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儒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儒学很早以前开始传入朝鲜，并对其发生深刻的影响。儒学对朝鲜社会的影响表现在这几个方面：（1）儒学的《五经》对朝鲜的影响；（2）儒学思想对朝鲜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3）儒学思想对朝鲜伦理道思想的影响；（4）儒学思想对朝鲜文化教育思想的影响；（5）儒学思想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
一、儒学在朝鲜的传入
中国儒学思想何时传入朝鲜，其确切时间无法详考。根据朝鲜古书记载，大约公元前后它伴随着汉文字的传入和使用而在朝鲜得到传播的。可以说，汉文字的传入带动了儒学的传入，因为汉文字包含着儒学思想。例如，学会“孝”字就必然学会作子女对父母孝敬的道理；又如，学会“信”字就必然学会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恪守信义的道理，等等。这并不意味着汉文字与儒学是同时传入的。事实上，在朝鲜先有汉文字的传入，而后传入儒学的。
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婴阳王十一年》记载：“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写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又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太祖王四十六年》记载，公元98年，太祖王巡视栅城时，将栅城官吏的功绩刻在岩石上。又集安高句丽古墓发掘的砖头上刻有：“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丘”，“千秋万岁永固”，“保国乾坤相毕”等汉文字。由此可知，随着汉文字的传入而在朝鲜传播中国儒学文化的。
但是，朝鲜将儒学作为社会思想来输入，是在公元1 世纪前后的三国时期。当时，在朝鲜半岛，古朝鲜、辰国等奴隶制国家已被推翻，相继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新兴封建国家，史称三国时期。
儒学在朝鲜较广泛传播于三国时期。在三国中，最先接受儒学的的是高句丽，其次是百济，最后是新罗。这是与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有直接关系。
（一）儒学在高句丽
高句丽本是貊族的一支。据《三国志》记载，高句丽为扶余别种，语言多与扶余同，说明高句丽与扶余有密切关系。据传，高句丽创始人朱蒙是扶余的贵族。他在扶余王室受到排斥，同乌伊、摩离、陕父等人一起南下，到卒本（今辽宁省桓仁县）同土著势力相结合，于公元前37年，建立了高句丽国家。第二代琉璃王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后，通过战争，征服了沸流、盖马等邻近的地方势力，成为强大的国家。
高句丽建国时期，逐步形成封建制度，这种封建制度基本上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考古资料证实，公元前1世纪，高句丽人能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并广泛地使用铁制生产工具。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高句丽建国前夕，已经产生了新兴地主土地所有制。国王把土地以“食邑”或“赐给”等形式直接分给功臣和贵族。这些受食邑者和受田者，无疑占有大片土地，以收租形式剥削农民。这些贵族和功臣不仅占有了大片土地，还为扩大自己的领地，不断进行土地兼并。除此之外，在高句丽还有为数不多的占有少量土地、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的私有土地和大量的国有土地。
上述土地私有制的变化，引起阶级结构的变化。据中国古书记载，高句丽国内“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三国志》魏志卷三十，《高句丽传》）很显然，在这里“大家”是指占有土地的封建地主，“下户”则为缴纳实物地租的依附农民。这时高句丽国内有“大家”和“下户”两大封建制度已形成并有了初步的发展。封建制度有力地推动了高句丽社会的发展。
在三国中，最先接受儒学的是高句丽。这是与高句丽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历史条件有直接的关系。由于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端，它的漫长的国境线与中国东北大陆相接壤，因此，两国人民有条件互相往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这是高句丽能够最先接受儒学的客观条件。尤其是儒学适合高句丽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即高句丽新兴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积极、主动地吸收了儒学，这是其更为重要的主观条件。
据《三国史记》，《琉璃明王（公元前19年～公元18年）条》记录，琉璃明王二子解明、好童的孝行故事，与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孝经》内容相一致，从而断定公元一世纪前后，即高句丽建国初儒家思想已传入朝鲜了。
但是，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并成为统治地位则是从高句丽小兽林王公元（371～384）时期开始的。据朝鲜古书记载：“……立太学，教育子弟”，（《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小兽林王》条）这是儒学在朝鲜最早的记录。“太学”是高句丽最初建立的儒学的教育机关，它的建立意味着儒学已成为高句丽的官方思想。“太学”是属于中央的国家最高学府，主要招收贵族子弟，传授五经三史，以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官吏为目的。“太学”还设置五经博士制度，给学习成绩优异者，授予五经博士称号。
除太学之外，在地方还设置了“扃堂”。扃堂是地方普通教育机关，主要招收地方的贵族子弟和一部分平民子弟进行教育。对此中国古书有记载：
俗爱书籍，至于衡文厮之家，各于街。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子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扁》、《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旧唐书·高句丽》）
上述事实说明，儒学在朝廷的保护和支持下得到广泛地普及，也意味着儒学被公认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二）儒学在百济
据传，建立百济国的温祚王是是高句丽朱蒙王的儿子。在辰国处于分裂状态时，温祚与一部分高句丽人一起南下，到汉江下游地区定居，同当地封建势力结合，形成一支新的封建政治势力。由于他们带来了北方的先进文化，又继承了辰国文化，因而迅速发展起来。到公元前后，百济封建势力形成一个小国，定都于汉江南岸的慰礼城。此后，百济迅速壮大，不断向南扩张，占领锦江以北地方，又经过征服战争，占领了马韩地区。到公元1世纪中叶，百济已成为较大的封建国家。
当时，百济存在着几种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私有制。其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最基本的。
百济建国初期，就存在着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当时叫“民”、“人”、“庶”、“百姓”的农民阶级，也叫良人。这些人是百济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剥削对象。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奴婢，主要来源于战俘和破产的良人。他们的生产品全被主人掠夺，主人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进行买卖。百济的统治阶级是南下的高句丽系统势力和土著封建势力，掌握了国家大权，公元1世纪中叶，百济基本上具备了封建国家体制。
百济在三国中，是继高句丽之后接受儒学的国家。百济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北与强大的高句丽相接，东北与后起的新罗相邻，西面临大海，虽有出海口，但因当时航海条件，不可能与中国直接交往。所以，儒学只有通过高句丽，才能传入百济。因此，儒学传入百济的过程基本上是与高句丽相似。
百济也与高句丽一样，从其建国初期便接受了儒学。据中国古书记载：
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旧唐书》，《东夷传·百济》）
这就是说，百济如同高句丽一样模仿中国作法，主要传授《五经》、《三史》以及文学等。
到公元3、4世纪，百济也有了较完备的儒学教育机关，并设立了五经博士制度。于百济近肖古王二十九年（公元375 年）写“书记”的高兴获得了五经博士学位。从此，百济才有了文字记载。对此古书云：
百济开国以来，未有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东夷百济》）
但是，当时，百济传入儒学的侧重面与高句丽的汉儒经学不同。因为百济在迁都公州之前的数百年间，经常遭受近邻高句丽的武装入侵，对外，要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国家防务和统一问题。所以，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解释儒学经典上，而是将着重点放在建立国家体制和各种典章制度上，以解决国家的统一和防务问题。为此，百济着重吸取孔孟原始儒教的典章制度，使之百济在这方面得到发展。
儒学的传播促进了百济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从公元3 世纪后半期开始，百济的封建统治机构逐步完善。从中央开始实行“六佐平”和“十六等能官制”。所谓“六佐平”是指朝廷的六部大臣。他们分别掌管六部国家行政事务。另外，对朝廷任命的官吏，实行由一品官至十六品官的十六个等级制。后来，在“六佐平”之上又设“上佐平”，是总管六佐平的最高官吏。
地方实行五部五方制，把国都附近的京畿地区划分为五个部，其余地方划分为五方。五方是以行政机构与军事防御体制相结合的基本单位。上述这五部五方制是以儒学的阴阳五行思想为基础的。
另外，还建立了较完备的典章制度，例如，规定国王的衣着、朝拜制以及严明法纪等问题。
但是，百济的国力并未因此而得到加强。于公元475年， 被高句丽打败，失去汉江流域，不得不把国都迁到锦江流域的熊津（今忠南公州）。从此百济发生经济衰退、政局混乱和民众骚动等一连串的危机。后来，武宁王即位，针对当时危机，对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内政，镇压暴乱，恢复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对外，主要采取了联合新罗的政策。于是，国力得到了加强，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迎来了新的复兴时期。但是，百济通往中国的陆路仍被堵塞，不得不利用海上通道，直接与文化发达的中国南北朝进行物质、文化交流。这对百济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个一大促进。尤其是中国经学儒学的影响是很大的。武宁王（公元501～523年）时，设了五经博士官职。百济与日本隔海相望，相交甚密，可成为传播中国之先进文化和思想的中介。百济把儒学先传播到新罗。尔后到阿辛王十四年（公元405 年），五经博士王仁携带《论语》十卷，东渡日本传授儒学。这对日本的文化思想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儒学在新罗
新罗兴起于庆州一带，是韩族的发祥地，有着悠久的历史。该地区原有六个村庄，六村贵族是建立新罗国的骨干。据传，六个村村长共推举朴赫居世为居西干，建立了小国。公元2世纪初，新罗封建势力开始对外扩张，北至尚州以北的鸟岭地区，西至洛东江上游。公元2 世纪前半期，建立了新罗封建国家。
建国初，新罗有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即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私有土地和国家的直属地。其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最基本的所有制形式。新罗阶级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由良人、奴婢、部曲民构成。良人也叫“百姓”或“民”。良人包括一部分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一部分无地的佃农。他们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也是主要的剥削对象。奴婢是属于社会最下层人，主人把奴婢当作财产，可随意买卖。部曲民是近似奴婢的贱民，主要包括被武力征服地区的人民，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剥削。
新罗从建国初开始实行贵族民主政治制度，王位由朴、昔、金三姓次替继承，经“和白”会议一致同意才能成为国王。新罗的封建制有力地推动了新罗社会的发展。
新罗在三国中是接受儒学最晚的国家。约于建国一世纪后的公元3世纪末至公元4世纪初时，才开始接受儒学。这是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有密切关系。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端，与中国腹地距离甚远，无法同中国直接进行交往。另外，新罗社会历史发展比高句丽、百济缓慢。这些都对儒学的传入是个很不利的条件。但是，它却对新罗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极有利的条件。由于上述条件，使新罗建国初近百年间，传统文化有了相当的发展。
到了公元6世纪，新罗进一步扩张领土，占领汉江流域和洛东江流域的全部地区以及东海岸。领土的扩大对新罗的强盛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首先，它显著增强了新罗的经济实力。其次，它在军事上切断了高句丽和百济互相联合的通道，从而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增强了自己的势力。再次，在外交上，由于它占领了汉江流域，使新罗有条件通过海路直接同中国进行交往，能够直接接受中国的先进思想文化。这对新罗经济、文化的发展造成新的机遇。到智证王时代公元（公元500～514年）更为积极、主动地吸收中国的文物制度和技术，进一步充实封建集权制。从智证、法兴两王时，按中国的名号与制度称王号与谥号，也按儒家的方式改换了国号与年号。公元639年，即善德女王九年，遣子弟入唐留学。此时，唐太宗增修国学，大征天下名儒，讲论经学，四方学者云集。于是高句丽、百济也遣子弟入学，其数可观。
综上所述，儒学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朝鲜三国得以顺利地传播和普及，是因为：1，在地理环境上看，中国是三国的近邻，三国早就同中国的北朝、隋唐有着经济、文化交流，在此过程中不能不受到当时相当发达的中国先进文化之影响；2，从意识形态上看，以“天命”观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与以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为内容的朝鲜固有宗教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因而儒学思想在朝鲜的传播没有遇到朝鲜本土著思想的多大反抗；3，从政治上看，崇尚名分等级论的儒学思想便成为以等级制为基础的三国时期封建国家的精神支柱，成为强化新兴封建国家王权的伦理基础。
儒学思想传入朝鲜后，迅速得到传播和普及，为维护三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起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朝鲜三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起到了封建思想统治工具的作用。
二、儒学对朝鲜社会的影响
由于儒学符合朝鲜三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又适合于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所以，古代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就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吸取儒学，结果，它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儒学思想对朝鲜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朝鲜三国基本模仿儒学的社会政治思想。1，提出了德治思想。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从此后，高句丽历代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且，努力把它加以实施。第二十代长寿王于公元414年，为纪念其父王的历史功绩，特树《广开土大王（亦称好太王）碑》。此碑文共有42行，1722字。开头部分主要叙述有关东明王的建国神话。神话将“以道与治”作为其核心。所谓“道”，指的是儒学的治国之道，其意就是指以儒学的治国之道来治理国家的意思。这就说明高句丽已经不太相信神的旨意，而相信政治思想的威力。东明王所提出的“以道与治”同《书经》所记载的“以道与治”，其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东明王的“以道与治”就直接受《书经》的影响。后来，到大武神王时，朝廷右辅松屋句继承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持德者昌，持力者亡”（《三国史记·大武神王》），使之更为完整。
德治系文政，并非排斥“武”的作用。东明王强调德治，从未“重文弃武”，而主张“要文要武”，即“乃武乃文”，并且付诸于实践。事实上，东明王建立高句丽王朝，完全是靠武力打出来的。但是，东明王建国后，由于他明确了在和平时期“文”的作用，所以，他才提出了“以道与治”的治国之道。不论“文”，还是“武”，皆属王道，“以道与治”包含着“乃武乃文”的含义。所以，在《广开土王碑文》中指出：
太王恩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扫除庶宁其业。（《广开土大王碑文》）
显然，在《广开土王碑文》里，是将德治与武功皆作为东明王的历史业绩来歌颂的。这种文武兼用思想就是出自于《书经》：
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春命，奋有四海为天下君。（《书经·大禹谟》）
高句丽将德治思想也贯彻于人际关系的处理上。第九代国王故国川王在平定内乱后，曾下令道：
王征几内兵焉平之，遂不令日近者官，以挽授位非德，进毒流百姓动我王家，此寡人之不明所致也，令汝四部各举贤良在下者。（《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川王》）一句话，就是用德性的高低来决定官职的高低，决不可感情用事。
2，朝鲜三国还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社会政治思想。高句丽根据“以仁为奇”，提出要“爱民”，并强调把它体现于政治之中。所以，故国川王目睹民众的悲惨生活，就说：“差乎为民父母，使民至此极，孤之罪也。”（《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故国川王》）其意就是国君是百姓的父母，百姓的生活达到如此地步，就是我的罪过。显然，这与儒学的“天子作成父母，以为天下王”，一句其意思完全相同。
完成三国统一大业的新罗文武王也曾提出减轻百姓的课税负担，免徭役，使百姓过富足平安生活的主张。这也与儒学的爱民思想相一致。新罗真兴王也曾提出“修己安百姓”的主张。
纯风不扇则世道乘真，玄化不敷则邪为交竞，是以帝王建号，莫不修己以安百姓。（《黄草岭碑文》）
高句丽国臣仓助利曾经提出，“君不恤民非仁也，臣不谏君非忠。”（《三国史记·朱尚王》）就是说，如果国王不爱惜百姓就不是仁，臣不向国王进谏则不是忠。可见，爱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君臣相互兼爱。做到“忠君爱民”，才能真正做到仁爱。
3，“正名”又是朝鲜三国的重要社会政治思想。统一三国的新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身份等级制，就把儒学的“正名”思想搬到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并以此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新罗古歌云：
君王为君王，臣下为臣下，百姓为百姓，则国定于太平。（《新罗乡歌·安民歌》）
这首民谣曾广为流传，几乎成为人人皆知的“顺口溜”。这与儒学《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完全一致。封建统治阶级企图用“正名”思想来巩固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
总之，儒学给朝鲜三国以及后来的高丽社会政治思想以深刻影响。
（二）儒学思想对朝鲜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
古朝鲜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照搬照抄儒学的伦理思想，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纲纪。他们以“仁”与“礼”相结合而成的“三纲五常”作为道德规范，并结合古朝鲜“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提出了子对父母尽孝道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的大义明道思想，以此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并强调子对父母的孝道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例如，高句丽琉璃王曾因太子解明不孝就“赐剑自刎”。解明听之，则毫无怨言，稍后便说，“父之命其可逃乎，……走马触之而死”。（《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琉璃王》）又如，大武神王的儿子好童怕继母元妃另选太子，抢自己的太子位，就整天忧心忡忡。父王听之，开始不太相信。后受元妃一帮人的挑拨，却以为好童不孝，表示治罪。好童身边的人劝其向父王讲明事情的原由。可是好童却说
我若释之，是显母之恶，贻王之忧，可谓孝乎，乃伏剑而死。（《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显然，孝道之规是绝对不得违抗的，即使是有冤枉也要服从。
朝鲜三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将儒学的孝道思想与祖先崇拜相结合，大兴宗庙寺院，广为利用。如高句丽大武神王即位第二年，就立“东明王庙”，向太祖灵祭祀。又如高句丽故国壤王九年，“命有司立，国社修宗庙”，向天地祖宗祭祀，等等。甚至他们得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思想，公然鼓吹道德决定论。
（三）儒学思想对朝鲜文化教育思想的影响
儒学思想在朝鲜最先扎下根的，就是儒学的教育思想。在朝鲜三国中最先吸收儒学的是高句丽。高句丽于小兽林王二年建立了“太学”。这是朝鲜最初的儒学教育机关。太学的建立，意味着儒学已经在朝鲜扎下根。到了高丽成宗年代（982—997），把太学改编为国子监。国子监仍然以贵族子弟作为培养对象。课程是以《孝经》、《论语》、《尚书》、《春秋》、《毛诗》、《三礼》等经学和史学，以及《说文》、《字林》、《三仓》、《尔雅》等为主要学习内容。定期进行国子监试，并以此作为选拔人材的主要依据。这说明儒学已经成为官学。
另外，在地方还设立私学。私学在高句丽的最初阶段叫做“扃堂”。到了高丽时期，私学有了相当的发展。这是由于高丽遭受契丹人的多次入侵，使儒学教育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加上，战后国家无力兴办学校教育，所以，官学兴隆不起来，趁此机会，私学得到了迅速发展。最初创办私学的是高丽政界元老、大儒学家崔冲。他于1055年，七十余岁告老还乡，开始举办私学。因为他有很高威望，不少贵族子弟，争先进他的门下学习。他办的私学共有九个班级，故称“九斋学堂”。不少有名望的官吏和学者都出自于他门下。私学后来改名为乡校，派经学博士去讲学。
随着儒学的普及，到高丽光宗九年（公元958年）政府“始置科举”，并以此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科举考试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科举制的实施促进了儒学的深入发展，并且巩固了儒学教育成果。
（四）儒学思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
比如，高句丽人的婚姻生活，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买卖婚姻习惯。据古文献记载：
其俗作婚姻言语已定嫁，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墓至嫁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则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傍顿钱帛。（《三国志·东夷传》）
可是，高句丽人自从接受儒家思想后，意识到过去婚姻制度不合情理。于是，他们改变旧的习惯，使之“婚姻不受礼，受礼则为羞耻”。（《唐书·高句丽》）
又如，吸收儒学后，高句丽人的丧葬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高句丽人埋葬死人时，头部朝东或朝南，即实行“东枕”或“南枕”。认为头部朝向日出或日照的方向，死者会复活。所以，实行“东枕”或“南枕”，“东枕”尤为盛行。可是，后来受《礼记》中“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的影响，改变过去的习惯，将头部朝向北面，实行“北枕法”。后来，这一习惯又传到百济，使百济也实行“北枕法”。
不仅如此，高句丽人又按照儒学五行思想来改变原先的墓制法，建造新坟墓。其突出的一例就是在高句丽古都国内城古坟墓群的壁画中有名为“四神图”的壁画。“四神图”画有前为朱鸟，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后为玄武。天井里有星宿之画，即乘大鸟飞走的仙人。无疑，这是仿照《礼记·曲礼》“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的思想而画成的。画中的青龙、白虎、朱鸟和玄武就是守护死者的四神，象征着“四象”。中间的星宿之画就是墓室的主人，即死者。四象加上星宿之画则象征五行。星宿和玄武的结合则表示阴阳和合，象征太极。画中间的星宿之画，呈现出仙人乘大鸟飞走的形象，意味着人虽死，但灵魂却不死，它正离开人间，飞往天堂。这就体现了《礼记·礼运篇》“故天望而地藏也，体则降，知气在上”的思想。总之，“四神图”表示了人从死到不死，从地上飞到天堂的转化过程。
显然，“四神图”受《周易》变化思想影响。另外，当时高句丽人以为人虽死灵魂却不死，从而将死者当作活者来进行祭祀。这是一种祖先崇拜思想的反映。由此可见，墓壁画“四神图”就是儒学周易思想和朝鲜固有祖先崇拜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除此之外，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从前人们普遍认为，“富贵在天”，而不在于人。从而消极地期待天的造化，而不去努力争取富贵。可是，自接受儒学思想后，逐渐意识到富贵问题除了天的因素之外，也有人为的因素。并且开始出现祸福乃是人为的思想。所以，高句丽的遂成之弟伯固曾说：
祸福无门，惟人所召，今子以王弟之，亲为百福之首，位之极矣，切亦盛矣，宣以忠文存心，礼克己，上同王德，下得民心，然后富贵，不离于身而祸乱不作矣。（《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太视》）
由此看来，由于“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只要忠义存心，礼让克己，上同王德，下得民心富贵就不离身，祸灾就不乱来。
另外，高句丽高福章也认为祸福不是固定不变，而是相互变化的。他指出：
不善则吉变为凶，作善则灾反为福，今大王忧国如家，爱民如子，虽有小异，何份为。（同上书）
这一思想与《周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并无两样。上述事实说明，高福章是受《周易》的思想影响。在儒学思想影响下，高句丽人的祸福观有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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