在133左右浮动。可是这招致了东亚邻国的抗议，也引起了美国的抗议。美国一些大汽车制造商虽明知成功性很小，仍向布什请求，希望他在同小泉会晤时和这个商业对手一起把这一困难提到日程表上。最近，美国的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在东京提醒日本，日元贬值不要以其他方面的被迫“改革”为代价。这个提醒婉转地表达了一种温和的指责。
改革、通货膨胀或二者同步进行
奥尼尔就这样冒然地参与了困扰日本已久的一个富有争议和迷惑性的争论：先通货膨胀然后改革？抑或反过来？或是仅仅是通货膨胀？简单的争论很难找到问题的关键。既得利益者——包括官僚、自民党政客们及支持自民党的实力不一的各投票团体——很明显是罪魁祸首。这些家伙通过一些方式从日本的经济欠佳中大捞好处。不同派别之间永远你争我斗，好像这很重要一样，这些人应该觉得羞愧，并且应该承担解决问题的费用。
日本的既得利益者不仅仅通过国会中的非公开投票来阻挠改革，也对一些可评估事物并使之合法化的机构施加影响。如果首相想挑战他们的权威，就很难在投票中获得好结果，这种情况使得选民们很难清楚地对经济复苏计划做出审查，也很难使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如果再加上暗箱操作、公众媒体的碌碌无为，还有派系斗争的不和谐音符，这使得任何一项计划根本不能达成一致，而不能达成一致的话，日本逐渐就会变成一个失控的国家。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即使公正的专家商定日本现在要做什么，也会发现经济很难恢复。经济分析家们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在进行，甚至无需担心孰胜孰负。不过，所有的人都认为日本需要用通货膨胀的方法走出困境。它的公私债务巨大，降价会使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糟。任何一种想解决其他问题的努力都需要更多的借贷，或者需要从国内需求中取出相当大的部分。因此，摆在面前的道路没有一条不需要提高价格，宁可一年提高几个百分点。这不仅会提高名义上的需求，而且在实际上，在利用通货膨胀调节的阶段，也会降低公私债务负担。
不幸的是，多年不采取行动造成了价格下跌的泡沫，这使得日本很难实现通货膨胀，因为希望价格不动或下调的观念已经牢固地树立了。通过短期的零利率，日本银行（央行）想通过“不限数量”形成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以使更多资金流向银行。但这对吸纳国外资金却收效甚微，银行借贷业务严重下降已经有四个多年头了。
技术官僚们正在讨论解决问题的途径。一条是通过债券市场，由银行直接填平财政赤字；另一条是多印日元，用它们尽可能买进国外债券。但是多数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要实现通货膨胀，就要使日元进一步贬值，降到大约180至200比1美元。
结构改革怎么样呢？先改革后通货膨胀？还是双管齐下？为了解决“结构问题”，帮助经济迅速恢复，不同的集团操纵着不同的改革计划。改革等于主动选择让事情暂时变坏，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做法，这无疑是个冒险。日本的首要问题在于需求短缺，即使有些需求还因为供应问题而被抑制，所以最明智的观点是在通货膨胀的同时进行改革。改革最主要的拥护者是破产的银行及受它们影响的负债累累的企业。
同需求不旺相伴的是，很多工厂正在被生产能力过剩所困扰。它们中的大多数永远也不会赢利，但因为有银行不断的支撑才避免了倒闭。由于过多的依赖，它们只能采取恶性竞争：靠降价的办法从正常的商业对手那里抢生意。
孤立地看，这种竞争似乎对消费者有益，因为每种商业实体都要降价。但改革的拥护者说，当你退后一步仔细观察时，你会发现这种竞争不仅不会促进“市场竞争”，反而会长久地陷入通货紧缩的旋涡中。改革家们说，接管银行，让那些工厂倒闭，这会减少过量生产能力，从而有助于实现通货膨胀。
以上没有确切地涉及到政府该怎样做。政府可以使银行国有化，利用它的控制力拒绝贷款给无偿还能力的借方；或者可以挑出负债最多的企业，以某种方式使其接受监管，这项工作可能只需印制一份名单，其余工作由供应商和贷方去做就行了。无论哪种方法，效果是一样的。它有助于使各部门避开财政干扰，并且将为因结构改革而失业的工人建立一种渠道，使公积金流向他们。
小泉的难题
所有这些是如何对小泉的改革要求产生影响的呢？一种简要的说法是，小泉正在劝说基层党员：他比自民党领导层内的其他对手更渴望改变，这是一件好事。
小泉的开局不错，承诺要清理银行，限制政府借款，还要通过“毫不留情的结构改革”以改变那些利用关系轻松获利的行当。普通民众喜欢他简洁干脆的说话方式，欣赏他的承诺——为了将来的收获要先与痛苦斗争。
但是有三个新情况使小泉跌落到平地上。首先，他的改革不会很深入，因为他并未真正掌握改革的操纵权。自民党和官僚们中那些令人痛恨的“支持力量”已把所有的计划都打了折扣，减缓了改革的节奏，改革的力量和结果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其次，这些阻碍改革的家伙四处游说：在结构改革（将中止通货紧缩）之前，日本需要“反通货紧缩”（意思是民众要多多消费），这样他们就利用价格下跌赚了大钱。这给小泉施加了压力，使得他推行比其对手更有优势的预算极其困难。
在那之后，小泉拙劣地修补了他关于第三种新情况的回应：为了使其预算顺利通过，小泉牺牲了田中，愚蠢地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并且失去了他拥有的唯一财富——民众声望。
现在发生了什么？小泉的很多改革似乎比以往更不可能实行。如果债券价格继续下滑，政府可能要花更大的力气来处理银行的坏帐。极有可能的是，政府将继续放任这种混乱，只采取有限的措施来支撑银行而不去解决“陈年旧帐”。与此同时，适度贬值的日元可能会适度地增进出口，这样到了5、6月份，日韩联合举办世界杯时，情况可能会有所改观。考虑到小泉和日本的利益，为现实危机所迫而被广泛接受的改革的实施尚且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