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柯云路的长篇新作《超级圈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圈套论文,长篇论文,新作论文,柯云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以《新星》风靡全国的著名作家柯云路，在小说领域搁笔近十年后，最近又出人意料地向人们推出了他的长篇新作《超级圈套》（新华出版社，1997年4月）。当笔者带着欣喜之情读过这部40万字的小说之后，却不得不为作者的巨大变化而感到吃惊。因为，与《新星》相比较，《超级圈套》不仅失却了那种恢宏的气度，理想的激情和进取的精神，而且连叙事的角度和方式都变得如此的平庸和俗气。如果说十年前人们在柯云路放弃文学而去写所谓的“生命科学著作”时曾为之惋惜，那么，今天我们却不能不为他的重返文坛而再一次惋惜。
《超级圈套》描写了一个当代商海中的大骗子丘云鹏的故事。这个人物，从海南来到北京，“以猎人般的机警与耐心”，利用人们对金钱的“贪心”，凭借极少量的金钱设置了一个又一个圈套，不仅套住了电视节目女主持人、女大学生、政客和歌星，而且套住了著名的学者、教授、作家、导演、医生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做成了一个很大的局”。他高超的骗术，在北京这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尽管他的骗局最终被识破，但他并不甘心，又带上“那些他想了又想没有抛弃的上百个藤圈”踏上了新的征程。
应该承认，这部小说的取材是比较新颖的，在当代文学中，专门写骗子的作品是不多的。柯云路想借助于一个骗子的故事来反映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反映目前经济、政治、权力、财产等各种观念的竞争与冲突，以及在金钱冲击下，人性的扭曲，家庭的扭曲，爱情的扭曲等当代生活现象，尤其是要反映中国当代的文化人在金钱面前的无能与变态，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当他把这一主题建立在对一个骗子的生活描写之上时，却失去了对这一人物的把握能力。作品的批判意味被淹没在宣扬这个无耻之徒的机敏、智慧与潇洒的笔墨之中，被淹没在对这个骗子的野心、气魄以及他那绝妙的操作技巧的描写之中。以至于使这个败类，一进北京便如鱼得水，连连得手。金钱、女人、名誉、地位，如探囊取物，伸手即得。而那些高贵的学者、教授、作家、医生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却一个个愚如白痴，出尽丑态。当然，骗局最终没有得逞。但是，作者并没有深刻地揭示其必然性，而是相反地去强调了其偶然性。强调了丘云鹏如果在操作的时间差上再精确一些，那个“京都搞钱高手”童贯如果真的给他搞到一些钱。（这是有可能的，因为童贯已经给许多人搞到了钱。）那么他的结局就不会是这样。为了更充分地表现这一点，作者让他的主人公对那个众所周知的“一个鸡蛋的家当”的故事作了全新的理解。认为故事中那个穷光蛋靠一个鸡蛋发家的想像力是了不起的，“如果没有老婆那一巴掌，这个想象力就可能变成事实。”即使到小说的结尾，作者也没有让丘云鹏绳之以法，而是让他在街头看了一场卖药人的成功骗局之后，带着他那“上百个腾圈”，消失在人群中。
如果说，我们不能武断地把这种艺术处理，看作是有意为之。那么，当我们看过小说在每一个章节的起首，用楷体字特别标榜出来的名言语录之后，就很难作出另外的理解。
有人出奇地称这本书为《防骗指南》或《经商指南》。柯云路也说：“如果读了这本书，能够给你增加点这方面的智慧，使你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对于形形色色的骗子多一点识别能力，也是作者所愿意的。”而笔者却认为这种类似骗术展览的作品，正像某些带有黄色意味的性知识展览一样，其负面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在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大转型之际，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裂变的时代，这种展览的泛滥是令人担忧的。
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打着批判的旗帜，而宣扬罪恶势力，或者说，为了批判现实，而不惜写尽丑恶之风流的作品，并不是个别现象。许多所谓“通俗文学”中程度不同地存在这种倾向。在此，笔者并无意否定“通俗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的繁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尽管它对“纯文学”构成了强烈的冲击甚至威胁，人们是能够客观对待的。许多明智的作家弃“纯”从“俗”，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通俗文学”决不是“庸俗文学”，更不是“丑恶文学”、“垃圾文学”。任何一个作家，如果失去了这种最基本的把握，那么，他便失去了起码的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失去了作为作家的最起码的品格，就会给文学和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柯云路指出：“对于一个叙述者来讲，叙述者的角度常常特别重要。每一句话都有一个角度，人在述说时都会进入一种角色，都会产生他与听者之间的关系，都有一个他与之所描绘的故事、生活的关系。”某些通俗文学中的“宣恶”倾向，正是通过某种特定的叙事角度表现的。《超级圈套》便选择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角度。
柯云路在该书的《后记》中说：“我希望自己站在‘上帝’的角度。就是说，对人类慈爱而又威严，怜悯而又无情，俯瞰芸芸众生的图画，用平静而幽默的语言描述点什么。”但是，他“常常感到一种矛盾”。他不得不承认：“一旦进入故事，进入现实生活，你就可能脱离这个角度。因为上帝也许不需要描述这个人物或这个故事，上帝只需要发布一些耸人听闻的教训和警句。”于是，这个脱不掉世俗的“上帝”只好在讲故事的时候，“与故事保持适当的距离”。“尽可能”使语言逼近自己的思维，在语言的描述中，使自己的“思维越来越真实地裸露出来”。于是，他便对自己的主人公丘云鹏，表示了“慈爱”和“怜悯”，而对那些正直但被经济大潮冲昏了头脑的学者、教授及高级领导干部们表示了“威严”和“无情”。
从《新星》到《超级圈套》，柯云路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回顾他十几年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他的某种追求，而这种追求对他的创作似乎有着必然的联系。80年代初，当经济政治改革的浪潮冲击着神州大地，刚从恶梦中清醒的人们，对改革充满了理想的渴望，期待着有许多的乔厂长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的时候，柯云路写出了《新星》，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他的李向南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继而他又写出了近百万言的长篇巨制《京都》三部曲，即：《夜与昼》、《衰与荣》、《灭与生》。80年代末，当他的李向南已步履维艰，而此时，随着弘扬民族文化的倡导，人们对《易经》“气功”等神秘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时，柯云路便意无反顾地放下文学创作而写出了《大气功师》一书，又一次引起社会轰动，成为当时名列前茅的畅销书。继而他便写出了《新世纪》、《人类神秘现象破译》、《生命特异现象考察》、《柯云路新疾病学》所谓“生命科学著作”。进入90年代，随着许多气功大师的真象被揭破，气功的市场越来越小，而此时的经商热正风靡全国，于是，柯云路又放弃了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写出了《情商启蒙》，再一次引起广泛的关注。该书一印再印供不应求。继而他又写出了《把孩子培养成学习的天才——高效学习指导法》、《怎样让孩子成功——全才家教系列方法》（共八册）等所谓“成功学”著作。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滑坡”和“疲软”，人们感受到了改革的艰难，对现实中的许多问题感到困惑和迷惘。文坛上出现的一批正视改革现实，关心人民疾苦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引起了人们的强烈的反响。于是，柯云路又放弃了“成功学”探索，返回文坛，写出了试图批判现实的《超级圈套》，并且还要继而写一些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来。
如果不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而是从其他别的角度看问题，对于柯云路先生的所作所为，是无可非议的。与此相反，对于这样一个积极地进行各方面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文化人，我们是应该表示赞赏的。即使他写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挣点钱，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视艺术为生命，不惜以自己的热血和灵魂去换取纯洁文字的人；一个以艺术为武器，为捍卫正义，捍卫人民的利益，捍卫真、善、美而战斗的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轻易地为任何世俗功利所左右而放弃他严肃的艺术创作的。因此，笔者对于柯云路先生如此轻易地放弃而又如此随便地返回文坛感到遗憾和惋惜。以至于在读过了《超级圈套》中的两句名言：“人不能太贪心，一贪心就被套住。”“圈套的哲学，大概就是这个世界生活的哲学”之后，不得不怀疑，柯先生的洋洋大作，是否也是抛向有点“贪心”的广大读者的一个个圈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