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女性散文的繁盛，是以四代同堂创作的局面为显明标志的，它意味着不同的散文观念、散文个性、审美取向在一个时空里自由地展现和发展。但事实上各种发展可能都是不均衡的，八十年代的女性散文名作多出自杨绛、丁玲、宗、张洁、新凤霞等作家笔下，代表着当时的文学风尚和人们的文化喜好。而近十年来女性散文的发展，则以一大批中青年女作家为主要创作力量、尤其是中年一代女作家，她们的文学成长历程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步步深入以及文学、哲学思潮的风起云涌而在九十年代走到了成熟。由于在散文创作观念、思维方式和散文审美艺术上形成了有别于前辈作家和同期男性作家的个性和风格，可以说代表了今天女性散文的发展态势。
审思性品格的确立
审思，是九十年代中青年女性散文的总体运思方式，是当代女性的精神气质在散文中的集中体现。这种品格在八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中尚未能充分表现出来，但这一代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她们在新时期所走过的从迷惘、怀疑到思考的一系列艰难的蜕变，所经历的重塑人生观和精神信念的心路历程，便是审思性品格形成的基础；而文学的大环境中风起云涌的文学、哲学思潮潜伏着的文化反思之流，都不可避免地对中青年女性的知识结构、审美意识和思维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她们的文学创作是在一波波求新、求异的浪潮中成长、成熟的，在吸收、辨别、去芜存精、“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过程中，其主体意识和理性思考力得到了增强。
女性散文的审思品格最终在转型期社会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动和对人们的心灵的强烈撞击中凸显出来。早在八十年代中期，王英琦就曾发出散文创作何以如此寂寞的叹息，她的寂寞感，主要不在作品数量和创作者的多寡，而在于她们苦于无力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无力冲破旧的散文创作模式，无力获取新的散文创作灵感。当支撑八十年代女性散文的大半天空的老年和中老年女作家，如杨绛、冰心、丁玲、张洁、新凤霞、宗璞等在九十年代逐渐淡出后，中青年女作家如何开拓新格局的困惑愈加强烈。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巨大的冲击力打破了作家个体与社会、精神与物质、感性与理性的表面和谐，这代人蕴蓄多年的知识积累和人生积累适时得以释放。审思品格在女性散文中的强化，决定了她们在“认识事物、构思和表达等一系列心理活动”（朱光潜）中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气质。这一点，恰如一个活结，可以解开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的一系列有关环节。
日益热闹的散文界，众说纷纭的散文创作理论，促使女作家们有所思考和选择。她们既欣喜于“太阳向着散文微笑”，也感叹着大量“一次性消费”的作品占领散文的领域。韩小蕙提出：“散文要高耸于时代的峰巅”，“应该真正地跟上并勇敢地反应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情绪，而不能只虚浮出点缀和矫饰生活”（注：韩小蕙：《散文要高耸于思想的峰巅》，《散文》1991年第10期。）；王英琦强调“真”：“要有真感情真思想真冲动——即艺术本质的真诚和内在情感的真实”（注：王英琦：《散文三味》，同上。）；王小妮则把散文的精神归结为：“背离、顶逆着一切规则的精神”，好的散文家“应当对最常见的事物，发出他独一无二的思考、疑问和假想”（注：王小妮：《我看散文》，《散文》（海外版）1996年第5期。）。诸如此类的说法散落在她们的集子的前言后序或各种刊物上的创作谈中，虽表达各异，但散文应当体现当代人的思想情绪、呈现独立思考的品格、表达真实的怀古需求、追求厚重的质感，却是这代人相当一致的认识。
强化审思色彩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这一群体把对人性的审查、对生命意义的发掘、对人类和生存的思考作为散文创作的核心。最为突出的是，她们的审思目光牢牢扣紧社会和人心的变化，更执着于对商品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浮躁、功利、物欲膨胀等现象，投入密切观照和批判的热情。发现和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不是其主要目的，无论苏叶的《去老舍茶馆》、韩小蕙的《体验自卑》、《不忍》、王英琦的《反俗感悟》、斯好的“荒诞系列”、“心灵速写”，还是张抗抗、铁凝等的散文，或是直接对现实生活中将金钱和商业价值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的极端利己主义表示无可容忍的厌恶；或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当代社会平庸琐碎的日常人生、乖谬错位的人性丑陋、冷漠苍白的城市图景。在散文中，触目所及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只是作为触媒点，引发的则是具有现代生存意识的思考。这种思考渗透在她们写作的各个角落里，并一定程度地改变她们的抒情方式。当她们徜徉于历史文化遗迹或大自然中时，几乎不能放纵身心陶醉其中，而是在历史与文明的演变中，以当代人的视界反省现代文明和人类生存的困境。这时出现马丽华的大型散文游记《走遍西藏》也就不足为奇。值得重视的是马丽华所采取的视角，她没有写成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或三毛的撒哈拉系列那样的文字。这部书表明她用18年的青春走过了“由己及人——人、人群、人类、人文”（注：格勒：《西行阿里·序》，《西行阿里》马丽华著，作家出版社，1992年第5版。）的认知过程，从一个诗人气质的抒情散文家成为“人类学散文作家”。其中有任何写西藏的人都不会放弃的对神奇自然景观的描绘抒写，有对藏传佛教的溯源追踪、对藏民族风俗的细致考察，有对乡村文化深处、藏人精神世界的探秘，更在字里行间透着作家对“我是谁”的拷问，对灵魂的追根究底，对生命之链、时间和空间的遥想，无法摆脱的人类生存的大惑、对苦难的无奈和悲悯，以及面对传统渐变产生的复杂和矛盾心态。马丽华固然是一极端的例子，但也很可以见出当代女作家力图通过历史、宗教、民俗等对人类的生存作出道德和哲学的思考。
现代文化特征中的审思活动在散文中所表现的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凝视，更是作家的“内宇宙”——一个广褒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运作的体现。在新时期散文清算粉饰的、假、大、空的抒情而回归现代散文优秀抒情传统的变革中，女性散文尤为突出。女作家们追求的是“真”，即“用真性情，用灵魂与生命写成的散文。”（注：王英琦：《散文三味》，同上。）如果说老一代女作家是在历尽沧桑、尘埃落定之后拥有了穿透人生和历史的深邃目光和人生智慧的话，中青年女性们却仍在探索，充满怀疑和苦闷。她们对社会、历史及妇女命运的审思，从来不是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冷静甚至冷漠的指手划脚，她们对人性和生命存在价值的思考也不是抽象的、玄妙的高谈阔论，而是来自她们个体的生活经验和深刻的人生体验的。当她们真实地袒露女性生活的种种情状甚至隐秘的内心世界时，突出了主体欲求真美、勇于审视自我的精神。女性散文从不缺乏对日常生活感兴的抒写，但也从不曾像这些女性这样，不惮于写出今天的妇女在传统伦理、现代生活和自我发展的重围中深刻的性别意义危机。苏叶、王英琦、韩小蕙、斯好等的许多散文，九曲回肠地写尽希望与现实背离的苦痛、无奈和困惑，道出职业女性担当家庭和事业双重角色的疲惫，甚至是对爱情的幻灭，对婚姻生活的失望，以及在平庸琐碎的日常人生中灰色的情绪：“生存是无尽期的整理，无尽期的凌乱，无尽期的期待和厌倦”（斯妤《心灵速写》）。散文写作便成了她们“以稿纸为纱布，以笔为刀，在书桌这张手术台上检视自己内心的过程。”（注：苏叶：《苏叶散文自选集·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版。）在检视、认识和审思中，她们剥去外在的一层女性生存谎言和自我实现的假象，自我诘问，追究答案，处处有着作家主体的怀疑和理性目光。唯其如此，丰富的经验才能上升为深刻的体验。当对个体生命体验的激情言说与对人性的关怀、对生命存在价值的思考、追问融合在一起时，散文中的审思便获得了感性和激情的灵动，而热切的、直率的、袒露真实心灵的倾诉也因有了哲思和理性的浸染而显得深刻和凝重。这一代女性的人格特征也因而建立了起来。
女性主义散文的新创获
进入女性散文第一视野的总是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它如潮水拍打着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的堤岸。这是女性散文生生不息的永恒题材。但今天显然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总体上说有这样两种趋向：一是广泛开掘女性日常人生经验，从婚姻、病痛、生育等等所带来的体验和感受中，寻找女性人生的丰富内涵。这是对中国现代女性散文传统的继承，她们可能将儿女情、家务事作为展示女人世俗的一面，在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中品味人伦亲情的温馨，咏唱婚恋之曲，或从时装、烹饪、花草虫鱼里领略日常人生的种种闲情逸致；或在琐碎的家居情境中欣赏两性间的和谐，或从新生命的诞生和哺育中体会“生命的丰满，生命的美”（斯妤《绿地》）；更有许多书写婚姻破裂、爱情无存的篇章，或以女性独特的心力去体味生命和死亡的文字，诉说苦痛和寂寞的体验，展示着当代女性柔中有刚的情思和对情感的更深层的理解。当女作家将个体的生命体验扩展到对人生、宇宙万物的认识时，她们不拘一格地传达出了来自女性社会生活和内心深处自我的声音，女性散文的题材得到相当大的开拓，铁凝曾有《我在大雾里得意忘形》一文，恰切地写出了这样一种女性所向往的人生和艺术境界，脱掉各种面具，挣脱世俗的枷锁，赢来自由自在、“得意忘形”的天空，从重重的自我迷失中走出来。
另一种趋向显然更具有新意。当女性视角向女性的生命本体和潜意识作深层的透视，将女性日常生活经验作形而上的提升，将女性的幻想、感情和知性朝着女性历史和文化方向集成时，便意味着这代女作家开垦出了一片很有价值的领地。这是一股女性主义的散文潮流，深受着风起云涌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滋润和影响，却具有与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小说不同的审美意蕴和境界，在葆有批判的勇气和激情的同时，又分明以“随风潜入夜，润物静无声”的含蓄隽永令人耳目一新，那是女性心灵开启的另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心灵洞见了一个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因而造成了神奇玄妙的效果。”（注：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第33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3月版。）
所谓“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可以说这类散文阐发的是一个为读者所熟知的主旨，即女性的骄傲和美，而围绕这个核心，女作家们总是借助隐喻、象征、寓言、神话，或大胆点化、重新书写古今诗书中的女性形象，倾诉对女性的关爱和崇拜，在虚实相生、玄思冥想中营造出带哲理色彩的艺术氛围。从这个核心出发所构建的第一层意蕴，是将女性作为与大自然一样神秘、富有灵性的、令人崇拜的力量，蕴含对女性文明与女性神话的向往与追索。唐敏最早将女性的灵慧之气与大自然的灵性相通，《女孩子的花》借水仙的柔美姿态、清冽的香气和易受伤害的命运，隐含了对女性生命的美丽、超绝凡俗、却在现实困境中易毁难存的深深怜惜；《月之冕》中，月亮将她的桂冠赐与成年的女子，以永存女性那份与生俱来的清纯和圣洁。唐敏把她对自然灵性的独特的感受力与对女性的关爱之情融合在一起，纯化生活细节，淡化世俗的纷攘，使其文本统一在一个相对纯净和空灵的境界中。铁凝的《草戒指》、《河之女》等则明显有着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某种价值判断，她突出女性原始的、朴素的生命力之美，借男子的眼睛去打量那一河的石头，已有特定的意味，“它不似滩，不似岸，不似原，是一河的女人，千姿百态，裸着自己”，“有着女人的丰腴，女人的浑圆，女人的力”，令人肃然起敬。这是对女性永恒的无邪的青春美顶礼膜拜。自然芳香的女性生命是与苍白匮乏、肉欲横流的世俗社会和所谓文明中人相比照的。第二层意蕴是对女性苦难、女性命运的探究、质问和反省。现实中的女性困境是女性主义者们反思的出发点，丹娅反思女性的依赖性：跪下的女人才把男人当作天上的星，女人只有站起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女人的星》）。从事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丹娅坦言，她的创作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唐敏的《霜降柿子红》同样可以抽绎出女性主义者的普遍思路，坚硬、苦涩的柿子是这样被种种工序催熟的：铁钉敲，灌上醋或石灰水，插进竹签，闷在罐里……，最终，“它们都变软了，甜了，红了。成了人人喜爱的甜水果”，这隐喻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成的”的残酷过程。第三层值得看重的意蕴是对女性身体经验和欲望的诗性言说。最先触及这一长期隐蔽不宣角落的是叶梦。她将女性的发育、初潮、怀孕、生育等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震荡，以诗一般的语言道出。叶梦将潜在的意识流脉，以“月亮”的意象来展开。在人类的神话原型中，月亮代表阴性。历来的女作家也大多偏爱月亮 叶梦将古老的月亮引入梦中，月神掌管着女性生命的潮汐，女性的欲望、生殖力、创造力甚至死亡情结，月神与女神之间有一份“不可破译的密码”，神密而又宿命般地相连着。叶梦用富于暗示性和象征色彩的语言，揭开了女性潜意识的深海中长期沉默如孤岛的欲望的一角，虚实的掩映中透出纯静的美感。但这类文本显然必须面对两种约束，一是长期以来，散文的发展一直强调记实事，写真情，记叙抒情散文常常是作家的自我亮相。二是女性创作中写身体本来就是一种相当前卫的写作姿态。这两种约束，使得那些在小说中俯拾皆是的女性梦魇、非理性的疯狂和禁忌，在女性散文中就难觅其踪。女散文家们显然更愿意在女性美的完全区内联想、阐发，寻找女性生命圆满的本质。在这类散文中，时时可以发现月亮、水、镜子、水果、井等意象，或可称为隐喻符号，在女作家们出实入虚的升发中，获得了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某些意蕴。
以上对女性主义散文及女性主义意识散文的论析，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审思性思维方式在女性散文创作中的作用。由于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导引，作家们不再满足于一般地发抒日常生活的感兴，多以一种更为自觉和敏锐的目光看男权中心社会、历史和文化，更有目的地寻找、遴选、书写、张扬手中的材料。题材的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理论阐发上的共同点是一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使一些并非明显阐扬女性主义的散文，也同样能识别出其中独特的密码。不少作品重新解读一些历史上为人们所熟知的女性人物（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这固然是一种才识的显现，却始终与当下的学者散文气质不同。一方面便是有意识地要挣脱传统的定论，或阐扬某些为人们所忽视的女性的精神、本质、甚至是心理特征，这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强调的“作为女人去阅读”的努力；另一方面又是当代女性在其中注入对情感和生命的理解，寄托自己的理想，为作品打上时代印记的结果。这两方面往往密不可分。筱敏笔下有精卫、山鬼、小人鱼等对神话、童话中女子的想象，有对妃念格尔（《在暗夜》）、居里夫人（《伟大是忧郁的》）等伟大女性的各种读解，而素素的《消失的女人》、张爱华的《孤独女子》、黄晓萍的《梧桐雨》等则是对古往今来一些悲剧女性性格进行挖掘和剖解，这些可能都远离了身边的琐事，但仍是当下心境的某种投射，或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在历史女性的身上寻找到情感的支撑点。这实际上构成大多数女性散文创作的出发点，最终通过有意味的升发，达到将感性的深刻、情感体验的真切与理性思辨的激情结合起来的境界。
正是在大量具有一定女性主义意识的散文的基础上，方能有新锐女作家的精进探索。对女性生命体验的广泛书写和形而上的审美观照，表明中青年女作家比她们的前辈更自觉地强调写作中的女性立场和意义。如何评价这种性别意识很强的写作？它将为女性散文写作带来开阔的空间抑或是狭隘的小径？当这样的问题让批评家们颇为困惑时，处于创作盛期的女作家却有更自信的见解。铁凝就坦率地说：“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辩论作品的产地是头脑还是子宫，重要的是我们不必否认自己是女人。只有正视自己才能开拓自己，每一次开拓自己即是对世界的又一次发现。”（注：铁凝：《女人的白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女性的自信中隐含着对男性中心的文学标准的叛逆。从女性散文内部发展的要求来看，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散文，秉承的是多元发展的格局，之所以有这种绚丽多姿、多元互补、各有千秋的“万花缭乱之趣”的局面，正是女性散文从各种人为的禁区内解放了出来，“才分不同，思绪各异”的女性性灵得到了充分舒展。
艺术空间的探索和开拓
八十年代以来，散文如何变革的话题总是常提常新，但与小说、诗歌等相比，它却老成持重得多。女性散文在艺术空间中的探索和开拓，更具意义的是对人们习见的传统女性散文所呈现出来的“过多的抒情，感情缠绵，读起来有‘女郎诗’的味道”（注：汪曾祺：《当代散文大系总序》，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的模式的摆脱。当许多女性散文立意从“诗意和文采中下凡”时，女性散文思维方式和抒情结构的更新、出新引起了评论家们的惊叹。不论是称赞唐敏散文“感受力的精致和独特”，“情感结构的要素丰富”且多变（注：孙绍振：《散文领域的一颗希望之星——论唐敏的散文》，《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还是赋予曹明华、张爱华、斯妤、叶梦、胡晓梦等的散文以“巫性思维”、“发散性思维”、“神话思维”（注：参见楼肇明《文化接轨的航程》一文，见《内心的蚂蚁：第二性独白·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等种种命名，人们所赞叹的是这些散文冲破了陈旧的抒情模式，在叙述技巧、散文结构、情感运作诸方面呈现出活泼、新鲜、多样的特点。
自觉的散文创新意识，意欲探求建构“散文审美空间的多重可能性”（注：参见楼肇明《文化接轨的航程》一文，见《内心的蚂蚁：第二性独白·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一些新锐女作家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借来了种种表现手法，最为普遍的是“在意识的跳跃滚动，对时空的自由切割，瞬间幻象的捕捉与再现，语言的象征和变形，对荒诞的揭示和表述上”（注：斯妤：《斯妤散文精选·自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做了不少的探索。斯妤的目的是“抒写心灵的苦痛、揭示人生的荒诞、表现丰富复杂的人性”（注：斯妤：《斯妤散文精选·自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文本中充满了夸张、变形、梦魇及冷硬和怪异的意象。叶梦、赵玫则更多采用诗的语言，表达女性特有的变化无端的心绪和潜意识。现代主义是一种关于焦虑的艺术，女作家们显然深感旧的表现手法难以恰当表达现代情感，有意采用意识流动、内心独白、理性和非理性等手法，以图有效表达焦虑、孤独、无法言语的绝望等剧烈的感情。这些当然不是新形式，卡夫卡的作品、伍尔芙的散文、鲁迅的《野草》，都是可资借鉴的典范，女作家的探索虽尚存生硬的痕迹，或有为技巧而技巧的嫌疑，却不失为艺术选择的新路径。
为走出单一的倾诉和直抒方式，更多的女性散文把沉淀情感、情理相济，表现“合理的情绪的流”作为叙事抒情的目标。自觉地使叙述技巧、意象设置、章法结构成为有意味的方式，以表现更丰满、曲折的女性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滥情的文艺腔调，叙述可以成为散文中富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张爱华的《分书》、《寂寞的徐霞客》，唐敏的《霜降柿子红》等，都不是平铺直叙地进行背景介绍或过程交代，让人一览无余，而是力图使叙述在散文中活起来，成为作家审美欲望追求的体现。意象，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物，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注：引自韦勒克·沃伦《文化学理论》第202页，三联书店1984第11月版。）。苏叶笔下的扇子崖意象（《只有扇子崖》）。张抗抗笔下的牡丹的意象（《牡丹的拒绝》），昙花的意象（《瞬间与永恒的舞蹈》），张爱华对水果与女人的联想（《水果女人》），筱敏从水的各种形式到水的本质的阐发（《春水》），都具有较丰富的内蕴，对于读者的启示可以是多方面的，但它显然更含蓄地表达了作家的内心状态、对外部世界的敏感反应和人生经验。
九十年代的女性散文在艺术空间上的拓展是多方面的、自觉的。但这种努力显然有限，并受作者的情感、趣味、气质、想象方式等的多重制约。正是由于审思性主体运思方式的加强，女性散文在总的文体风格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严冷和凌厉，这突出存在于中年一代作家的创作上。她们在处理情和理的辩证关系上，多理语而轻“理趣”，在以严峻之态剖析世象时，往往刹不住议论和说教；她们喜作“自白”，强调与自己对话，独标高格，孤芳自赏，显示出心态的紧张和焦虑；冥思玄想有时不免流于“那种穹来绕去故作哲学状的空洞议论”（注：周政保：《杨绛及其“怀人忆旧之作”》，《光明日报》1997年4月1日。），诗人式的感兴也许使人如坠五里雾中；至于晦涩滞重或大白话一般无味的句子，缺乏节奏感的思绪流脉，用力过猛而造成的生硬与别扭等等，都会构成散文美的障碍。
结语
我们无法避开的一个问题是，在女性散文繁盛的同时，是否也潜伏着危机？
新时期至今，女性散文走过了20年的发展路程。在前10年中，人们经历的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最有成就的，当是老年、中老年女作家。她们的散文，史料价值丰富，文化意味浓郁，艺术修养深湛，人格魅力鲜明。尽管人数和作品不甚多，却风格突出，独特，有力又不可重复。在后10年里，散文“热”了起来，中青年女性散文以群体的成熟姿态令人刮目相看。她们躬逢其盛，把住了社会转型期人心和时代的脉动，真切表达出女性生存的真实，开拓了女性散文的审美内容和审美艺术空间。我无法在这里预测她们未来的走向，但不妨针对目前的争论，提出几点思考：一、中青年女作家在儿女情、家务事题材领域，对婚姻、家庭、情爱等人类永恒的主题进行探究，她们书写平凡、普遍的人性，让女性散文获得了相当广阔的空间，同时契合了女性的生活方式、情感取向和心理特点。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将琐碎平庸剔除在外，注意遴选题材，沉淀感情，升发旨趣，达到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如果立意于轻松闲适，轻描淡写一些稍纵即逝、未经过滤的情绪微澜，其价值也就如同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般很难有长久的生命力。如何更好地发挥女性心理情感真切细腻的特点，使女性散文小品既葆有浓郁朴素的人情味、家常味，又结实饱满，有较大的容量，以丰富有趣、平实隽永怡人性情，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二、张扬自我，表现个性是新时期女性散文的共质，尤其是那些发掘女性生命意识和本体意识，以女性视角书写女性心灵的散文，其中的“自我”，同样是时代女性精神风貌和心灵律动的写照。但若打着自我表现的旗号，而堕入贵族化的自我迷恋、自我欣赏中，或将“自我”这一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缩小到个人化、私人化的狭隘境地中，或故作高深追求新、奇、怪的自我，其结果只会导致反女性、反个性的自我出现。三、冰心、杨绛、丁玲等老一代作家在新时期的散文应是女性散文最可珍贵的、值得继承的传统。她们的成就说明了“作家丰富的阅历、独树一帜的见解、敏锐的感受力（或所谓悟性）、博采众长的创造精神、以及足够的知识准备或不重复他人的品格”（注：周政保：《杨绛及其“怀人忆旧之作”》，《光明日报》1997年4月1日。）对于散文创作的重要性。如果说女性散文“热”中有危机的话，那就是如何在群体的兴盛和发展中，追求突出的个人创作风格和不可重复的创作个性，将“真情、洞见和美言”（宗璞语）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新的大家和可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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