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使命与发展道路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使命论文,大变革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大变革时代给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正在推动着教育的大变革，从而为比较教育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国际社会大变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社会的大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国际竞争的加剧。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都在调整国家目标，力图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为自己定位。各国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有利地位，纷纷把教育改革作为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作为提高民族素质、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措施。二是知识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正在进入新的知识经济形态。与建立在土地和人口基础上的农业经济、建立在资本和资源基础上的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和信息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知识、技术和信息发展靠创新、靠人才，归根结底要靠教育。三是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不断增强。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的机构都需要以全球性的竞争力作为策略上的目标，不论企业、大学、医院，等等。除非它能与同业中世界级的领导者并驾齐驱，否则不会有存活的希望，更不用说成功了”。[1]因此，世界各国都把创建世界一流的教育、提升教育的全球竞争力作为战略目标。四是信息技术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其物质载体，也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2.中国社会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穷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实现了转型，工业化、城镇化、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面临着国际社会大变革和国内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凸显的双重压力，既处于新的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也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总结的，“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当我们审视国家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几乎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指向2020年这个被赋予特殊重要意义的年份。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人力资源强国、学习型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系列战略目标的实现，将意味着中国社会更大的变革，意味着一个真正强国的崛起。
3.国际与中国教育大变革
国际社会大变革把教育推向社会经济发展舞台的中心，优先发展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成为世界性的教育运动，而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则是这场教育改革运动的主旋律。与以前的局部改革不同，这是一场教育的全面改革，涉及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课程教学到管理体制等教育的方方面面。与以前阶段性的教育改革不同，这是一场长时期的教育改革，已经持续30年的教育改革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与国际社会的教育改革大势相一致，中国教育在经过“文革”后的恢复发展之后，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改革。在新的世纪，面对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我国在2010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宣告了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运动的开始，我国教育进入了大改革、大发展、大变化时期。
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恢复和重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为比较教育学科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发展需求和发展动力，比较教育学科也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社会大变革给教育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已引发教育大变革。无论是当前的社会变革还是教育变革，在我国历史上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必须在国际社会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发展路径，这就为比较教育研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社会大变革和教育大变革也赋予比较教育研究更多的使命，给比较教育研究带来新的挑战，要求比较教育研究进一步明确自己的道路选择。
二、大变革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使命
在大变革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承担着阐释教育规律、总结教育经验、引领教育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推动国际交流等重大历史使命。
1.阐释教育规律
教育科学虽然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是对于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一致的认识。因此，当前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围绕世界和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政策和实践前沿问题开展研究，探索教育发展的规律，把握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而且，探讨教育规律，推进教育科学发展，也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根本属性和重要职能。王英杰教授在《再谈比较教育学的危机》一文中指出：“比较教育研究是教育科学知识的源泉。”[2]无独有偶，约瑟·法乐尔(Joseph P.Farrell)也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教育的比较研究就不可能有普遍的科学教育研究。”[3]教育科学知识源自人们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古今中外相关教育经验的总结。无论是理性思考还是经验总结，都离不开比较。“认识就是比较的认识，任何认识离不开比较”。[4]比较教育工作者通过比较研究，研究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下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活动的异同，从而分析教育内外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阐释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而推进教育科学知识的前沿。
2.总结教育经验
日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在我国历史上既没有相应的经验可以借鉴，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摸着石头过河”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因此，我们必须把视野扩大到国际社会，研究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理念、政策措施、得失成败，研究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趋势，特别是针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紧迫问题，如：如何促进教育公平、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破解择校难题、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构建产学研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进管办评分离等，在世界范围寻求相应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教训，并根据我国实际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措施。比较教育研究必须肩负其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政策研究与教育实践研究，总结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教训，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大教育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为区域教育创新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改革试验提供咨询服务。
3.引领教育改革
著名教育家赫钦斯把引领教育发展与提供卓越的教学、推进知识前沿相并列，作为大学的三大职能之一。他指出，大学应发挥其学术社团、思想中心和智力领袖的作用，研究教育问题，了解国家的教育需要，探讨教育发展的趋势，从而领导国家教育的发展，使教育走上理智发展的道路。比较教育作为大学的一个重要学科领域，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智库作用。一方面，比较教育研究通过为教育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引领教育事业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在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研究和制定过程中，先后提供了数十篇研究咨询报告和数百万字的调查材料，为政府教育决策提供了高质量的咨询服务。华东师范大学的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在新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政策、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功不可没，引领了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上海师范大学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政策调研和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比较教育研究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引入教育教学过程，引领教育实践的改革。几十年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先后把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巴班斯基、布鲁纳、布鲁姆、根舍因、蒙台梭利、加德纳等世界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论、教育模式介绍到国内，开展相关的实验研究推广他们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挥着教育改革的示范效应。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肖甦教授等把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中国化，开展了相关的实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姜英敏副教授基于其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为北京市等开发出一系列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教材和教学模式；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志成教授长年从事全纳教育研究，指导我国中小学的全纳教育改革实践；华南师范大学的强海燕教授把国外的浸入式教学模式引入我国中小学外语教学，在全国各地开展浸入式外语教学的改革实验；中山大学的冯增俊教授在实验学校积极推进学校现代化实验以及综合英语教学实验；等等。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应该继续发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做好“顶天、立地”工作，上为政府决策服务，下为教育改革实践服务，做中国教育改革的引领者和实验室。
4.培养国际化人才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固有职能，也是最核心的职能。作为高等学校的一个学科，比较教育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为文化教育部门和相关部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在我国高等学校中，有10多所高等学校招收比较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40多所高等学校招收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近年来，为了提高比较教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部分大学开设了全英文授课的研究生课程。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1年制的全英文教学“发展中国家教育硕士项目”正式启动，首期19名学员分别来自8个发展中国家。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2年制的学术型全英文教学国际硕士项目开始招生，首届招收硕士研究生16人，分别来自12个国家。同年，浙江大学也启动了学术型全英文教学国际硕士项目。2013年，在成功开办全英文教学国际硕士项目的基础上，北京师范大学全英文教学国际博士项目开始招生，首届招收博士研究生8人。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与奥地利、德国、芬兰三国的大学共同开发了“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硕士研究生项目并得到欧盟“伊拉斯莫·世界”项目的支持，于2012年成功招收首届硕士研究生18人。这些全英文教学的研究生项目，开启了我国比较教育学专业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培养人才，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培养领袖的新时代。这些项目采用新的招生模式、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对于提高比较教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推动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注入了活力。
5.推动国际教育交流
“比较教育的发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广义的比较教育的历史也就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教育交流的历史”。[5]早在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薛理银博士就提出比较教育是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观点，认为比较教育是理论建设和理论检验的论坛、教育观念和教育价值交流的论坛、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的论坛。2011年，顾明远先生撰文《比较教育与国际教育交流论坛》，重申了国际教育交流论坛这一观点的重要性，认为“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的多极化和经济体的多元化发展，今天世界各国的教育更需要在真诚沟通的前提下，在教育理论、观念、价值、制度、政策和实践领域互相交流，在具有跨文化性、发展性和预测性的国际性课题中相互合作”。[6]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比较教育学科天然固有的国际性要求我国比较教育学科承担起引领国际教育交流活动的历史使命，积极开展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成为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桥梁和平台。
三、大变革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发展道路的选择
为了全面履行比较教育研究的历史使命，中国比较教育工作者必须审时度势，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派，提升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1.拓展研究领域
我国比较教育学科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不断恢复和发展的，最初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即研究和借鉴国外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先进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把比较教育界定为“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作为改革本国教育的借鉴”。[7]为了达到借鉴的目的，比较教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传统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与实践。
比较教育学科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开放性，它不断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和我国国家战略的调整，我国比较教育的发展战略也应该进行适当的调整。在对传统研究对象国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教育学界应该配合国家战略积极开拓对东南亚国家、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中亚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教育的研究。随着国际组织在世界教育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不断增强，我国还应该积极开拓对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OECD、儿童基金会、欧盟等国际组织教育政策的研究。在对外国教育、比较教育、国际教育进行研究的同时，我国还应该加强对发展教育的关注。
2.服务国家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院训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所训是“国际视野，本土行动”。从这些院(所)训可以看出，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就是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解决中国教育问题为核心开展比较教育研究，通过研究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探讨中国教育的发展道路。其实，这种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比较教育学科的本质属性。借鉴是比较教育产生与发展的最初目的，时至今日也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
比较教育研究服务国家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服务国家战略目标。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人力资源强国、学习型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战略目标，要求比较教育研究者对这些国家战略特别是其与教育的关系开展比较研究。二是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比较教育工作者要配合我国外交重点开展相关国家和地区教育的研究，承担相应的人才培养和培训项目。三是服务国家教育改革。比较教育工作者要围绕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比较研究，探讨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价值追求和路径选择。
3.打造学科特色
从世界范围看，国外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70年代和80年代后发展势头受阻，进入缓慢发展和调整时期。我国则相反，比较教育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因为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入黄金时代，逐渐成为世界上比较教育研究最为活跃的国家。我国现有比较教育学博士点10多个，硕士点40多个，但真正形成品牌和特色的并不多。近年来，一些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开始聚焦，并逐步形成研究重点，并得到比较教育学术界的认可。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教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的国际组织教育政策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东南亚教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的东北亚教育研究、西南大学和河北大学的比较教育学科方法论研究等。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是我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语种最全的实体性比较教育研究机构，研究对象涵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研究领域包括各级各类教育，在苏俄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教育与文化传统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每一所大学来说，比较教育学科规模无论大小，都不可能研究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每一个研究领域，要进一步发展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可，都存在一个重新定位和明确研究重点、打造研究特色和形成品牌的问题。
4.创新研究方法
与其他比较学科相类似，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也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长期以来，由于研究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文献研究一直是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在当时的条件下，依靠文献分析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是无可厚非的，正是依靠这种经济、便捷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研究为教育科学的发展和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随着研究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研究方法的转型与创新不但已经成为客观要求，而且具备了可能性。从历史上来看，比较教育研究者曾经提出过许多研究方法，如因素分析法、比较四步法、科学量化法、问题研究法、教育洞察法等。同时，由于任何方法都是工具，任何有助于教育问题解决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都可以借鉴使用。近年来。一些比较教育研究者不断从其他学科那里借鉴研究方法，开展跨国、跨境实地调查研究、田野研究，充分利用现有的大型数据库进行定量分析和建模，利用留学访学机会开展访谈和行动研究等，在研究方法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研究方法创新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而且体现在研究范式的转型上。科学研究不仅要求按照一定的研究框架清晰地描述问题，而且要求按照一定的理论深入地分析问题。比较教育研究不仅可以运用教育学的理论，也可以借鉴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组织学、管理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如结构功能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教育人种志、解释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依附理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现象地图学、谱系学等。研究范式的转型不能为理论而理论，或者理论与问题相分离，而是理论服务于问题，更深入、科学地阐释问题。
5.创建中国比较教育学派
学派是由对某一学科的基本问题有共同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学者构成的共同体。学派的形成，既是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推动学术创新、促进学术繁荣的重要条件。只有不同学派在学术上展开激烈争论与批评，才能促进学者共同体研究范式的改进和学科的发展，才能通过不同学术观点的阐扬以求得问题的解决。
从庄泽宣在大学讲授比较教育课程到现在，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学者群体，但是还不能说形成了自己的比较教育学派。近20年来，顾明远先生倡导研究教育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在文化研究范式方面开了先河；薛理银和顾明远先生把国际教育交流论坛作为比较教育方法论框架，开拓了比较教育的新天地；王长纯教授从认识与理解全球化与地方化复杂互动的时代特点出发，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比较教育研究范式。这些新的理论、研究范式的提出，使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向形成学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还不是成熟的学派。我国比较教育学界应该有意识地发展独立的学派，促进不同的学派之间展开争论和争鸣，并力争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比较教育学派。
6.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国际化的时代，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与世界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加强中国比较教育学界与世界比较教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是中国比较教育学界不可能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特别是2011年成功地解决台湾地区比较教育学会在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名称问题、中国比较教育学会恢复在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活动以后，中国比较教育学者逐渐融入到国际比较教育学者共同体之中。我国比较教育学界应该充分利用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将在中国举办2016年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王英杰教授担任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副会长的历史机遇，加强与WCCES等国际比较教育研究组织、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站在学术制高点开展国际对话；通过联合建立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国际会议、合作研究、合作发表、联合学位项目等，全面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合作。新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应该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双向的。我们不但要把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经验引介到国内，而且要把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和经验、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外，扩大中国比较教育学界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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