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妇女健康（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化与论文,中国妇女论文,全球论文,健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以追求利润为导向的市场机制对生育方式的控制，制造了“剖腹产神话”和“大头娃娃”事件。自然分娩是中国妇女的生育传统。但是今天，我国每年新生婴儿2000万，其中100万为剖宫产儿，剖宫产率在农村和城市分别是12.6％—90％不等。[6]造成剖宫产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疼痛、生育风险、医患矛盾、医疗服务供不应求等，但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收费的问题。一个自然分娩收费是180元，一个医疗人员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更不用说责任有多大！但剖宫产半个小时就完成，收费500多元，所担责任小，付出的劳动还少。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剖宫产率是20％，但医疗体制改革后的20年来却增长了3倍之多。类似的利用妇女生育大赚其钱、反过来危害妇女儿童健康的还有2004年发生在安徽阜阳因服用劣质奶粉而出现的“大头娃娃”事件（注：2003年8月13日，安徽阜阳一名出生仅130天的女婴因严重营养缺乏死去。据阜阳市政府的调查，自2003年5月，有171名婴儿因食用劣质奶粉出现营养不良综合征，其中因并发症死亡13人。），引起全社会的震惊，揭露了掩盖在“母婴健康”光环下的铜臭味和杀机。
3.大众传媒中洪水般的滥情和西方性文化的长驱直入，使中国少女人工流产的比例直线上升。改革开放后，大众传媒夹裹着吊足国人长期寂寞清平生活胃口的情感性爱节目席卷了中国大陆，中国的“性文化”也在一定意义上被“全球化”了。加之国人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少男少女性成熟的提前，青少年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相应的性教育和生育健康服务却没有同步发展。资料显示，2002年我国人工流产总数为1493万例，其中未婚青少年为40万例。[7]一些保健院的调查也显示，近年来人流手术不断上升，大多是未婚少女，年龄也越来越小，一名20多岁的未婚女子竟然做了10次人工流产手术。
4.市场化、商业化和医疗化瞄准中老年妇女群体，利用她们求健康恐衰老的心态，造成雌激素替代疗法和更年期恐惧症在中国的风行。激素疗法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主要用于改善更年期综合症。把更年期现象看成病状是医疗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把妇女正常的人生经验定义为生病症状，就可以制造出市场需求、服务与商品。
在全球化的商机中，更年期恐惧症文化和雌激素替代疗法之风也刮到了中国大陆。一家妇女杂志的主题词反映了这种“更年期恐惧症”：“更年期是每个人在劫难逃之事。女人们如临大敌，是因为它的到来意味着女人最灿烂的时期已经走完，更年期的种种症状让人无法忍受。”而后，一语道破：“当然，如何推迟更年期的到来，也是商家们绞尽脑汁赚女人口袋里的钱最绝最狠的一招。”[8]伴随着随处可见的更年期药物广告“你‘更’了吗？”、“白领女提前成为更年妻”、“高知女性提前备战更年期”的宣传，便是更年期门诊的暴满和雌激素的提前或过量服用。[9]
从妇女生育健康和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医疗化、市场化和商业化对中国妇女生育健康的影响不止如此，如：B超技术的滥用与市场化，同中国偏爱男孩的生育文化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相结合，造成有选择的人工流产和严重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对妇女和女婴身心健康造成的伤害；性产业的悄然出现和人口的大量流动导致性传播疾病难以控制，以及农村妇女生育健康服务的缺乏，对妇女生殖道感染的影响；放射性物质增加以及有毒有害的环境污染，造成妇女生育力下降（包括男子）和乳癌机会的增加；0—5岁女童的死亡率；以及老年妇女的健康问题等，这些议题也在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
（三）对中国妇女环境健康的影响
经济的无限制增长造成对大自然的过度开采，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随之不断恶化，如频发的地震、洪水、干旱、沙尘暴、泥石流、海啸等，甚至出现艾滋病、疯牛症、禽流感、非典型肺炎的流行。这里所述的环境，不仅包括生态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包括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即大众传媒传播的商业文化和生活方式对妇女健康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造成世界性污染的模式不幸在中国重演，环境恶化对妇女健康的影响难以评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对国人生存和健康的严重威胁。从水的方面说，中国饮用受有机物严重污染的饮水人口约1.6亿。在食物方面，人类接受的持久性有毒化学品的食物链的变化，对人类健康造成影响。交通也是城市地区许多疾病的起因，世界上每年约有5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2004年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10.7万人。[10]噪声的危害也不容忽视，还有二恶英、环境激素、重金属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危害人们的生态健康。中国也是最大的农药使用国，农药使用量每年基本稳定在23万吨左右，各种其它制剂约120万吨。中国目前使用的农药主要以杀虫剂为主，其中高毒农药品种仍然占相当高的比例，许多被禁止的农药依然在使用。由于中国非农转移中女性的转移速度低于男性，[11]较多地滞留在农村，女性受农业化学物品污染的影响一般大于男性。
健康问题的产生与环境的恶化密不可分。北京阜外医院的调查表明，10年间我国男性冠心病的发病率增加了42.2％，女性增加12.5％。环境恶化造成了癌症猛增，1991至2000年，我国城市居民中癌症死亡率上升了18.31％，农村居民中死亡率上升了11.03％。据估算，我国每年用于癌症病人的医疗费用约800亿元，约占卫生总费用的20％，是卫生总费用上涨的重要因素。
2.“美丽”标准的全球化，使“美女”成为经济的卖点，驱使妇女为变成“美女”而消费。历史上每个社会、每个民族都有关于妇女“美丽”的标准。在全球化的今天，“美丽”的标准也全球化了，而这些标准又是以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年轻女性的身材为依据而制定的。商业文化制定的“美丽”的标准，驱使亿万妇女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它。以致2004年，“人造美女”、“美女经济”似乎成为中国内地媒体炒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之一。对女性外观的苛刻要求，甚至与女性的求职和择偶紧密相联，变成女性的主要价值所在。在这些“标准”和“炒作”背后，是全球经济促动下中国广告业、美容业、减肥业、整形业、化妆品业和服装业的迅速膨胀。
据中国美容产业年度发展报告统计，中国2004年美容业的总收入在2200亿元左右。[12]在美容业高额利润甚至是暴利的驱动下，部分经营者将法律、道德、良心、信誉置于脑后，设置种种“美丽”的“圈套”和“陷阱”，对妇女健康造成恶果，如，纹眉留瘢痕，纹唇嘴肿胀，隆胸遭污染，祛斑毁了容等。2004年1月7日，珠海的一位“人造美女”在做隆胸手术时猝死手术台。[13]中消协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整容整形业兴起的近10年，平均每年因美容而毁容的投诉近2万起，10年间已有20万张脸被毁掉。[14]
3.西方生活方式成为“文明”、“时尚”的象征，造成人们的生活压力，进而影响妇女健康。大众传媒中所表现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是以西方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作为背景的，并常常被冠以“文明”、“时尚”、“高雅”、“进步”，为人们特别是青年羡慕和效仿，其中，“抽烟”与“喝酒”正成为都市女性的“新潮”。据统计，中国女烟民2003年已达2000万，与过去农村老年妇女抽烟不同的是，现在的女烟民主要集中在20多岁的女性中，从以前的演艺界、个体户、“三陪小姐”，扩大到女大学生、女白领人群中。[15]在传媒中，喝酒也成为表现女性魅力、气质、修养、品味、地位的象征之一，致使女大学生因多种压力无法排解，过量饮酒醉死街头或引起其它病症的情况也时有发生。[16]
居室的豪华装修也在成为“健康杀手”。在西方电视剧的画面中，名车美女豪宅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是显示男主人身份的象征。整体厨房、整体浴室、全套电器、宾馆式风格，几乎成为大众家庭装修的追求。据中国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信息：当前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呈迅猛增长的势头，如不在家庭装修上采取有效控制措施，20年后我国的肺癌患者将达到100万，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17]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现，2000年由女性为主承担家务劳动的格局仍未改变，85％以上的家庭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比男性多2.7小时。
4.全球化带来的流行病的大规模发生，使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成为中国妇女健康的严重威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年度报告指出，迄今全世界3700多万成人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几乎占到一半，过去两年间世界各个地区的女性艾滋病感染者人数都呈上升趋势。因此，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将2004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确定为：妇女、女童和艾滋病。
中国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联合国中国艾滋病专题组联合发布的《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指出：到2004年9月，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的比例已经达到41％，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男女比例已由几年前的8比1降为2004年上半年的1.44比1，近期女性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数增长速度高于男性，经母婴传播的艾滋病婴儿数量也不断上升。
5.激烈的社会变革和妇女双重角色的束缚，给妇女的精神健康带来巨大压力。在全球化的挑战面前，中国迅速进入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增多，竞争压力加大，人口和家庭结构明显变化，精神障碍和心理卫生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精神障碍和自杀占我国疾病总负担的20％，居各类疾病之首。卫生部“2000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指出，部分城市前十名主要疾病死亡率及死因构成显示，精神病位列第九。[18]北京的一项调查发现，1990—1994年间，我国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324711人，其中城市自杀死亡人数为21664人，农村自杀死亡人数为303047人，其中农村女性自杀死亡人数为173230人，约占农村自杀死亡总人数的57％。[19]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妇女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健康状况。
（四）对中国妇女职业健康的影响
全球化趋势影响下的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灵活、短期和兼职化，妇女是这些就业形式（非正规就业）的主要承担者，而这些就业一般不受标准劳工立法保护；就业性质的改变使标准劳工立法的适用性降低了，或者因为政府没有实施规章制度，或者因为企业可以超越或绕过这些规章制度，能够为女工要求平等服务的工会运动也因此而削弱；全球化导致了劳动力的流动，因为非法民工的地位和对所在打工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缺乏了解，非正规部门的私有化和分散性，经营管理者的控制力和对经营管理者的依赖，使流动妇女缺乏争取权益和组织工会的主动性，阻碍了妇女劳动权利和健康权利的实现。
1.全球化使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增加，就业性质的变化降低了劳动立法的适用性，而劳动标准的降低和劳动保护水平的下降，影响了妇女的职业健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降低产品的成本成为在竞争中获胜的一种有效武器，致使贸易更加自由和各种标准（包括劳动标准）降低，使得资本流向那些劳动力低廉、没有人权传统，没有工会组织的地方。一些经营者利用中国急于发展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违反国际劳工标准，迫使妇女长时间在缺少或完全没有劳动防护条件的环境下工作，损害她们的健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全国总工会《关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情况的调查报告》指出，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面临新的挑战，[20]主要问题是：（1）侵害女职工劳动权利现象有所增加；（2）部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女职工劳动卫生、职业安全及保健问题突出；（3）部分企业女职工休息休假权利受到侵犯；（4）部分女职工的四期保护得不到落实；（5）侵犯女职工人身权利事件时有发生。
2.经济市场化的影响，使企业用于职工保健的费用下降，农民工社会保险缺位。经济市场影响，使公共部门不断削减保健和社会福利的费用，也使企业不堪重负；企业为了保证发展和竞争能力，也倾向于减少企业职工的保健和福利费用。据对“女性关注自身健康”的调查：在北京的被访者中，“每年都做妇科检查”的女性占49.69％。北京市妇女保健所所长丁辉说，目前北京市每年参加正规体检的妇女人数只有20万人，不到妇女总数的十分之一。[21]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中国一个日益尖锐的问题，传统的城乡二元机制将农民排除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多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私企、甚至国有企业很少为农民工（包括临时工）投保。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1994年在珠江三角洲对打工者的调查，被访女工认为在医疗待遇上，属工伤待遇最好，可以全部或部分报销的占72.1％，女工孕产时待遇最差，可以全部或部分报销的只占17.9％；在病假期间有无生活补助的问题上，87.1％的人回答“没有”，12.9％的人回答“有”；在社会保险问题上，有3.9％的人回答厂方为打工者办理了养老保险，11.9％的人办理了医疗保险，25.4％的人办理了工伤保险。[22]健康保险的缺乏，使流动打工者在外期间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生病，特别是生重病，不仅使她/他们不能工作，而且可能将辛苦所得的收入付之东流。
3.全球劳动就业格局的变化带来农村向城市、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劳动力市场的不安全造成对妇女儿童的强迫劳动和拐卖。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拐卖妇女的现象开始引起社会注意。政府曾于1991年、1993年和1995年分别进行过三次大规模“打拐行动”，特别是1998年后，政府投入的力度加大。在中国，几乎找不到被拐卖妇女的数据，但可以通过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妇女的数字中了解情况。2004年，我国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共破获拐卖妇女案件2474起，解救被拐卖妇女5461人；破获拐卖儿童案1975起，解救被拐卖儿童3488人，但拐卖妇女儿童的问题并没有被遏制住。[23]如果说早期的拐卖妇女，与中国农村婚姻市场上的女性缺乏有关的话；那么90年代后期的拐卖妇女，则与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的不安全和非法色情业的发展有关。
三、改善中国妇女健康的建议
早在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目标。1986年我国政府明确对实现这一目标做出承诺。然而，2000年已经过去，“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并未实现。1995年，中国政府就成为承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49个政府之一。然而，10年过去了，健康领域和社会发展领域中的性别平等并未如期实现。中国政府曾经在“一穷二白”条件下创造过初级保健模式的范例，也在全球化背景下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如何使中国人民无论男女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和复杂影响下，“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真正过上有尊严的、公平的、幸福的、健康的生活，成为对中国政府的严峻考验。为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一）必须真正从战略高度树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科学和全面的发展观。众所周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也取得了较大成绩。以“实现三个代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应当对全球化的目标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有明确的认定：“我们力求实现的是一个基于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对人权和个人尊严尊重的、有着很强社会内容的全球化进程：一个公平的、包容性的、民主化管理和为所有国家和所有人带来机会和切实受益的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一个民主和高效运转的国家、卓有成效和公平的市场、对人民更加负责、更深入的伙伴关系、具有团结精神的全球化等理念，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特别是其决策者们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制定其社会发展战略、意识形态和政策法律框架。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应发挥政府对公共事务的重要职能。席卷全球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削弱了政府在社会发展和社会保护方面的作用，全球化的进程已经表明，这种方式（所谓“资本主义的市场理性”（注：所谓“资本主义的市场理性”是指，建立在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的的单纯市场经济导向下的医疗体系，医疗部门往往变成为药品和医疗器械企业，医务工作者和医疗检测人员成为这些企业的推销员。本应对症下药的医生变得为利开方，先进的医疗设备成了“印钞机”，卫生官员成为跨国公司的“代理人”，越来越多医疗机构和医学专家热衷于攻克疑难病症，越来越少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关注常见病症。结果一方面是医学的进步和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医药费用飞速高涨，穷人看不起病的现象日益严重，贫困地区和人口的医疗卫生状况得不到改善，并极大地困扰了许多包括发达国家的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因此我们必须破除对市场经济的“迷信”，清醒认识市场的双重局限性，找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来。））被普遍认为是错误的。它要求国家和政府在处理与全球经济接轨的过程中，在确保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双重目标时发挥重要作用：包括提供具有积极形象的传统公益事业，如卫生、教育、法律和秩序；监督市场并纠正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修正环境恶化等消极形象；提供社会保护并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没有私人投资的公益领域进行投资。国家和政府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通过累进性税收、工资政策、社会发展计划和其他机制，限制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影响。
（三）把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贯穿于整个社会政策包括健康政策中。由于1949年后中国的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是通过立法、行政、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普遍参与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实现的，因而对市场化对性别的分化作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失灵（导致妇女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边缘群体）、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和性别不公正、一个中立的政策对不同社会群体产生不同影响等社会性别问题往往不敏感，而性别不平等又是影响教育、健康、环境、人口和贫困问题解决的关键。因此，应促进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转化成行之有效的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制定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基于权利的性和生殖健康政策框架，改变歧视性的社会性别关系，促进妇女和男子健康水平的共同提高。
（四）必须加大政府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投入。目前，我国财政预算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仅占政府总支出的3％左右，占GDP的0.5％左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有改革开放20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政府应该、也完全有能力在短期内把这两个比重分别提高到5％和1％，在中长期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即11％和2.5％。（王绍光：2003）除了加大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持力度外，支持的重心也应当从东部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省份，从大城市、大医院转向农村基层卫生防疫保健机构，从富有阶层转向贫困阶层。改革以县乡安排妇幼卫生资源的制度设计，加大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建设的支持力度，将妇幼卫生的部分服务内容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公共管理和公共开支重点应用于农村道路建设、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提高妇幼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可得性和可持续性。
（五）通过体制改革和能力建设，解决好妇幼保健服务的基本需求、供应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政府应履行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有效实施相关法律、政策和计划，以减少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幼儿死亡率；改革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使所有贫穷和被边缘化的妇女得到政府公共卫生制度所提供的免费的孕产妇保健服务；整合卫生和计划生育资源，创建以社区为基础、以妇女为中心的卫生保健体系；动员社会力量，扩大孕产妇保健服务的能力，使妇女在社区内就能够获取这些服务，并增加女性服务者人数，特别是医生，提高服务质量；开展安全避孕的公共教育，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适当的避孕服务和咨询服务，提供安全的、性别敏感的避孕和人工流产服务；赋予妇女长期创收的权力，以提高她们获得教育和保健资源的机会和能力。
（六）动员和组织全体人民特别是妇女参与到大众卫生的事业中。要从妇女需求出发，倾听妇女的声音，鼓励妇女参与到健康政策方案的制定、健康项目的管理、执行和评估中来；开展基于权利的大众健康和卫生体制改革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抵制市场化对于大众健康知识和卫生领域改革的负面影响，定期向全社会报告大众保健计划及妇女健康的变化、趋势以及取得的进展，建立大众健康论坛，使全体公民分享信息、知识和经验；开展跨部门的合作，推动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和大众健康活动中来，监督政府对妇女健康和权利的承诺；改造传统文化，强调大众健康中男性的参与和对妇女健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