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太地区金融变革看我国经济发展中金融深化的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看我论文,亚太地区论文,经济发展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一场以自由化，国际化为标志的金融变革，正在世界经济发展势头最猛的亚太地区广泛推行。这场变革促进了金融发展，推动了各国和地区的经济成长。所以，亚太地区金融变革的历史和现状，对于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不啻是一块攻玉之石。
一、亚太地区金融变革概述
金融业的变革与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亚太地区金融业的蓬勃兴起，是该地区经济发展和变革的客观要求，具体表现为：日本经济实力变化对金融海外扩张和内部金融管理体制变革的巨大影响，香港、新加坡两大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竞争和挑战，台湾、韩国经济起飞后外汇储备增加和金融发展滞后的矛盾，东盟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对金融环境的冲击。
亚太地区各国和地区的金融发展模式分以下几种类型：
（一）海外扩张带动型。为与经济国际化相适应，日本金融业以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大举向海外扩张，攻势凌厉，成绩斐然。随着其国际金融领域地位的上升，国际间金融摩擦日益增长，相对落后的国内金融体系更显突出。此时，日本加大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和实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因此，日本属于典型的海外扩张带动型的金融发展模式。
（二）国际资本中转中心发展型。亚太区两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同属国际资本中转中心发展型。香港金融变革的方向是维护并完善一个完全开放的，以跨国银行分支机构为主的，以境外货币资本借贷为核心的，各类金融市场齐全的国际金融中心，而新加坡以加速发展金融市场为目标，培植了亚洲美元市场，金融期货市场等，并注重金融市场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三）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型。台湾和韩国80年代经济起飞后，原来国内储蓄和吸收外来资金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连续的国际收支盈余和外汇储备累积对国内经济运转形式冲击。为增强金融业国际竞争力，降低资金成本，改变金融业落后于工业和贸易部门的局面，推动产业结构朝更成熟的“软性化”方向前进，台湾和香港金融体制由严格实行金融管制向市场机制和国际标准转变。这是一个伴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在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下渐进的过程。
（四）金融先行发展型。80年代后期以来，东盟各国积极主动推进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试图通过金融业的发展来刺激和带动整个经济起飞，走一条“金融先行发展”的道路。各国通过大力培育证券市场，积极吸引外部资金。随着大量外资的涌入，当地金融机构加快变革和成熟，按照国际市场的惯例处理融资和金融业务，为外商和合资企业创造便捷的投资环境。但是，受东盟各国经济实力和金融内部发育成熟度的限制，其资本市场及金融体系达不到国际标准，潜伏着不稳定因素，金融先行发展模式还未最后定型，90年代中将随经济起飞经历一个波动和调整的过程。
亚太地区的金融发展模式虽各不相同，但不同发展模式推行的金融变革的实质却是一致的，都是高举自由化、国际化的大旗，政府放宽对金融业的过多管制，让本国金融体系融汇到国际金融运转的统一机制中去。
这场金融变革形成了亚太地区金融发展的基本特征：证券市场跳跃式增长，债务证券化成为大势所趋。无论日本、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的股市都表现得十分活跃，流通市场的膨胀速度远快于发行市场的规模扩大，金融市场日趋开放，证券交易所成员资格放开，允许外国金融机构直接参与，解除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利率管制，引进金融期货。各国基金管理大发展，资金在亚太地区各股市之间流动加快，市场联动趋向明显。不同发展起点的金融体系由于推进内容相似的自由化和国际化变革措施，在融资技术、放宽管制和对外开放度等方面迅速接近，日元国际化和区域内部直接投资比重增加，更推动了亚太金融一体化发展。有合作就会有竞争，这是一块铜板的两面。日本取代香港、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香港、新加坡在争取国际资本和业务方面竞争加剧，并且都面临台湾、韩国的挑战，东盟、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展开税收优惠、市场创新和扩大开放度展开了激烈角逐。
亚太金融变革，加强了地区金融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给各国（地）金融体系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浪潮中，其为国民经济的航船掌舵，实施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大增。
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工具替代性大为加强，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大量国际资本频繁进出，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易帐户和投资帐户、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货币政策目标的设定、操作程序和调控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各国金融发展的事实也已经说明，在原有管制放松和金融竞争加剧情况下，金融机构追求高收益的风险性投资，容易触发信用危机，导致金融失控，对现实资本运动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亚太金融变革的另一个趋向是在大力推进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同时，加强对金融业的必要监管。金融市场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分离，本币汇率稳定和国内金融政策不受冲击，受到政府有力保护。金融监管手段从行政干预转为依靠市场机制和法制，各地银行与金融机构的管理策略从单纯追求资本增长转向实施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比率管理。
放松管制和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同运用经济手段加强监管，在实践中并行不悖。这是货币金融活动规律的要求，也是亚太金融变革的主旋律。
二、亚太金融变革对我国金融深化的启示
亚太地区金融变革揭示了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运动的客观规律，体现了经济发展与金融深化的内在联系，适应了世界金融产业发展的潮流。当我们的目光透过这场内涵深刻的变革，射向改革事业方兴未艾的中国大地，我国经济发展中金融深化的趋势，就渐渐清晰地展现在面前。
（一）金融先行发展的趋势
亚太金融变革的实践表明，有经济手段调控的宽松的金融环境能够刺激金融机构的竞争和活力，增强国民储蓄和投资能力，促进资金的优化配置。证券市场的发展扩大了企业投资规模，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宏观调控方式由行政干预和人为控制转到经济和立法手段，提高了调控的有效性，保证了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安全和稳定。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推动了货币资本走向资本国际一体化。
金融变革和发展牵引和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和结构优化，货币金融领域的改革对现实经济运动产生了巨大反作用，这是亚太金融变革实践中得出的真知灼见，它预示着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金融先行发展的思路。我国金融改革必须先行一步。
金融改革先行，能同时牵动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企业，中介环节——市场，调控机制——宏观体制三个方面。变革企业融资方式、放松企业直接融资限制，企业转向利用股票、债券融资而硬化预算约束，在市场活动中转变经营机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促其按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原则建立风险约束机制。培育证券市场，在资金商品化、融资市场化过程中推进要素市场发育和强化价格信号配置资源作用，并有利于宏观调节增强弹性和有效性，避免严格规范管理下扩张收缩引起的经济震荡。专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职能明确后，金融调控机能大为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将过渡到以间接的经济调控手段为主，经济运行机制将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革。
所以，金融先行发展，是亚太金融变革实践的启迪，更是经济起飞和总体经济改革的要求，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
（二）消除金融抑制，增强金融活力，走向国际舞台的趋势。
以自由化、国际化为标志的亚太金融变革源自经济发展对金融体制转轨的要求。相对经济的蓬勃向上，亚太各国（地）的金融管理体制却显得江河日下。如果不进行革新，不仅不能发挥金融对经济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反而会阻碍和抑制经济的发展。实践中，改革通过各类金融创新得到了体现。
金融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逃避和对抗国家对金融过多限制的结果。如金融机构既要扩大资金来源，又要避开业务分工限制，通过创新避开管制；商业银行受利率上限限制，就发行浮动利率的大面额存款单，从“境外市场”吸收资金等。近年来，我国金融领域也出现了诸多创新活动，与亚太地区变革前的历史有异曲同工之处，金融创新要求打破金融压制，实现金融深化。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将沿着中央银行、金融组织和金融市场三大体系的脉络全面展开。具体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明确为稳定货币，用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再贷款等调控手段取代信贷、现金计划的规模控制，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任务由中央银行转到政府融资体制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担，全社会形成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导向的市场利率体系。专业银行向真正的商业银行转变，财会制度和业务操作实行国际标准，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引进境外金融机构，增加金融业的竞争和活力。金融市场实现种类多样化、资产多元化和交易规范化，特别是开放外汇市场，放松外汇管制，促进金融国际化发展。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与亚太地区金融变革的内容，实质颇有相似之处，都是变革金融管理体制，更多发挥市场供求和竞争机构作用，用经济和立法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虽然目前我国的金融发展程度和货币资本跨国流通方面还落后于日本、新加坡等地，在吸收外资促进经济起飞方面，面临东盟国家的竞争，但亚太各国和地区的金融发展也带来了相应的外部效应。日本、台湾、韩国等金融机构向亚太地区扩张和资金渗透，为新加坡、香港增加了业务机会，并有利于中国、东盟国家的金融发展。反过来，中国、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又为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金融机构提供了巨大的业务机会。所以，加快金融深化的步伐，实现金融先行赶超，在融资技术、放宽管制和对外开放度方面迅速接近亚太各国（地），将推动我国加入整个亚太地区的金融竞争和合作。
总之，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金融体制实现转轨，就要消除金融抑制，增强金融活力，走向国际舞台，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金融深化的大趋势。
（三）金融深化中加强监管的趋势
90年代以来，亚太各国（地）在继续逐步取消各种束缚金融竞争能力限制的同时，广泛通过实施“巴塞尔协议”，提高银行风险资本比率要求，加强金融业的监管，促进竞争性和提高安全性并举，成为新时期亚太金融变革的特征。由于我国处在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在金融深化过程中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国家对金融领域的干预和监督必不可少。当然，这是转换了方式的监管。
在放松管制、增强金融竞争性的同时，必须加强金融监管以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唯此，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