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183;阿奎那的政治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马斯论文,政治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是中世纪天主教会的重要理论家，经院哲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他的主要著作《神学大全》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神学巨著，这部巨著所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其中也包含政治问题。另外，他在《反异教大全》、《论君主政治》、《论对犹太人的统治》等著作中也阐述了其政治见解。美国学者格特尔（R·G·Gettell ）在谈到阿奎那的政治思想时评论说：“在他的著作中，政治学又一次成为一门科学。”〔1〕美国著名教授但宁（W·A·Dunning ）也认为阿奎那“使政治学一次又一次地进入科学的领域之中”〔2〕。
天主教会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拥有“万流归宗的地位”，它在知识领域中具有“无上权威”〔3〕。 而阿奎那正是这个“权威”的重要理论家，萨拜因（George H·Sabine）认为，“托马斯的哲学最成熟地表达了作为中世纪文化依据的那些道德的、宗教的信念”〔4〕。因此， 对阿奎那的思想，包括其政治思想的研究，对于理解西欧中世纪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阿奎那的政治思想予以评述。
一、阿奎那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托马斯·阿奎那于1225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阿奎那城附近洛卡塞卡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曾在巴黎接受传统的神学教育，后长期在巴黎大学执教。
阿奎那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转折的时代。首先，阿奎那的时代正值西欧封建制度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开始，这表现在：第一，城市的兴起及其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由于生产力的进步，手工业的发展，十一、十二世纪，西欧城市兴起，十二、十三世纪是城市蓬勃发展的时期。到十三世纪，德意志的城市象密绸一样布满了国内的大部分地区，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出现了许多新城市。十三、十四世纪，德意志出现了七百个新城市；在英格兰，到13世纪中叶，城市的数量剧增，在十一世纪，英格兰有城市100个，十三世纪中叶则有166个〔5〕。城市的兴起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一种“新东西”，“是表达近代生活的一种最早的形式”。与城市兴起的同时，西欧商品经济也获得较大的发展。英国、法国、德意志、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西班牙等地，从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初，工商业的繁荣未曾遭受过挫折。第二，由于城市的兴起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欧的农奴制衰落了。大量的农奴被释放，到1300年，已上升到自由人地位的农奴至少有几百万人〔7〕。相对当时欧洲的人口， 这一数字是相当大的。据卡洛·M ·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第一卷的统计，1340年全欧的人口总计为七千五百万〔8〕。据皮朗的《中世纪的城市》，在佛兰德尔，13世纪初期人身奴役就几乎不存在了。十二世纪后期，西欧货币地租日渐推广，而十三世纪货币地租更为流行，据统计，当时英国已是货币地租占优势〔10〕。
其次，阿奎那的时代也是教会权力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开始。总的说来，在中世纪的西欧，十三世纪以前是天主教会势力增长的时期，从十三世纪开始则是教会势力削弱的时期。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欧各国君主力量的增长以及反教会的“异端”的广泛兴起，教会的权威开始削弱。英诺森三世之后，教皇势力开始走下坡路。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对法王腓力四世斗争的失败便是教权衰落的最明显的表现。但在宗教改革爆发以前，教会仍然是西欧封建统治的中心。
在这一转折时期，西欧社会的各种矛盾尖锐复杂，有封建主与农民的矛盾，封建主与城市市民的矛盾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则有教会封建主与世俗封建主的矛盾；在城市，有城市与领主的矛盾，城市贵族与行会的矛盾，帮工、学徒与匠师的矛盾。主要矛盾是统治阶级（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与被统治阶级（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异端”与反“异端”的斗争。当时，“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11〕。
在这一转折时期，西欧的思想领域活跃了起来，表现为各种“异端”思潮的问世以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兴起。而经院哲学内部在如何对待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问题上也存在严重的分歧。所谓亚里士多德主义实质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吸收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某些积极因素的一种新思潮。从十二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欧兴起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热潮，一部分进步的思想家着重宣传亚氏的自然哲学思想，强调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他们力图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学说，对自然与世界，人类与人生作新的分析和解释。这种思想的出现，明显地标志着西欧思想发展史上即将开始一个新的局面，它严重地威胁着天主教信仰，天主教会的经院哲学发生了严重危机。
总之，阿奎那所处的时代，西欧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一时期西欧社会矛盾尖锐，思想领域活跃。面临这一新的形势，阿奎那在其神学著作中阐述了其政治思想。
二、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
1、宇宙等级秩序论
阿奎那将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有条不紊的等级体系，并归之为上帝的意志。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最高级者是上帝，其次是天使。天使之下是人，而人与人之间有性别的区别、年龄的不同，在灵魂上和肉体上完善的程度也不同，一些人在正义和知识方面比另一些人强〔12〕。人之下是动物，“禽兽虽然没有智慧，却还有点懂事，因而天意就把它们安排在植物和其他一切无知识的东西之上”〔13〕。动物之下是“植物和其他一切无知识的东西”。这样，阿奎那的等级体系十分清晰：上帝——天使——人——动物——植物和其他一切无知识的东西。阿奎那认为，上帝建立这一等级体系。首先，上帝使宇宙间各事物之间有区别，“上帝爱每一个人，亦爱每一受造物……然而他不是要所有的事物都获得同样的福气”〔14〕。其次，上帝使低级的事物服从于高级的事物，“天命使高级的东西统治低级的东西”〔15〕。
2、国家学说
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阿奎那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甚大。首先，他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国家是出于人的天然的结合。阿奎那把人视为社会的、政治的动物。他在《论君主政治》一文中指出，如果人类可以独立生活，那么他就不需要统治者，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君主，可以按照上帝给他的理性统驭自己的行为，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是社会的动物。人类没有野兽那么大的体力，没有动物的牙齿爪角，以及逃避的速度等，所以他们必须结成社会才能生存。虽然人类没有动物那么大的体力，但上帝赋予人类理性和语言，因此人类可以彼此勾通、互相帮助〔16〕。既然人们注定要生活在一起，那就必然组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间，有着不同种类和等级，其中最高的是政治社会”〔17〕。阿奎那所说的政治社会指的是国家。其次，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大家可以达到更好的生活。他说，“一个社会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目的在于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以便得到“生活的美满”〔18〕，“任何统治者都应当谋求他所治理的区域的幸福为目的”〔19〕。所不同的是，在阿奎那看来，这一目的并非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
阿奎那认为人的结合出于人的理性，但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的，他解释说，一个人的为人如何，以及他享有什么东西或能够有什么成就，都必须与上帝发生某种关系。至于国家的统治权，亦是上帝赋予的。因此，在阿奎那看来，国家的形成归根结底是上帝的意志。阿奎那乃是在神意的前提下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在家庭的基础上自然发生的说法。
阿奎那因袭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分类的方法，认为统治可分为正义统治和不正义统治两种，其标准在于统治者是否能够谋求社会公共福利。正义统治有三：a君主政治（由一人执政）；b、贵族政治（由少数有德行的人执政）；c、平民政治（由大部分人执政）。 不义统治也有三：a、暴君政治；b、寡头政治；c、民主政治。
在三种正义的统治当中，阿奎那认为君主政治是最好的政体。其理由如下：a、一个社会的幸福和繁荣在于保全它的团结一致， 而任何社会的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平的团结一致，由一人统治容易达到这一目的。b、君主制最合乎自然。阿奎那指出，在自然界， 支配权总是操在单一的个体手中，在身体的各器官中，有一个对其它一切器官起推动作用的器官，那就是心；在灵魂中，有一个出类拔萃的机能，那就是理性。蜜蜂只有一个王，而在宇宙间只有一个上帝。因此，在人中间应当由一个君主来统治〔20〕。
关于君主，阿奎那认为，一个君主应当体会到，他对他的国家已经担负起类似灵魂对肉体，上帝对宇宙的那种职责。他一方面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帝，君主是上帝的仆人；另一方面又要求君主爱护臣民，“如果那些国王能广施仁政，乐于惩恶而不欺压人民，为了爱慕永恒的幸福而不是为了贪图虚荣以尽其职责，我们才认为他们是幸福的”。贤明的君主可以得到上帝的奖赏，这种奖赏“是一种只能在上帝那里找到的报酬”。对于臣民来说，阿奎那认为对君主（哪怕是暴君）的服从是他们的责任。
阿奎那在神意的前提下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的某些思想。他虽然把国家看成是人性的产物，但最终还是把它归结到上帝这一最高点上。关于国家的目的也是如此，一方面他认为国家的目的在于生活的美满，另一方面，他指出，这一目的并非人类的最高目的，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享受上帝的快乐”，而这一目的必须依靠神恩，并非世俗政权所能达之〔21〕。
3、法律思想
关于法的概念，阿奎那在《神学大全》第二集第一部份第90 题第1条和第4条中都谈到这一问题。归结起来， 阿奎那给法律所下的定义如下：“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它一些行动的行动准则或尺度”，“是人们对于种种有关公共幸福的事项的合理安排，由任何负有管理社会之责的人予以公布”〔22〕。这里阿奎那对法所下的定义，实际上是指人类法。阿奎那指出，人类行动的准则和尺度就是理性，理性是人类行动的第一原理，因此，法律是属于理性的某种东西〔23〕。同时，阿奎那也承认法是意志的体现，人们为了公共的幸福而禁止某种行为，允许某种行为，规定了行动的准则或尺度，并由负责管理社会的人予以公布。阿奎那关于法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或尺度的论断对后世法学理论的影响甚大。在法律问题上，古代希腊的哲学家只强调理性，而罗马法学家不是只强调理性便是只强调意志。阿奎那则强调理性又强调意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阿奎那对法所下的定义是比较完整的。这里应该注意的是，阿奎那是从神学的世界观出发而谈论理性的，他的所谓的理性是上帝赋予的，并非人类所固有的，而意志又是受理性节制的。
关于法的分类，阿奎那把法分为四种：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人法。
永恒法即上帝的理性。阿奎那认为整个宇宙是由上帝的理性支配的，上帝对于被创造物的合理领导具有法律的性质，这种法律就是永恒法。永恒法起源于上帝的智慧。阿奎那认为上帝通过其智慧创造了万物，并且以其智慧支配万物。
自然法即理性动物所分享的永恒法。阿奎那认为理性的动物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受上帝的支配，他们既然支配着自己的行动和其他动物的行动，那就变成上帝意志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分享了上帝的智慧，因此，自然法即永恒法对理性动物的关系。
神法即神的启示。这是上帝给人的礼物，能起纠正自然法和人法的缺陷的作用。阿奎那认为，除了自然法和人法之外，还必须有一项神法来指导人类生活。
人法即人们行为的准则。它是根据理性制定的法律，是在自然法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人法从属于自然法，它分为市民法和万民法。阿奎那把人法置于神法之下，其理由如下：第一，神法和自然法都来自上帝理智的愿望，人法则来自受理性支配的人的意志。在阿奎那看来，法律都来自上帝，只是人法间接来自上帝，而神法直接来自上帝。第二，人法不能阻止一切恶。第三，人法有可能是错的，而神法不会错。第四，人法的目的只是维护世俗国家的安宁，神法的目的则是人类永恒的幸福。
4、关于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的关系
西欧封建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的并存。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相辅相成且互相矛盾。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进行了长期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在阿奎那以前，反映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斗争的理论主要有三种：a、双剑论， 该理论依据新约中使徒们以双剑的幻觉告诉耶稣的故事，认为世界上有两种权力，一个是世俗的，一个是精神的，这两种权力均出自上帝，两权并立。b、教皇派的理论， 以教皇格列高里七世为代表。格列高里七世认为，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教皇是全基督教会中之至尊者。c、皇帝派的理论， 这是支持德意志皇帝的理论，该理论赞成政教分权的双剑说，并且主张一切权力皆来源于上帝，世俗君主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而非经教会而来。当时的君主在斗争中处于守势，因此，他们的理论也处于守势。
那么，阿奎那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呢？笔者认为，阿奎那的看法接近上述的第二种理论，但比它温和一些。在《神学大全》、《论君主政治》、《彼得·伦巴底〈箴言录〉诠释》等著作中，阿奎那都涉及了这一问题，现将阿奎那的看法归纳如下：a、 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都来自上帝。阿奎那认为人类的统治权都起源于上帝的统治权，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都是从神权得来〔24〕。b、 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各有各自的职责范围。阿奎那认为，世俗君主有权处理世俗事物中有关公共幸福的一切问题，而教会主教的职权范围是规定那些影响到信徒对其精神福利的志趣的事项；人们在有关拯救灵魂的事情方面，应首先服从宗教权力，然后再服从世俗权力，而在有关社会福利的事情方面，人们应服从世俗权力〔25〕。c、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阿奎那认为， 世俗权力之服从宗教权力犹如肉体之服从灵魂。在他的《自由辩论集》里，阿奎那甚至把君主视为教皇的附庸〔26〕。显然，阿奎那是主张教权至上的，其理由如下：首先，从人的生活目标看，阿奎那认为人类的世俗生活目的是“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但这并不是人类生活的最终的目标，因为人在尘世生活之后还另有命运，人类生活的最终目标是“享受上帝的快乐”亦即“享受天国的荣光”，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依靠神恩，世俗权力的领导达不到这一目标；世俗权力所管理的是人们的世俗生活，即领导人们达到“有德行的生活”这一目的，而教会所管理的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即领导人们追求“永生”的目标，后一个目标比前一个目标高级，所以，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其次，从教皇的身份看，阿奎那认为只有基督才拥有尘世的或精神的统治全权，但基督把这权力委托给彼得，而教皇是彼得的继承人。因此，“教皇的权力在世俗问题和宗教问题上都是至高无上的”〔27〕。再次，阿奎那认为只有通过对神权的尽心尽意的忠诚服务，才能正确地行使世俗权力〔28〕。
三、阿奎那政治思想评析
阶级立场 列宁指出，欲认清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29〕。综观阿奎那的政治思想，归结起来，他以上帝为中心考察一切政治问题，并且以神意为依据维护封建统治制度。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中，阿奎那站在统治阶级一边；在统治阶级矛盾中，阿奎那站在教会封建主一边。
思想特色 阿奎那的政治思想是一个神学家的政治思想，它属于阿奎那神学思想的范畴之内，这是阿奎那政治思想的主要特色之一。阿奎那认为神学高于其它科学，神学智慧高于其它一切智慧，其它科学从属于神学，是为神学服务的。阿奎那所讨论的问题包罗万象，但他始终没有离开上帝这一中心点。综观阿奎那的政治思想，他的等级秩序论、国家学说、法律思想以及关于世俗政权与教会权力的关系的理论，无不以上帝为中心，其论证的最终依据也是上帝。因此，如果撇开了上帝这一中心点，那就无法理解阿奎那的政治思想。
阿奎那政治思想的另一个特色在于它的调和。阿奎那的政治思想同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一样，充满了调和的意味：“托马斯哲学的本质在于，它想建立一个全面的综合体系，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关键在于和谐一致〔30〕。首先，阿奎那的政治理论竭力调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的矛盾，调和理性与信仰的矛盾。阿奎那认为，理性的知识亦即自然界的知识与信仰的知识即超自然的知识都渊源于同一的上帝，上帝是两种不同知识的共同的、最终的根源，因而它们所包含的真理是同一的。同时，阿奎那认为理性有可能是错的，天启则不可能是错的。因此，信仰高于理性。从这也可以看出，阿奎那是站在信仰的立场上进行调和的。其次，阿奎那企图调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阿奎那一方面认为统治权是神圣的，人们要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另一方面又要求统治者追求公共福利。阿奎那企图调和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之间的矛盾，他把两种权力都说成是上帝赋予的，并各行其职，但他又把教会权力置于世俗权力之上。因此，他是站在教会封建主的立场上调和这一对矛盾的。
积极意义 阿奎那时期，在政治思想方面，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奥古斯丁主义的对立十分明显。根据奥古斯丁的教义，政治社会是上帝创造的制度，上帝把这一制度强加在堕落的人们身上，以矫正他们的罪过，但亚里士多德把城邦视为人们的创造物，为的是达到人类的幸福。阿奎那时期，随着人们理性意识的增长，人们开始对自己工作感到自豪，怀疑自己的一切是否有罪过。人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找到了这样的新思想：把国家看成人类的最高成就。他们希望这种成就能为人间变成天堂开辟道路。“西方基督教世界从来没有遭到过这么大的危险”〔31〕。奥古斯丁主义者面对新的思潮丝毫不肯让步，而阿奎那则对这一新的思潮作出了一定的容忍。阿奎那在他的国家学说和法律思想中，都给理性安排了一定的位置。这样，阿奎那已经在天主教会坚固的信仰堡垒中撕开了一个缺口。阿奎那对理性的让步，其意义在于，它是西欧教会封建主内部对信仰的绝对权威的首次的动摇。这对于日后人们理性意识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因此，可以说，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阿奎那是比较开明的。
注释：
〔1〕格特尔《政治思想史》1925年英文版第113页。
〔2〕但宁《政治理论史》英文版第1卷第11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
〔4〕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05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5〕参阅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第166页，第408页，孟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6〕汤普逊《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下册第408页，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7〕同上，第449页。
〔8〕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第28页，徐璇译， 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9〕参阅亨利·皮朗《中世纪的城市》第134页，陈国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0〕参阅马克尧《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183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2〕《神学大全》，见《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集》1980年英文版，第19卷第512页。
〔13〕唐特雷佛《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97页，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4〕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V·10，P134。
〔15〕同上，第510页。
〔16〕《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43-44页。
〔17〕同上，第159页。
〔18〕同上，第84页。
〔19〕同上，第48页。
〔20〕同上，第48-49页。
〔21〕《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85页。
〔22〕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V·20，P205， P208，Chicago，1980.
〔23〕同上，P205。
〔24〕见《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53页。
〔25〕同上，P152-153。
〔26〕卡莱尔前引书第352页。
〔27〕《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53页。
〔28〕同上，第86页。
〔29〕列宁《论国家》，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7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0〕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296页，商务出版社1986 年版。
〔31〕《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