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山东文学的总体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东论文,总体论文,特征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百年来的山东文学，在中国文学的世纪行程中，犹如一道源头深远、昼夜不舍的川流， 展现了勃郁激越的壮丽图景。
在幅员广大的中国版图和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山东历来是备受人们瞩目的热土。它地处华 北、华东结合部的地理位置，雄视五岳的泰山，流经全域奔腾入海的黄河，长达三千公里的 海岸线，还有绵延两千多年、博大思精的齐鲁文化，使山东在中国的疆域、经济、文化乃至 政治格局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进入近代社会后，山东被卷入了遭受西方列强觊觎和被 强占、凌辱的历史，与祖国一起分担着承受民族苦难、挣扎奋斗的历史命运。20世纪初叶， 于新文化运动中再续现代生命的山东文学，在山东社会由封建蒙昧走向时代觉醒、从半封建 半殖民地走向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大背景下，其内质与祖国、民族的兴衰荣败紧密联结。在 中国文化、文学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汇和融摄中，在对时代风云及广泛社会生活的敏 锐感应和把握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风貌和文化品格，以特色鲜明涵纳丰富的文学创造，荩 献于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苑林和文化实践。
一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是自古以来中西文化中都曾涉及过的话题。从这一视 角出发去探寻和梳理地域性的文学史或其演变轨迹，在我国则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逐渐为 学术界所重视。这是由于人们已清晰地意识到“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近百年来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文化传统在内。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 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藏，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认为其“不仅影响了作家 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还孕育出 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1]。随着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与文学问题 的深入探察，我们还看到，各民族的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滋育了人们，并深深地渗入各地区 的文学创作之中；反转来，地方性文学创造，则给民族文化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而着重表 现特定区域的从自然风物、民情习俗到人民生存状态、心理和精神气质的地域文学，是最富 于民族性、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文学的民族性，正是民族文学的立足之本，也是民 族文学据以汇入世界文化语境的坚实依凭。实际上，从文学的具体生成来说，所有的文学都 带有一定的地域性，无论它反映的是都市还是乡村，这自然与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及所受时 代、环境影响等不可逾越的主客观因素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这也正是地域文学现象或地 域文学史研究能够成立的现实基础。因此，深入审视地域文学在不同阶段的艺术表征及内在 含蕴，归纳、抉示其特有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特征，不仅能把握其历史的审美走向及演进规律 ，亦有助于揭示中国文学的深层艺术规律和总体文化特征。
作为区域性文学的一个类型，20世纪山东文学在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框架中，有着自己独特 的内涵生成和结构特点。要从“史”的角度，研究山东文学流变的总体现象，那么对所涉及 的研究对象范围、内容的界定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对于有关作家作品范围的圈定，我 们认为大致应包含以下几种，即(1)属于山东籍贯的作家，(2)不是山东籍贯但有较长时间居 住山东，并在此期间有创作活动的作家，(3)以山东地区生活为创作题材和主要空间背景的 作家等。由于作为一种文化生产形式，文学“文本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创造现实”，“它自 身便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文学发展演进的各个阶段一般同时体现为时间过程，作家 与文学文本则属于充实、活跃于其间的空间实体，我们据此勾勒20世纪山东文学的时空格局 ，以便以此为坐标，进一步深入文学存在的内部形态及其与外部社会变迁的关系。
以1919年前后在北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为标志。当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为中心的一些高校里，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文化精英，他们是新文化思潮和新文学运 动的先驱者、传播者。其中，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是最早成立的新文学社 团 新潮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时任《新潮》月刊的主编，也是活跃的新诗人；山东蓬莱人杨振 声(1890——1956)，新文学初期重要小说家，新潮社发起人及主要成员之一；山东诸城人 王统照(1897——1957)，重要新诗人、小说家，文学研究会发起成员，曾主编文学研究会会 刊《文学旬刊》。以上三人此时同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也是山东新文学的第一代奠基 人和启动者。20年代中后期的山东社会，在济南、青岛等经济、文化重要城市，一方面广大 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积极感应新文化运动和社会大革命潮流，另一方面军阀专制统治十分严 苛，社会空气保守沉滞。广大农村更是日益走向凋敝破败。在社会及文化的窒闷动荡中，一 部分有志于变革又爱好文学的青年纷纷离开山东，去追寻外面广阔的世界。其中如孟超(190 2——1976)到了上海，李广田(1906——1968)、吴伯萧(1906——1982)先后到了北京，他们 在大都市的著名高校求学，同时在浓厚的新文化氛围中开始创作活动。孟超在上海和蒋光慈 等人组织新文学社团太阳社，创办春野书店、《太阳月刊》等，亦是新文学早期活动的积极 参与者。还有臧克家(1905—— )，在这时奔赴武汉参加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投身大革命 的经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特殊的人生经验。20年代末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新进作家陆续离京南移。全国新文化中心遂由北京迁移上海。进入30年代后，王统照、杨振 声、李广田、吴伯箫、孟超、臧克家等相继回到山东。杨振声于30年代前期担任青岛大学校 长。其他人有的执教于大中学校，有的进入大学读书，几乎都在这一阶段写出了其高峰期的 作品。而在文化中心由“北”到“南”的转换中，山东省府济南、滨海城市青岛等地，逐渐 成为当时一些知名作家、学者一段时期内的中转站或落脚点。像老舍(1899——1966)，1931 年由英国归国后即来到山东，他先后应聘于山东齐鲁大学和青岛大学，后在青岛做专业作家 。老舍前后在鲁生活了七年，他一生大部分的重要作品在这里完成。还有闻一多、沈从文、 洪深、梁实秋、李同彝等人都曾在青岛大学任教，舒群、萧红、萧军、丁玲、胡也频等作家 也曾留居过山东。青岛大学一时间成为众多文学青年向往、歆羡之地。老舍在济南曾主编过 《齐大月刊》。王统照、老舍、王亚平、吴伯箫、洪深、孟超、刘西蒙等人在青岛合作编辑 《避暑录话》，一共出版了10期。这些外来作家、学者们在山东执教、写作、联谊，发表文 章，文艺家举行戏剧活动，并在此与全国各地的文学艺术界人士，报刊杂志出版业等发生联 系。他们创作中直接取材于山东生活的作品自然应该进入山东文学的范围。同时重要的一点 是，许多作家、学者有关的文化活动和写作、教学经历等，不仅在当时影响与改变着山东文 坛的气象，在后来的岁月里，也必然地成为一种文学和学术的资源，长久地发生着难以湮灭 的影响。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山东成为沦陷区，大批作家开始了抗日流亡的历程。胶东半岛、沂 蒙山区则成为抗日根据地或敌我“拉锯”区域。山东文学遂呈现出两种态势和走向。一方面 有一些本土作者在战火中写作和成长；一方面随着成名作家的四散离去，山东文学开始了主 体迁移及文化变异。如王统照八年抗战期间固守在上海孤岛，主编《文学》月刊；李广田辗 转流亡西南各地；吴伯箫赴延安革命边区；孟超到苏皖抗日根据地……。作家们在这期间的 创作，无疑增添了异地生活的色彩，而在文学的深层，则是国家民族话语、中国文学传统和 地域特殊性在这一特定时期发生了重要的融溶交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多数地区都处于疗治战争疮痍、恢复生产的过渡阶段。山 东本身工业化程度不高，又是老解放区，经济、文化基础相对雄厚。这时经过战争年代的一 批作家成长起来。如杨朔、曲波、峻青、王愿坚、贺敬之、冯德英等，还有长期在山东战斗 、生活和写作的刘知侠（河南籍）等，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颇有实力的山东作家群体。对 新中国建国前后应予以关注的作家，还有旅台、旅美的山东籍作家王鼎钧、诗人管管等。海 外游子以殷殷乡情熔铸的篇章，拓展了山东文学的审美空间。上世纪80年代是山东文学的一 个重要转折时期，在整个中国经过思想解放、走向精神文化全面复苏的阔大历史背景下，山 东文坛出现了一批生气勃勃、在全国具有影响的作家；王润滋、矫健、张炜、莫言、刘玉民 、李存葆、尤凤伟、马瑞芳、郭保林、孔孚、纪宇、张宏森等。随着经济倍速增长的现代化 进程，他们以不断进取的文化姿态，继续着对意义世界的追求和创造，将山东文学带入了一 个走向东西方对话和开放建构的新阶段。
二
山东文学近百年的演变历程，是在特定时代文化目标和文学传统的进展延续中，创作主体 精神不断转换并赋予文学新的精神内涵的过程。
从文学产生的环境溯源，在一定程度上说，任何文学都首先是地域的。作为民族文化传统 的一部分的地域文化，及其滋养下的文化人格，对于同一地区的文学显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山东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着绵延深广的齐鲁文化。《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 ：“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 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 之风也。其中居五民。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地小人众， 俭啬，畏罪远邪。”……历经千年风雨沧桑，重民生尚仁德、重实际并富于实践精神的齐鲁 文化原初特质，在齐鲁子民的生活中始终有着沉潜而久远的影响。它和“儒释道”为主体的 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同构，以其准人道主义的民本主义的价值倾向，崇德尚仁的伦理特色，“ 文以载道”、“师法自然”的文学观念及审美指向等等，影响和制约着一代又一代的山东作 家。
五四文学革命从一开始，就被寄付于变革社会文化乃至社会政治的重大使命。“由来新文 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新声”。由“人的解放”到确立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这 一 立足于人本主义的、为普通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随之而来的是作家文学家在封建时代 受压抑的历史处境和精神依附地位的彻底转换。茅盾呼吁文学家要做新时代新思想发生的“ 先锋队”，其历史责任之一，就是“校正一般社会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装饰品’的时 代已经过去，文学者现在是站在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分子”[2]。这种精神也为山东早期 新文学作家所共同特有，当他们作为创作主体的意识觉醒之时，即体现出一种积极、执着的 实践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傅斯年在“五四”前夕发表文章说：“真正的中华民国必 须放在新思想上面。新思想必须放在新文学的里面……所以未来中国的成长，很靠着文学革 命的培养。”[3]在新旧文学激战、新文学将立未立之时，他的《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 与心理的改革》等辞锋犀利的文章，与陈独秀、茅盾等人相呼应，对新文学观念和新文学文 体的建立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杨振声属于鲁迅所指的“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 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的新潮社作者群。他创作的短篇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贞 妇》等着重表现下层劳动人民的非人生活，控诉黑暗不公的社会。正象有学者指出的：“较 深刻地集中地反映下层人民的苦难，正是杨振声不同于《新潮》其他小说家的特点所在。… …注入了更多的平民主义的内容和较深刻的阶级内容。”[4]王统照开始以“爱”与“美” 作理想依托，写作笔触则忠实地面对社会人生与探索中的自我。其后他越来越执著抒写“对 于外象的真感”，在小说创作中，产生了如《一叶》《黄昏》等表现广泛社会生活层面的现 实主义作品。后来他出版了现代第一部农民题材的长篇小说《山雨》，写出了现代中国北方 农村的崩溃，和农民的愤怒与挣扎。20年代另一位引起文坛注意的作家，是开始写作后不久 便殉难于北伐战争的王思玷(1895—1926)。极大的生命热情使王思玷在匆促的生活行程中留 下了7篇短篇小说，都是以在自然灾害和战乱中的不幸农民与士兵为描写对象，简朴有力的 笔调充溢着泥土的气息，显示了山东作家的一个共同创作趋向。作家们无论写农民还是写士 兵，借以表达的实际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感受与忧虑。如王统照这样说道：“……百分之八 十在传统下挣扎生活的农民，他们的思想，行动，终究是这个东方古国不可漠视的动力。… …我在文艺作品中着力于农民生活的解剖，从微小事体上透出时代暗影的来临。……确实希 望细心读者对此重大问题，因文艺的感发能予以慎密思考。……盖以时艰殷忧无限，而见闻 所及悱恻难安……”[5]着实道出了一代作家浓重的忧患情怀。稍后走上文坛的作家们，更 加重视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去感悟与土地恒久的精神联系，力图表现社会真实的生活图 景和人们的生存处境。在诗歌中，李广田吟出“地之子”的心声：“望着白色的云，……/ 也望着碧蓝的晴空，/我的脚却永蹭着土地，/我永嗅着人间的土的气息。”（《地之子》）臧 克家的《老马》《生命的叫喊》等，则道出了土地上苦难生命的承受之重和“一声一口血” 地发出的对命运的抗争。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30年代中期，王统照发表了《北国之春》《 青纱帐》等散文集，向国人展示了中国北方特别是东北社会真实的生活画面，揭露并警示即 将来临的更深重的民族灾难，抒发了作者沉痛焦灼的心情，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李广田、 吴伯箫、臧克家等人的散文延深入广阔的平原厚土，审视、捕捉着大地深处的脉动，着意表 现祖国、故乡自然河山与乡土民情之美，并从中透出时代艰难生活的影像。现代新文学一个 重要母题，是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特别在其早期。但在山东作家中，真正涉及这类主题的 并不多见，山东作家更多关注的是“人生”问题，是民间的疾苦。并将其反封建主义的主旨 ，注入了其人道主义的内涵中。
在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中，原有的新文学作家多数辗转流徙于其他省域。艰困 岁 月中他们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家国一体”的精神受到了最纯粹的砥砺而走向升华。生活 视野进一步扩大，文学创作自觉地纳入“同赴困难”和民族解放的积极呼应中。另外在山东 革命队伍和解放区的文学写作，通常直接描写战争生活：敌寇的残暴，善良人们在血与火中 的呼号、奋争，妇孺的死亡和别离……。这里，真实的倾诉往往产生了令人颤栗的直达心灵 的力量。其历史实录意义实际大于文学的意义。
也许正是得益于山东革命老区较早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氛围，得益于胶东半岛与沂蒙地 区的历史基础和战争年代严酷生活的积累，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山东一批 作家崭露头角，他们尤其是在表现革命战争题材和农村题材方面，产生了一批在全国颇有影 响的作品，呈现了一种整体优势。如长、短篇小说有《铁道游击队》（刘知侠）、《林海雪原 》（曲波）、《苦菜花》《迎春花》（冯德英）、《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 《三千里江山》（杨朔）、《三月雪》（肖平）等。戏剧和话剧有《李二嫂改嫁》（王安友）、《 丰收之后》（蓝澄）等。上述小说作品，大多描写与反映了革命英雄主义和解放区人民的斗争 生活，是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延续，是对“革命”和“人民”生动真挚的表现与歌颂。这一切 ，既是人们经过一段时日沉淀后对战争年代的感情回溯、英雄凭吊，也是当时新中国文学欢 乐主调的有力前奏，大众讴歌胜利的情感来源。戏剧作品则分别表现了对农村社会旧道德观 的批判，对新道德观的追求和建立。在承传新文学的批判性和社会教化的文学传统功能上， 仍体现了山东作家侧重道德主题的把握和由此进入人物刻画的视角。虽然如此，由于意识形 态功利化动机的制约，山东文学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在坚持“为人民的幸福而欢呼”的同 时，也一度削弱了文学固有的忧患意识，给文学带上了虚浮的光环。50年代，中国文坛一度 出现的“干预生活”的思潮在山东文坛基本没有留下痕迹。在一定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需 要及其号召下，加上作家对社会发展的盲目的真诚向往，创作活动中的艺术规律便会受到忽 略和违背。
显然，通常生活中社会精神空间的建设及其实质状况，是作家主体意识和个性精神能否得 以张扬的一个前提条件。社会主义新时期首先是在历史精神层面，带来了作家主体意识的自 觉与独立，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深层的改变。山东80年代崛起的新型作家群体，总体上依 然恪守积极入世、关怀民瘼世情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更注重独立个性的体现和现代精神要 素的获取。新时期山东的文学创作，在对新旧交替时期社会生活风貌进行捕捉描绘的同时， 还充分展开了历史观照的视角。其主体描写基本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文化反思与文化批 判的多方位展现；一是人性表现上的注重民族心理开掘和人的自我审视。从总的创作倾向来 说，显示了一种带有人文导引意识的现代理性立场。在第一个层面，首先体现为对社会经济 迅速起飞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关怀。如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矫健的《老人 仓》、张炜的《一潭清水》《秋天的愤怒》《九月寓言》等。在对于历史发展中道德痛苦的 关注里，呼唤物质文明的发展与美好人性的统一。其文化守成的姿态中，包含着现代性的内 核。进而文化批判闪烁着鲜明的现代色彩，张炜的长篇《古船》可为这方面的代表。《古船 》在对“洼狸镇”苦难历史命运的俯瞰中，对农村封建宗法势力给予了深切的批判，显示了 作者对封建主义的彻底否定和对原始农业文明的摒弃。其他作品如矫健《天良》、王兆军《 拂晓前的葬礼》、刘玉民《骚动之秋》、尤凤伟《秋天的旅程》、李贯通《洞天》、马瑞芳 《天眼》、张宏森《车间主任》等，或是对社会生活中洇渗的封建等级、权利观念及现代权 利掩盖下的腐朽行径进行揭示和抨击，或是对传统文化积淀下的历史情力与国民性痼疾加以 揭橥与描述，均展示了一种清醒的现代理性精神。第二个层面主要是对人的主体呈 示和民族心态的内视角观照。张扬人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个性，是延续了一个世纪的话题，在 历史的曲折行进中，这个话题不得不被重新提起。“沉默不知多少年了，/看见它我就难受 。/不知是否还活着，/轻轻拍它一声。”[6]诗人孔孚发出如许苍凉而温煦的叩问。激活历 史，激活心灵，当人的主体意识在又一轮历史螺旋中被释放，以高扬人的主体精神为主旨的 书写，为不少作家的作品所涉及。特别在一些诗人象孔孚、孔林、耿林莽等人的诗作中，对 此都有比较显著的反映。这一主题的表现很快便被莫言的《红高梁》推向了巅峰。小说在对 高密东北乡人们革命血性的回顾中，反衬，忧思人“种的退化”，高扬人的主体性，张扬人 的野性力量，召唤强悍生命力的回归和激情的勃发。希翼以原始生命的强力，来审视和激励 人的主体精神与生命意志。对人性、人自身的深入探察和民族心理轨迹的反顾，亦表现在这 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中。无论是在《古船》《家族》《九月寓言》（张炜）对历史人生史诗性的 涵括和深致体察里，还是《丰乳肥臀》（莫言）对历史、文化的宏阔演绎与感性抒写中，都对 此有着多侧面、多场景的抉示与刻画。还有马瑞芳、王兆军、于艾香等人的小说，也分别从 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民族心理的探究和人自我的内在审视。
三
从一般意义而言，所有的地域文学，都具有地域性和共通性两种基本特性。即一方面它本 身必然有着特定地域自然环境和文化风习的印记，具体到作家，即不可能不受到来自于他处 身 其中的独特自然环境，及其地方文化心理、审美习惯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地域文学又 会受到一定时代国家文化话语环境的浸润，和时代主流文学共同性追求的影响，甚而拥有主 流意识形态的某些特征。从而在文学发展中，实际形成了地域性和共通性两者相互渗透、共 同作用的生成特点。这一作用的内部运行机制，往往是具体的文学现象通过或凭借它“与生 俱来”的地域性特色去达成其共通性，从而使其既属于地域的，又具有了普遍性意义。换言 之，便是文学的普遍性涵义，通常是经由一定的独特的地域性而得以呈现的。山东文学同样 是如此。它在自身的发展嬗变中，积极进入主流话语，并以其主流文学和精英文学的创造， 据于中国文学重镇的地位。这是与其地域文化特质分不开的，是创造主体文学意识自觉后能 动选择的结果。总观20世纪的山东文学，正是以它特有的创作精神实践，浓郁的地方文化特 色，加入并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整体创造；同时以富有民族意味的文学形态，对20世纪中国文 学发生着影响。
在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山东文学所持有的美学精神的基本内核，是满怀激情对于现实、对 于普通人生命运的执着关注。具有深重忧患意识、执著的道德理性和现实实践品格的作家们 ，在创造活动中始终坚持与中国现代化过程同进的价值诉求。五四文学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提倡并推进文学创作的社会化、平民化。山东作家们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趋同这一价值 认定，同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或写作特点去达成主题，并未全然为社会文化的共同语境所遮 蔽。在特定意义上，“现实”即是当下一切实际存在的东西或情境，而不断流逝转换的一个 个“现实”的连缀，则组成了历史。从而也是艺术据以展开的过程，是创作主体以个性创作 为基础获取文化深层意蕴和文化超越意义的过程。新文学创建之初，在“忠实地”反映“世 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其“真挚的思想与事实”的“平民文学”写作中，新文学作 家们或多或少都描述过底层劳动者不公平的社会处境，发出过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但 像杨振声、王统照那样将其主要的创作笔触集中到这一题材领域的并不多见，特别在表现农 民问题方面。杨振声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远远超过了本时期胡适的诗歌《人力车夫 》所表现的贵族老爷布施式的人道主义。”[4]王统照循着“问题”小说的视角探入更深广 的所在，面对他的《山雨》，茅盾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看见过第二部这样坚实的农 村小说。这不是想象中的概念的作品，这是血淋淋的生活的记录。在乡村描写的大半部中， 到处可见北方乡村的凸体的图画。”[7]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王统照一步步切入农民与其 生存现实之间的矛盾关系，前所未有的赋予了作品以生活和历史的厚度。李广田、吴伯萧、 臧克家等人都是现实主义思潮的产儿，是30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代表性的、具有鲜明个人风 格的作家。臧克家在“写实的同时‘抚摩’心灵的创伤”，把自己对于生命痛苦的体验和对 农民苦难的同情融为一体，“热情在冷凝后变成了诗章”。一部具有权威性的文学史评价道 ： “臧克家的描写农民形象和乡村景色的诗篇，为诗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并且为新诗反 映农村生活开拓了崭新的天地。”[8]忧患色彩与悲悯之情同样弥漫在李广田的乡土画卷里 。他深深地注视并表现着故乡人物或艰忍或达观的坚韧生活情态，穿插着淳厚的乡土风情和 农人们祖祖辈辈对平和恬静田园生活的向往。这是对那个凋败、危亡的时代的一种来自土地 的呼唤，对民族文化个性尊严历史价值的思考。在当时文坛主要表现为乡土批判和乡土寻梦 的两种创作流向中，李广田侧重对民族生存之根的抉示，溢发着民族民间文化的沉厚力量。
由于大部分战争题材的小说，所描写的事件及背景，都是出于已发生的历史事实，这些作 品的叙事及叙事的方式，都浸染着某种“回忆”的氛围。所以我们说作者所回忆的，也依然 是已驶过现在时态的“现实”，或称之为历史现实。例如前面谈到过的战争题材作品。反映 战争生活的特殊要求，和其与历史进展的相对并行性关系，又往往使其“写实”特点更凸显 于其他类的小说。然而山东的这类作品，大多带有某种充满激情的传奇色调，体现了作者的 内在审美选择。如50年代的几部小说在描写、塑造英雄人物时，每每以紧张、激烈的战斗对 峙中人伦亲情、情谊的选择和牺牲，构成作品的形式张力和形成感情震撼的高潮。表现出英 雄人物的高尚举动，正是来自于他们作为普通人与生活土壤的密切联系。这些作品的亲和力 和感染力，便在很大程度上出自这些严峻生活图景自动生成的道德评判。而像《红高梁》《 高山下的花环》，也都是描写普通人、普通官兵的命运，所表现的审美空间则无疑容纳了更 加宏阔、丰富和激昂的情感内容。前者前面已有所论及，后者则涉及到战争状态中的复杂的 人性及人的内心世界，壮美中有悲凉。它们生成了涵括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更为深刻的审 美内含。
显然，新时期作家的情感形态，与过去一个历史阶段中的人们基本是政治——社会单一形 的情感形态，已有很大的不同。但那份关注现实人生、深情谛视大地的浓厚底色，没有改变 。王润滋在他的《人民是土地，文学是树》一文中说，要“永远关注着农民的喜怒哀乐，农 民的富裕和贫穷，农民的幸福和苦难。”张炜的心灵自白是：“我寻求同类因为我爱他们， 爱纯美的一切，寻求的结果却使我化为了一棵树。风雨将不断梳洗我，霜雪就是膏脂。但我 却没有了孤独。……从此尽是树的阅历，也是它的经验和感受，有人或许听懂了树的歌吟， 注目树叶在风中相摩的声响，但树本身却没有这样的期待。一棵棵树就是这样生长的，它最 大的愿望大概就是抓紧泥土。”[9]社会文化背景的变易，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人们对于 社会的阶层利益和历史状况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和思索。在文化转型、价值迷失的时代坚持 个体精神的定位，由此衍生出不为潮流所动的艺术特质，作家自我的声音也因此而变得更清 晰、更强烈。对现实，对农村社会现存道德形态的把握，是张炜、王润滋、矫健等人带有共 性的审美意向。他们以芸芸众生的存在状态做为艺术观照点，密切关注历史发展中的道德痛 苦。在经济车轮带动的越来越趋于物欲化的社会现实中，作执拗的传统人文精神的“守望者 ”，于道德理性支配下的严肃人生开掘中，升腾起文化审视意蕴和人生终极目标取向。尽管 有时也难以超越道德的重负。尤凤伟、左建明则逐步将创作视点投向民族生命力的存在形态 ，往往以强盛生命力与存在情境之间的重重纠葛、冲撞，辅以强烈的人道主义介入，洇蕴出 一派深沉幽怆的历史命运景象，展示了一种渗入了新质的变化。真正带来了审美变异和新鲜 感的是莫言，他的创作，为80年代中期后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种“酒神”精神。冲决理性的 藩篱，随之而来的是自由意志的强烈迸发，其激情澎湃的力量，一方面是对世俗价值、社会 规范的猛烈冲击与反叛，一方面又是摆脱了外在压抑、束缚的个体生命的自由体验。
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既是山东文学风貌的外在显现，又是它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民族底 蕴依托。山东境内高山长水、平原湖泊的自然地理环境，淳厚民风，悠久人文，都哺育、吸 引着作家，引发他们的思考与创造。如老舍不仅在山东写了许多小说，还写了《济南的冬天 》《五月的青岛》等风景散文名篇，至今脍灸人口。文学的根深深扎在齐鲁土壤里。无论在 哪一个历史阶段，当单一的国家社会话语遮挡了文学的天空，当“走向世界”的潮流中人们 对西方文学趋之若鹜之际，山东文学都以它鲜明而独特的地方色彩、民族品格屹立在中国文 坛。文学作品中的地域自然景色和包含民俗风习、传统掌故在内的人文景观，是文学民族化 、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构成作品氛围格调和作品内蕴的重要因素。同时，从民族性、 文明史及民俗学的角度来看，它又拥有独立的文化功能和审美意义。大概很少能有地方的作 家像山东作家这样如此密集、主动地选择地域文化背景来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仅从近半个 世纪来说，有冯德英的胶东文学系列，张炜的芦清河小说系列、家族小说系列，莫言的“红 高梁”家族，尤凤伟的石门小说系列，苗长水、刘玉堂的沂蒙山系列，李贯通的微山湖系列 ；还有李存葆等人的沂蒙山系列的报告文学，张歧的渔村、海洋散文，郭保林的乡村、田野 散文等等。那一马平川的齐鲁平原，巍峨雄浑的峰峦山脉，海域湖川，林莽野地，晨曦暮霭 中的村庄农舍……气象万千的自然风光，挟带着古朴拙厚、丰富多姿的民俗风情，在作家们 的笔下烘托着、演绎着一幅幅飘溢着土地气息、民族风味的社会历史和人类生活与情感的生 动长卷，显示出醇郁、隽永、独具丰采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
民间意识视角的运用，是我们把握山东文学的又一切入点。民间意识，又可称为民间文化 形态，作为文化概念有着丰富的涵盖面。在文学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 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文学史上，它的特定含义是，既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 会）的劳苦大众的感情、思想和立场，也包含着民间文化艺术特有的审美功能。当作家与民 间的文化形态相沟通，在创作中运用了民间形式，由此便把艺术表现的支点引向了民间立场 。 在现代新文学实行民族化、大众化的进程中，将本来处于自在状态的民间文化形态加以吸收 利用，使之成为一种能包容多种文化价值内涵的语言形式，被视为形成文学现代性品质和发 掘文学生命力创造力的关键环节。俄国思想家、美学家巴赫金认为，一个时代文学的深 厚根源在于民间文化的强大潮流。民间文化体现了人民大众的世界感受和审美感觉，是最富 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它以自己的思维和艺术方式，向官方文化、上层文化提出挑战，有力 地动摇了单一文化的垄断地位。其结果是使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雅 文化与俗文化之间的对立逐渐变得模糊，同时使它们在相互碰撞中又互相渗透。新文学开创 之初，一些先驱者便将民间文化的研究与传承，纳入了创造文化新质的总体目标下。1918年 北大的歌谣征集运动可视为其开端。胡适、周作人、郑振铎、茅盾、赵景深等人都在早期为 此做出过贡献。其中周作人更是进行过较多的有关中外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研 究和翻译介绍。山东有着丰厚灿烂的民间文学传统和民间文化资源。山东作家在吸收和运用 民间文化因素方面，一向具有比较明确、自觉的意识。杨振声就写过农村民俗生活题材的作 品（《乞雨》《抢亲》），也曾以敢于仗义执言、惯打抱不平的江湖好汉形象作小说里的主人 公（《抛锚》）。李广田不仅有一些散文可归属于民间文化形态的创造（《宝山》《山水》《 看坡人》《种菜将军》），后来还整理、修订出版了直接体现民间精神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阿诗玛》《线秀》等。孟超写于60年代初的颇有影响的戏曲剧本《李慧娘》《红拂夜奔》 等，也是直接取材于中国古代具有强烈传奇性、民间性的文本记载。《铁道游击队》《林海 雪原》均是利用传统的民间文化素质的成功之作。作品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英雄传奇 模式的主体基础上，确立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正义意蕴，而其民间性话语在艺术上占有突出地 位。它们具有戏剧性、传奇性的结构形式、情节组织，和同样具有传奇性的人物描绘，使作 品相对满足了大众在胜利的喜悦中得以拉近或重温胜利过程的心理需要，以及无意识制造并 又参与解读其神秘感的审美愉悦需求。在其间的叙事中，民族解放战争、人民战争的进行和 共产党领导战争的历史必然性，通过民间意识的认同和演绎得到了肯定和张扬，民间意识和 主流意识形态于此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在新时期文学的动态结构中，民间文化意识及视角得到了更为主动的运用和开掘，并由此 体现出审美观念的深度更新。《红高梁》《石门夜话》《石门呓语》《九月寓言》等，都是 文学史中全新的民间文化形态文本。前三篇作品都是从民间叙事的视角，展现令人荡气回肠 的渲染着人性本真和生命本色的世间生活场景：那些流动的不受礼法约束的人群，他们逾越 常规的活跃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感性生命风格，抗暴敌强、宁死不屈 的民间侠义精神。在一个个跳荡着生命鲜活力量和率真气息的民间话语“场”中，原有的审 美界域和价值规约被突破，凸突出的是传统伦理文化秩序和宗法制度的被拆解、被抵拒，是 对民族旺盛生命力的向往和礼赞。在中国长期的社会现实中，代表农耕社会文明的传统伦理 文化和宗法制度对人性及人生命力的束缚，顽固地纠结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深处，民族生命 力的消退、萎靡，社会生存空间的闭窒，都与历史文化中的这类衰朽保守因素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这些作品在结构方式和人物塑造上，从不同的角度突破审美预设和传统角色定位， 表现了带有冲击力的现代文化品格。《九月寓言》则以传说中的故事，转叙的民间口头创作 和现实故事相互叠错穿插，呈现了一个淡化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自在的民间社会。小村漶漫 错综虚实相间的历史，就是一则灵动魅惑深邃幽远的寓言。最后小村人在工业文明灾难的覆 临中重归大地母亲，在又一轮的流徙中将重获生命的激情。“融入野地”，表达的正是作者 以民间文化形态疏离主流文化的生命哲学思考。刘玉堂撷取于沂蒙山生活题材的系列短篇小 说，又另是一种风格类型。他的写作往往从民间视角，去解构乡村伦理政治的表层秩序。勾 勒人物与事件时，看似朴拙简洁的手法中，时时流露出幽默与诙谐的底子。有时可令苦涩的 人生河流蹦溅起欢乐的碎浪，使人得窥水面下暗暗涌动的生命力量。显现出一种类似巴赫金 指出的民间谐趣文化中的“狂欢”素质。
四
20世纪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和社会主义新时期，经历了历史转型中的两次大的蜕变，直接 导致了文学的开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山东文学也呈现了自身的开放格局。
新文化运动引发的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变革，是以现代工业文明为背景为前导的。而中国传 统的文化价值观，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学传统，是在以家庭血亲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自然经 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文化启蒙者们在对此和封闭、落后的社会生活进行否定性审视时， 则必须从现代工业文明寻取文化批判的立场和视角。正在缓慢发展的中国现代都市成为工业 文明进步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五四文学革命最先在北京揭旗形成气候，随即在其他大城市 获得响应，而后在上海得以发展的一部分深层原因。因此进行文化批判，开始由农耕文明向 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换，只能依凭于托起工业文明的世界近代人文主义文化思潮。因此，文学 的开放格局，首先体现在作家在时代风气的激荡下，打开眼界，对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与 文学优长进行吸纳和借鉴。具体到山东作家，像王统照早期的创作和文艺思想，便曾受益于 西方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李广田的新诗和散文里，也找得到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痕 迹。早期新文学开拓者，旨在通过向外寻求，建构起更合乎理想，同时也更符合本土文化传 统的新文学范式。五四后，迄今不到百年间，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在我国差不多都有了 译本。不止如此，新时期作家显然有着更广泛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地文化与文学的机会。在 张炜的主要作品里，既飘散着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魅力，又有着普鲁斯特、福 克纳式的绵深而永恒的回顾。莫言 也曾坦陈他从乔伊斯、福克纳、劳伦斯及卡夫卡等人处获得的阅读愉悦和写作灵感。还有更 多的作家，是在外来文学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以及与同时期作家的相融互动中从事写作。正是 在这样一种开放性的视野下，山东文学，特别是近20年来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各类 文学样式，无论在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上都得到了丰富和扩展。
在文学观念上，随着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与多元价值观，文学不再被视为是一个单一的 概念，而是可以选择多处价值参照来确立自身的艺术存在。在审美趣味上，重视直面现实， 亦可寄托于主观世界倚重心理表现而轻视情节，重视表现形式而追求“有意味”的形式创造 。在人物塑造上，既遵循注重“典型人物”的传统，又同时走向描写人物的多种途径。如有 意将人物抽象化、意象化等等。在表现手法上，比过去更为注重外化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多 样化的结构。经常使用象征、隐喻、内心独白、意识流、内视角描写，有的作家也引进荒诞 、变形及反规范的语言等。总之，对于西方文艺思潮和艺术形式的吸纳，山东作家们在自身 个性的基础上，坚持以我为主，体现了一种积极而又理智的理性态度。
艺术的开放与创新，重要的还在于艺术思维的规模和创作态势的多样化。张炜的艺术双峰 《古船》《九月寓言》，一个沉重凝重，一个浪漫灵幻；而其《古船》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坛 现实主义小说开放性发展的一个标志。莫言的一系列作品，则从另一侧面将小说形式从外部 世界的发现，推进到生命内蕴的思考，开国内新感觉派小说的先河。孔孚奇迹般地接续濒临 断绝的古代山水诗传统，开创当代文坛山水诗新局面。王鼎钧的散文创造了“具有小说的叙 述，散文的描写，诗质的意象及歧义”的蔚然大观。还有尤凤伟、刘玉堂个性化的“民间叙 事”，马瑞芳“新儒林”系列小说的别开生面，于艾香侧重心理小说的开掘，张宏森等人的 现实主义小说、影视文学创作等等，共同展现了新时期山东文学充满动感的多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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