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代文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中国近代论文,精神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3)05-0024-07
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随着一次次的军事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古老的封建帝国开始面临着生存危机。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以它特有的强势侵入中国,史称“西学东渐”。西方文化的输入首先是来自传教士,不可否认,他们带有明确的宗教目的和侵略意图。霸权主义的传播方式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外敌的入侵,中华民族的危机,也促使中国文学家开始反思,要使文学适应时代的需求,文学必须面向现实,文学必须要求新求变,实现它自身的转化。而西方文化的渗透恰如发酵素,又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这种转化。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社会,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不仅它本身正在发展与转化,而且在西方文化撞击和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学已开始由古典向现代转型。
我们知道,西学东渐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创造主体、文学观念、文学主题、文体结构、语言形式、传播方式、接受群体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正是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哲学、西方文论和西方文学)对近代文学的影响,并在它的催生与中国文学自身创造性的转化中,中国文学才由古典走向现代。近代文学正是促进与完成这一总体走向的过渡形态或中介物。近代文学这一特点极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对其自身的价值判断。换言之,近代文学的这一中介现象,正是它的价值之所在,即它在全部中国文学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不研究近代文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学是如何由古典过渡到现代的。从哲学上来讲,每一事物都是和另一事物相互联系的,有了这种联系,事物才能存在,诚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所以我们说,中国近代文学,既是古代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它是由古代走向现代的转型期的文学。正因为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转型性、中西文化交汇和求新求变的特点,所以近代文学精神也具有新的特点和色彩。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启蒙精神与文学启蒙
启蒙思想(enlightenment),本是17-19世纪在西方兴起的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的一种进步思潮。18世纪启蒙思想在法国流行,其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他们又都活动于18世纪,故18世纪有“启蒙时代”之称。中国的启蒙思想,侯外庐先生谓开始于16、17世纪之间,其根据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启蒙思想,作为一种思潮,应始于19世纪的近代。
近代早期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其中最突出的是龚自珍。龚自珍启蒙思想的主要表现,其一是全面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如对官场腐败的揭露,特别是对封建制度的那个“不可破之例”以及它对人的约束、对人才摧残的抨击,其揭露之尖锐,见解之深刻,令人怵目惊心。
其二是对传统思想的挑战和反叛,倡导个性解放和人的觉醒。这是龚自珍思想近代性的一个主要方面。龚自珍思想的最大特色是他反传统的叛逆精神。魏源曾在《定庵文录·序》中指出:“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1](第238页)在龚自珍思想中确有许多离经叛道的东西。他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认为皇权的至高无上正是国家政治腐败、官吏昏庸无能、寡廉鲜耻的根源(《明良论二》)。因此他主张君臣之间要以师友相处,“坐而论道”,以此来改善君臣关系;用“知耻”,来振作朝廷的风气,“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马克思曾经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2](第411页)龚自珍对君主专制及其所形成的奴仆关系的批判,带有对人的价值观念和平等思想的肯定,这在鸦片战争前夕是具有新的启蒙意义的。
其三,歌颂“狂”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追求思想自由,也是龚自珍启蒙思想的重要方面。在龚自珍作品中,“狂士”、“狂生”、“狂客”、“狂言”屡见不鲜。所谓“狂”本是封建顽固派对龚自珍的攻击和诽谤。龚自珍用于自称,一方面是挑战式的回击,含有愤激之意;另方面,这里所谓“狂”,是与卑怯和奴性相对而言的。龚诗中的“狂士”,它不仅是诗人自己的气质问题,而是一个历史转折时代发人先见而又言人所不敢言的先觉者形象的化身,是对人的主体价值的自我肯定和热烈追求,而这一点正是近代启蒙意识的一种反映。龚自珍还具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他的诗文词锋犀利,友人劝其将锋芒隐去,他宁可受迫害,也毫无收敛;对达官贵人更是冷嘲热讽,所谓“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释言四首之一》)!“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都表现了诗人顽强的战斗精神。他针对孔子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提出了四不畏:即“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表现了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可贵的反传统的思想品格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而从“狂士”到“四不畏”,正是他竭力冲破藩篱、追求个性解放的折光反映。
龚自珍启蒙思想的意义不仅在于具有如此绚丽的思想光辉,更重要的是它启迪与影响了近代作家群体中的启蒙思想和思想启蒙的走向。从资产阶级维新时期的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到南社的柳亚子、陈去病、高旭,乃至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邹容、陈天华,他们不仅在思想上继承了龚自珍的启蒙精神: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反对愚民政策,要求开启民智;更重要地他们还继承了龚自珍直面社会,批判现实,走向民间,利用文学进行思想启蒙的战斗传统。
毫无疑问,近代文学的思想启蒙是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先进的知识分子王韬、冯桂芬、谭嗣同等人开始对中国文学(广义的文学)进行反思,福建人陶曾佑在《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一文中说:“考诸吾国,自鸿荒洎夫中古,经则详于私德,略于公益,为个人主义之伥;史则重于君统,轻于民权,开奴隶舞台之幕;子则鄙夷浅显,注重高深,耗学者之心思脑力;集则记载简单,篇章骈俪,种文坛夸大浮华。”中国古代文学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变化之需要已很明显。如将这种情况与西方文学相对比,其差距更为鲜明,文中陶氏举例说:“观乎斯巴达之训兵也,谱出军之歌,而国民之尚武精神于以振;日尔曼之励学也,奏进步之曲,而生徒之学科程度因以高。又如日本舆夫,亦能读普通之杂志;巴黎乞丐,竟发刊本业之新闻;而劳动中人,胥具有完全之资格。至其他各国,亦莫不孜孜于文字之林,合谋社会之改良,力促社会之进步,凭兹不聿,阐厥宗风,所由欧、美新机,其突飞未有已也。”陶曾佑通过中外对比,说明文学的重要:“盖文学之关系于国家,至重大且至密切,故得之则存,舍之则亡,注意则兴,捐弃则废,猗欤魔力,绝后空前,光怪陆离,亦良可畏已。”
文学的作用既然被提高到兴邦亡国的高度,而旧文学又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因此,对旧文学进行革新,用先进的思想向读者进行思想启蒙,达到“新民”的目的,就成为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一种政治期待。
关于思想启蒙,严复曾提出三点,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也是稍后梁启超所提出的“新民说”的主要内容。
梁启超“新民”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他专门写有《新民说》,全文20节。这些我们可以不讲。梁启超为了“新民”所进行的文学启蒙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与思想启蒙是紧密相连的,为了“新民”,他要进行思想启蒙,而要有效地进行思想启蒙,最好的运作载体还是文学,所以他对文学提出了一系列的革新主张,即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小说界革命。梁氏的“小说界革命”不仅是为了“新民”,而且还把它提高到刷新、改革国家政治、宗教、道德、风俗的高度。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另方面,梁启超还引用西方和日本的例子说明小说巨大的政治作用,梁启超这些夸大的说法,并不符合欧美小说的实际。小说对社会生活和生活变革能产生影响,但也只是“影响”,并不能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诚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第32页)
梁启超如此看重小说,以及文学的其他形式(如诗歌、散文和戏剧),这并不单纯地是对文学的审美价值判断,而主要的还是为了思想启蒙和文学启蒙。也就是为了“新民”,即开启“民智”、培养“民德”、激发“民气”,并由此引发出文学救国论和文学改造社会说。这些认识今天看起来均因强调文学的功利性而相对地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所忽视;但也应当看到,近代中国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激烈、政治色彩十分浓重的时代,从关心祖国危亡和社会变革出发,近代文学家表现了较浓重的政治功利色彩,把文学作为一种救国、新民的工具,作为一种战斗的、革命的武器。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爱国忧民的创作意识应有值得肯定的一面。
与此同时,文学启蒙的需要,又促进了近代文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要而言之,至少有如下两点:首先,它密切了文学与现实社会和人生的关系,拓宽了文学描写的空间领域和审美范围,书写了西方的新思想、新意境和新人物。其次,为了更充分地发挥文学启蒙的作用,为接受群体提供更多的阅读方便,文学改革必然要走语言通俗化即言文合一的道路。文学的通俗化走向,是近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诚如梁启超所说的:“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4](第308页)近代文学语言的通俗化走向和白话文热潮,为“五四”白话文学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语言)基础。这两点应当视为近代文学启蒙的历史贡献。
二、忧患意识与爱国精神
忧患意识,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是志士仁人忧国忧民情结的积淀。在古代作家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中已包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生活在殖民主义入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近代文学家,这种忧患意识更加强烈。作为“一虫独警谁同觉”的近代启蒙主义先驱者龚自珍,在其诗文中表现了浓重的忧患意识。他在一般文士正醉生梦死地大唱“四海宴清,天下升平”的赞歌、学者们正钻进古纸堆中考订“鱼虫”为清统治者“文治武功”的“盛世”装潢门面时,他便异常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已历史地进入了它的“衰世”,而产生了一种忧患意识,他的诗文多处提到“大忧”、“大患”或“忧患”并提。他在文中说“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壬癸之际胎观》第六),“其声无声,其形无名,大忧无蹊辙,大患无畔涯。”(《尊隐》)在他的诗中,诗人又把“忧患”拟人化,把忧患写成伴随自己的好友。“忧患吾故物,明月吾故人。”(《寒月吟》)《赋忧患》一诗更具代表意义:“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多情谁似汝,未肯托禳巫。”
如果说,龚自珍等人的忧患内容主要还是对清王朝“衰世”到来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的忧虑,那末,到了甲午战争之后,忧患意识中则增添了对民族存亡、国家命运的关注。谭嗣同有诗云: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对当时的中国人民刺激很大。谭嗣同在写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傍徨,未知所出。”[5](第168页)他还说:中国处于四邻瓜分之中,国家灭亡,就在眉睫,所谓“被发左衽,更无待论”[5](第155页),诗中所抒发的这种忧患和悲愤,正是诗人对祖国命运一种深切的忧患。
对民族危亡、祖国前途的这种忧患意识,在近代作家中普遍地存在着。有时表现的形式不同,但其忧患内容是共同的。南社诗人有一首《沪江重晤秋枚》,诗云:
国事如斯岂所期,当年与子辨华夷。数人心力能回变?廿载流光坐致悲。不反江河仍日下,每闻风雨动吾思。重逢莫作蹉跎语,正为栖栖在乱离!
这首诗作于1918年,是年5月,黄节自京赴沪,吊亡友苏曼殊,与好友邓实(字秋枚)相会。诗人想到辛亥革命失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纂夺,加之各派军阀混战,国难日深,深感沉痛。然此诗出语平淡,正是由诗人的旷达语中,我们更可体味出埋在抒情主人公心底深处的忧患。
与忧患意识相联系的是近代诗人的爱国思想。
爱国主义这一概念,在近代文学中具有了新的意义。1840年之前,爱国主义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华民族长期融合、发展、形成过程中掠夺与反掠夺、压迫与反压迫的性质,它有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长期形成的这一历史事实不能抹煞;但如从近代国家民族这一新的角度来考察,它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内部矛盾。降至近代,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祖国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这是古代文学史上爱国主义文学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内容。
在近代文学中,不管是首先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本质的龚自珍、魏源、林则徐,还是为拯救祖国危亡呼唤变法、抵御外国侵略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抑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战斗的柳亚子、高旭、秋瑾,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充满着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惜牺牲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龚自珍早在《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中就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本质可谓有相当深刻的认识,而林则徐为反抗英国侵略者则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云左山房诗钞·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而到了谭嗣同,爱国情感则显示了更加悲壮的一面:“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狱中题壁》)“砍头便砍头,男儿保国休。无魂人尽死,有血我须流。”(高旭:《读谭壮飞先生传感赋》)“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秋瑾集·宝刀歌》)近代文学中这类为拯救祖国危亡、不惜赴汤蹈火的悲壮之作,数量是十分可观的。
近代爱国主义文学中的这类作品,一般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其中都包含着诗人深厚、真挚的感情,渗透着诗人的血泪。在感情表达方式上也区别于古典诗歌的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美学规范,多数表现得比较质朴、雄壮、昂扬、奔放。列宁说过:“爱国主义是人们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6](第168-169页),这种感情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和优良传统一直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激励与鼓舞着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和保卫祖国而战斗。
三、自由、民主精神的张扬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西方思想影响最大的是两论,即“天演论”和“民约论”。而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理念就是受到“民约论”的影响。
卢梭的《民约论》是对中国思想影响最大的一种学说。近代文学家作品中的民主、自由、平等,乃至革命,多是从《民约论》中吸取的营养。近代诗人蒋智由在他的诗《卢骚》中云:
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蒋智由不仅对法国这位思想家给予热情的礼赞,而且对其思想的影响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此类的诗还有很多,梁启超有《壮别》二十六首,其中之一云:
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
柳亚子在《放歌》中更说:“私心窍景仰,二圣难颉颃。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论,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由此足可以证明近代文学家对于卢梭《民约论》热情的礼赞与高度的评价了。
“自由”作为一个概念在人类文明史中早就被提出,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自由的原意是指从被束缚、被奴役中解脱出来。自由的反义词就是奴役、臣服。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自由的含意又突出地增添了“天赋人权”的内容,即人生来就享有生存、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财产的权利,人的这些权利是不能被剥夺和侵犯的。谁侵犯了人的权利,就打倒谁。如果统治阶级破坏了这些权利,人民就有权起来推翻他的统治,因此自由、平等的理论就成为17、18世纪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近代文学家也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这种观念,梁启超著名的《自由书》就是从多侧面阐发这一观念的。谭嗣同冲击一切封建罗网的战斗精神更是自由思想的表现。近代诗文中歌颂自由者更多:
豅豅撞碎自由钟,世界大同从此始。(突飞之少年:《励志歌十首》之一)。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秋瑾:《勉女权歌》)。
愿代同胞二万万,买丝绣出自由神。(剑豪:《读女界钟》)
自由有真价,赤血与黑铁。
不纳自由价,休作自由想。(楚公:《自由吟》)。
把争取自由与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使“自由”的思想意蕴显得更加完整和充分。
民主精神也是近代文学中的主要精神。民主,它是一个历史范畴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与人类的历史相始终。我们这里所说的民主,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诚如列宁所指出的:“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7](第55页)这种民主精神,也随着西学东渐传到中国。因此可以说:近代的民主精神和中国传统“民主”(为民作主)、民本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近代的民主思想我们可以上溯到魏源、梁廷楠等人,他们都称赞美国的民主制度。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郑观应、王韬等人都提出过仿泰西各国,建立议会制度,设立上下议院(见郑观应:《易言》)。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正式将开设议院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提出来,他们抨击君主专制,主张议会制。严复的《辟韩》对“圣人”和“君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剥去了“君”的神圣外衣,他甚至说:“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后来康有为、梁启超均曾著文宣传西方的民主政治,特别是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又极力称赞法国大革命时代人民要求民主、反对君主专制的理论和实践。
民主,在资产阶级革命作家中,它具有了更完全的意义。他们基于卢梭在《民约论》中的说法,即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人们的各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国家的主权归于人民。“主权在民”,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他们还认为当人民的正当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侵害时,人民有权起来推翻其专制政权。由此引出了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表现在文学上,自由、民主精神主要有如下两方面。一是批判封建君主专制,这点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丘逢甲和蒋智由等人的诗文中表现得十分充分。二是歌颂自由、平等、民主,除蒋智由的《卢梭》、柳亚子的《放歌》外,薛福成、黎庶昌、郭嵩焘、单士厘等人的国外游记、日记,康有为的海外诗,梁启超《自由书》、《新民说》中的杂文,以及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狮子吼》等,其中均有宣传与赞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精神的内容,这里不再一一举例。
四、西学东渐与文学的变革
西方文化的输入对中国文学变革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历程中更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文学自身的转化,但倘没有西学东渐这个因素,中国文学的变革那是要缓慢得多的。
文学的变革,我认为,从文学本体来说,最终表现为形式的变革。我国古代文论家已意识到这一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提出的质文代变[8](第476页),皎然在《诗式》中提出的“文体四变”[9](第1页),已模糊地意识到文学的变化与文体的关系。明代的顾炎武说得更加明朗:“《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即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10](第21卷)王国维也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1](第1页)顾炎武、王国维已揭示出文学的代变主要是文体即文学形式(骚—赋—骈文—诗—词—曲)的变化。我们习惯上说的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也是指文体的代变。这均表明文学形式在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当然,我并不否认文学内容在文学变革中的先导作用)。由这一认识出发,看一看西方文化对近代文学变革的影响。
第一,近代的文学革新运动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
随着西学东渐,新的自然科学成就和新的社会思潮相继出现,他们给近代文学以很大的影响,于是以梁启超为代表人物,先后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这些文体革命总的目标均是要求作品要表现新思想、新事物、新意境和新人物,这“四新”又是以西方思想为前提的。“诗界革命”要求的“新意境”和“新语句”,梁启超已有明确说明:“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12](专集之二十二,第191页),“文界革命”也是要输入“欧西文思”,“小说界革命”的文本样板开始主要是日本和西方的政治小说,至于“戏剧改良”也是要求以中国传奇演外国故事,还要“捉碧眼紫髯儿,被以优孟衣冠,而谱其历史”[13]。梁启超还说:“欲继索士比亚(莎士比亚)、福禄特儿(伏尔泰)之风,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14]由如上叙述可以看出,三界革命和戏剧改良不仅是在西学东渐的直接影响下提出的,而且革新的宗旨也是以西方文学为圭臬的。
第二,西方文学的输入促进了中国近代文体类型的健全。
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的文体类型也有了变化。比如中国话剧的出现,就是纯粹在西方戏剧的影响下出现的。中国留学生最早演出的话剧《茶花女》就是译自法国小仲马的同名话剧第三幕。尔后中国话剧的发展也是受到外国戏剧的直接影响。再以小说而论,中国古代小说大体不外志人、志怪和讲史三大类,再详细一点分,有言情小说、英雄小说、历史小说、讽刺小说、神魔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等,文体形式较之西方小说要窄一点。小说文体类型的变化在近代前期的小说中变化并不大。约略而言,甲午战争之前的近代小说在题材和类型上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古代小说的格式。随着近代翻译小说的繁荣,至20世纪初,各种翻译小说类型都已齐全,如爱情小说、社会小说、武侠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教育小说,后面的这四种小说类型为中国古代小说所无。它们是近代翻译家自域外译入、流播并为中国作家所模仿、因袭而走向本土创作的道路。特别是侦探小说和科学小说,成为近代小说创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俞天愤的《中国新侦探》、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谈》、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就是这两类小说类型的代表作,很受读者欢迎。近代的政治小说和教育小说,其创作成绩虽不如侦探小说和科学小说那么大,但有些作品也颇有影响,如梁启超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陈天华的《狮子吼》,就是在外国政治小说影响下而创作的新的小说类型。教育小说也有悔学子的《未来教育史》、佚名的《苦学生》等。由如上叙述可以看出,正是在翻译小说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小说类型逐渐扩大,其类型构成日渐与世界小说接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也标志着中国小说在由古典走向现代的历程中向前跨出的一步。
第三,西方叙事艺术的“东渐”促进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化。
艺术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主要尺度,而艺术水平又是与叙事方式的多样性与艺术表现的丰富性联系在一起的。在艺术层面上,这种转化的主要表现是指叙事方式和艺术表现上的近代化特征,即与世界(主要指西方)近代文学总体艺术水平的对应程度。诚然,我国古代小说(即封建社会的文学)是光辉灿烂的,它自身达到的高度有着其他民族和国家不可企及和不可比性。这正像希腊时代的文学成就有着“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5](第220页)一样,对我国光辉的文学遗产是应当充满自信的。但由于中国古代文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又是在一个封闭自足的文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西方世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以人文主义为精神力量,欧洲文学进入了近代文学的时代,19世纪出现了欧洲文学新的高峰。相对而言,中国文学在文学的近代化方面较之欧洲各国有一定的差距,故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文学上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并以西方文学为榜样进行了“三界革命”和“戏剧改良”。这样,甲午战争之后,随着翻译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近代文学,特别是近代小说在叙事模式和艺术技巧方面均因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而发生了新变。叙事模式的变化,主要是叙事人称和叙事时间的变化;艺术技巧方面,主要是在肖像描写、心理描写、环境描写上的进展,这些我已在其他书中讲过[16](第245-254页),可以略而不谈。
五、革新精神与大众意识
求新求变是近代文学变革中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和丰富多彩,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文学也要变革,而西方文化的输入又刺激与推动了近代文学的变革。在当时,不仅许多站在时代前列的文学家要求新求变,黄遵宪有“别创诗界”之论[17](卷首),康有为提出“造新声”[18](第264页),丘逢甲也要求“开诗境”[19](第222页),就是一般保守的诗人也在求“新”。樊增祥说:“今当万事求新日,故纸陈言要扫空。”宋诗派江湜也说:“意匠已成新架屋,心花那傍旧开枝。”连被胡适称为“假古董”的王闿运都说:“五十年来事事新,吟成诗句定惊人。”[20](第1588页)19-20世纪之交,梁启超等人又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其目的都是使文学更能适应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这些改革,虽然还侧重于内容的层面,但无疑也触及到文体的形式。“旧瓶装新酒”,乍看起来,形式似乎无异于旧,其实,装上新酒的“旧瓶”,此时也会因“新酒”而发生变化,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旧形式的采用”,往往“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他又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21](第24页)近代歌体诗的大量出现,新文体的流行,现代型短篇小说的出现,话剧的诞生,无不表明近代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变革。
与近代文学变革相适应,近代还出现了白话文热潮。本来,文学变革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就是思想启蒙。而思想启蒙的目的就是为了“新民”,要达到“新民”的目的,必先具有大众意识,即文学要走通俗化的道路。
言文分离,是中国古典文学长期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为了改变这种文学现象,近代许多文学家均有论述。黄遵宪1868年就在《杂感》一诗中提出“我手写我口”的问题。后来他又在《日本国志》中一方面论述了中国语言变化的历史趋向,另方面又指出中国言文不一的局限。他说:“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又说:“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作者由此出发,要求创造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新文体,其目的就在于思想启蒙和广开民智。梁启超还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了文学语言的变迁。他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4](第308页)
为了改变语言与文字分离的这种现象,19世纪末,裘廷梁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阐释了白话的“八益”,并从语言美的角度论证了“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在裘廷梁、陈荣衮、王照等人的倡导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白话文热潮。尽管这次白话文热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近代文学中的语言形式,诗文载体的主要工具还是文言,他们提倡白话文,多数并不反对文言文,特别是并不主张全部用白话代替文言。但近代文学家提倡言文合一并掀起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白话文热潮,却影响和逐渐改变着语言通俗化的走向,并形成了文学的大众化意识。为了思想启蒙,必须用生动活泼、通俗浅显的语言,以便扩大文学的接受群体。这种大众化意识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文学的发展,并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近代文学精神的内涵是丰富多彩、饶富哲理和人生趣味的,并不限于我上面所谈到的这五点。即使所谈的这些,也可能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和读者指教。
收稿日期:2003-05-10
标签:文学论文; 梁启超论文; 谭嗣同论文; 龚自珍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