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眸：外来影响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1)01-0080-08
从1895年天津中西头等学堂诞生起，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百余年来，中国的高等学校从本世纪初的74所，学生16597人[1]，发展到今天1071所，在校生总数718.90万人，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而自诞生以来，国外高等教育在办学模式、制度、管理等方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亦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追溯百余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这一独特的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轨迹，更有利于我们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在今后更好地接受、借鉴外来的影响。
一、20世纪上半叶的外来影响
1、世纪之初日本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西方势力入侵，西方现代教育也随西学东渐的文化大潮而传入我国。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却使中国自此之后至本世纪20年代走上了全面模仿日本教育的道路。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明治维新，发展近代教育制度是日本民族迅速富强的根本动力，于是，师日本之长以制日本，师法日本以改变局势成为各方面的共识。洋务派领袖张之洞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2][964]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提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国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并主张近采日本，以定学制。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学制。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高等教育又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大学堂和大学院三级。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思想不统一，这个学制没有施行。1904年，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在“壬寅学制”基础上修改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个学制除宗旨有所改动外，在学校制度等方面并未改动，整个教育仍为三段，高等教育仍是三级，不同之处是将大学院改为通儒院，年限为五年。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实行了的学制，它标志着我国现代意义上高等教育的确立，这个学制一直延用到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然而，无论是1902年的学制，还是1904年的学制，都是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翻版，与日本学制所区别的“只是名词的不同和当时在大学预科一级，因中国具体情况的相异，而把一些过去设立的学校，如方言堂、实业教员养成所等编入而已。”[3][153]
在教育行政方面，1905年11月，清政府批准了山西学政宝熙的奏请，仿日本文部省，设置了学部，并将国子监与礼部并入学部。学部下设实习、专门、普通、总务、会计五个司十二个科，高等教育属于专门司教务科管理、中学、师范、小学三科隶属于普通司。学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专门管理学校教育的机构产生。此外，在这个阶段，日本教育在教育思想、课程、师范教育等方面也对中国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大量的日文书籍的翻译对传播先进的教育理论，促进近代教育观念的形成及晚清社会变革都具有推动作用。
2、外来影响与京师大学堂的沿革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然而其产生却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紧密相关。甲午战争失败后，面对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顺天府尹胡燏棻于1895年上书朝廷，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时间不长而能富国强兵使西方推服“是广兴学校，力行西法之明验”。而西方各国所以富强，人才辈出，“其大本大源，全在广设学堂”。因此，他请求朝廷“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更，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4][107]
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首倡在京师设大学堂。在此之后，管学大臣孙家鼐又上奏开办京师大学堂。他认为，当时中国已有的各类学馆多师徒相授，教学内容不过经史义理，至多只是造就几个专事训诂考据的腐儒或翻译人才，略带新式的学堂，也不过囿于一才一艺，并不能合国家之大用。因此，应将中国旧有学堂和西方大学之所长集于一身开办京师大学堂。1898年1月康有为和御史王鹏运再次奏请开办京帅大学堂，2月，光绪帝下令开办。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京师大学堂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刺激中国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日本，育才图强的结果。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然而，由于此时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他们对于学问毫无兴趣，校风非常腐败。这种状况直到1917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时才得到了彻底改变。
蔡元培先生于1868年出生于绍兴，17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7岁时为翰林编修。甲午战争失败后，抱着“学术救国”的宏志，他于1907-1911年、1912-1916年两次留学德国，其间并赴法国考察教育。在蔡元培先生留学德国期间，德国1810年以柏林大学为龙头新建立起来的一批大学经过百年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科学与教育的中心。这些大学的共同特点是：“教与学自由”、“研究与教学统一”，重视科学研究，强调大学由国家举办，但应该享有广泛的内部自治权。留德经历不仅使蔡元培先生直接受到了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熏陶，而且，通过亲身体验德国大学的发展还为他日后构建教育改革思想，整顿落后的教育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基础。这表现为：
第一，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业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1027]蔡元培先生提出大学性质和任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主张，既反映了其远见卓识，也体现了德国的影响。
第二，确立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治校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在整顿教师队伍方面，蔡元培既聘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也请筹安会的刘师培，复辟派的辜鸿铭；既聘主张白话文的胡适，也请反对白话文的黄侃：既聘“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也请坚持尊孔复古的陈汉章。让政治上不同见解，学术上不同派别的教师都有宣讲自己学说的机会。教学自由，不但活跃了学术空气，而且也有利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对于各家学说，蔡先生说：“仿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5][244]
第三，论教育独立。1922年3月，蔡元培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他认为，教育是一种“共同的、进步的”、“谋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工具，教育的目的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因此，“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具体的办法是：全国设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立一所大学，管理区内的中小学和社会教育。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选出。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联系的事务。[6][528]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法国的大学区制虽然没有能够在中国顺利地施行，但源于德国的教授会却是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领导体制的出发点，并在北大建立，成为北大的重要领导机构。
有人说：“北大之大，大于蔡元培”，而蔡元培能够成功地改造北大，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与德国高等教育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外的。
3、20年代后美国的影响
20年代后美国能取代日本而成为主要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一，由于1872-1881年间的留美幼童凭在美所学的科学知识其后在“新政”中崭露头角，使清政府感到“美国学堂，结果甚善，而裨益中国良非鲜浅”。这对后来学生留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二，民国建立之后，中日教育关系已不复晚清之密切，明显呈现出了淡化的趋势，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无理的“二十一条”之后，不仅在日本的留日学生愤慨回国，在国内留日学生人数也因此进一步减少。此后，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恶化，中国学生赴日人数也降至低谷。而此时赴欧美的学生人数却在逐渐增加。其三，为“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3][175]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历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2][1105]1908年5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退还“美国应得赔款之余额”给中国的议案。1909年1月1日，美国退款开始实施，8月招考了第一批留美学生。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庚于退款留学，它掀起了中国学生留美热潮。其四，留日学生的先天不足。由于清政府迫不急待地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因此，大多数留日学生选择的是日本为满足中国对速成教育急切需要而开设的为期一年半、一年、八个月和六个月的速成师范、速成警务、速成理化、速成音乐等课程。他们在日本所受的教育主要是中等教育程度的普通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7][114]据清政府学部1908年的报告。“比年以来，留学人数虽已逾万，入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且，留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也比较差。诸种因素，使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呈现了新的态势。(1)在留学教育方面，留日学生虽在人数上占优，但留学欧美的高潮已经兴起，留学格局已发生改变，到五四运动前后，留日学生因为自身的劣势已与留欧美学生易位，失去了在中国教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2)以1922年的“壬戌学制”为标志，直至新中国建立，中国教育改革一反清末民初模仿日本的倾向而转向注意模仿美国教育，这对中国科学和文化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对学制改革的影响
20年代前后，随着一批留美学生，如蒋梦麟、郭秉文、胡适、陶行知等人学成回国，加之俞子夷、黄炎培、范源濂等人对美国教育的考察以及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杜威与其他人在华演讲的影响，中国教育发展明显地打上了美国教育的印记。这首先表现为1922年的学制改革。第一，这次学制改革不立教育宗旨，而制定了：①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②发挥平民教育精神；③谋个性之发展；④注意国民经济力；⑤注意生活教育；⑥使教育易于普及；⑦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等七项标准，就是明显地受了杜威“教育无目的”的影响。而标准中“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也体现了杜威的“儿童中心”、“教育即生活”等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第二，废除了原来的学制，采用了美国的六、三、三、四制。这个学制一直延用至今。第三，根据《国立大学条例》，国立大学设有董事会、评议会、教授会，并开始实行学位制度，采用选科制等，也无不体现了美国教育的影响。
(2)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准备了师资
从1909年庚款留美开始，至1929年结束，21年间中国共派出各类庚款留美学生1825人，而这仅是该阶段留美总人数的一小部分。在此期间历年赴美入大学、学院的中国留学生达5362人。1925年前归国的庚款留美学生中，取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者占86%，以后归国者取得学位的人更多。著名的学者有：杨杏佛、胡先骕、茅以升、侯德榜、姜立夫、梁实秋、冰心、吴文藻、陈衡哲、李济、陈鹤琴、闻一多、徐志摩、洪深、梁思成、林徽因、萨本栋、蒋廷黻、杨荫榆、陶行知、罗隆基、廖世承、陈瀚笙、杨石先、陈岱荪、汤用彤、曾昭伦、金岳霖、周培源、倪征噢、方令孺、方东美、叶公超、叶企荪、冯友兰、冯文潜、朱湘、全增嘏、庄长恭、江泽涵、孙科、孙本文、孙越崎、杨延宝、吴有训、吴国桢、吴泽霖、吴贻芳、张伯苓、张奚若、孙立人、张孝骞、凌鸿勋、杨武之、傅鹰、邓叔群等。留美学生回国后，大多进入高等院校从事教学活动或者担任教育行政工作，成为大学师资的主要来源。据统计，1931年全国共有公私立大学79所，校长为留学出身者65人，其中留美34人。1941年至1944年，全国审查合格的教授、副教授为2448人，其中934人为留美学者，占总人数的38%。
(3)提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水准
20年代以前，我国高校的系科设置十分单一，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科学化程度也较低、20、30年代，大批庚款留学生归国之后，不仅将自己在美国所学到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引入高校课堂，而且还广泛地创建新的系科，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准。理工科方面：1918年，胡刚复只身创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系，另外，经他创建、主持的还有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12所大学的物理系、所及学院；1920年，姜立夫独立创办南开数学系，1926年，叶企荪、杨光弼、钱崇澍分别创办清华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次年，郑之蕃创办清华算学系；1928年，梁思成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1929年，王守竞参与筹建浙大物理系；同年，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黎照寰协助校长孙科将数学、物理、化学三系扩充组成科学学院，1932年，庄前鼎、顾毓琇分别创办清华机械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1920年，竺可桢在南京高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与北大地质系成为当时中国培养地学英才的两个摇篮。文科方面：1926年金岳霖创办清华哲学系，吴宓、朱彬元、陈达分别创办清华国文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1928年，唐铖创办清华心理学系；张耀翔、廖世承分别在北高师、南高师创办我国较早的心理实验室。
在办学过程中，庚款留美学生还努力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结合国内实情自己编写教材。如1921年张子高编的《科学发达史》系统介绍了世界各国科学的发展。竺可桢编写的“地学通论”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地理学教科书。1924年，陈桢编写《普通动物学》。后萨本栋编写的《普通物理学》（上下册）和《普通物理实验》一直为国内各大专院校采用。廖世承主编的《教育心理学》、《中国教育》是我国最早的高师教科书。1936年，金岳霖编写的《逻辑》出版，1938年，吴宓写成《世界文学史大纲》书稿，成为我国研究世界文学史的开创者。[8]
(4)促进了校内管理体制的完善
留美学生回国后，不少人担任了大学校长。如清华校长梅贻琦、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浙大校长竺可桢、厦大校长萨本栋、上海交大校长黎照寰、北大校长胡适、中央政大校长顾毓琇等，他们纷纷按照美国大学的管理模式改革或建立中国大学的管理体制，在校内设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或行政委员会，推行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充分发挥师生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这些不仅促进了近代中国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完善，对当今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亦有借鉴意义。
4、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1890年，在华传教士在上海举行会议，决定在华筹办大学，以培养能够在知识、能力、社会影响力上胜过中国旧式士大夫的“一般人民之导师和领袖”。于是，在辛亥革命前10年间，传教士们一方面将教会书院合并、扩展成大学，另一方面又建立起一些新大学。如1901年上海、苏州的中西书院合并改建成东吴大学；1902的建立长沙雅礼大学；1903年在上海成立震旦大学；1904年将广州格致书院改建成广东岭南大学；1905年将圣约翰书院改建为圣约翰大学、建立燕京女了大学；1906年建立沪江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1908年建立华南女子大学；1909年建立武昌文华大学；1910年创立华西协和大学，并将南京汇文书院改建为金陵大学、杭州育英书院发展为之江大学等。辛亥革命后，又诞生了一些新的教会大学。1913年开办了金陵女子大学；1917年山东广文书院发展为齐鲁大学；1919年北京汇文书院和潞河书院合并为燕京大学；1926年又创办了著名的辅仁大学。在这期间，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占全国高等学校学生总数的80%以上。解放前夕，教会大学共有21所，建国后，它们相继改为或并入公立大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
教会大学的建立，象西方对中国发生影响的许多事例一样，是出于西方人的需要。[9][466]然而，由于这些学校设备良好，在教学内容与专业设置上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采用西方的管理制度与教学方法，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象许地山、梁宗岱、程千帆、史念海、吴于廑、周一良、谭其骧、白寿彝、汝信、方东美、吴文藻、费孝通、杨庆堃、翁独健、萧孝嵘、艾伟、余大姻等一流的学者和新型知识分子。同时，教会在中国首创女学，首开女子上大学之禁，这些在客观上都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建国后苏联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加之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我国发展走上全面“以俄为师”的道路。在经济与政治结构全方位模仿、借鉴的环境中，教育也不例外。
1、院系调整
1949年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根据这一指导思想，针对我国当时高校存在的布局不合理，系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不能适应苏联援助的工程项目对专门人才的要求”[10][18]，教育部决定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仿效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分为综合大学（设文理两个学科）及专门学院（按工、农、医、帅、财经、政法、艺术、语言、体育等学科分别设置）两种；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首先是工业学院与师范学院；高等院校的布局，综合大学，各大行政区最少1所，最多4所。专门院校视各大行政区的实际情况设置；专科学校视情况进行调整。从1951年至1953年，教育部对高等院校进行了两次调整。调整后的高等学校共有182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业院校39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财经院校6所、政法院校4所、语言学院8所、艺术院校15所、体育学院5所、民族学院2所、其它1所。主修理、工、医、农专业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63%，师范生占总数的18.8%。
2、教学改革
在院系调整的同时，全国高等学校也从1952年开始学习苏联的经验开展教学改革。首先，改变原有的系科，采用苏联的专业目录设置专业。1953年，全国高校设置专业215种，其中：工科102种、理科16种、农科16种、林科5种、医科4种、文科19种、师范21种、财经13种、政法2种、艺术11种、体育1种。到1957年，专业扩大到323种，其中工科183种、理科21种。此后，我国高校专业设置变得越来越窄，专业门类越来越多，到1983年，高校专业设置竟达到1039种，工科664种。其次，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统一的教学计划、教材及专业教科书，全国高校在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安排和教学内容上实现标准化和统一化。再次，大量使用苏联教材。据统计，1952-1956年间，译自俄文的教科书1393种，全国高等学校使用苏联教材629种。苏联的教科书成为教学工作的主要源泉，俄语成为通用的外国语。
3、人员往来
为了广泛地吸取苏联的经验，使苏联的教育方式更好地发挥作用，建国后的首批留学生于1951年派往苏联。据统计，从1950年至1967年，中国留苏人员共有38000人，其中科学家1300人、讲师1200人、学生7500人。与此同时，有1万名苏联专家在中国以不同身份工作。其中有600余人在高校任教，为中国开设新的课程，参加编纂新教材的工作。[11][213]这些人既是中苏文化教育交流的桥梁，也是苏联教育模式在中国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桥梁。
在教育管理体制方面也参照了苏联的做法。1952年11月，政府单独设立了管理各类高等教育的最高权力机构高教部，以引导所有高校课程设置的统一化，并巩固和统一教学计划。高等学校也改变了原有的组织，普遍地将一门课程或性质相近的两、三门课程的讲课教师组成教研组。在学系指导下，负责实施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或选用教材，改进教学方法，指导学生学习，培养新教师，组织进行科学研究等。
总的来说，50年代苏联高等教育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刻的。其成功之处在于：(1)通过院系调整，改革了旧的教育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2)扩大了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缓解了社会急需与专门人才短缺的矛盾；(3)提高了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研水平和高级专门人才的质量。[10][30-31]然而，由于这次调整过分关注当时经济发展需要，缺乏长远考虑，并以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取舍教育制度的唯一标准，以致在实践中出现了盲目地，机械地照搬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和经验的情况。对原先高等教育中合理的、有益的东西，如公私立高等教育并存、中央与地方共同办学、通识教育模式等合理的内核也一概否定，缺乏具体分析和批判继承。致使其后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日益失衡、专业越来越窄。一方面文科人才奇缺，另一方面理工科学生不仅因为专业窄难以找到对口的工作，也缺乏基本的文化修养。1987年，高校毕业生中，有353个专业人才奇缺，数额达19万人，同时也有157个专业人才过剩，也有10万人之多。人才缺乏与浪费并存，而50年代遗留的院校与专业设置格局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另外，由于这次调整以设置专门学院为重点，一个专业一所学校，不仅学校规模小，效益低，而且重复设置严重，这些在后来都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成为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在院系调整的同时，我国还照搬苏联的做法设立了庞大的科学院系统，人为地取消了现代大学作为科研中心的功能，使大学成为一个教学机构，造成教学与科研的分离，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样也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改革开放后的外来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和其它一系列基本国策的推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使我们有了广泛地了解世界的机会，而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科技与教育方面的差距，使我们在主动借鉴外来有益经验的同时，又一次置身于外来影响之中。
1、外来影响与我国高等教育变革
(1)观念变革
如前所述，由于受苏联的影响，50年代之后，我国高等学校一直以教学为中心，造成科研能力极为薄弱，甚至无科研的局面。1977年10月，时任华中工学院院长的朱九思在比较了美国和苏联两种科学管理体制的优劣之后，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认为应该借鉴美国的作法，“把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提到应有的地位”。[12]同年，小平同志提出：“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应当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要成为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研究中心”。[13][499]1980年，北大副校长张龙翔、清华副校长张维率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西欧一些高等学校，1981年1月13日他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结合美国和其它国家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情况，也提出了“重点大学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观点。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在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成立了科学技术、教育体制改革小组，开始起草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3月，在广泛征求教育界和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后，5月上旬教育部派专人赴美听取华裔学者对决定草案的意见，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重点学科比较集中的学校，将自然形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10][123-124]至此，科研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被规定了下来。而这一共识的形成既是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借鉴了国外的经验，这对后来中国高等教育学术水平的提高，国家科研实力的增强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2)结构调整
在朱九思1977年给小平同志的信中，他还明确提出：“解放后我国高等学校照搬苏联的一套作法，把理科和工科完全分了家，工科院校不设理科，使工科院校的发展受到了极大地限制，带来很大的困难。现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种理工分家的体制，与迅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严重不相适应，必须加以改变”。[12]1979年朱九思到美国、加拿大、日本三国考察访问，发现这三国几乎所有的知名大学都是综合性的。“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美国一般知名大学从小到大，从单科或者学科门类很小到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过程，归根结蒂，是反映美国在过去二百多年当中不断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更加坚定了要改革大学的学科结构的想法。1979年6月，朱九思在向教育部汇报赴三国考察情况时，正式提出了“大学的学科结构要综合化”的主张。[12]之前，他任校长的华中工学院于1978年8月向教育部报送了《关于专业调整的设想方案》，提出了按理工结合进行专业调整的若干原则：学院设置理科系和系增设理工结合的专业；改造现有各专业、加宽专业口径、适当增加工的成分等。[12]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案没有完全实施。但它引发了从高教管理者到教育工作者对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反思，开启了结构调整的序幕。1981年2月，邓小平会见“美籍中国学者参观访问团”，团长任之恭对小平同志说：中国大学生的知识范围太窄，学校的课程设置僵硬，他建议理科与工科、理工科与文科之间加强相互交流与渗透。邓小平赞同他的建议，并要求在座的教育部负责人加以采纳。[14]与此同时，一些中外学者也纷纷就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发表意见，1985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采纳了这些意见，明确提出：改革高等教育结构，改变科类比例不合理及专科、本科比例不合理状况；改变专业过于狭窄的状况，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提高教学质量。1987年，国家教委对本科生专业目标进行了全面修订，专业数由原来的1400余种减少至800余种。这次专业目录修订，使本科专业初步得到规范，一部分专业设置过窄的状况略有改善。1993年，再次修订了专业目录、调整了专业结构。1997年，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专业目录修订工作。“此次修订工作遵循科学性、适应性、规范性原则，结合中国国情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经过一年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修订工作于1998年上半年顺利完成，修订后的专业目录种数由原来的504种调减至249种，专业得到进一步拓宽。”[15]可见，国外的经验为我们专业调整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3)院校合并
院校合并始于90年代初期，至今仍方兴未艾。随着参与合并的学校越来越多，合并学校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象合并后的浙江大学、吉林大学都已成为中国的“多元化巨型大学”，与被称之为“当代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设计师”的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描绘的多元化巨型大学已有颇多的相似之处。“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机构。它不是一个社群，而是若干个社群——本科生社群和研究生社群；人文主义者社群、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社群：专业学院社群；各种非学术人员社群；管理者社群。……在多元化巨型大学中，这些社群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一个群体应该有一个灵魂……多元化巨型大学有若干个灵魂。”[16][136]虽然我们无论断定克尔的思想对中国院校合并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在克尔思想的影响下，美国所形成的群体化研究型大学确实因其杰出的学术水平而成为我国大学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效仿的榜样。北大称自己要成为中国的哈佛、清华称自己要成为中国的麻省、中国科大称自己要成为加州理工式的学校等等，便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1986年，世界银行的专家对我国高等院校的规模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后，我国多位学者也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一致得出的结论为：高校规模是影响生均成本和资源利用率的重要因素。在一定范围内，随着学校规模扩大，生均成本降低，资源利用率提高。而且，从高等院校办学的外部效益来看，学校规模过小及过分专业化又往往导致学校系科设置不全，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有限，从而使学生的知识面窄，适应能力差，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高等教育社会经济效益较低。这些对我国90年代院校合并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
2、若干项目的影响
(1)世界银行项目
1980年，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商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分阶段安排高教项目。第一个大学发展项目于1981年11月4日经中国政府批准，于1982年2月4日生效。世行贷款2亿美元。此项目在于通过扩大本科生、研究生的在校生规模来提高教学质量，提高高等学校的研究能力，加强28所重点高校的理工教育。这一大学发展项目于1985年6月完成。28所重点大学籍此派出了2471名教师出国留学。
第二个发展项目是作为1985年至1994年十年规划的第一个阶段而加以设计的。教委与世界银行认为中国人才短缺的主要原因是：一、高等学校在校生总体规模小；二、高等学校在校生结构不平衡。本项目实施主要集中于39所高等学校。1985年7月12日生效，计划1990年12月31日结束，后延至1991年12月31日。世行为第2个发展项目贷款1.45亿美元。依靠世界银行的贷款，我国高校不仅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了办学质量和科研水平，而且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有800多名博士，近9000名硕士。同时，大量教师也因此获得了出国进修的机会。
(2)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
这是由诺贝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倡导的一项招考中国物理研究生去美国著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协作计划。从1979年试点到1989年二期项目完成共进行了10年。10年内，通过这个项目先后派往美国攻读物理学博士的学生达900余人。
(3)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项目
1985年，一向关心教育的实业家包玉刚先生向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提议，由包玉刚基金会、中、英两国政府三方共同出资设立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中国政府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三方决定，包玉刚基金会每年为本计划赞助140万英镑，中国政府资助同等数目的资金，联合王国每年赞助70万英镑，有效期10年，计划总金额3500万英镑。该计划的宗旨和目的是向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赴英留学人员提供奖学金，使他们能更好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根据计划，每年有300至420名中国研究生和学者到英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学习及学术研究。1997年9月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结束时，共有1728名中国留学生接受该奖学金的资助前往英国留学深造。
除上述项目之外，还有：美籍华人、美国康乃尔大学化学系教授英瑞倡导的赴美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研究生项目；哈佛大学化学系教授多林建议与合作的中美化学研究生培养项目；与丁肇中、陈省身教授合作的赴美物理、数学研究生项目；中美法学、经济学教育合作项目；中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项目等。这些项目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学术水平提高和人才培养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人员往来的影响
自1978年我国恢复聘请外国专家、教师来华任教或短期讲学起，20年来教育部直属高校共聘请长、短期来华专家、教师2.5万人次，出国参加了一万多个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举办了600多个国际学术会议，出席会议的外国专家、学者2万多名。在留学教育方面，自1978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选派、规范出国留学的政策，大大促进了我国留学教育的发展。据统计，1978-1998年的20年间，我国各类留学人员总数已达30万人，其中：国家公费5万人、单位公派9.4万、自费留学16万余人。近几年留学人员学成回国人数以每年13%以上的速度逐年递增。据1995年的统计，在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有157人是近十多年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占其总数的51.6%，原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的入选者，有三分之二是近几年学成回国人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优秀中青年专项人才基金”中，国家各部委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与"863"计划等工程和计划中。近些年来从国外回国的留学人员均占半数以上。留学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走上与国际教育相互沟通、衔接的轨道，使我国的教育体制逐步从单一、封闭走向多样、开放，而且还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
四、结语
第一，从中国高等教育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外来影响在其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外来影响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外来影响之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也是这样。国外高等教育的传播及其影响程度是由中国接受先进文化的需要决定的。而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才是其发展的决定力量。外来影响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参照.其先进的部分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不起决定作用。
第二，回顾百余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彼时以日本、苏联为尊，此时又唯美国是从，抑或其它……，究其原因即在于：经济上的落后，内忧外困的窘境，对高等教育政治功能的夸大，使我们在接受外来影响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模仿的状态，而无法真正地消化吸收。
第三，从百余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接受外来影响的方式来看，改革开放之后已有了巨大的变化。已从“盲从”变为根据本国发展需要有鉴别地学习外国高等教育中的先进内容：从以模仿为主而转向全方位吸收；面对外来影响已越来越“自觉”，而不再处于“自在”状态。这一方面表明我国高等教育与国外的差距在缩小，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不久的将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接受外来影响之时，也将在作为一种文化迁移现象的高等教育传播过程中发挥我们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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