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趋势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1)0129-07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和精神发展史，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不断在场的文本，以重新获得对自己过去历史的新鲜感。现代文学史研究是重塑这种历史新鲜感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它使历史复活的同时也将自己列入史册。它会化为历史的多维合力之一，参与到现代文学史形成和言说的历史进程之中。面向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应当秉承追求真理的热忱，在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话语实践中，探寻历史与生命遗留下来的痕迹，探寻那些支撑我们民族或个人生存与前行的精神潜能和文化资源。
前瞻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趋势，首要任务就是认清研究现状、总结经验。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以为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过于执迷于一些口号，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一理念。不可否认，这一口号的提出乃至一些实践，拓宽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思维空间，拓展了我们文学史观的进一步演绎（比如“大文学史观”的浮出），也开掘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广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这一理念存在着时代的局限和实践个体思想资源和知识结构的不足，人们在注入这一理念更多内涵的同时也进行了“偷换概念”式的为我所用，使这一理念之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革命性启示日渐稀薄，面临被证伪和解构的境地。第二，过分沉迷于“体例创新”。现代文学史是现代文学在当下的复活和重演，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把“过去”组织为一套发展体系。以前出版的大多数现代文学史著作，过多地强调“体系”外在结构和写作体例独出心裁，然而事与愿违，结果往往是千人一面。人们在强调“体例创新”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史识创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无非就是强调“史识”的创意性和重要性。体例创新易，史识创新难。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精神资源支撑史识的创新，就难免导致象牙塔内的体例精致化或模式化。目前大家比较看好的几部现代文学史著作，关键在于“史识”令人耳目一新，“体例创新”倒在其次，因为同样体例原则下的其他文学史则令人不敢恭维，尽管整了容，但心脏跳动依然是过去的节奏。第三，过于重视经典和精英作家及其作品，仿佛现代文学史就是他们轮流上场独家占有的舞台，从而忽视了当时文学界一般的知识、思想与文学信仰。因为精英的和经典的文学思想未必真的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文学的真实发展过程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文学思想和观念作为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它们支撑和制约着文学思想和观念的演化，而精英的经典的声音不过是最为响亮而已，但它在使当时的文学思想和观念达到时代高度的同时，也给其广度圈定了范围。这固然是历史淘汰法则使然，但作为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如果只看到历史的高度，而不能正视这高度背后广阔的平原，那我们就只能是巨人肩上的侏儒。那种“研究对象高度决定研究者高度”的戏言，就是这种研究范式的后果之一。第四，理论武器滞后。在80年代，现代文学史研究曾一度作为“显学”而存在，这固然与当时的历史境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那时的学人的理论素养和胆识也是前沿的。时至今日，人们感叹现代文学研究领地早已被瓜分完毕的时候，往往忽视了研究主体的巨大能动作用，忽视了自身理论武器的更新。当其它人文社会科学获得长足发展的时候，我们往往局限于自己的理论想象视野，难以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领地固然瓜分完毕，可是当你拥有新的开采工具时，就可能开掘出自己需要的东西。
正是在这些问题意识的刺激下，面向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呈现出三大气象：第一，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念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和实践，一种“大文学史观”渐渐浮出水面，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一理念注入了更多的内涵。一批现代文学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将推动着现代文学史研究在21世纪更为宏阔的知识谱系中寻找位置；第二，随着将现代文学史纳入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建制的吁求和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实践，现代文学史研究在“思想淡出、学问凸出”的氛围中，从更高一个层次上寻求自身体制的完备，更加注重学科性的严密、系统和精细；第三，随着现代文学史研究主体的不断反思和初步实践，建立在80年代新启蒙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文学史观的诸多理念，将在21世纪发生一场从哲学思维和方法论基础到叙事话语范式的转换，许多过去不证自明的现代文学理念将受到质疑，现代文学将在新的理念的烛照下，被重新审视和书写。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全球化与民族化的理念将在我们话语研究空间中承担着重大理论内涵，它们之间既是支配与被支配的知识权力斗争关系，同时也是相互融纳和交流的对话关系。全球化将以前所未有的统摄力涵盖所有的文学现象，同时文学的民族化也必将在全球化的景观中重新认定自己的方位。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将在全球化与民族化对立统一的场域中，寻求价值理念的突破与思维方法的转换。我们以为这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亟需确证的首要问题。
二
在文学的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宏大背景下，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规范，是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性工作。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内涵，是21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历史出发点与价值规约力量。由于全球化最强大的理论体系是现代性话语系统，因此21世纪中国文学与研究的价值走向的基点，即是20世纪中国文学在现代性与民族性对立统一中诞生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及其学术研究。
在过去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的界定中，人们在勘察文学现代化共生特质的过程中，往往归纳和演绎出一种高度抽象化的理想典型，从而形成一种普遍主义的或种族主义的潜层理论致思模式。这往往忽略了文学现代性的同质性、文学现代化的同构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境遇之间广阔的关联域。正是在这一广阔关联域中，现代性和民族性相遇而形成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个性”，才能真正构成勘探其性质的原点和切入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折射和精神展现，民族性是它在20世纪历史选择中形成的一种性格和品质。因此，从宏观的理论角度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
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不仅仅是一种固定状态和固定时空的能指对象，而且是一个具有广泛发散性的所指过程，是一个具有丰富包孕性、形态多样性的审美意义开放系统。现代化作为一个普遍主义的理念，民族化作为一个文化种族主义理念，由于二者存在一个氤氲相生的转换过程，更由于它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个未完结的历史，所以很难形成一个理想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真实典范。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民族化和现代化的问题意识。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由古代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转换过程中，开始追求和丰富自身的现代性和民族性。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变形过程，自身就是一个现代性命题，有其复杂性和多重性。任何一个传统社会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历程中，必然有其特殊的性格和面貌。正是这一特殊的品格与面貌，构成了民族性文学的现代展现形式，从而构成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展现其民族性的现代文学形态。
中国现代文学“个性”的形成与确立，是在两种历史语境中获得的。从文化层面看，在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社会形态的裂变格局中，诞生了“中外古今”这一矛盾冲突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宏观历史文化语境。中国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面临崩溃，中国旧文化思想系统在西方异质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发生了整体性动摇，这无疑促进了文学主体的心理变化和文学结构中新因素的增长，加快了文学变革的步伐，迎来了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新交响曲。这一新交响曲的文化基调，由传统与现代冲突、中西文化机体异质性冲突双重张力机制奠定。
纵观清末以来时至今天的文化和文学论争，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新派，无论是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无论是强调民族本位还是主张“全盘西化”，无论是资本主义论调还是社会主义论调，无论是老左派老右派还是新左派新右派，中国现代的文化和文学精英们很少有不受“中外古今”这一文化观测或投射框架制约的。显然问题的重心不在于要不要现代化和民族化的问题，而是通过什么样的转换路径，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与复古西化的二元对立，都隐含在“现代化—民族化”这一论域的统摄之中。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倡导的种种主张，都是在这一宏观历史文化语境规约下的不同探索路向。无论是强调传统还是主张西化，无论是强调民族性还是现代性，都是一种话语表达的需要和策略。真实状态只有一个，那就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中国现代文学正是沿着现代民族主义这一价值路向，用自己的符号体系，来表达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精神追求历程。我们学术界之所以依然受制于这一宏观历史语境，固然是由于我们研究主体的理论局限，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依然处于未完成状态。构成这一宏观文化语境延续的社会实存状态，依然刺激着这一问题意识的源源产生。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更替是朝代国家的更替，而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取代了朝代国家的形式。现代国家的形而上的伦理正当性根据是“此岸原则”，即根据自行负责的理性来建构其法权和统治技术的理论根据，呈现为自主权利的世俗性本质。现代世界的国家秩序的正当性，不是由一个超越秩序来衡量，而是根据全体国民的理性能力和他们之间的协议来衡量，从而形成自由民主和人民民主两种国家秩序类型。由于封建独裁主义的实际状态抽空了民国政权自由民主制度的根基，在民族生存压力和“古今中外”文化激烈冲突的刺激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很快转向乌托邦色彩的人民民主主权制度的追求。正是由于生成基础和发生机制的某种同构性，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追求，就具有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启蒙话语、救亡话语还是阶级解放话语，尽管它们自身具有内在的独立的价值取向，但都程度不同地隐含着国家民族主义的权力话语欲望，构成了它在社会结构层面所具有的现代性的独异面目。这使它在“古今中外”张力语境中，造成了自身现代民族主义建构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这种状况具体体现为20世纪中国文学系统内部各种主义、口号及创作倾向的相互对立和斗争，焦点即是普泛意义上和隐喻意义上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不同阐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一个独特个性展现形态，即文学自足的审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主义国家理性现代性的统一和对立关系。与西方文学不同，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对抗，不是在现代社会结构完形的状态下发生的，不是对抗社会结构意义上的理性现代性，而是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紧密绞合在一起，既有同一又有对抗，并且这一态势至今仍处在进行时状态。这一“个性”集中体现为自足的文学审美现代性，与意识形态统治欲求的政治现代性的同一与对抗。这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独有的一个时空现象，并呈现出紧张而复杂的存在形态。
实际上，任何一种性质的概括都让人产生一种理性局限的悲哀，都是我们在当下境遇中突破自身局限的理论话语言说需要。以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界定中国现代文学，只是出于一种渴望：以它为价值规范，在现代性民族性构成的坐标系中，界定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个性集合，描述它沿着自身逻辑和性质发展的历史曲线。同时，21世纪中国文学与研究也将沿着这一价值路向，以崭新的表现形态在全球化民族化的洪流中寻求自己独立的个性。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面临21世纪文学与研究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化处于更为复杂和矛盾的状态，思维方法论转换的革命性功能，有时远远超过对其价值支点的确立。
在过去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着哲学方法论上的巨大理论思维误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灵魂是“客观性”和“真实性”，必须“如实地”描述历史事实，揭示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和固有规律”。可是人们在以这种史学观解释历史时，忘记了本身实际上已经介入了历史，已将自己的主观倾向带入历史。这种思维目的作为文学史研究的理想固然无可厚非，但它一旦成为一种史学意识、思维模式和规范准则，就难免陷入迷途。它导致这样的致思范式：即通过历史现象的还原和文本的重新排列组合，研究主体力图在繁华多样的历史图景中，抽绎出一个“本质”性原因，正是它决定了文学史的生成、发展及其走向。由这种思维模式来观照逝去的文学史现象，就必然要寻找一个根本原因，正是这一根本原因的“一以贯之”和“第一推动”，现代文学史的发展才合乎自身的目的和历史的逻辑。它的后果便是制造宏大的历史叙事话语，诸如“现代性”、“启蒙主义”、“改造国民性”，等等。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宏伟叙事没有道理，而是说它们在反映了历史的某些本真之后，压抑了其它维度的文学史本真的呈现。在这样的叙事图景中，现代文学史越来越符合我们的主观预设，符合我们的理论想象和建构体系。比如“新与旧”的修辞法，本来是新文化运动者创造的叙事法则，我们研究者便顺手牵羊用来修建自己的解释体系，当达到了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之后，却难以超越它的局限，造成了我们思维格局中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而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又同东西方文化的对立观相互交迭，从而形成“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现代”优于“传统”的认知偏见。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受到人们的注意，并开始得以纠正。但是从现代文学史研究来看，类似的更多的思维方式仍然是支配现代文学研究的强势思维。
显然，问题的根本在于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呈现出结构上的固步自封。这来源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意识哲学的思维模式的束缚。中国现代文学是以西方强势文化为模本的，它根深蒂固地移植和接受了这种哲学思维方法论，并以历时态的辐射机制同化了它的研究者。我们有必要首先解构这种思维模式，进而扬弃之。意识哲学有两大认识基础，一个是“同一性思维”法则，另一个是“先验理性概念”。所谓“同一性思维”的认知方式，将在多样性中呈现出来的事物，作为整体的部分来理解，“同一”被理解为“多”在其差异中的统一，“多”则被看作“一”的多样化演绎。在这样的理解视野中，事物及文本丧失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抽象化地蜕变成同一和差异的基本关系。而这种关系又通过意识的自我复制和衍生，形成一种有秩序、有等级的多样性。同一性思维预设了同一对于差异，普遍对于特殊，必然对于偶然，连续对于断裂，无限对于有限的优先性，并以此来解释世界，因此最终它要追溯本原性的“一”。“先验理性概念”，则正是在这种思维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由于“同一性”的追求与预设，意识和自我意识成为人们对对象想象的内在和绝对的标尺，思维的法则和思维的创造物成为世界本身的法则和固有规律，观念的本质变成了理性的范畴确定性。因此它赋予历史现象和现存文本以理性秩序，并将之排列组合成一个个理性结构，用诸种概念、范畴等思想的创造物去对现象进行分类、归纳和演绎。理性就成为主体所具有的先验能力，并建构了一个凌驾于现象世界之上的，由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连续性、同一性、结构、系统等一系列规范、定理、公式为基本规则的超感觉的虚幻世界，认为这就是现象世界的本真。一旦思想从上述基点出发，它就落入了形而上学的罗网，陷入了自身导致的悖论：认识的理性只能在理性的结构中识别自身；理性作为认识主体进行思维的起点，经过理性的思维实践，陷入了主体认知实践的两难境地；思维的创造物变成了创造欲望的休止符和创造终点。
这种思维方式在倡导“上帝之死”的西方人文革命过程中，在树立人的尊严和理性权威的历史境遇中，发挥了至为重要的革命性作用。在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现代”之途中，它也是厥功甚伟。然而，随着人们认知和体验能力的提高，这种思维方式的创造势能日趋弱化。如果再以这种思维方式作为认知律令，我们愈来愈感到理论想象、心灵体验与事实、文体之间的契合关系呈现疏离和脱节状态。它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束缚了我们的创造欲望，封闭了我们的想象视野。它的认知结构阻碍了我们更深层次更广维度上的言说和体验。在生动而丰富的事实与文本面前，“失语”的状态困挠着我们。在现代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进程中，人们曾以这种思维方式为基础，总结归纳出“现代化”、“民族化”、“启蒙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语模式。然后依据这些概念和范畴，将现代文学史组成一个体系严密、类型繁多的系统，使之在我们的理论势力范围内，显得理性而秩序井然，写作成果亦显得繁荣而辉煌。且不说这种宏大的历史叙事话语如何剥去了现代文学史“鲜活的生命衣裳”，其自身就因为丧失了生命的律动而成为僵化的研究标准。因此，这些宏大历史叙事话语本身的合法性、“真实性”就令人质疑。我们很少从词源学和语用学的视角观测它们的原初含义，很少关注它们从西方到中国的“理论旅行”过程中发生的变异，很少思索它们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流话语的历史背景和形成条件，很少考辨它们是如何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要言之，它们是如何成为不证自明的学术规范和认知律令，从而以合法化的话语权力建构起现有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框架！从历史的另一个维度看，这些宏大历史叙事话语一方面生产、演绎着有关自己范畴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压抑了其它非主流话语，从而掩盖了自身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从经验话语蜕变为先验话语，成为先验的力量。所以，当这些叙事话语随时空变异失去自己的此在感和现实感、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和真理性的元话语时，它的保守性的维持功能就大于强于它的开拓性和创造功能。因此，对这些叙事话语的形成，话语实践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应当上升到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位置。
我们知道，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最大的事件，就是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的实质是传统的“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过渡。语言学转向是人文科学领域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范式转换。由于这一转换，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的人文科学基础遭遇了严重怀疑，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被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所取代，先验的主体性被消解，意识不再是意义产生的本源或场所，不再是知识可靠性的最终保证。相反，世界的意义产生于语言言说，成为语言言说的“效果”或“产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论关于“词与物”的分析对我们颇有启示。他在对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的发展演变及其思维方式的特征作出普遍性描述后，发现承担知识话语的个人在其环境、作用、知觉能力和实际可能上，无不被传统和支配着他们的历史条件所决定，因此，这些知识话语本身就提供了识别文化和历史的基本信码。他将对这些基本信码的语式分析，称为“知识考古学”[1]。实际上，“词与物”即喻指“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它强调的是语言与意识、语言与人对于世界和存在的内在关联。这样，“话语实践”就成为词与物的榫接点和表征域。从方法论维度而言，“话语实践”既是通向历史本真之境的驿站，同时，“语式分析”又是辨明路径、抵达历史本真之域的另一条潜在航道。“语式分析”既构成了“话语实践”的一种方式，同时，又成为开辟新的话语范式的航标。我们强调“话语实践”的重构功能，同时又重视“语式分析”的潜在重塑力量。所以，我们强调梳理我们的现代文学话语系统，目的就在于“把字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2](P67)，从词对物的命名与分类过程中，发现那些识别历史与文化的基因，检讨那些宏大历史叙事话语的内涵和历史演变，检讨它们之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支配作用及其叙事功能的有效性程度，调整、更新、充实和强化文学史叙事话语的表意和写真技能，从而丰富现代文学史的本真面目。同时，在过去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我们强调多样化、差异性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实践”，从不同方面和维度丰富和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本真，使其实现在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谱系中的价值定位，达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现代化”的时代需求。同时，为21世纪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提供知识和价值支点，以其丰富的精神、文化和审美资源支撑我们的现实关怀。
四
尽管现代文学的意义既呈现于它的创造者的意图，又呈现于现代文学诸类文本自身的言说，也呈现于接受者、研究者的话语实践；尽管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话语实践，具有多维复合的开放性、延展性和不确定性，但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将在追寻意义的途中获得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当中国现代文学写作的话语系统具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广泛、更普遍的外延之后，我们的灵魂在同现代文学诸现象的奇遇中，就能达成我们精神世界与现代文学现象世界的又一轮契合。这样，现代文学史就仿佛变成一个沉积已久、急切盼望诉说的历史断层，现代文学史与我们的理论世界达成一种“互动性”关系和状态，而现代文学史将显现出深埋其中的重大历史遗迹，将激励着我们以敏锐的目光去重新勘探它的真实底蕴，描述它的可能的历史本质。这就是我们面对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的一点思考。
收稿日期：200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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