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信息化融合与我国经济结构绩效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绩效论文,结构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中国工业和信息产业规模都很大，中国工业附加值率为什么低？中国经济结构为什么起伏不定？ Alfred D.Chandler认为，当工业和信息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将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更好协调，经济体也将具有更高的效率。①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根据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我国信息产业和工业规模均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的经济绩效却与之不相匹配，200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率为30%左右，而美国和日本在55%左右，英国、德国在50%左右，也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10个百分点。 为什么我国工业和信息产业均具有较大的规模而效率较低？难道在横截面比较上契合了Steven Roach提出的“信息技术生产悖论”②或Morrison和Berndt等人提出的“信息技术对制造业技术进步只有微弱作用”③的论断？但该悖论和此类论断已被随后大量的研究所否定，比如Brynjolfsson和Hitt(2000)利用国际大型企业调查数据得出信息技术可以改进生产率，④Brynjolfsson、Hitt和Yang(2000)通过对1216家企业的考察发现，计算机等信息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增加作用大约是其他投资的10倍，⑤Carlos和James(2003)对墨西哥银行业IT投入与绩效的关系研究以及Haynes和Thompson(2000)对英国银行的分析也否决了这一悖论。⑥ Jorgenson和Stiroh等人的研究也显示，1995年之后，国家层面的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已经消失，信息技术投资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⑦那么我们国家在做国际比较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对应性呢？原因是什么？ 我国提出了“加快两化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旨在提升我国的经济运行绩效，这也需要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经济结构与经济绩效存在怎样的关系，是否存在最优的经济结构？二是两化融合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对于第一个问题，国内已经有比较多的探索，比如纪玉山与吴勇民的研究表明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⑧张五六提出发展第三产业要比发展第一、第二产业效果更为明显。⑨刘伟与李绍荣认为第三产业的结构扩张会对第一、第二产业的规模效应产生负的影响，要保持较好的经济绩效，需要在提升第一、第二产业生产效率的基础上发展第三产业。刘保珺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得出了类似结论，如果不考虑三次产业的关联性，一味强调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而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⑩徐全勇用VAR模型对上海的经济结构效率进行了研究，发现工业发展促进了服务业发展，但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不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之间也缺乏关联性。(11)刘新民与蔡虹通过研究指出我国产业结构虽经历几次大规模的调整，但调整的成效有限，他们把此归咎于理论的滞后、体制的缺陷、政策方面不足等。(12)江小涓指出，我国服务业发展明显落后，在GDP中的比重较小，供给能力低，服务质量差。(13)在两化融合与经济结构关系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一般认为信息化对经济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14) 虽然以上观点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但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共识：一是经济结构对经济绩效是重要的；二是我国经济绩效有待大力提升；三是我国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比例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四是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比例需要结合第一、第二产业。本文试图从国际比较和定量分析的角度来考察经济结构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并对两化融合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做尝试性研究。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考察经济结构和经济绩效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我国经济绩效低下和我国两化融合效果不佳的原因；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二 经济结构和经济绩效 (一)经济结构演变的考察与比较 既然经济结构对经济绩效是重要的，那么有无目标经济结构？如果从历史和经验的角度考察，世界不同类型的发达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有传统工业强国，有“二战”后复苏的工业强国，有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是趋同的？或者向同一方向演化？如果经济结构趋同并且朝着绩效较高的方向演化，在同是市场经济为主导、资源分布比较综合的背景下，这将也是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方向。本部分对传统工业强国美国和英国，“二战”后复苏的工业强国德国和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以及我国进行了比较分析，对上述问题尝试给出解答。 1.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经济结构演变趋势相似 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传统工业强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例关系呈现“喇叭结构”：第一产业占很小比例，并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例低于第三产业，而且差距逐渐拉大，并趋于稳定。并且存在有趣的40%现象：工业所占比例在40%左右，出现持续的下降。 为了更为直观，我们选择1991年和2007年美国和英国、德国和日本三次产业结构及其变化进行了对比，发现英国和美国、德国和日本经济结构趋同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美国和英国经济结构趋同化，1991年美国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24.5%、74.0%，英国为32.2%、66.1%，相差在8个百分点之内；2007年对应比例美国变为21.2%、77.6%，英国变为23.2%、76.2%，相差在两个百分点以内。 德国和日本经济结构趋同化。1991年日本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38.7%、58.9%。德国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36.6%和62.0%。相差在5个百分点以内；2006年日本变为30.1%、68.5%。德国变为30.4%、68.7%，相差在1个百分点以内。 2.韩国经济结构演变趋同于传统发达国家 在20世纪70—80年代大的调整后，新兴工业国家韩国经济结构演变趋同于传统发达国家。 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构成“反喇叭”结构，之后与传统工业强国类似，表现出“喇叭”结构：1991年第二、第三产业比例分别为42.6%、49.4%，分别比德国、日本平均水平高5个、低11个百分点左右；2007年变为39.4%、57.6%，分别比德国、日本平均水平约高9个、低11个百分点。总体上看，韩国服务业发展与发达国家保持了相同趋势，1970年以来所占比例持续增长，第二产业所占比例经历快速上升，然后逐步下调，农业则经历了快速下降和缓慢下降，从比例上似乎是工业对农业的“替代”；1991年后，与传统工业强国经济结构演进出奇地相似。 3.我国经济结构演变表现出不一致性 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1978—1991年期间是“倒喇叭”结构(第二产业比例高，第三产业比例低，且差距缩小)，1991—2002年期间为“纺锤形”结构，2002—2007年呈现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相悖的“倒喇叭”结构(第二产业比例高，第三产业比例低，而且第三产业所占比例与第二产业差距扩大)。1991年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例分别为41.8%和33.7%，2007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例分别为48.6%、40.1%，第二产业比例提升的幅度要高于第三产业提升比例。 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相比，中国经济结构演变表现出三个“异常”：(1)第二产业比例高，第三产业比例低；(2)演变过程波动；(3)近期第二产业比例上升，第三产业比例下降。 新兴工业化国家以韩国为代表，传统工业化国家以德国为代表，比较1991年和2007年第二产业比例我国上升，韩国和德国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例我国和韩国及德国都有增长，但我国增长幅度较小。总体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差异加大。 (二)经济绩效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经过对几个主要国家经济结构演变的考察和比较，我们发现，英、美、德、日、韩经济结构有着共同的演变趋势，其中英国和美国经济结构相近，德国和日本经济结构相近，韩国经济结构正向这些发达国家趋近，这些国家经济结构演变过程中，变化基本上是稳定的，而中国却存在不断波动的现象，那么这些经济结构对应的工业经济绩效是否存在差异？工业经济绩效除了受经济结构影响外，还与哪些因素有关？这部分我们将进行进一步分析。 无论是传统发达工业化国家、“二战”后复苏工业化强国，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附加率共同经历了增长放缓时期、波动时期、降低时期。1991年之后，三类工业化国家工业附加值率增长放缓，然后呈现出波动，2002年开始降低。我国由于附加值率较低，降低趋势不明显。 工业附加值率之所以出现波动并于最近出现下降趋势，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工业生产技术相对成熟，形成突破已比较困难。(2)工业生产技术相对易于模仿、壁垒较低，中国、印度、越南等国的制造业不断发展。(3)价值链其他环节强化，压低了工业生产环节附加值率：上游原材料、能源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增加；下游物流和销售渠道经营商的谈判权增加。(4)分工不断深化，像研发设计、工艺、管理咨询、设备租赁等高附加值环节分离出去，变为服务业的一部分。(5)环境因素：知识产权保护增强导致设备和工艺成本增加；环保意识增强，环保维护成本上升。(6)2001年中国加入WTO，加剧了国际贸易领域竞争。 从现象上看，工业附加值率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呈现反向关系，第二产业占比越低，工业附加值率越高(见图1)。具体为：(1)中国、韩国、德国、日本以及英国和美国第二产业占比依次降低，工业附加值率在上述国家的变化总趋势是上升的，日本出现异常；(2)同类国家之间，与总趋势相符，比如德国第二产业比例稍高于日本(0.26个百分点)，工业附加值率德国低于日本；英国第二产业比例高于美国1.95个百分点，工业附加值率比美国低4.14个百分点。
图1 中国、美国、英国等六国工业附加值率与第二产业所占比例之间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求证，我们搭建了实证研究的理论框架：工业附加值率受经济规模、技术水平和与外界贸易联系(货物和服务)的影响。其中工业附加值率为被解释变量，第二产业比例、制造业技术评级、货物进出口比例和服务进出口比率为解释变量。计量表达式为：
基于OECD数据，涵盖的国家有传统工业化国家、“二战”后复苏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15)——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时间跨度为1988—2007年，共同构成面板数据。 我们利用布鲁斯—帕干(BP Test)检验和豪斯曼检验对模型进行诊断，诊断结果支持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我们同时利用稳健型误差消除异方差性。 回归结果见表1，工业高比例对工业附加值率影响最大，工业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业附加值率下降0.287个百分点；货物贸易优势有利于维持较高的工业附加值，服务贸易优势对工业附加值率产生挤压效应。制造业技术含量层次对工业附加值率的影响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大，并且是不显著的。 比较最小二乘法、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模型估计的结果，虽然BP检验拒绝了混合最小二乘估计，除了稳健型标准差，最小二乘法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上不存在差异。固定效应模型却与这两者差异非常大，随机效应和最小二乘法与固定效应法相比均高估了工业所占比例较高对工业附加值率的负的影响，说明工业占比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具有较低的工业附加值率，所以不考虑固定效应时，参数绝对值会被高估。固定效应法估计的制造业技术结构对工业附加值率的影响也不显著，这可能主要是由于我们采取的样本均是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不存在显著的倾倒效应。 第二产业占较大比例，工业附加值率之所以较低，可能是因为，存在较为激烈的内部竞争，产品端和投入端均是如此，同时较大的第二产业比例，也存在较大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货物贸易优势对工业附加值率具有正的效应，一方面是因为具有了较大的外部需求市场，可以缓解国内竞争，获取较高的价格水平；另一方面，反映出生产优势，国内可以对外进行直接投资，舒缓国内投资竞争。
服务贸易优势对工业附加值的负面冲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服务业具有优势，从产业链谈判地位来看，会导致工业部分地位相对弱化(价值高的服务环节也可能从工业中分离出去)；另一方面，类似国际贸易中提到的“荷兰病效应”，服务出口贸易的优势的增加，会吸引资源进入，对工业部门产生挤压效应。 三 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绩效问题分析 我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在比较国中是最高的，但我国服务进出口贸易比率并不高，约为0.93，基于第二部分的经验分析，我国第二产业比例过大与我国工业附加值率较低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我国目前在强调“加快两化融合，促进结构调整”，那么两者存在怎样的联系呢？ 两化融合具体体现在ICT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广泛普及和应用。从理论上分析，结论是不确定的。如图2系统动力学概念模型所示，ICT技术应用于工业生产领域可以提升生产效率、改善产品质量、促进分工细化；对工业规模的二级作用和三级作用却是不确定的：比如生产效率的提升有助于工业规模扩大，分工细化把原在工业企业内部的服务分离出来，则降低工业规模；质量提升可以提升价格，但生产效率提升却促进了价格降低，价格持续降低最终会导致工业规模萎缩。 两化融合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既有正的逻辑影响链，也有负的逻辑影响链，具有双重特征，对经济结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对哪一产业的扩张效应最大。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早期阶段，一般从工业企业内部开始信息化，对第二产业作用最大，因此会对提升第二产业所占比例；随着信息化的深入，一方面信息化应用由内向外扩展，另一方面信息化服务会出现专业化趋势从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中分离出来，对第三产业的扩张效应增加，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将会出现相对下降。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两者之间的关系印证了这一点，从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国家的总体情况来看，发达国家两化融合水平较高，具有较低的工业占比，发展中国家融合水平较低，相应的工业所占比例也越高。两类国家两个指标时间上的变化关系与理论分析的相一致，发展中国家随着ICT普及应用水平的提升，工业所占比例提升，发达国家则相反，随着ICT普及应用水平的提升，工业所占比例下降，这反映出发展阶段不同，融合水平的提升对经济结构的作用不同。 为了进一步分析ICT普及应用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基于38个国家两年数据构成的面板样本，利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工业附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同IDI细分指数之间的关系。从性质上看，ICT接入指数对工业附加值占比具有正的促进作用，但显著程度较低，与应用IDI指数成反方向关系，应用IDI指数每增加1，工业附加值占比将减少0.701个百分点，技能IDI估计结果不显著。结合ITU提出的一国向信息社会演进的三阶段概念模型(16)，可以对以上结论做补充说明，早期阶段主要是ICT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接入阶段，其对工业比例主要为提升作用；到中期阶段后，应用水平较高，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将占主导。
图2 ICT普及应用对工业所占比例的影响理论模型
可见，虽然我国信息产业规模较大，但我国信息化水平尚处于早期阶段。2007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份额大约为13.2%，然而，反映制造业信息化深度的PLM市值只占世界份额的2.59%，显示我国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程度较低。从ICT发展指数来看，我国ICT接入排名靠前，居第64位，应用和应用技能则分别排在第71位和第94位。此外，较低的融合水平反映出我国工业和ICT产业之间尚未建立稳定密切的联系，两者发展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后，不能实现良好的关联互动，经济结构更易受到外界影响出现波动。比如货物贸易出口增加，将会导致工业规模扩张，这种规模扩张不能带动服务业的同步扩展，表现在经济结构上将会出现大的变化。同样，在某一时期强化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导致经济结构的直接变动。不过，由于我国信息化水平尚处于早期阶段，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我国第二产业所占比例仍有继续提升的可能性，要改变这一趋势，必须迅速提升两化融合层次水平。 影响我国两化融合水平的主要因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我国ICT产业结构偏“硬” 根据OECD数据，全球信息服务业和软件业占信息产业的80%以上，我国信息服务业和软件业占60%左右，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在金砖五国中也是最低的。偏“硬”的ICT产业结构，导致了我国“消费”了较多的硬件，在市场支出方面，OECD国家硬件消费占15.3%，软件消费占12%左右，服务消费占30%左右，通信服务消费占50%以上。我国硬件市场支出占38.6%，远高于OECD和世界平均水平(17.1%)，信息服务、通信服务和软件服务消费比例相应地低于OECD和世界平均水平。生产型信息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我国企业在信息化应用结构上不协调，对142家国有企业的调查表明，硬件设施建设占84%，软件和服务分别占9%和7%，而美国企业三者之间比例差别不大，我国ICT应用结构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衡。ICT应用结构的不协调，制约了融合绩效的发挥。2008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委会协同多家单位对机械工业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企业所做的调查表明，调查收回的123份有效问卷，涉及机械行业的12个小行业，只有8%的企业认为完全达到企业信息化建设预期目标。 2.ICT产业民族产业综合服务能力较低 两化融合需要信息服务业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我们基于2007年销售收入统计了ICT产业八大领域主要国家拥有TOP10公司的数量(见表3)，中国大陆只有2家，分别是通信设备及系统领域的华为和电信运营领域中的中国移动香港上市公司。美国有42家，并且分布均匀(除电子外)，日本有11家，德国有5家，韩国有2家。
在我国缺乏较具实力的民族服务企业的情况下，供给和需求两端都存在较高的外部依赖。供给端以两化融合的黏合剂软件产业为例，我国软件市场外资占据较大份额，尤其是比较高端的中间件和PLM软件，为国外企业所垄断。中间件软件IBM和BEA合占57%，国产中间件仅占1/3左右的市场；PLM几乎全被国外企业所垄断，前五家企业为Autodesk、UGS、PTC、达索系统和CAXA。管理软件我国竞争力尚可，国产软件占据较高比例，用友占25.74%，金蝶占12.34%；国外软件商SAP居第三位，占10.73%，虽然比例较小，却垄断着高端应用。 需求端，在我国ICT服务提供能力缺乏的情况下，我国诸多知名企业选择依靠跨国ICT企业来推进信息化建设。比如中国网通、中国移动、青岛啤酒、阿里巴巴、中钢、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中国平安选择的是Oracle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上海宝钢、中芯国际、中国海关及深圳移动、天津联通选择的是SAS软件及行业解决方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大唐电信集团、广州日报集团、浦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选择的是SAP公司解决方案；中国移动、民航信息中心、中华集团、海尔、中国一汽等选择的是IBM公司的产品；国家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选择的是SUN公司产品。有足够财力的大型企业和国家机关可以采取外部依赖的方式实现较高程度的信息化，除了利益大量流失外，更重要的问题是有可能埋下安全隐患。对于中小企业，一方面信息化解决方案及配套产品过于昂贵，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得到适合企业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贴身服务成本过高，采取通用型方案很难满足需求)。据发改委调查，42.6%的企业认为市场上的中小企业信息化解决方案及配套产品过于昂贵。由发改委发起、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实施的《2007年全国中小企业信息化调查报告》显示，有33.2%的企业认为当前的产品和服务不适合企业需求。 3.工业制造技术流程可信息化积累不够、信息化应用能力不足 中国大部分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自主二次开发能力不足问题，限制了信息化系统作用的发挥：信息化的目的不只是建立一个数字化的环境，减轻人的劳动，提高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将日常的生产和经营中积累的数据、信息进行再利用，使数据上升为信息、信息转变为知识、知识演化为智慧。“两化融合”的根本目的是变“制造”为“智造”，提升企业硬实力、软实力。 我国无论融合水平较低还是较高的行业，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中国钢铁行业，信息化水平表面上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从内涵上看，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差距。例如，大多数企业冶、铸、轧一体化的计划生产和动态调度尚未完全实现，根本原因在于部分企业自主开发能力不足，三级系统采用了不同的解决办法，自身无法把这些解决办法充分协调起来。 汽车行业，信息化应用已涵盖研发、生产、企业管理、市场流通各个方面，与企业业务融合也已非常紧密。不过，自主品牌企业信息化能力普遍较弱，比如在研发设计环节，辅助开发工具要弱于合资企业。 船舶行业，船舶生产制造过程非常复杂，我国已依赖国外信息化服务企业建立信息化系统，实现了制造工业设计、制造加工过程控制管理、生产管理等复杂性工作的信息化。但由于大量造船领域专业软件需要依赖进口，自我升级能力差，制约了我国船舶行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从发展趋势上看，制造服务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即使在服务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制造业本身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自服务能力和自开发能力，以满足两化融合的动态需要。发达国家分工细化，服务业高度发达，制造企业内部服务部分仍占据较大比例。根据德勤公司对全球80家制造企业进行的调查，服务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平均值超过25%，有19%的制造企业的服务收入超过总收入的50%。 对德国200家装备制造企业统计也表明，服务也占不小比重，而且赢利能力高于传统设计和制造环节。传统工业新产品设计、制造、销售环节占销售额的50%以上，不过利润率仅2.3%；备品和零部件占20%左右，利润率高达18%；咨询次之，利润率达16%；改进和维修利润率为11%；金融和培训服务利润率也达6%以上。可见，即使在分工细化、服务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制造企业也需具备较强的服务能力。 4.研发投资水平不足以支撑融合创新需要 “两化融合”需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大量的技术、产品、业务和商业模式创新，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非常重要。我国国家研发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均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2007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的1.59%，低于韩、英、美、日、德等国，也低于OECD平均水平(2.29%)。韩国研发支出占比最高，为3.47%(17)。 我国通信设备制造顶尖企业研发投入量和投入密度上也与国外顶尖企业存在较大差距，比如思科研发投入约为27亿美元，华为是我国最重视研发的企业，2006年实际投入为8.5亿美元；研发密度也处于中下游。我国电子百强企业研发总投资2007年为480亿元，而研发投入排名全球第三的三星电子一家就有60.04亿美元。 5.信息化应用支出相对收入水平偏高 ICT发展对“两化融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ICT篮子价格对IDI普及应用具有重要的影响。图3是韩国、英国、日本、德国等9国ICT篮子价格和IDI发展指数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ICT篮子价格水平越高，IDI普及应用水平越低。我国ICT篮子价格低于巴西和印度，高于俄罗斯(18)。韩国和英国、日本、德国、美国处于第一集团，有着较低的ICT篮子价格和较高的ICT发展水平。从结构上看，我国ICT产品服务篮子相对收入价格偏高，主要是由于我国宽带产品服务篮子相对收入水平价格较高。
图3 ICT篮子价格与IDI之间的关系 数据来源：ITU,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09。 四 促进我国“两化融合”、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实证研究以及对我国“两化融合”推进速度和提升层次制约因素的分析，我们建议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推进我国“两化融合”和产业结构调整。 (一)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协调，建立日常沟通机制 “两化融合”的有效推进需要具备较强的基础能力和高端应用能力，需要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元首负责的国家科技委员会实际上具备了这种功能，我国也需要建立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相衔接的融合规划，形成高效的日常沟通机制和执行机制，制定两化融合技术发展规划指导和具体推进政策措施，并监督政策措施的执行和评估其效果。政府每年跟踪总结“两化融合”综合进展情况(包括普及、应用、使用技能水平和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及时发现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 (二)政府继续积极落实系列基础性政策 首先，保证制造业战略、高技术战略和IT战略高度协同。做好基础研究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考虑利用外资策略，处理好加快两化融合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做好技术改造，强化工业和制造业基础能力积累；提升企业产业链整合能力，扶持鼓励大型和优秀企业带动两化融合；制订我国STEM计划，引导尽可能多的优秀人才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研究。 其次，支持企业信息化行动。对企业CSO(首席战略官)和CIO(首席信息官)进行培训，提升企业信息化战略高度和执行效率；牵头建立企业外部IT和管理专家网络，为企业提供培训；利用政府的组织优势、建立企业信息互助交流平台。 最后，为“两化融合”信息服务企业发展创造条件。组织我国信息服务提供商论坛，交流经验，了解服务提供商对市场需求的判断、对政府的建议和期望；调查“两化融合”成功实施案例，并进行研讨推广；建立工业企业信息化需求申报平台，让企业自我披露信息需求，为“两化融合”信息服务企业提供市场决策参考。 (三)加大科研投入和应用导向效果评估 我国对科研已经非常重视，研发投入逐年快速增加，但由于起始水平较低，远不能满足国际竞争和自主创新需要；要建立长期竞争力，必须培育较强的自服务供给能力。目前，我国财政收入状况和外汇储备充实，具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的条件，建议围绕“两化融合”需要，大幅提升研发投入力度。 在“两化融合”研发创新方面，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应有所分工。国有企业资金雄厚、具有人才优势，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应承担通用型、基础型技术研发任务，但由于其机制原因，存在创新效率低下的问题，应加强对其研发效果的考核，国家也可委托自主创新能力突出的私营企业承担类似任务；私营企业市场敏感性高，机制灵活，创新激励强，创新效率高，应委托其承担较多的应用型创新任务(19)。 (四)选择切入点，分层有序推进“两化融合” 应加快扶持推进以下行业或企业的“两化融合”：(1)“两化融合”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存在局部短板，政府介入后可以解决，比如钢铁、通信、机床等行业中的优秀企业，工业基础技术和信息化应用能力已具备一定基础，但受整体融合水平制约，高端应用不足，应贯彻执行“登高计划”；(2)自主创新能力强，在国家引导下能够实现突破，而且能很好地发挥带动作用的企业，比如科技园区中的企业，研发密集型的民营企业，且不易被外资控制的企业，应大力扶持；(3)对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影响重大的行业，比如石油、钢铁、交通、电力、矿产、医药、医疗、水电等行业领域，也可大力推进。 对于其他行业或企业不应操之过急，应稳步推进，主要依靠我国信息服务业发展来解决，一方面可以为我国ICT发展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我国信息服务业能力的增强，可通过竞争压低信息化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满足中小企业多样的、个性化的信息化需求。 (五)实施政府补贴，降低宽带篮子收入相对价格，推动宽带普及和生产型应用 宽带是“两化融合”的重要基础，发达国家在宽带接入上已经具有较高水平，又属于市场经济国家，还在依靠政府力量加快宽带的普及、升级和应用。尤其是本次经济危机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都有不小的投资力度。 前文研究表明，宽带篮子价格是制约我国ICT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应加强政府补贴，降低宽带篮子相对收入价格，加速宽带普及、升级和应用。政府补贴可以分为四种方式：一是对运营商宽带建设和运营进行补贴；二是对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进行补贴；三是直接对中小企业(大企业补贴效果较弱)和居民消费实施账单补贴；四是针对“两化融合”应用政府组织开展培训。 政府四种补贴方式的作用和适合场景见表4。
①Alfred D.Chandler Jr.,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Cambridge,M.A.:Belknap Press,1990. ②Roach,S.S.,"America's Technology Dilemma:A Profile of the Information Economy",Morgan Stanley Special Economic Study,April,1987. ③Catherine J.Morrison & Ernst R.Berndt,"Assessing the Productiv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in U.S.Manufacturing Industries",NBER Working Papers 3582,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1991. ④Brynjolfsson,E.and Hitt,L.M.,"Beyond Computat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Org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J.Econ,Perspect,14,4,2000,23-48. ⑤Ibid.. ⑥Carlos J.Navarrete,James B.Pick,"Information Technology Spending and the Value of the Firm:The Case of Mexican Banks",Creating Business Value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Challenges and Solutions,Idea Group Publishing,Hershey,P.A.,2003.Thompson,S.,Haynes,M.,"The Productivity Consequences of IT Deployment: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TM Introduction",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62(25),2000,pp.631-643. ⑦Jorgenson,D.W.and Stiroh,K.J.,"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American Econ.Rev.,89,2(May),1999,109-115.Jorgenson,D.W.,Ho,M.S.,and Stiroh,K.J.,Projecting Productivity Growth:Lessons from the U.S.Growth Resurgence,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Growth and the Labor Market,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Atlanta,G.A,2002. ⑧纪玉山、吴勇民：《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之协整模型的建立与实现》，《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⑨张五六：《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效应》，《统计与决策》2006年第5期。 ⑩刘保珺：《我国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成因的实证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年第2期。 (11)徐全勇：《基于VAR模型的上海市工业与服务业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12)刘新民、蔡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绩效与原因分析》，《经济纵横》2001年第12期。 (13)江小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阶段和新任务》，《财贸经济》2005年第4期、第5期。 (14)郝秀梅：《信息化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5)比较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缺乏相对应的指标，比如制造业技术结构，未涵盖在分析样本中。 (16)ITU提出一国向信息社会过渡要经历三个阶段：(1)ICT Readiness阶段，ICT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接入阶段；(2)ICT Intensity阶段，应用ICT的水平；(3)ICT Impact阶段，ICT应用富有效率和效果。 (17)OECD,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9. (18)实际上，我国ICT篮子绝对价格水平并不高，只比印度稍高，低于俄罗斯和巴西，更是远低于发达国家。但因ICT篮子价格是一种相对价格，是由ICT篮子支出除以收入得来，即相对收入的价格，由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计算显示的ICT篮子价格就处于较高水平。 (19)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占66.2%，但却没有一家进入2009年度世界创新企业50强(美国Fast Company杂志发布)，而我国的民营企业却有两家进入，分别是深圳比亚迪、无锡药明康德；根据《中国经济年鉴》(2008)数据，国有企业的每万元专利数是0.04件，研发人员平均专利数为0.03件，而私营企业每万元专利数是0.09件，研发人员平均专利数为0.075件，都是国有企业的2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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