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与分析
刘 晶1何伦志2
1（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 2（新疆大学经济研究所，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 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沿线国家合作交流日益紧密，既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也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本文利用2000～2017年面板数据，从经济、制度、社会三方面选取36项具体指标构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结果显示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差距。基于空间邻界矩阵检测，发现各国城镇化质量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采用SDM模型从消费投资、产业发展、就业水平、自然资源以及科技研发方面对城镇化质量进行驱动因素分析，为 “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两大体系融合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城镇化质量 空间效应 全球治理 SDM模型 制度质量
城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经济增长的有效动力。1978年以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快速提升，但出现质量与速度不同步的现象，在资源环境、生活质量、社会服务等方面暴露出一些负面问题。从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 “新型城镇化”到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正式发布，以人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等新理念的出现，丰富了城镇化的内涵，对城镇化发展的评价从单纯的发展速度考量转向综合的发展质量评价。十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 “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要求。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空间治理、空间秩序等问题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质量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空间邻近性以及空间溢出的重要性，应以化解风险、增进合作、互利共赢为出发点，助推我国城镇化质量建设的发展。
1 文献综述
高质量发展包含的内容是多维和丰富的，关于城镇化质量的评价，学术界已产出较多研究结果，梳理现有研究，发现各学者采用不同方法，分别从不同层次和不同维度对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估和测算。
图1中，从B区开始混入柴油。柴油属成品油，其甲烷含量相对较低，在气测曲线的响应特征是全烃大幅度增大，而甲烷变化不大，换言之，甲烷相对含量从混入柴油后开始骤然下降。
1.1 城镇化质量研究
方创琳和王德利 （2011）从经济、社会和空间3个方面选取12项具体指标构建城镇化质量的三维指标球，评估中国从1980～2008年的城镇化质量，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质量在缓慢提升，但在提升进度上城镇化质量慢于城镇化速度［1］。魏后凯等 （2013）利用2010年的数据从城镇发展质量、城镇化效率以及城乡协调程度3个层次对全国286个地级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排名［2］。蓝庆新等 （2017）从城镇发展水平、推进效率以及协调程度三层次构建评价指标，研究发现中国31个省份的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不高，并且省域之间、省内各要素多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不均衡［3］。余江和叶林 （2018）从城镇化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基础设施水平、资源环境水平构建三层级四维度的城镇化评价系统，研究发现中国一半以上区域存在城镇化质量滞后于城镇化速度的情况［4］。
通过对已有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分析发现，城镇化质量的评价中经济、社会、环境等要素是学者们通常考虑的评估内容，但是鲜有研究将制度因素纳入到城镇化质量评价。制度作为利益分配机制，是政府权力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一系列问题。基于以前学者的研究，考虑到制度因素对城镇化质量存在影响效果，本文尝试将制度质量作为衡量指标之一，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制度、社会三层次选取36项具体指标，对 “一带一路”国家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评价［5］。
1.2 相关驱动因素研究
在具体指标选择上，考虑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自发展程度以及体量上存在差异，在指标选取中主要选取与城镇化质量相关性较高的人均指标、比重指标等。本着数据可比、可量、可获、可行的原则，分别从经济、制度、社会三方面选取36项具体指标，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评测，构建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本文选定样本量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涉及指标较多，部分国家数据存在严重缺失，因此从研究样本中剔除，研究样本国最终确定为47国①。本文采用2000～2017年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数据库 WGI（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和世界遗产基金会数据库THF（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2.4 突变分析 测序结果用Chromas软件分析，并与NCBI中的正常序列进行BLAST比对，分析采用在线软件分析蛋白的结构，检测保守区、功能区及多序列比对。在线分析软件为：0nline Mendelian Inheritance in man (OMIM)、1000 Genomes、PolyPhen 一 2、SIFT、SWISS.Model repository、PROSITE。
自2013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助与交流日益密切。针对 “一带一路”国家的城镇化发展，部分学者也展开了一些研究，分别针对不同区域，如东南亚、中亚以及俄罗斯的城镇化发展进行研究。但尚未见到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一个总体对城镇化质量进行分析，为弥补现有研究在研究对象、数量以及广泛性上的匮乏，本文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进行测算，并分别对各驱动因素进行空间分析，以期观察到不同因素对城镇化质量产生的整体效应和区域的分异效应。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测度
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针对城镇化质量的驱动因素，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Davis和Henderson（2003）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城镇化发展起到直接影响，政治和政策变量通过影响产业部门对城镇化发生间接影响［6］。陈松和刘海云 （2013） 针对城镇化水平、人口红利、出口贸易展开分析研究［7］。Ghani和Kanbur（2012）指出城市发展过程中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的作用也值得关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发展政策制定时应该对城市非正规经济采取一种包容性的态度［8］。徐延明（2017）研究认为中国新型城镇建设过程中财政支出起到促进作用，并对促进效果进行因果检验，肯定了财政支出的增加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仍存在完善的空间［9］。周文等 （2017）分析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表明许可土地流转以及户籍制度松绑将促使更多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提高城市劳动力产出并提高农村劳动力福利，推进城镇化进程［10］。熊湘辉和徐璋勇 （2018）从人口、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活质量、资源环境6个方面，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并利用双固定效应SAR模型，从内源、外向、政府以及市场等方面进行动力测算，衡量各因素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水平［11］。胡志高和曹建华 （2018）从产业结构、对外贸易、制度因素等多方面总结、梳理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研究［12］。杜书云等 （2018）采用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财政支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得出前者对后者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13］。
为了进一步揭示各国城镇化质量的空间集聚性，采用Moran's I散点图法进行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分别画出2000年、2005年、2010年与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的Moran's I指数散点图 （图略）。通过Moran's I指数散点图的结果进一步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高—高”（HH）、“低—低”（LL）分布占主导地位，大部分国家处于第一、第三象限。即城镇化质量水平高的国家被高质量水平的其他国家所包围 （HH），城镇化质量水平低的国家被低质量水平的其他国家所包围（LL）。
研究产品质量信用的评价体系，首先需要理解产品质量信用相关概念，下面从信用、质量信用、产品质量信用和企业质量信用分别进行介绍说明。
2.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水平测度方法
通过计算结果中δ 和λ 显著性水平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之间空间作用非常明显，从拟合优度R2和对数似然值LogL的值看，在SDM双固定效应下模型效果最优，具体结果见表1。本文进一步计算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进行具体解释，具体结果见表2。
本文采用计算得来的城镇化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从消费投资、产业发展、就业水平、自然资源以及科技研发等方面选取2000～2017年的相关数据作为解释变量，探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的驱动因素。具体驱动因素包括政府消费、私人消费、资源禀赋、三产就业、二产就业、三产产值、二产产值、研发支出，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消费方面选取政府消费、私人消费，政府消费 （zfxf ）为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用来衡量在城镇化质量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作用；私人消费 （srxf ）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用来衡量个人作用；资源禀赋 （zybf ）采用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GDP比例衡量。就业方面选取三产就业 （scjy ）、二产就业 （ecjy ），采用各自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计算，产业结构方面选取三产产值 （sccz ）、二产产值 （eccz ），为各增加值占GDP比例，研发支出 （yfzc ）为R＆D支出占GDP比例。
资源禀赋直接效应的系数为负，而间接效应的系数为正。说明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并未对本国的城镇化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资源依赖型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质量相对较差。同时自然资源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说明周围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对本国城镇化质量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城镇化质量水平，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明显，差距较大。中东欧区域的城镇化质量平均水平最高，远高于其他3个区域；西亚北非区域和东亚东南亚区域处于中间位置，两者相差不大，西亚北非区域略高于东亚东南亚区域；中亚南亚区域城镇化质量平均水平最低。从不同时期看，各区域国家的城镇化质量出现一些波动，部分国家不同年份的得分排名波动较大，如希腊城镇化质量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从总体看，城镇化质量高的地区，一直都维持在较高水平，城镇化质量低的地区，也基本都在低位徘徊，统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空间分析
3.1 基于Moran's I指数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进行空间分析前需要对前面构造的城镇化质量水平进行全域空间自相关检验，用于检验空间单位的属性值在整体上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根据研究样本国家的地理位置构建空间邻界矩阵W，若两国位置相邻，则对应元素为Wij＝1，否则为0，矩阵对角线统一设置为0，并对空间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
本文利用全域Moran's I测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水平的空间相关性。Moran's I指数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并且全部为正，可以判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在空间上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
由图3可以看出,柴储混合电力系统在没有负荷频率协调控制和滑模负荷频率控制器的情况下,系统频率偏差值会出现超过±0.2 Hz的情况,系统频率无法正常稳定运行,因此需要对柴储混合电力系统设计协调控制策略。
3.2 基于Moran's I散点图的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
经济水平分别从经济发展、开放程度、产业结构、金融稳定4个方面，选取人均GDP增长率、国民收入、固定资产形成率、资本形成率、储蓄率、外商投资、贸易依存度、产业合理化、产业高级化、银行不良贷款率、私营部门信贷率11项指标进行测算。制度质量指标的选择上，本文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分别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三方面，选取腐败控制、政府效率、政治稳定、监管质量、政治民族、政府清廉、政府规模、商业自由、货币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财政自由、产权保护、法制完善，共14项具体指标进行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测度上，本文分别从人口质量、基础设施、环境质量三方面进行测算，共选取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劳动参与率、人口增长率、人口老龄化率、高等教育入学率、城市电力普及率、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基础卫生、森林覆盖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11项具体指标进行衡量［5］。
3.3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引入内生交互效应（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外生交互效应（解释变量滞后项）和误差项之间交互效应（误差冲击项）的完整的空间嵌套模型为：
Yit 是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是城镇化质量URB ，Xit 由所有解释变量构成，ωit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αi 和νt 分别代表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是模型的可选项，εit 是随机误差项。
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驱动因素空间分析
4.1 变量选择
设p1，p2，…，pn是所求出的n项主成份，对应的特征值分别是λ1，λ2，…，λn， 将特征根进行 “归一化”：
4.2 整体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分析前，为判断模型的拟合效果，进行LM检验、R-LM检验、Wald检验以及LR检验，各检验结果的P值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空间杜宾模型 （SDM）不能简化为空间滞后 （SAR）和空间误差 （SEM）模型，本文选定SDM模型进行数据拟合。
对 “一带一路”城镇化质量体系36项指标进行KMO检验，KMO值0.852大于0.7，表明变量间存在较强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故采用主成份分析的方法对指标进行降维处理，生成城镇化质量指标，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续 表
表2 空间杜宾模型 （SDM）的直接、间接、总效应
从回归结果看，直接效应中除私人消费外，均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其中三产就业和二产产值回归系数为正，表明两者对本国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二产产值的间接效应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周围国家第二产业发展对本国的城镇化质量提升同样也起到促进作用。
记 U＝（u1，u2，…，un）′， 由 P＝T′X 构造城镇化质量水平函数：
重点是强化票据的保管、发放、购领、使用、核销等日常管理，严把票据使用核销关。按照“分次限量、核旧领新、票款同步”的原则，实行专人、专账、专柜、专库管理。强化财政所的监督作用，对票据的填写、录入、使用和管理进行经常性检查。
研发支出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都为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研发水平、研发能力、规模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基于资源的稀缺性，研发支出的增加会减少其他要素的投入，目前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起到抑制作用。
5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2000～2017年面板数据，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选取36项具体指标，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评测，构建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对城镇化质量进行空间分析，发现其存在空间聚集性，通过模型检验，采用SDM模型展开空间计量分析。从消费投资、产业发展、就业水平、自然资源以及科技研发方面选取具体变量对城镇化质量发展进行驱动因素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击鼓、击镲、敲锣者服饰相同，均头扎黄头巾、系箍。身穿黄色对襟上衣、蓝或黑色灯笼裤，腰系紫或黑色四喜带，也可系一条红绸子，脚穿白球鞋或黑圆口布鞋。
（1）质量得分虽然存在一些波动，但总体趋势相对稳定，从时间趋势上看基本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说明整体水平在提升； （2）分区域看，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明显，差距较大。中东欧地区的城镇化质量平均水平最高，远高于其他3个地区；西亚北非区域和东亚东南亚区域处于中间位置，两者相差不大，西亚北非区域略高于东亚东南亚区域；中亚南亚区域城镇化质量平均水平最低；（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第二产业产值增加和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提高。虽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借助 “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不断加强，产业结构进行优势互补，这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助力。同时随着国际交流合作日益紧密，沿线城市将会聚集大量的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资源，为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提升过程中同样需要警惕 “资源诅咒”现象，避免对丰富资源的过度依赖。目前沿线国家科技研发基础较弱，对城镇化质量的发展起不到促进作用，但不代表应该减少投入，在有限的资源下如何提高研发投入的规模效益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注释：
①缅甸、新加坡、文莱、土库曼斯坦、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伊拉克、科威特、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黑山19个国家样本数据存在大量缺失，故剔除。
(3)目我国老年人运动干预研究比较零碎，涉及诸多主题，缺乏系统的研究。由于认知神经科学本身也是一个新兴领域，虽然大部分研究认为，适量的体育活动有助于改善老年人认知功能，但是研究者对一些关键问题，如对于体育锻炼影响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作用机制、体育锻炼与老年人认知功能提升的量效关系等问题的认识还不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方创琳，王德利.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 ［J］. 地理研究， 2011， 30 （11）： 1931～1946.
［2］魏后凯，王业强，苏红键，等.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 ［J］. 经济研究参考， 2013， （31）： 3～32.
［3］蓝庆新，刘昭洁，彭一然.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基于2003～2014年31个省市的空间差异研究 ［J］. 南方经济， 2017， （1）： 111～126.
［4］余江，叶林.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构建、测度与比较 ［J］.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71 （2）： 145～156.
［5］刘晶，方创琳，何伦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基于经济、制度、社会视角 ［J］.经济地理， 2019， 39 （4）： 61～68.
［6］ Davis James-C， Henderson J Vernon.Evid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3， 53 （1）： 98～125.
［7］陈松，刘海云.人口红利、城镇化与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 （6）： 57～66.
［8］ Ghani Ejaz， Kanbur Ravi.World Bank Group ［M］.World Bank Group， 2013： 1～29.
［9］徐延明.新型城镇化中的财政支持效果评价与优化对策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7.
［10］周文，赵方，杨飞，等.土地流转、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化：理论与模拟 ［J］.经济研究，2017， （6）：183～197.
［11］熊湘辉，徐璋勇.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动力因素测度研究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2）：44～63.
［12］胡志高，曹建华.再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理论脉络、现实拓展及问题指向 ［J］.经济问题探索，2018， （6）：182～190.
［13］杜书云，田申，刘晓英.财政支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空间计量——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J］.财政研究，2018， （7）：28～39.
［14］马晓东，何伦志.融入全球价值链能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J］.国际贸易问题， 2018， （7）： 95～107.
Quality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Liu Jing1，2 He Lunzhi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2.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which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destiny of mutual help and power sharing.Through the study of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7， this paper selects 36 specific indicators from economic， institution and social aspects to construct urbanization quality indicator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shows an upward trend， but there is a big gap.Through the detection of spatial adjacency matrix，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quality in various countries.SDM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ization quality.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rbanization quality； spatial effect； global governance； SDM model； institutional quality
DOI： 10．3969 ／j．issn．1004-910X．2019．11．007
〔中图分类号〕 F299.1；F125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6-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地缘经济合作路径优化研究” （项目编号：19XGJ0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 “中国与中亚国家资源走廊建设与利益共享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19XJL010）；新疆大学博士创新项目 “城镇化规模指标体系设计研究”（项目编号：XJUBSCX-2015002）。
作者简介： 刘晶，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何伦志，新疆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数量经济、技术经济学。
（责任编辑： 史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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