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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辽朝国号之谜
由于史料匮乏，辽朝一代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团。譬如这个王朝的国号，就是一个迄今尚未弄清的扑朔迷离的问题。
对于辽朝历史的蒙昧，不是晚近以来的事情。金末以降，人们对辽史已不甚了了，元好问曾经感慨：“呜呼，世无史氏久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注：《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元文类》卷51。）元人所修《辽史》，可以说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简陋而错误又最多的一种，这并非元朝史官不肯尽职，主要原因还是保存下来的原始史料太少。
关于辽朝的国号，《辽史》中惟一的一条记载是：太宗大同元年（947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注：《辽史》卷4《太宗纪下》。）。然而根据宋代文献记载，辽朝曾经先后几次更改国号，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3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7“辽史疏漏处”条也指出：“《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四库全书总目》卷46《辽史》提要以辽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所称“大契丹国”来印证《东都事略》的记载，讥评《辽史》“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确实，国号之变动，可谓政治史上的头等大事，《辽史》之疏漏，莫此为甚。
对于辽朝国号的演变，今天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形成定论，陈述先生的说法代表最通行的观点：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国号为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又改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大辽（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契丹”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又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页。）。蔡美彪先生的说法与此稍有不同：“916年，辽太祖耶律亿（阿保机）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契丹国，947年建国号辽。”（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辽”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又岛田正郎《遼朝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79年，61-63页）与此说完全相同，这可以代表日本学者的观点。）这后一种说法较为审慎，它不明确肯定太祖916年创立国号契丹，也不说太宗947年“改”国号大辽；按这种说法，似乎辽朝的国号是从947年以后才有的。除了这一点细微的差别之外，上述两说基本上是一致的（注：这里还应提到的是，周绍良先生《从石刻探讨契丹之改易国号》一文（《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2期）曾根据《全辽文》和房山石经题记等石刻资料中有关辽朝国号的记载得出如下结论：从辽朝建国至应历四年（954年），国号为“契丹”；应历五年（955年）至保宁元年（969年），国号为“大辽”；保宁二年（970年）至咸雍元年（1065年），国号为“契丹”；咸雍二年（1066年）至辽末，国号为“大辽”。此说与文献记载颇有出入，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对石刻资料的统计很不完整，《全辽文》中所收辽代石刻资料尚不及近年出版的《辽代石刻文编》的一半，况且周文对《全辽文》和房山石经题记也仅仅是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而已。根据这样的统计结果而得出的上述结论显然与史实有较大的出入，故不为辽金史学界所认同。）。
然而，辽朝国号的演变远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二 太祖建号“大契丹”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辽史》卷1《太祖纪》记载此事说：群臣“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立子倍为皇太子”。既然建国，必有国号，但令人奇怪的是，《辽史》居然没有说明耶律阿保机称帝时是否建立国号，国号是什么。在传世文献中，只有《契丹国志》明确记载了辽太祖建国时的国号，该书卷1《太祖大圣皇帝纪》云：“神册元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建元曰神册，国号契丹。”陈述先生谓辽太祖国号契丹，就是依据这条史料。不过《契丹国志》来历不明，它的记载是否可靠，不能不令人怀疑，所以蔡美彪先生不敢此说，只是含糊地说辽太祖“建契丹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太祖建国时必定就已创立了国号，断不会等到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才始创国号大辽（注：周绍良《从石刻探讨契丹之改易国号》一文说：“似乎耶律阿保机原来并没建立国号，一直是沿用部族名称，……以‘契丹’为号。”他根据新旧《五代史》有关辽太宗大同元年“改晋国为大辽国”的记载，认为“这足以说明在使用大辽为国号之前，契丹是以晋为国号的，因之在建立大辽国国号之前，‘契丹’之称，事实是部族之称”。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众所周知，石晋自始就是辽朝的附庸之国，石敬瑭甚至向辽太宗称儿皇帝，辽朝怎么可能反过来用后晋的国号呢？下文列举的证据将表明，辽朝的国号肯定不始于“大辽”。）。
其实《契丹国志》中还有一处有关太祖国号的记载，过去都被人们忽略了，该书卷首《契丹国九主年谱》云：“太祖大圣皇帝，梁均王贞明二年丙子称帝，国号大契丹，改元神册。”那么辽太祖所建立的国号，究竟是“契丹”还是“大契丹”呢？我从辽朝的石刻材料和五代十国的文献史料中找到了以下6条证据。
(1)《旧五代史》卷75《晋高祖纪》载有辽太宗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册文，起首的几句是“维天显九年，岁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云云。石敬瑭被册立为帝，是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的事情，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涉及辽朝国号时间最早的一条文字材料，但这条材料存在着一点疑问。根据《辽史》记载，后唐清泰三年丙申应是天显十一年；在五代及北宋文献中，辽朝纪年往往有误，其中天显纪年即比《辽史》的记载要晚两年，所以五代及宋朝史料均以清泰三年丙申为天显九年。但这篇册文既然出自辽人之手，照理说不应当有纪年的错误，估计也许是后人误改的结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旧五代史》只是一个辑本，上面那段引文辑自《永乐大典》，几经辗转，恐怕难免有误；而《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书又都不载这篇册文，故亦无从考校。
(2)近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的辽《耶律羽之墓志》，首行题为“大契丹国东京太傅相公墓志铭并序”（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期。）。耶律羽之葬于太宗会同五年（942年），这是迄今出土的石刻材料中有关辽朝国号的最早记载。
(3)据陆游《南唐书》卷15《契丹传》载，南唐中主李璟保大九年（951年），遣公乘鎔出使契丹，“既至而契丹乱，兀欲被弑，弟述律遗元宗（即李璟）书曰：‘大契丹天顺皇帝谨致书大唐皇帝阙下：……’”云云。这是辽穆宗于应历二年（952年）春致南唐国主李璟的一封国书，书中自称“大契丹天顺皇帝”。
(4)辽应历五年（955年）《陈万墓志》，首行题“大契丹国故前使持节涿州诸军事……陈府君墓志铭并序”（注：向南编录《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15页。）。这方墓志据称建国前出土于辽宁省彰武县，曾被误判为赝品，后经阎万章先生撰文考证，断定它确系辽代墓志（注：阎万章：《辽〈陈万墓志铭〉考证》，《辽金史论集》5辑，文津出版社，1991年。）。
(5)辽保宁二年（970年）《刘承嗣墓志》，首行题为“大契丹国故左骁卫将军……彭城刘公墓志铭并序”（注：《辽代石刻文编》，47页。参见王成生《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年2期。）。此墓志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
(6)辽保宁十一年（979年）《耶律琮神道碑》，首行题“大契丹国推忠奉国佐运功臣……耶律公□□□铭并序”（注：李逸友：《辽耶律琮墓石刻及神道碑铭》，《东北考古与历史》1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耶律琮墓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
以上6例都是在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改称“大契丹”之前所使用的国号，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其中的4件辽代石刻材料，它们非常确凿地证明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辽太祖建国时确实创立了国号；第二，辽太祖创立的国号是“大契丹”而不是“契丹”。实际上，在目前见到的包括辽朝各个时期在内的所有汉文石刻材料中，尚未发现一例以“契丹”作为国号的。
三 双重国号制：“大辽”与“大契丹”并称
根据《辽史》记载，“大辽”国号创立于公元947年。太宗会同十年（947年）正月，辽灭后晋，太宗“备法驾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注：《辽史》卷4《太宗纪下》。）。对于《辽史》的这一记载，人们历来深信不疑，至今仍被视为定论。
但是，在五代及宋朝方面的史料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云：“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及已立晋，又得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关这种说法的最早记载，虽然辑本《旧五代史》中没有这段文字，但我估计很可能是原本的阙佚造成的结果。《东都事略》卷123《契丹传》也说：“天福三年，改元曰会同，国号大辽。”在五代及宋朝史料中，均以后晋天福三年即公元938年为辽天显十一年（是年实为天显十三年），故《东都事略》的记载与《新五代史》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些宋代文献对此事的记载在时间上稍有出入，《资治通鉴》卷281在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下记述说：“是岁，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契丹国志》卷2《太宗嗣圣皇帝上》袭取《通鉴》原文，也将此事系于天福二年。
对于上述记载，清代学者曾经有过不同看法。由《四库全书》馆总裁于敏中领衔修订的《日下旧闻考》，在卷3中有一段按语说：“考《辽史·太宗纪》，会同十年正月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是辽灭晋始更国号，而欧阳修《五代史》则书更国号于会同元年之下；至会同十年改元，薛史、欧史皆不书，而书改晋国曰大辽国。与《辽史》皆不符，盖传闻异辞耳。”显然，这段按语的作者是坚信《辽史》的说法的，故以为宋人记载皆传闻异辞，不足凭信。但另外一部同样为清朝官修的著作《续通志》，在会同元年“大赦改元，建国号曰大辽”句下有这样一条小注：“《辽史》此语系之大同元年，其实大同元年以晋百官言中外皆愿戴皇帝，故改旧号为辽，而辽之建号则自在此时也。今并据《五代史》及《契丹国志》改辑。”（注：《续通志》卷41《辽纪一》。）这种看法与《日下旧闻考》的意见完全相反，认为大辽国号始创于会同元年（938年），大同元年（947年）只是改晋为辽而已。
30年代初，冯家ｓｈēｎｇ②先生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针对《日下旧闻考》的那条按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于敏中等以新旧《五代史》与《辽史》不符，为传闻异辞。揆其意，似以《辽史》可靠。第考《辽史》乃依耶律俨诸帝《实录》、陈大任书成之。所谓《实录》，辽圣宗始命置局编修，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是太宗入汴、改元、建号等记载，并非依当时《实录》无疑。薛史则全采《实录》，《晋少帝实录》虽成周广顺中，相去仅五六年，目击亲见者甚多，改元大事，岂能不知？……何得谓之传闻？”冯家昇先生虽然对《日下旧闻考》的说法不以为然，但实际上还是倾向于《辽史》的记载，谓大同元年（947年）改号大辽，“大抵一致，故可靠”；又谓会同元年（938年）改号一事，“既无直接之确据，又乏可靠之旁证，孰是孰非，尚有待于地下发现也”（注：《契丹名号考释》，原载《燕京学报》13期，1932年；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他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没有下一结论。
80年代以来，曾先后有两位学者撰文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均认为会同元年（938年）即已改国号为大辽，而大同元年（947年）则是改后晋为大辽（注：佟家江：《契丹首次改辽年代考》，《民族研究》1983年4期；刘凤翥：《契丹王朝何时何故改称大辽？》，台北《历史月刊》36期，1991年1月。）。但他们的意见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我们不妨对会同元年（938年）改号大辽说做一点背景分析。首先需要解释的是宋代文献中有关此事的系年分歧，按《新五代史》和《东都事略》的说法，改号大辽是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的事情，而《资治通鉴》和《契丹国志》则将此事记在天福二年（937年）。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则是都说改国号为大辽与改元会同同时。按《辽史》的纪年，改元会同是太宗天显十三年（公元938年）的事情，这有石刻材料为据，故《资治通鉴》和《契丹国志》的系年肯定有误。
如果会同元年（938年）确曾改号大辽，那么更改国号的缘由是什么呢？这显然与燕云十六州的入辽有关。但是关于燕云十六州的交割时间，南北双方史料还存在着分歧。据《辽史·太宗纪》载，天显十二年（937年）六月，“晋遣户部尚书聂延祚等请上尊号，及归雁门以北与幽、蓟之地，仍岁贡帛三十万疋，诏不许”；十三年（938年）五月，“晋复遣使请上尊号，从之”；同年十一月，晋使冯道、刘昫等上辽太宗及述律太后尊号，“大赦，改元会同。是月，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于是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辽史》的记载表明，燕云十六州的交割是天显十三年的事情，石晋上尊号及大赦、改元等一系列事件，显然都与此事有关。
然而宋人的记载却与《辽史》不同。《新五代史》卷8《晋高祖纪》载，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国号晋。以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于契丹”。《资治通鉴》卷280也把燕云十六州的割让记在天福元年十一月。其实只要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就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天福元年十一月，辽太宗在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册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时，燕云十六州大都还在后唐的控制之下，此时石敬瑭尚未入洛攻灭后唐，怎么可能正式割地呢？看看《旧五代史》的记载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天福元年十一月丁酉，辽立石敬瑭为晋帝，“是日，帝言于戎王，愿以雁门已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寿，仍约岁输帛三十万，戎王许之”（注：《旧五代史》卷75《晋高祖纪一》。王溥《五代会要》卷29“契丹”门与此说大致相同。）。这里说得很清楚，石敬瑭被立为帝时，只是向辽许下割让燕云十六州和岁输帛三十万的诺言，当时并未兑现。看来欧阳修和司马光都误解了《旧五代史》的意思。
但另外还有一条史料似乎与《辽史》的记载相互矛盾。《旧五代史》卷76《晋高祖纪二》载：天福二年（937年）正月庚申，“定州奏，契丹改幽州为南京”。这条史料亦见于《资治通鉴》卷281。据《辽史》说，升幽州为南京是会同元年十一月交割燕云十六州以后的事情。那么这条史料当做何解释呢？天显十一年（936年）十一月，辽太宗在晋阳立石敬瑭为帝时，后唐遣张敬达率军来攻，同时又命卢龙节度使赵德钧、赵延寿父子统兵应援，结果张敬达兵败晋阳，赵氏父子遂降于辽，自此以后，幽州实际上就已在辽的控制之下。“明年，德钧卒，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为南京，迁留守，总山南事”（注：《辽史》卷76《赵延寿传》。）。我想，幽州既然在天显十一年（936年）冬就已归属于辽，且石敬瑭又已许愿割让燕云十六州，辽朝完全有可能在次年正月就将幽州改为南京，等到会同元年（938年）交割燕云十六州后，大概才正式宣布升幽州为南京，同时确定上京、南京、东京三京制度。
天显十三年（938年），石敬瑭已经取代后唐成为中原之主，石晋政权也已基本巩固，于是遣使向辽太宗和述律太后上尊号，并将燕云十六州正式交割给辽朝；与此同时，辽朝改元会同——这个年号是很值得玩味的，它意味着“蕃汉一家”（注：清初改明朝四夷馆为会同馆，掌管边疆少数民族事务，“会同”一词的含义与此相似。辽太宗灭晋，又改元大同，“大同”语出《礼记·礼运》，是“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意思，与“会同”的寓意一脉相承。）。在改元会同的同时，建立“大辽”国号，这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辽史》没有记载会同元年建号“大辽”一事，就对宋人的记载加以否认。已经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辽朝历次更改国号的事实，不都是依据宋代文献而得出的结论么？
关于“大辽”国号的取义，一般认为源之于辽水。《三朝北盟会编》卷3云：“（金朝）以本土名阿禄阻为国号，阿禄阻，女真语金也。以其水产金，而名之曰大金，犹辽人以辽水名国也。”太宗为何要“以辽水名国”呢？在契丹族的历史传说中，湟河和土河具有特殊的意义，“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湟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注：《辽史》卷37《地理志一》。）。辽水就是湟河和土河合流后的名称，用“大辽”为国号，是否也寓有“藩汉一家”的意思呢？
既然肯定大辽国号的建立是在会同元年（938年），那就得对《辽史·太宗纪》会同十年（947年）“建国号大辽”的记载重新做出解释了。关于会同十年的改号大辽，中原方面的记载与《辽史》是有所不同的，新旧《五代史》都说是“改晋国为大辽国”（注：《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列传一·契丹》、《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资治通鉴》卷286谓“下制称大辽会同十年”，《契丹国志》卷3《太宗嗣圣皇帝》说“下制以晋国称大辽”。除了《通鉴》的说法比较含糊之外，另外三部史籍的意思都很明白，分明是说把晋国也改称为大辽，而不是说始建国号大辽。
以上只是就文献记载所做的分析，从石刻材料来看，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使用“大辽”国号的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出土于北京的《仙露寺葬舍利佛牙石匣记》（注：见《辽代石刻文编》4页。），其铭文镌于世宗天禄三年（949年）。由于辽朝前期的石刻材料很少，迄今尚未见到会同十年（947年）以前使用“大辽”国号的碑刻，要想使“大辽”国号的始创年代得到确凿的证明，只能寄希望于新的石刻材料的发现。
关于“大辽”国号，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谜需要破解，这便是“大辽”与“大契丹”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们历来认为，“大辽”与“大契丹”这两个国号是一种替代关系，不管是会同元年（938年）还是会同十年（947年）改号大辽，都无非是以“大辽”代替“大契丹”罢了。但是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有学者对此产生了怀疑。冯家昇先生的《契丹名号考释》一文，虽然主要是考证“契丹”一词的语源和语义，但也涉及辽朝国号的变迁问题，其中在谈到“大辽”与“大契丹”之间的关系时，他提出了这样一种推论：“然则辽与契丹究有何分别乎？余以辽与契丹之分，犹元与蒙兀之别也，‘元’指蒙古治下之中国本部，‘蒙兀’则兼含东亚一大国。……太宗灭晋建号辽，盖指治下之晋土也，后弃晋北去，中道而殂，嗣主遂以‘辽’施于南京路。而‘契丹’为漠北诸族所称，自若也。……故知辽之为国号，犹元之为国号，指对治下之汉人言之也。”（注：见前揭《冯家昇论著辑粹》27页。）前面说过，冯家昇先生对会同元年建号大辽说持保留态度，所以他以为太宗灭晋后始建大辽之号，后因弃守中原，世宗遂以“大辽”国号用之于燕云汉地。撇开大辽国号的始创年代不论，提出“大辽”为辽朝专用于汉地的国号，冯家昇先生是第一人。
另一位辽金史学界的前辈学者姚从吾先生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50年代初，姚先生在台北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下述看法：辽朝“是契丹族在汉地建立的新国家”，是太宗灭晋后“正式宣布的”，“因此‘大辽’应当是汉地新朝的通称，而不通行于契丹本部。至于‘契丹’，则是在汉地有时可与‘大辽’并用的”（注：姚从吾：《契丹汉化的分析》原刊《大陆杂志》4卷4期，1952年2月；又见《姚从吾先生全集》5集，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35页。该文是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40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稿。）。这种说法与冯家昇的推论基本一致。
60年代初，日本学者岛田正郎也曾发表过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他在解释《辽史》何以会漏记圣宗、道宗两次更改国号的原因时说道：“显然，在使用‘大辽’这样一个汉化的国号时，同时仍在正式使用意为‘大契丹’的契丹语国号，因此国号的改变即便是确有其事，也不必过分重视。我甚至以为，当时的契丹人对于用汉字写出的‘大辽’国号，也是用意为‘大契丹’的契丹语去读的。所以我只看重辽朝国号的始创，而并不在意其国号的改变。”（注：岛田正郎：《遼の北面中央官制の特色》，原载《法制史研究》第12号，1962年3月；又见同氏《遼朝官制の研究》，创文社（东京），1978年，13-14页。）
上述三位学者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不过他们的这些见解都纯属猜度之辞，既未予以论证，也未提供任何证据，所以这种说法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他们的直觉是正确的。
本文第二节列举的圣宗统和元年（983年）以前使用“大契丹”国号的6个例子，除了辽太宗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册文（936年）外，其它的5例都在“大辽”国号创立之后：其中《耶律羽之墓志》（942年）是在会同元年（938年）改号“大辽”以后，《陈万墓志》（955年）、《刘承嗣墓志》（970年）、《耶律琮神道碑》（979年）及辽穆宗致南唐国主李璟书（952年）更在会同十年（947年）改晋国为大辽以后。这就充分证明了，在“大辽”国号创立之后，“大契丹”的国号并没有废除。上述四方墓志分别出土于今内蒙古和辽宁境内，穆宗国书则代表契丹本位，所以都不采用只在燕云汉地行用的“大辽”国号，而仍然称“大契丹”。
我们再看看“大辽”国号的使用情况。在圣宗统和元年（983年）改称“大契丹”之前，共计有8个称“大辽”国号的辽代碑刻，其中6个都出土于燕云地区，可略而不论，另外两个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是乾亨三年（981年）《王裕墓志》（注：见《辽代石刻文编》，62页。），出土于辽宁省喀左县。王裕先祖原为中原汉人，后降于契丹，王裕在辽担任的都是南面汉官，其墓志作者董氏为滦州军事判官，辽代滦州（治今河北省湾县）属南京道，故董氏按燕云汉地的习惯称“大辽”，亦属正常。另一个碑刻是乾亨三年《陈公之铭》（注：见《辽代石刻文编》，79页。），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地区。据我考证，此墓墓主陈公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陈万之子。为何《陈万墓志》称“大契丹”，其子《陈公之铭》却称“大辽”呢？由于《陈公之铭》文字多已漫漶不清，其作者也已残阙无考，这个问题一时很难解释。
综上所述，我的初步结论是：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时，辽朝的统治区域还局限于塞北，是一个以契丹人为主的游牧国家，故号其国为“大契丹”。公元938年，石晋将燕云十六州正式割让给辽朝，于是辽太宗便在燕云汉地创立一个新的国号——大辽；公元947年，辽灭石晋，太宗在汴京宣布将晋国改称大辽，亦即把大辽这个汉地的国号扩展到中原，但太宗北归后，中原旋即易主，此后大辽国号仍只用于燕云汉地。与此同时，在长城以北的契丹本土仍继续采用“大契丹”为国号。这就是辽朝前期（916-982年）国号变迁的大致经过。
四 圣宗改号“大契丹”
关于圣宗改号“大契丹”一事，《辽史》丝毫没有提及，仅见于宋代文献的记载。按照过去人们的一般说法，都以为改号“大契丹”是圣宗统和元年（983年）的事情，其实如果仔细查考一下宋代史料，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与宋人的记载是有出入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岁末记述说：“契丹主明记卒，谥景宗孝成皇帝。……隆绪封梁王，继立，号天辅皇帝，尊母萧氏为承天太后，改大辽为大契丹。”卷24太平兴国八年正月戊午朔云：“契丹主隆绪改元统和。”（注：《长编》卷23末有一条小注，谓景宗死及圣宗即位之月日，“皆不得其实，今移见岁末”。又圣宗改元统和事，盖亦不详其月份，故系于次年岁首。）隆绪就是辽圣宗。关于圣宗即位和改元统和的具体时间，《长编》虽未得其详，但年份是没有问题的。《东都事略》卷123《契丹传》也在太平兴国七年下记载说：“梁王隆绪立，年十二，自称天辅皇帝，尊母燕燕为承天太后，改大辽为大契丹国。……（太平兴国）八年，改元曰统和。”又《九朝编年备要》卷3太平兴国七年末云：“是岁，明纪死，子隆绪立，复号大契丹。……改明年元为统和。”以上三部宋代史书都把改号“大契丹”一事记在圣宗即位的当年（982年），而改元统和则已在次年。今天人们之所以一致认为改号“大契丹”是在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大概是依据《契丹国志》卷7的这条史料：“统和元年（宋太平兴国八年），帝即位，复号大契丹。”然而《契丹国志》的这段文字却是误抄《长编》的结果，它把圣宗的即位记在统和元年，显然是错误的，所以《契丹国志》关于改号“大契丹”的记载根本不足为据。
那么圣宗确实是在即位的当年就改号“大契丹”吗？这还需要对当时的情况做一点分析。据《辽史》卷10《圣宗纪》，景宗卒于乾亨四年（982年）九月壬子，同月癸丑，圣宗即位，“皇后奉遗诏摄政”。次年六月甲午，“上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号曰天辅皇帝，大赦，改元统和”。从上述情形来看，我估计改号“大契丹”不大可能是在圣宗即位后就匆匆忙忙宣布的，很可能是在乾亨五年（983年）六月上尊号、改元统和时正式宣布的消息。宋人的记载在这一点上未必很准确，所以仍以维持目前通行的统和元年改号说为宜（注：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4云：宋大中祥符六年癸丑（1013年），“大辽复号大契丹”。比统和元年（983年）改号说晚了30年。这一与众不同的记载不知有何根据。《释氏稽古略》系抄撮群书而成，援据虽富，然时有无稽之谈。姑存之以备考。）。
统和元年的改号“大契丹”，自然是当时摄政的承天太后的主意。可为什么要改号“大契丹”，从辽宋双方文献中都看不出一点眉目，我们不便强做解人（注：岛田正郎认为，与次改号“大契丹”是为了纠正自太宗以来过分汉化的倾向（见前揭岛田氏《遼朝史の研究》62页）。这种解释缺乏史实依据，似乎有点想当然。）。对于此次国号的变动，宋人记载或谓“改大辽为大契丹”，或谓“复号大契丹”，都以为是以“大契丹”代替原来的“大辽”国号；因为宋人并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统和元年之前，“大辽”和“大契丹”两个国号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所使用的地区不同而已。
宋人对此次国号变动的理解肯定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次改号“大契丹”，应该意味着取消此前在燕云汉地行用的“大辽”国号，而统一使用“大契丹”的国号。但如果具体考察一下国号的使用情况，似乎又不尽然。根据我对《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和《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的查考结果，自圣宗统和元年（983年）改号大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改号大辽，其间记有国号并有明确纪年的石刻材料共计28例，其中23例作“大契丹”（包括6个出土于燕云汉地的碑刻），另有5例仍称“大辽”或“辽国”。现将这5种石刻材料胪举如下：
(1)《平州赵府君墓志》，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县。葬于统和二十年（1002年），首行题“大辽故永阳宫平州提辖使……天水郡赵府君墓志并序”（注：见《辽代石刻文编》110页。参见邓宝学等《辽宁朝阳辽赵氏族墓》，《文物》1983年9期。）。
(2)《韩佚妻王氏墓志》，出土于北京八宝山。葬于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首行题“大辽故始平军节度使□□□□□夫人墓志铭并序”（注：见《辽代石刻文编》139页。参见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辽壁画墓发掘》，《北京文物与考古》1辑，1983年。）。
(3)检房山石经造经题记，其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共有11条内容相同的题记，均作“大辽太平七年岁次丁卯重修此经”（注：《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88-185页。）。太平七年为公元1027年。
(4)辽《昊天宝塔》，有“大辽清宁五年春月吉日”的题记（注：《全辽文》卷8引清张江裁《燕京访古录》。），清宁五年为公元1059年。此塔发现于北京城内。
(5)清张江裁《燕京访古录》云：“西便门内西北一里，菜园井台后，有颓残佛殿三楹，内有一台，上座一佛，……背后镌阴文篆书银佛铭曰：‘白银千两，铸二佛像。威武庄严，慈心法相。保我辽国，万世永享。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耶律鸿基虔心银铸。’共四十四字。考此地当是大辽开泰寺也。”（注：转引自《全辽文》卷2。）此事亦见于宋人记载：“今虏主鸿基……尝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注：晁说之：《嵩山文集》卷2《朔问下》，四部丛刊续编本。）耶律鸿基即辽道宗，在《辽史》卷20《兴宗纪》中有这样一条记载：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十月癸丑，“以开泰寺铸银佛像，曲赦在京囚”。这显然就是指辽道宗耶律鸿基所铸的那两座银佛，在铸此像时，道宗尚未即位。
除了以上5例金石材料之外，还有一种辽代文献亦可举以为证。辽耶律纯《星命总括》（《四库全书》辑自《永乐大典》）有一自序，末署“大辽统和二年八月十三日耶律纯自识”，也已经在圣宗改号“大契丹”以后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疑此书为后人依托，但却没有提出什么可靠的证据，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说：“术数之书，凡称古名人著述者，百无一真。纯不知为何许人，似尚实出其手。”是又以为并非伪书。陈述先生将这篇序文收入《全辽文》卷5，力辩此书决非后人伪托，其说大体可信。
现在的问题是，以上引述的金石、文献史料在圣宗统和元年改号大契丹以后仍继续使用“大辽”国号，这当如何解释？我猜想，统和元年虽然宣布取消燕云汉地的“大辽”国号，统一使用“大契丹”国号，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这道诏令可能执行得并不十分严格，尤其是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比如撰写墓志、碑刻题记、私人著述，甚至由皇室成员出资铸造的佛像铭文，有时仍因循旧习，沿用“大辽”或“辽国”的旧称。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同时出土于北京八宝山的《韩佚墓志》和《韩佚妻王氏墓志》，前者撰于统和十五年（997年），碑额称“大契丹国”，后者撰于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碑额却称“大辽”。这说明当时民间对于国号的使用是比较随意的。
不仅是辽人如此，宋人在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对于辽朝国号的使用也是有所区别的。自圣宗统和元年改号“大契丹”以后，宋辽两国之间的往来国书均称“大契丹”（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135、137载有辽朝于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和重熙十一年（1042年）致宋朝的三封国书，均自称“大契丹”。宋朝致辽朝国书备见《宋大诏令集》，也都称为“大契丹”。），宋代文献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诏学士院自今答契丹书仍旧称‘大宋’、‘大契丹’。初，契丹贺乾元节书至，乃去其国号，止称‘南朝’、‘北朝’。下两制、台谏官议，而以为自先帝讲和以来，国书有定式，不可轻许之。其后复有书，乃称‘契丹’如故”（注：《宋会要辑稿》蕃夷2之17。）。国书是正式的外交文书，当然必须以“大契丹”相称，而如果是非外交文书的话，就不见得如此称呼了。《宋大诏令集》载有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以后致辽朝皇帝或太后的数十封国书，一律称为“大契丹”，但该书卷232附载景德元年至二年间赐王继忠的6首诏书，凡是提到辽朝时就都称为“大辽”。王继忠本为宋河北都转运使，咸平六年（1003年）因兵败于辽而被俘，真宗给他的诏书与致辽朝的外交文书自然性质不同，所以仍习称“大辽”。
五 道宗复号“大辽”
辽朝最后一次更改国号的事实，见于多种宋代文献的记载，但是关于改号的时间还存在着一点歧异。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7英宗治平三年正月癸酉条云：“癸酉，契丹改国号曰大辽。”《宋史》卷13《英宗纪》与《长编》的记载完全相同。此外如《东都事略》卷123《契丹传》、《九朝编年备要》卷17、《契丹国志》卷9《道宗天福皇帝》等，也都把此事记在治平三年（即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只是不详其月日而已。宋代文献中的另一种记载见于《宋会要辑稿》，该书蕃夷1之1有云：“治平二年十二月，改今国号。”蕃夷2之20更交待了这个消息的来源：治平二年十二月，“雄州言：得涿州牒，报契丹国改为大辽国”。雄州和涿州分别是宋辽两国的边境州府，这个消息既然来自辽朝方面的涿州牒报，照说应该是相当可靠的。不过《长编》和《宋史》所记载的更改国号的日期既是那样详细，也一定是有什么来历的。孰是孰非，很难判断，
姑从治平三年（咸雍二年）说。
关于此次更改国号的缘由，辽宋文献全未涉及，我估计这与道宗皇帝的汉化倾向有关。辽道宗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和一个具有较深汉学修养的契丹人，辽朝人声称“本朝道宗皇帝好文”（注：（宋）侯延庆：《退斋雅闻录》，涵芬楼本《说郛》卷48。）、“好儒释二典”（注：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见《古灵集》附录。），这在辽朝皇帝中实在是很难得的。《松漠记闻》卷上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这个故事经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道宗的汉化倾向。确实，在辽朝的所有皇帝中，道宗要算是汉化倾向最明显的一位了。改大契丹为大辽，恐怕就应该归结于这种倾向。
虽然从辽朝的文献史料中看不到这次国号的变动情况，但辽朝的考古材料却为此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根据我的统计结果，自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迄至于辽末，记有国号并有明确纪年的石刻材料共计74例，其中73例均称“大辽”（有3个碑刻作“皇辽”），这中间甚至包括11个契丹人的墓志；唯有一个碑刻仍旧称“大契丹”：出土于辽宁省建平县的《郑恪墓志》，首行题“大契丹故朝散大夫……郑君墓志铭并序”（注：见《辽代石刻文编》428页。）。这篇《墓志》作于道宗大安六年（1090年），之所以仍称“大契丹”者，可能是因循旧习而一时疏忽的缘故。在那么多的石刻材料中，只发现了这一个例外，这说明咸雍二年国号的改变是得到了严格遵守的。
此次国号的改变也明显地反映在宋朝给辽朝的外交文书中。《宋大诏令集》卷228至卷232共载有北宋致辽朝国书123封，其中前半部分的60余封国书都称“大契丹”；卷230《英宗皇帝与大辽皇帝遗书》抬头称“正月日，兄大宋皇帝致书于弟大辽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祐皇帝”，紧接着《英宗皇帝与大辽皇太后遗书》抬头称“正月日，侄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慈懿仁和文惠纯孝显圣昭德广爱宗天皇太后”。从这两首国书以下，抬头称谓均做“大辽”（注：其中有一个例外需要说明：《宋大诏令集》卷231有两封《答契丹国主书》，作于神宗熙宁年间，已在咸雍二年改号“大辽”之后；但这两封国书均无抬头称谓，没有出现国号，篇题系后人所拟，称“契丹”显然不妥。）。宋英宗卒于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丁巳，上述两封国书既称“遗书”，显然就作于这年正月，而辽朝正是在此前一年改号“大辽”的，故从这以下的所有国书都改称“大辽”了。
六 契丹文和女真文中的辽朝国号
以上考述的只是辽朝汉文国号的演变过程。那么，在契丹字和女真字里，辽朝国号究竟被称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首先谈谈契丹大字的有关记载。由于目前学术界对契丹大字的释读水平还极为肤浅，有关辽朝国号的解读均属猜测。如1987年出土的《耶律习涅墓志》，志盖背面刻有契丹大字37行，因耶律习涅的汉文墓志撰于天庆四年（1114年），而当时的汉文国号为“大辽”，于是考释者就想当然地把契丹大字墓志第1行的三个字释为“辽国”（注：金永田：《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考释》，《考古》1991年4期。）。此说纯属臆测之词，完全不足凭信，尤其是用两个契丹大字来拼写一个汉语借词“辽”，显然不符合契丹大字的构词规则。又如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根据志盖背面的汉文墓志，得知墓主耶律万辛卒于重熙十年（1041年），因考虑到重熙年间的汉文国号为“大契丹国”，刘凤翥先生便猜测墓志首行的两个契丹大字“或许就是‘契丹’之意”（注：刘凤翥、马俊山：《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文物》1983年9期。其实刘凤翥先生本人对这一假说也缺乏自信，他在《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综述》一文（载《日中联合文字文化研讨会发表论文集》，日本文字文化研究所〈京都〉，1998年7月）所附录的“已经认识的契丹大字”中，就没有列入“契丹”和“辽”。）。后来王弘力先生又将《应历碑》第1行的三个字释为“大契丹国”（注：王弘力：《契丹小字中之契丹》，《民族语文》1987年5期。），也只是一己之见，无法得到验证。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暂时还不能引用契丹大字的材料来讨论辽朝国号（注：依我之见，在迄今出土的所有契丹大字碑刻材料中，最可能含有辽朝国号的是《萧袍鲁墓志铭》志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容另文探讨。）。
自70年代中期以来，契丹小字的释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当做一种比较可信的史料来看待。
“辽”在契丹小字中作
，它是一个汉语借词。在迄今已发表的16种契丹小字碑刻中，此字只出现过两次：一处见于《耶律仁先墓志》37行，刘凤翥先生释为“封辽王之号”（注：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四探》，载《第三十五届世界阿尔泰学会会议记录》，台北《联合报》国学文献馆，1993年，557页。），指耶律仁先清宁九年（1063年）徙封辽王事；另一处见于该墓志第61行，释为“辽国夫人号××”（注：同上文，561页。参见即实《〈乣邻墓志〉释读》，载同氏《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212页。），“辽国夫人”是耶律仁先妻子的封号。以上两处出现的“辽王”和“辽国”都是封号，与辽朝国号无关。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契丹小字研究》曾将《仁懿哀册》19行的
二字释为“辽国（之）”（注：清格尔泰、刘凤翥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07页。），我认为这是一个误释。此处的后一个字是带所有格附加成分的契丹语词“国”，这一点应无疑义，问题出在第一个字上。首先，
不能等同于，前者第三个原字的音值已知为[li]（注：见《契丹小字研究》152页。），显然不能拼出汉语借词“辽”的读音来；第二，除《仁懿哀册》外，还见于《道宗哀册》17-3、《萧仲恭墓志》31-46、《耶律宗教墓志》6-15，这三处均未能释出，而惟独将《仁懿哀册》这一处释为“辽”，显然是为了将就下面的“国”字；第三，《仁懿哀册》此行上下文全不知何意，这两个字是否一个词组也很难说；第四，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仁懿哀册》是由一个对契丹小字完全外行的人留下来的抄本，其文字的准确性值得怀疑。基于上述理由，这条例证理应排除。
有关契丹小字中辽朝国号的考释问题，长期以来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对《道宗哀册》册盖的释读上。《道宗哀册》册盖共刻有36个篆体原字，其中后27个原字的释读没有什么异议，主要分歧在于前9个篆体原字应如何恢复为楷体原字，以及如何将这些单个刻写的原字还原组合成契丹小字，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如何释读这一词组的问题。30年代初，罗福成曾将这9个原字解为“大辽国天祐”（注：见金毓黻编《辽陵石刻集录》卷4，奉天图书馆刊，1934年。），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80年代初，刘凤翥先生把这组文字释读为“伟大的中央哈喇契丹”（注：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年2期。），但也有学者表示异议。王弘力先生认为
（哈喇）一词应释为虎思[uxs]，即强有力之意（注：见前揭王弘力《契丹小字中之契丹》。）。即实先生甚至连
（契丹）一词也予以否定（注：即实：《皇黄无同义》，载同氏《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
由《道宗哀册》册盖引起的有关释读辽朝国号的争议，因为近十年来新发现的几个契丹小字墓志而取得了重大进展。1991年出土的《耶律宗教墓志》，其志题前五字与《道宗哀册》册盖表示国号的那组契丹小字相似，但
（哈喇契丹）作
，“中央”一词也与《道宗哀册》册盖的写法不同，于是便有学者断言刘凤翥对《道宗哀册》册盖的释文有误（注：阎万章：《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铭〉考释》，《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2期。在《耶律宗教墓志》出土之后，刘凤翥也一度对他前述考释结论持谨慎态度，参见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究》13卷2期，1995年12月。）。但1997年发现的《耶律迪烈墓志》和1998年出土的《耶律智先墓志》，其志题开端处表示国号的五个契丹小字，除两字的前后顺序与《耶律宗教墓志》不同之外，其它均完全相同（注：见卢迎红、周峰《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志铭〉考释》一文（《民族语文》2000年1期）附录该墓志摹本。《耶律智先墓志》尚未发表，据刘凤翥先生告知，其志题前5字与《耶律迪烈墓志》毫无二致。）。有关辽朝国号释读的纷争至此趋于明朗化，以上述三墓志与《道宗哀册》册盖相比较，可知等同于
，而“中央”一词的两种不同写法则应视为同义词。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刘凤翥先生对《道宗哀册》册盖的释读意见是可取的。
不过这里面仍有两个疑点需要做出解释。第一个问题是，“契丹”一词的两种写法是否都能成立？我们知道，契丹小字中通常把“契丹”写作
，其中第三个原字的音值为[i]，已经得到反复验证；在突厥文鄂尔浑碑铭《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中，“契丹”一词的拉丁字母转写为Qitay（注：见V.汤姆森《蒙古古突厥碑文》附《术语及专名词表》，韩儒林译，载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上册，507页，中华书局，1987年。），又《黑鞑事略》将哈喇契丹（西辽）译做“呷辣吸绐”，都表明契丹语中的“契丹”一词是以前元音[i]收尾的，只是在译成汉文时脱落了元音韵尾而已。那么，若将“契丹”写成，第一个原字就必须包括两个辅音才行。根据王弘力先生的意见，契丹小字中存在少数双音节的原字，比如数词（注：王弘力：《契丹小字墓志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4期。）。如此看来，将“契丹”写成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个问题是，《耶律宗教墓志》将“哈喇契丹国”写做“契丹哈喇国”，这应当做何解释？我曾与刘凤翥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契丹哈喇国”与“哈喇契丹国”同义，就像“大中华国”也可以说成“中华大国”一样。我觉得这么解释未免有些牵强。在目前见到的契丹小字石刻中，惟有《耶律宗教墓志》是将“哈喇”、“契丹”两词前后颠倒的，这很可能是该墓志误刻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道宗哀册》册盖和《耶律宗教墓志》、《耶律迪烈墓志》、《耶律智先墓志》的志题开端处均以“伟大的中央哈喇契丹”来指称辽朝，在这种场合和位置所使用的国号理应是非常正式和完整的名号。“大的”、“中央的”是用来修饰国号的形容词，国号的全称应是“哈喇契丹”。除此之外，“哈喇契丹”之称还见于《耶律仁先墓志》16行、69行，《萧仲恭墓志》47行，《博州防御使墓志》27行。过去人们只知道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西辽为“哈喇契丹”，陈述先生指出，“哈喇契丹”并不专指西辽，在蒙古人和波斯人的观念中，以“哈喇契丹”泛指一切契丹本系的契丹人，也包括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注：陈述：《哈喇契丹说——兼论拓拔改姓和元代清代的国号》，《历史研究》1956年2期。）。现在看来，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可以丹陈述先生的这种说法提供一个佐证，只是应该说明，事情的因果是这样的：由于契丹人称他们自己的国家为哈喇契丹，所以蒙古人和波斯人才用“哈喇契丹”来指称辽朝及一切契丹人。另外，在金代《萧仲恭墓志》和《博州防御使墓志》中，还屡次以“大契丹”、“契丹国”、“契丹”来指称辽朝，我想这些都应该是“哈喇契丹”一名的简称。
上面提到的7种涉及辽朝国号的碑志，从其年代来看，除《耶律宗教墓志》镌刻于兴宗朝之外，其它有4种是在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改国号为大辽以后，另两种则是金朝前期的契丹小字墓志，但它们却都无一例外地称辽朝为“哈喇契丹”或“大契丹”、“契丹国”、“契丹”，而在迄今出土的所有契丹小字石刻材料中，尚未发现用“大辽”或“辽国”来指称辽朝的例子。从这些情况来判断，我估计契丹人始终自称其国家为哈喇契丹，在契丹文字里，“哈喇契丹”应是前后一贯未曾改变的国号，而“大辽”则只是在一定时期或一定范围内作为汉文国号来使用的。
女真字的石刻材料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在金代女真字的文字材料中，从末发现过“大辽”或“辽国”之类的词，而是以“契丹”来指称辽朝。《大金得胜陀颂碑》中的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据金启孮先生说，该碑是先以汉文写成，碑阴的女真文是碑面汉文的译本（注：此碑女真文与汉文完全对译，唯碑阴女真碑文第22行颂词比汉文少4句，显系翻译时遗漏，此亦可证碑文的底本是汉文。）。汉碑文第21行颂诗“辽季失道”句，女真碑文将“辽”字译作“
”，诸家均释为“契丹”，拟音为
（注：金启孮：《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54、202页。）。于此可见，在女真字中也是只称辽朝国号为“契丹”，并没有“大辽”、“辽国”之称。
由此想到元朝国号问题。过去人们通常以为，蒙元前期的国号为大蒙古国，1271年以后改称大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萧启庆先生的研究结果表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建立蒙古文国号Yeke Mongol Ulus（也可蒙古兀鲁思），汉文直译为“大蒙古国”，意译为“大朝”。1271年，忽必烈出于统治汉地的需要，正式创立汉文国号“大元”，但蒙古文国号并未从此废弃，而是两者并用，直至元末。因为在蒙古人及色目人看来，“大元”只是大蒙古国的一个部分，两者本非一个概念（注：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原载《汉学研究》3卷1期，1985年6月；收入同氏《蒙元史新研》，允晨文化出版（台北），1994年。）。如果拿蒙元国号来与辽朝国号做一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的情形有某种相似之处。冯家昇先生大概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谓“辽与契丹之分，犹元与蒙兀之别也”（注：见前揭《冯家昇论著辑粹》27页。），确是真知灼见。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原本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牧国家，后来获得燕云十六州，遂兼有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契丹统治者对燕云汉地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于是便形成了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二元体制，这是辽朝最基本的国家特色之一。探索辽朝国号的变迁问题，应充分考虑到这种特殊国情。辽朝的汉文国号，主要是针对汉人及部分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人的，由于对汉地统治的需要，汉文国号曾几度变更，或称“大契丹”，或称“大辽”，或两者并用。而辽朝的契丹文国号则是针对契丹人及其它北方民族的，从现有史料来分析，契丹人可能始终都自称他们的国家为“哈喇契丹”。汉文国号和契丹文国号的歧异，正是辽朝二元体制的一种表现。
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辽朝一代的国号变迁远比人们过去所知道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而且显而易见，本文肯定尚未揭示出辽朝国号演变的全部真相。为了对本文的考述结论做一个简要明了的总结，现将辽朝国号的变迁情况列为下表。
辽朝国号变迁概况一览表
年代汉文国号
非汉文国号
916-937年
大契丹
938-982年大辽（燕云汉地）、
哈喇契丹（全称）
大契丹（辽朝故地）
983-1065年
大契丹大契丹、契丹国、契丹（简称）
1066-1125年
大辽
七 附论“大蕃”名号问题
最后再附带谈一下“大蕃”名号问题。
1976年，在北京房山县北郑村清理的一座辽塔塔基中，出土一块辽代纪年文字砖，上有墨书“大蕃天显岁次戊戌五月拾三日己末”共15字（注：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1980年2期。）。其中的“大蕃”二字引起了人们很大兴趣。有人认为，辽代几次更改国号，均不见于《辽史》记载，故“大蕃”很可能也是辽朝曾经使用过的国号之一（注：齐心、刘精义：《“大蕃天显”纪年文字砖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2期；精心：《大蕃天显纪年砖的探讨》，《光明日报》1981年1月27日4版。）。
我不同意这样理解“大蕃”名号。从墨书纪年可知，天显戊戌岁即辽太宗天显十三年（938年），当时的燕京地区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天显十一年（936年）闰十一月，后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降于辽，自此以后，幽州实际上就已在辽朝的控制之下，但燕云十六州的正式割让则是天显十三年十一月的事情。上述墨书纪年为天显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正是在燕京已经为辽控制，但还没有正式割让的期间。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背景下，我想“大蕃”应该是当地汉人对辽朝的尊称，意若“大朝”，而非正式的国号（注：萧启庆和蔡美彪先生都认为元代文献中常见的“大朝”是蒙古文国号“也可（蒙古）兀鲁思”的意译（见前揭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及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2期），我觉得未必如此。金朝汉人有尊称本国为“大朝”的先例，见韩道昇《重编改并五音篇海序》，载《金文最》卷41。元人所称的“大朝”亦当做如是解。“大蕃”与“大朝”意近，也无非是一种尊称罢了。）。如果在燕京尚未被辽朝占有之前，当地汉人理应称辽朝为“北虏”或“北狄”；如果在燕京已经正式割让给辽朝以后，当地汉人应该称辽为“大契丹”或“大辽”；而在天显十三年五月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称辽为“大蕃”实在是最合适不过的。
汉人尊称异族政权为“大蕃”，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寻的。向达先生在谈到唐代吐蕃势力的扩张时说：“唐自太宗以后，吐蕃势盛，高宗乾封、咸亨之际，西域四镇沦陷，河陇一带遂没于吐蕃。至今所得敦煌石室遗书，卷末书‘大蕃’岁月者不一而足，当即此一时期之所书也。”（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6页。）燕京汉人所书“大蕃”，正当如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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