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的舆论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舆论论文,意识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舆论之旅——孙中山的舆论活动
考察孙中山一生的足迹，人生之路大致有二：一是行动之旅，从医人到医国；二是舆论之旅，从励志到觉民。这是他人生的两个乐章，不同时期此消彼长，而二者的结合形式则是后者服从于前者。
1891年3 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创办了一个励志修身的团体——“教友少年会”，这是他创办的第一个社团。同年，他撰写了《教友少年会纪事》，投寄上海的《中西教会报》，由此踏上了人生的舆论之旅。他在概述创办该会的缘由时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有善机以透，掖良法以奋兴，安望其固守而毋替也哉。”他发表此文，一方面是将其活动“以告同道”，另一方面希望各地“同道”“仿而行之”。由此看来，孙中山早在校园活动中就将组织与宣传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他对报刊的社会功能已有初步的体认。
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人生道路上从医人到医国、从励志到觉民的转折点。次年成立香港兴中会。为使“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其章程将“设报馆以开风气”、“联智愚为一心”列为要务。其间孙中山主要靠分发反清小册子制造革命舆论。
在变法维新期间，执舆论之牛耳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凭借《时务报》等，刮起了一股维新风潮。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广州起义及孙中山伦敦蒙难造成的影响。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复办《清议报》，为维新思潮推波助澜。梁俨然成为旅日华侨崇拜的精神领袖。国人“咸予维新”，革命何从谈起。孙中山后来也不无感慨地回忆道：“此五年（1895～1900）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1]
为抵消改良派的影响，改变国人的心智议论，1899年他派陈少白到港建立兴中会的舆论机关。次年1月《中国日报》在港公开出版。 该报序文署名“敦煌韬晦子”，这显然是笔名。从序文作者讲述自己的身世看，很可能出自孙中山之手。
在谈到办报缘由时，序文指出：“报主人见众人之皆醉而欲醒之……因思风行朝野，感格人心，莫如报纸，故欲藉此一报，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俾中国之人尽知中国之可兴。”这里揭示了报章能“感格人心”的社会功能。该报的宗旨就是要觉民：“开中国人之风气识力，祛中国人之萎靡颓唐，增中国人兴奋之热心，破中国人拘泥之旧习，而欲使中国维新之机勃然以兴，莫之能御也。”
1903年后，改良派与革命派在政见、地盘、筹款等方面成对立之势，而舆论之争尤为激烈，亦最为关键。在这场大论战中，1903—1905年孙中山作了一次环球舆论之旅。他除指挥《中国日报》等回击改良派外，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改良派的舆论攻势：
一、印发革命书刊。1903年秋冯自由受命募资合印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和邹容的《革命军》10万册，分寄海外各处。1903年9 月他携此书亲赴檀香山，重建革命组织。“其功效真不可胜量。”[2] 1904年5月他在旧金山托《中西日报》印刷《革命军》1.1万册，分赠美洲侨胞。[3]二、改组报馆，巩固舆论阵地。 孙中山到檀岛后即改组《檀山新报》，以为革命宣传阵地。1904年5 月在旧金山改组了美洲致公堂的机关报《大同日报》，使之成为革命宣传机枢。三、亲自撰文，反击改良派。1903年12月他在檀岛以笔政乏人，亲自撰文，与保皇党大开笔战，发表了著名的《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文章言简义备，阅者无不为之心动。四、用英文著述，在国际上制造有利于中国革命的舆论。1904年8月他在美国著《支那问题真解》，刊于《北美评论》， 后出单行本。该文揭露清廷的腐败，论证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五、频繁发表演说。孙中山在檀岛大戏院发表三次演说，听众数千人，盛况空前。据当地报纸载：“先生身着白麻衣服，头上短发……其言论举动，显出有感化人群之力。”[4]他到美洲大陆后继续“苦战”， “已到过五六处，俱称得手。今拟通游美地有华人之处，次第扫之，大约三四个月后当可就功。”[5]
1905年7月孙中山取道欧洲、南洋回到日本， 完成了一次环球舆论之旅。故地重游，他兴奋地发现风物依旧，人心大变。“艰难困苦之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舆论之效初显神威，革命风潮由“初盛”而“一日千丈”。孙中山遂不失时机，成立同盟会。为加强舆论攻势，他派冯自由主持香港《中国日报》，同时决定创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由孙中山口授的《民报》发刊词，公开打出三民主义的旗号，号召党人为实行这一理想而奋斗。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已渐由言论而达于实行”。随着革命重心的转移，孙中山大部分时间在南洋，将主要精力放在筹饷购械、建立革命组织和策动武装起义上。
综观孙中山辛亥前十年的革命活动，他领导、发动的十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建立的革命组织也面临内外的挑战。然而，他从事的舆论工作却是杰出而成功的。革命舆论的形成为武昌起义及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如他在民初所言：“自武汉发难不数月而共和政治出见于亚东大陆，论者推原功首，咸以为数年来言论提倡之力，固矣！[6]
民国初建，中国进入了“建设时代”。他说：“当革命时代，报界鼓吹不可少，当建设时代，报界鼓吹更不可少。”[7]在此期间， 演说、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宣言、通电等是他制造舆论的重要方式。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到处宣传尚未实现的民生主义（此时他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在那一年剩下的8个月内，他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发表演说计83 次，答记者问22次（据《孙中山全集》和《孙中山集外集》统计）。这是他一生中又一次典型的舆论之旅。如果说1903～190 年的舆论之旅以革命为主题，此次则以建设为主题。
作为民国的缔造者，他本想一展宏愿，继续他的行动与舆论之旅，实现他绘就的共和蓝图，但“宋案”发生，孙中山仿佛如梦初醒，其活动方式似乎又回到了辛亥前：流亡、筹款、购械等。1913年4月26 日孙中山发表《致各省议会政团报馆电》，呼吁“严究主名，同伸公愤”。“宋案”真相大白后，舆论同声谴责“宋案”的主谋赵秉钧。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赵氏不得不引咎辞职。以舆论弹劾国务总理，并最终迫使其下台，在民国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近因言之，这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报刊所制造的讨袁舆论有密切的关系；就远因而言，则与他长期致力于宣传民主共和及司法独立密不可分。
袁世凯为对南方用兵，非法向英、法等五国银行团进行大借款，继而帝制活动又粉墨登场。为此，孙中山在政治、军事、舆论等各条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但结果均事与愿违，根源何在？
二、行易知难——舆论意识的哲学基础
行动与舆论、行与知，是孙中山人生的两个乐章，在他的生命之旅程中如车之两轮。正如他讲到武昌起义成功的缘由时所言：“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8] 但民初坎坷的旅途促使他重新掂量行与知的份量，反思行与知的关系。
实践出真知，哲学思想的形成非朝夕而致。孙中山是在1919年所著的《孙文学说》中明确提出“行易知难”的，但这种意识的萌芽可追溯到武昌起义前。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就不自觉地显露其端倪：“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随着革命风潮渐盛，“人多觉悟，知满清之当革，汉族之当复，遂能一举而覆满清，易如反掌。”[9] 辛亥前革命党人的舆论活动及其效果孙中山视为“行易知难”的正面例证。
民初讨袁失败，孙中山认为一方面由于多数人的认识未真。“顾其基础尚未坚固，多数人之认识未真，乃有奸人乘机簸弄，遂使民国者，一切形式机关制度，倾覆扫荡，而专制帝国几乎复活。”[10]另一方面是由于一般党人把他的主义、政策视为理想难行。他认为理想是很难的，但理想是事实之母。胡汉民认为这是孙中山重视宣传“行易知难”的动因[11]。其后，他为捍卫共和而进行的护国、护法运动等均告失败，他为共和理想、建设蓝图而发出的呐喊，应者寥寥。1918年5 月他不得不辞去大元帅职。次年春，他暂时脱离政治生活，在上海静心反思这样一个问题：“破坏之革命成功，而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12]“建设之革命失败”，这不正是“行易知难”的反面例证吗？
知与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古代哲人多强调“知易行难”，“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人之心，已成牢不可破”[13]。它几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并支配国人的行为。
孙中山从哲学层面反思知行关系，提出了一反中国古代哲学中“知易行难”的命题——“行易知难”，其本意并非是在理论上建立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或认识论，而是要变革国人的知行观。孙中山“行易知难”学说包括下面几点：从本源上讲，行先知后；从难易上讲，知比行难；从目的上讲，知是为了行。来指导新闻宣传工作，作为他舆论意识的哲学基础。是孙中山从哲学层面强调“知”的重要性的目的之一。
就个体而言，“知”是一个认识过程，由接触到接受，再到认同；但就整个社会而言，“知”实是特定社会舆论形成的过程。个体由不知到知，往往不是主动或孤立地完成。没有传播媒介的介入，能“知”者只是极少数先知先觉。先知先觉应充当传播者，后知后觉是受传者，而报刊则是由“传”到“受”之间的媒介。这才是孙中山知行学说的历史价值之所在。
《孙文学说》有深奥的学理，但他不图作艰深的哲学玄想，让其学说作学院的经典，而是要将学理大众化（他举出饮食、用钱、作文、造船等十事为例），将读者定位在平民百姓上，其文风和内容就反映了他强烈的传播意识。
“行易知难”这一命题的确立，使孙中山的舆论意识变得更加理性成熟，舆论活动更加积极主动，舆论导向也更加集中明确。1919年8月1日他指派胡汉民在沪创办《建设》杂志，并亲撰发刊词，阐明其宗旨：“以鼓吹建设之思潮，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孙中山还将《实业计划》在该刊上连载，目的是要使万众“知”其计划，继而付之于“行”。
“五四”是中国舆论大放异彩的时期，孙中山为自己的理想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响应而倍受鼓舞。1919年6 月他在答一读者的来信中说：著《孙文学说》的目的，“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之谬误，使之有所觉悟。”[14]这场运动也使他再一次看到“知”的功效，这似乎是在验证他的“行易知难”说。1920年1月他兴奋地致书海外党人、近年来， “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他还强调“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为“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思想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孙中山又令党人创办了《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大声疾呼，功效显著”。[15]
孙中山看到了“知”的功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1924年他从百忙中抽时间在广州不遗余力地系统宣讲新三民主义，无疑也是受到“行易知难”这一哲学思想的支配。
三、唤起民众——孙中山舆论意识的特征
孙中山的一生为了革命事业而忘我地超负荷地工作，他不可能像梁启超等人那样“专以宣传为业”，并写出许多有关舆论的专文。但如前所述，孙中山一生都非常重视舆论工作。综观他的言论与行动，一生都将唤起民众投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作为舆论工作的目标和归宿。其舆论意识的具体特征可概括如下：
一、舆论宣传是革命运动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孙中山认为，革命工作千头万绪，其荦荦要者有三：立党、宣传、起义。晚年他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程时说：“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以为标的，定方略以为历程，集毕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挠。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同致力，于是有立党；求举国之人民，共喻此主义，以身体而力行之，于是有宣传；求此主义之实现，必先破坏而后有建设，于是有起义。”[16]三者在理论上展示了革命运动的内在逻辑。对舆论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作如此明确的界定，孙中山是中国第一人。
二、政论报刊不应只被动地反应现实，更应宣传革命理想，这是他一贯坚持的宣传方略。孙中山认为“理想是事实之母”，理想又高于“事实”，革命家办报刊不能只反映“事实”，还要宣传“理想”。同盟会时期，他反对狭隘的“排满”口号，高举三民主义的大旗。1913年孙中山明确指出：“报纸所以能居鼓吹之地位者，因能以一种之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其初虽有不正当之舆论淆惑是非，而报馆记者卒抱定真理，一往不渝……久而久之，人人之心均倾向于此正确之真理，虽有其他言论，亦与之同化。”他希望，报界在建设事业中仍当抱定真理，“出全力以赴之”。[17]报刊宣传应宣传理想、捍卫真理，用理想和真理来引导国民，这反映了一伟大政治家在舆论意识方面的远见卓识。而“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虽嘴上也讲“宗旨高而定”，但笔下却“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18]“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19]
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他所奉行的舆论工作的基本原则。孙中山早在反清斗争时期，就将“禁制吾人之言论自由”列为清廷的十大罪状之一。《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1912年3 月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了《民国暂行报律》，规定“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坐以应得之罪”。该律公布后，全国报界俱进会致电孙中山，表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3月9日他令内务部取消该律：“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20]当然，言论自由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放言无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此等自由及权利”。[21]此论看来也要比梁启超所讲的报馆“能吐一切，能纳一切”[22]的新闻自由观更胜一筹。
四、制造有利于中国革命的“世界舆论”是他一生舆论活动独特而重要的内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足迹由境外而境内，由沿海而内地。这不仅与维新派的行动路径迥异，而且劝导的对象不只限于海内外华人，还有外人。早在1896年，他就用英文著《伦敦被难记》，揭露清廷的罪恶，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孙中山周游列国，所到之处一面拜访政界要人，争取外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一面向报界发表谈话，答记者问，用英文著述，宣传革命主张。1920年他还号召海外国民党人“直接参加于世界舆论，将吾党之精神义蕴，宣达于外，以邀世界对于吾党之信仰”[23]。他还敦促海外党人筹办英文杂志和印刷机关。（当然，他在制造世界舆论时，对外国政客不乏有幻想之处。）康梁等虽长期以海外为基地，但因不谙外人，更重要的是缺少孙中山这种政治领袖的战略眼光，在制造“世界舆论”方面无法与孙中山比肩。
五、推动政治变革、学术进步和社会改革是他理想中的“新闻事业之本旨”。“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24]1923年11月孙中山为一本新闻学著作所作的序文集中阐述了对记者职责的看法：“新闻事业非易事也，而为新闻记者者，尤非易事。社会之嫉视、个人之劳苦，固无论矣。即事业之难以进行，职务之难以活动，又岂他人所能洞悉哉！”他注意到记者在欧美所负职责极重：“非惟政治之发动，足以导其机；学术之进境，足以救其偏；风俗之隳败，足以匡其失；即社会之改革，人心之纠正，亦唯记者是赖。”反观中国，记者任重道远。“吾国今日，外逼于强权之压境，内则因奸邪之横行，国事蜩螗，民生涂炭，只可藉以一叹呻吟者，舍新闻记者外，更属诸谁何？”他还强调中国记者自身素养亟待提高。“试观各地之所谓访员者，或称有闻必录，徒为风影之谈；或竟闭门造车，肆作架空之语。及至真相暴露，则又如风牛马之不相及。于此，欲求新闻记载之有价值，不亦南辕北辙乎？究其原，末明新闻事业之本旨而已！”[25]
六、党报的宗旨须随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党报记者不能背离党的宗旨，这是他对党报的要求。清亡民兴，孙中山认为“报纸在专制时代，则利用攻击，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利攻击，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26]二次革命爆发后，他又要求党报将鼓动讨袁置于首位。1914年5 月他对《国民杂志》的宣传宗旨作了重要指示：目前本党宣传方针是推倒袁世凯，“至于党义宣传，可暂从缓，因为国贼未除，什么主义都行不通”[27]。孙中山还要求党报应“舆论归一”。武昌起义后，章太炎等人在报上公然提出“革命事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他批评这于同盟会所持之主义“瞢之”，号召党员应“戮力同心”。1924年8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在刊登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同时，刊出“少谈主义”一文，宣扬胡适的主张。孙中山阅后异常愤怒，当日作出批示，怒斥记者“无常识”。为严肃党报纪律，他令将该记者革除。
1924年11月19日下午，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举行了一生中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他着重阐述了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步“就要靠报界诸君鼓吹，来指导民众。”“诸君都是先觉先知，应该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尽自己的能力为国民的向导。”[28]
最后，借用孙中山《国事遗嘱》中的话概括其对舆论的认识：必须唤起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