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云霞[1]2007年在《民国时期山东女子教育研究(1912年-1937年)》文中认为女子教育的独立设置,是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尤其是1912年至1937年,女子教育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其中,山东女子教育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山东近代教育就是从教会女学开始起步的。1861年,美国传教士在登州创办了第一所教会女学,实际为山东近代教育之始。由此,开山东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先河。随后,教会女学在全省迅速发展。山东民众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经过几千年封建束缚的山东妇女走出家门,接受教育,迈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两千多年来,中国女性自我认同的标准和自我完善的价值取向一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育观念使她们一直无缘学校教育,作为儒家思想发祥地的山东地区,妇女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尤为深重。以教会女子教育为先导,国人对女子接受教育逐渐认可。晚清国人兴办的女子学校鳞次出现,从而为民国时期女子教育规范有序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民国初期,政府《壬子-癸丑学制》的出台,地方政府的重视,使得山东女子教育获得初步发展,女子初等教育、女子师范教育、女子职业教育都相继展开,结构完善且运行较为协调。尤其是女子初等教育一直保持较高的速度发展。小学男女同校教育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观念意识,有利于女子教育的进一步推广。五四运动因“山东问题”而起,运动期间,女校学生英勇的站了出来,抛弃顾虑,走出校门,走上街头,同男同学并肩作战。关注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使命感加速了中国女性尤其是山东女性的解放步伐。五四运动在山东蓬勃发展,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可见女学生的影子。民众意识受到革命理念的涤荡,逐渐开放。妇女解放、男女平权的意识逐渐推广。五四运动后,山东女子教育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长足的发展。初等教育持续向前发展,女子普通中学的设立为历史性的突破。已有很多女生进入职业学校学习,但轻视职业教育的观念普遍存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留美人士何思源接受中央委任,担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达14年之久。期间,女子教育政策的连续推行使得山东女子教育持续向前发展。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女生的入学比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民众对男女教育平权的认可度的进一步提高,政府持续推行男女兼收的政策使得女生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政府义务教育政策的提倡进一步使男女同校成为可能。除独立设置的女校外,普通中学也大力推广男女同校教育,这一政策也扩大到一些师范学校以及职业教育学校。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山东女子教育发展迅速,但总体状况并不乐观,距离真正的男女教育平权仍有很大的差距:男女合校的速度进程缓慢,与同期的男校相比,差距很大;女学多集中为初小教育,高小以上层次的女子学校设置偏少。民国时期,山东女子教育发展的不利因素有以下几点:一、宗法礼教的束缚;二、多数女子学校缺乏足够的经费支持;叁、师资短缺;四、女子就业范围窄等。这一系列因素的交互作用制约了山东女子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传统习惯势力的阻挠,纲常礼教的束缚,使山东女子教育前进的步伐显得异常沉重。通过对民国时期1912至1937年山东女子教育的考查,我们看到了中国女子教育彳亍前行的缩影。在女子教育的启蒙阶段,教育有志之士对于女子教育目标积极探索,做了诸多有益的尝试。这种探索精神和为普及女子教育所做出的努力,成为我们今天教育的真实范例。建国后,女子教育最终走向与男子教育的合流,与这一时期对女子教育的探索是分不开的。回顾和了解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也为我们当代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历史的启迪与思考。
陈莎[2]2015年在《民国时期福州女子职业教育研究》文中指出历史上,福州是一个出“秀才”、出学派、出文化的重要地方。福州是全国最早兴起新学的城市之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百年前,福州就已经有蚕业、工业、女子职业、护士、师范等十多所女子新学堂。福建职业教育史既是福建教育史中不可或缺的方面,也是中国职业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研究民国时期福州女子职业教育史,来对福建现今的职业教育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本文主要研究的是1912年到1949年间的福州女子职业教育,研究福州女子职业教育在民国建立初期到解放前产生的原因,发展情况和意义。笔者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等历史分析的方法。福州女子职业教育为福州民国时期的女子开辟了一条通往社会和世界的大道,让女性获得“一技之长”,走出家门成为“娜拉”,找到了新的生活,其发展过程本身昭示着一个乐观的趋势,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力地推动了福州妇女解放的进程,而且促使男女平等的理念渐渐扎根于福州百姓的心中。
韩兵[3]2015年在《民国河北地区职业教育问题研究(1922-194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职业教育是当今中国进行全面和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同时也是现今中国教育系统当中的“活跃分子”。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对民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探讨,还不如同一时期关于南方区域的研究充分、深入。河北地区作为当时北方地区的典型代表,其职业教育呈现出的特征和发展脉络理应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当今的发展实践来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该区域的职业教育也应该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上都有所突破。本文的结构由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含义及与其他相似教育类型的比较;民国河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及概况;民国河北地区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民国河北地区职业教育的效能输出这四个部分组成。近代中国的职业教育是指在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产业发展和社会个体从业的需要,特定教育团体和机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对有一定教育基础的人进行职业知识、技能及道德的培养和训练,以便使个体获取适合岗位的教育类型。这个概念涵盖了民国时期河北地区职业教育的时段界定、创办原因、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和教育目标这六个基本要素。同一时段,在河北地区还出现了与职业教育相类似的教育类型及教育实体,文中对这些教育类型与实体通过逐个分析对比,对其进行区别和定性,明了哪些属于职业教育范畴,哪些又是社会教育的载体。这样对于民国时期河北地区出现的各种职业教育机构和类职业教育机构便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通过各类教育机构的对比加深对职业教育特征的理解。对于职业教育如何发展,民国时期河北地区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各职业学校的校长提出了大量的改革提案。这些提案汇总起来大致有增设职业学校提案组、中学改添职业班提案组以及推广各类职业教育提案组这几大类,这些提案前半部分指出了当时河北地区职业教育存在的弊病,后半部分均给出了切实可行的纠正与改革建议,对于当时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理论参考价值。与此同时,河北地区的各省市甚至县级政府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职教发展规划,文中对于北京、天津及河北的职业教育发展计划分别做了述评。有了发展规划,在实际执行当中能否按期完成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根据对河北地区各市县职业教育发展概况的分析,既能掌握这些原定计划的完成度,又能了解这个区域内职业教育的早期现代化水平。职业教育有其自身的要素,本文挑选经费筹措、教师储备和生源培养叁个核心要素进行分析。首先是在经费投入上,职业院校本身作为非盈利性事业单位,经费来源较少,缺乏从社会上吸取资金的渠道,可以说政府的教育拨款是当时职业教育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政府职教经费投入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所辖区域内职业教育的发展态势。本章通过对当时河北地区内部各市县经费的对比及与邻省察哈尔投入职教经费数额的对比,来总结当时河北地区对于职教的重视程度及教育结构的合理性。职业学校必须有充足的师资队伍,因为教师是职业学校教学正常运行的基础,文中阐述了国民政府对于职教师资资格的要求,并对于河北地区职教师资的选拔和概况予以详细说明。此外,足额及高质量的生源、必要的培养能力以及学生的充分就业也是办好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之一。职业教育能够向社会输出自己的效能,它的效能包括人力资源输出、产品输出和技术输出叁种方式。通过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能够增强学生的就业率,以便向各类经济产业提供技术人才。在产品输出方面,民国时期举行了全国性的职业教育成绩品展览会,在这次展览会上,河北地区职业学校的展品特色鲜明,技术含量也较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文中对之进行了评价。在技术输出方面,职业学校通过研究和试验,将自己的技术投入到社会当中,很快就会转化为生产力,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本章以河北省易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农作物育种试验为个案研究,论证了职业学校的技术在提升周边地区生产力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是理论和实践二者需兼顾的重大问题,民国时期河北地区的职业教育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布局、强化内涵宗旨、加强政府管理以及注重效能输出等方面都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职教改革理论不断推陈出新,同时更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教训,通过本文的研究,对于当下职教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意义。
韩玉婷[4]2015年在《清末民国女子家事教育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绪论一选题的缘起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细致,由于男女性别体质的差异,特别是随着父权制的确立,"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女子生活和活动便多固守于家庭,其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多局限在家庭之中。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向现代工商业社会变迁,接踵而来的是民族灾难、亡国灭种的危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强烈
袁从秀[5]2014年在《民国时期四川教育地理研究》文中指出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过渡和转型期,它是继晚清以来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变革与动荡的时期,而教育是变迁中最为敏感的神经。民国教育在新旧教育的冲撞中实现向新教育的发展与蜕变,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辉煌的篇章。四川教育在民国教育史上具有突出之地位和鲜明之特点,特别是抗战时期,为保存中国教育文化命脉可谓功勋卓着,因此民国四川教育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而目前学界对民国教育的研究虽涉及面广,内容丰富,但多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教育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缺乏多视阈下的、多学科结合的研究,且专注于民国四川地区的教育成果为数尚少。因此对民国时期四川教育地理的研究,不仅可丰富民国史的研究内容,而且亦有利于历史教育地理理论的深入发展。本研究以民国时期四川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学校和部分社会教育机构作为切入点,探讨了民国时期四川教育发展,尤其是学校分布变迁的历史和时空特点,分析了民国时期学校分布变迁的原因,由此总结民国四川教育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1912-1937年,四川地区小学发展较为迅速,抗战前有学校24474所,但分布极不均衡,第二区、第十一区、第十二区小学数各超过2000所,在全省具有明显的数量优势。井研、南充、安岳、南部、泸县等32县学校数各超过200校,而西康地区小学仅25所。抗战前中学197所,较清末数量大增,且种类齐全,分布广泛,但以初级中学为主体,分布地区不均衡,61个县(局)无中学。中等师范学校1936年有38所,分师范学校、简易师范学校和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叁大类,并有国立、省立、县立、区立、联立、私立等多种办学形式,分布均衡,但师范学校数量甚少。抗战前中等职业学校有40所,学校层次和类型全面,有高初级合设的职业学校、单设的高级职业学校或初级职业学校,有省立、县立和私立等办学形式,其中以县立为主,私立为辅,但职业学校地区分布不均衡,第叁区独占鳌头,第一区次之,130县(局)中无职业学校。高等教育学校在部备案的仅3所,且集中分布于成都和重庆,四川高等教育学校数量居全国中下。1938-1945年,由于国民教育制度的推行和抗战人口、机构的大量内迁,四川小学学校数迅猛增加至54049校,第叁区学校绝对数位居各区前列,成都、重庆国民教育成就瞩目,但各行政区差异突出,中心学校和国民学校总数在2000所以上的行政区有第二、叁、十、十一、十二区,而第十六区学校仅122所;西康省学校分布更为不均,西康第二区、第叁区在康省居绝对优势,雅安县和冕宁县在西康遥遥领先。抗战时期四川中学达到304所,国立中学异军突起,私立中学大增,但县立中学仍居主导。中等师范学校52所,以省立和县立为主,分布较为均衡。中等职业学校67所,新增国立职业学校,但职业学校在中等教育中居弱势地位,且主要分于成都、重庆两地。高等教育在抗战时期获得跨越式发展,在川高校有68所,四川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心。1946-1949年,四川教育受内战影响,小学学校数下降至24487所。1946年中学学校599所,其中私立中学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县立中学以初级中学为主体,中学分布仍严重不均,西康地区的22县无中学。中等师范学校104所,以省立和县立为主,学校分布相对均衡。中等职业学校96所,西康的职业教育兴起并有所发展。高等教育因学校复员,高校数量减少至24所,成渝周边地区和西康地区的高等教育逐渐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成、渝地区仍是四川教育中心地区,西昌和雅安成为西康地区的教育中心。1949年解放前夕,因财政困难和内政缘故,学校数量减少、规模缩水,甚至停课停校,四川各类教育萎缩。从时段分布上看,民国时期四川教育经历了近代教育的初步发展(1912-1937年)、兴盛(1938-1945年)和渐趋衰萎(1946-1949年)叁个时期。从空间分布看,民国四川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教育中心、教育次中心和教育边缘区,其趋势是教育中心区在东移中不断扩大,教育边缘区却不断向西部高原区收缩;相对于人口数而言,教育中心、教育次中心、教育边缘区的学校设置都不尽合理。自然地理环境、人口数量、交通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因素、民族结构和教育文化基础是影响民国四川学校分布变迁的主要原因。学校数量较多的是平原丘陵地区、人口数量多而集中的地区、大河流域或公路交通便利的地区、经济状况良好的地区、具有良好的教育文化基础的地区,或邻近重庆、成都两大城市的地区;学校数量少的是山地、高原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纵向上,自汉晋以来四川教育中心逐渐东扩南展;横向上,民国四川学校分布优势凸显,学校数位居全国前茅。民国四川教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之地位,其在承传与创新中实现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蜕变;抗战时期为保存中国教育文化命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家在四川践行教育新理念,进行了中国教育道路的有益探索;四川成为西部教育发展的领头羊,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西部教育的差距。本研究在复原民国时期四川学校分布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了计量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和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学、区域研究等理论,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学校的分布按阶段分别统计和分析,同时进行四川区域之间、四川与其它省区纵横向比较研究。通过研究认为,民国时期四川区域内由于受各种地理要素的影响,教育发展虽不平衡,但民国四川教育成就瞩目,学校数量优势明显,民国四川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王秀霞[6]2004年在《民国时期的女子职业教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是中国女子职业教育的起步阶段。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和女子教育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而女子职业教育作为两者的结合点,在职业教育和女子教育发展史上都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女子职业教育兴起的背景表现在民国初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女子教育的发展、杜威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和早期的女子实业教育四个方面。民初经济的发展与对人才的需求使职业教育在清末实业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女权运动的兴起使女子教育也兴起热潮;杜威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传入,不仅使我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较为完整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体系,还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平民化;清末女子实业学堂的创办,在办学宗旨、分科设置、学生管理和毕业考试制度等方面为民国初期女子职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清末女子实业教育思想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发展,转变为女子职业教育思想。诸多仁人志士从女子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如何兴办女子职业教育、女子职业教育面临的困难等方面对女子职业教育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形成了较完整的女子职业教育思想体系。这些思想有利于妇女的解放和社会观念的改变,为民国时期女子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对当今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概况是本文的重点。从全国来看,可分为初步发展时期、较快发展时期及缓慢进展叁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为初步发展时期,初步建立了女子职业教育体系,女子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学生人数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1927年至1937年为较快发展时期,法令法规的颁布使女于职业教育与男子职业教育并列于同一系统,女子职业学校的数量及女生所占得比列较前期均有大幅度的发展。1937年至1949年为缓慢进展时期,女子职业教育在抗战时特定环境下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抗战胜利后,一方面致力恢复,一方面更谋推广改进,女子职业教育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女子职业学校教学与管理方面,行政组织较完善,注重对学生的训育,学生的出路与男子职业学校比尚佳。女子职业学校的基本类型有叁种:单设的女子职业学校、中学附设的女子职业科及大学附设的女子职业讲习班、女子职业补习学校。单设的女子职业学校,科目的设置较为详尽,基本教学设备和实习设施均已具备;只是职业科目的学时较少,教材与教法还有待于改善。中学附设的女子职业科及大学附设的女子职业讲习班科目设置较狭窄,实习课程很少,设备较简陋。女子职业补习学校分科与课程设置很简单,主要以家事类为多,设备非常简陋。总之,女子职业学校虽然从种类上多种多样,但问题重重,直接影响到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女子职业教育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首先,女子职业教育使部分女性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技能,促进了妇女就业。其次,妇女职业领域的拓展催生了争取妇女职业平等权的斗争,一批职业女性也开始以清醒的意识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有助于女权运动和妇女解放。同时,女子职业教育体系的确立和女子职业学校的兴建又为新中国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经济的落后和战乱的频繁以及学校办学方法不良等原因,又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大大降低了民国时期女子职业教育的实际效果。关键词: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女子职业教育思想;女子职业学校分类号:G7 19·29=6
刘美涛[7]2013年在《历经风雨 破茧成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女子职业教育是应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受女权运动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的影响,以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积极推动,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旨在教授女子谋生技能的教育。这一时期的女子职业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解放事业以及女子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手,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以女子职业教育办学形式的演变为线索,将民国时期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划分为叁个历史阶段:1912-1921年,女子职业教育逐渐独立并取得初步发展;1922—1930年,女子职业教育以设科形式分布于各级各类学校,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1931—1949年,女子职业教育从各级各类教育中分离而自成系统,受战事影响,整体发展缓慢,只有护士职业学校发展迅速。民国时期,国人积极学习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关于女子职业教育的先进办学经验,并大胆尝试和探索,最终在国内形成了女子职业学校、女子职业科和女子职业补习学校叁种基本办学类型。在这叁种学校中,女子职业学校的规格设置齐全、办学层次多样、教学内容比较丰富;女子职业科多附设于综合中学,无论是办学层次还是课程内容都相对简单;女子职业补习学校有单独设立的,也有附设于各级各类学校的,其教学时间灵活且较短,招生对象多是不识字或文化水平较低的成年妇女,侧重于技能速成训练。整体而言,民国时期的女子职业教育呈现出办学主体多元化、教育对象平民化、课程设置丰富、教学方法注重实践、教育目的强调实利等鲜明特征。它为女性习得一技之长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使女性获得谋生本领,逐渐从社会分利之人成长为生利之人,极大地促进了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民国时期的女子职业教育唤醒了女性的主体意识,让她们从“附庸于男性”的传统观念中逐渐觉醒,把眼光从家庭扩大至社会,寻求与男性“同担责任、同为国民”的解放之路。此外,民国时期的女子职业教育将触角伸至普通劳动群众,它招收社会较低层次家庭的女性接受学校职业教育,从而加速了中国教育的民主化进程,成为中国女子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秦凌[8]2014年在《民国时期教育立法研究(1912-1949年)》文中研究指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被迫走上了艰难的近代化道路,中国近代教育也经历了一个由传统步入现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过程,而完成这个历史性转变的时期正是在民国。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和转型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民国教育的发展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反过来对民国社会、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反作用。民国教育之所以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精彩的篇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因此,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教育立法,不但有助于拓宽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范围,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启示意义。全文包括引言、正文七章和结语叁部分。引言阐述了研究民国时期教育立法的缘由及意义,综述了国内学者对民国时期教育立法的研究成果,说明了本课题的研究范围、主要内容与基本框架,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阐述了清末教育由传统教育的法制思想向近代教育法制思想的演变过程,分析了清末教育“新政”的实施及特点。第二章研究了民国初年(1912—1927年)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教育立法,内容涉及教育宗旨、教育行政体制、学制改革、教则改革、教师管理、社会教育等诸多方面。第叁章研究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1927-1937年)教育法律体系的建立,并分析了这一时期教育立法的特点。第四章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的教育立法,重点阐述了国民政府富有战时特色的教育立法。第五章研究了抗战胜利后(1945—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立法,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的法律法规。第六章对民国时期教育立法制度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国家教育立法、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立法、地方教育立法的权限划分和立法程序,并阐述了民国时期教育立法的主体构成。第七章以湖南省教育立法为例,对民国初年地方教育立法主体、内容、程序等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结语对民国时期教育立法进行了评价,简要分析了民国时期教育立法的特点,以及对于当今教育立法的历史启示。
罗银科[9]2012年在《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农村职业教育是当下破解“叁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关注当前农村职业教育的同时,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的回溯,但是目前学界尚缺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即试图对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中最重要的农业学校教育(以下简称“农业教育”)进行梳理、评析。论文从职业教育的意义、目的和范围叁个维度,对近代职业教育的内涵进行梳理与辨析,发现近代职业教育的内涵存在“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笔者认为应从“实然”层面理解职业教育的近代内涵。进而推演出近代农村职业教育的内涵。农村职业教育针对农村,因而以农业教育为主,而职业学校教育是职业教育最主要的形式。因此,本研究的内容就是职业教育四类型中的农业教育,叁形式中的职业学校教育,即论题: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基于农业教育的分析。论文将研究范围内农业教育的发展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抗战及内战时期四个阶段,并回溯清末农业教育的发展,以便前后衔接。每个阶段主要从农业学校的设置与修订、农业学校课程与教材、农业学校师资、农业学校经费、农业学校与学生五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就以上各方面做前后的对比,标明特异之点,给予简要评价,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释,希望这样的尝试对后继研究者有所帮助。第一章,笔者提出“癸卯学制”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学制系统,但是并不适用于农业教育。初等农业学堂与中等农业学堂之间不存在断层现象。开设课程适当融入了一些具有本土性的课程,一律没有读经课程。清末采取了延聘外国农学教习、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农业再回国办学和设立农业教员养成所叁种方式培养农业师资,但是结果并不理想。农业学堂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官款、官员富绅出资和适当收取学生学费叁种途径,其中官员富绅出资兴办较为普遍。初、中等农业学堂数和学生数有了较快增长,但是作为实业教育的一部分,在整个教育系统中所占比重仍然很少。第二章,笔者认为“学堂”到“学校”称谓的改变,可以看作是新政府为了与前朝“划清界限”的一种姿态,但实际并无改变。而从“初、中等”改称“甲、乙种”则有实质性的变化,即意在打破农业教育系统,割断各级农业教育的联系,但在事实层面很难办到。从“壬子癸丑学制”始,高等农业教育从职业教育体系中分离出去,农业教育限于中等以下。该时期缺乏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本土性农业教材。师资仍然沿袭清末的培养模式,以农业教员养成所为主。农业学校教员人数,多于同期工、商业学校教员数。农业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官府、农会、私人和学费。该时期实业教育经费在各中等教育中所占比重最低,但以生均教育经费计算,则一直处于较高位置。农业学校经费数高于同期工、商业学校经费数。第叁章,笔者认为本期农业学校设置“自由度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对之前学制存在问题的修正,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庸”之道的体现。本期首次拟定了农业学校课程标准,同样体现“自由度大”的特点。出版了一些农业教育教材,但是并未改变农业教育教材难觅的局面。“自由度大”的特点在师资培养上也得到体现。但是这种看似自由度大的规定,事实上是承认了之前学制职业教育师资的培养方式,不做任何改变。该时期职业教育岁出经费数占整个中等教育岁出经费数的比重在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1922年新学制后,普通教育职业化吸纳了本该直接投入到职业学校的经费。第四章,本期农业学校设置与“壬子癸丑学制”如出一辙,这是对于不能解决的现实问题的一种“规避”。农业学校设置以立法的形式呈现,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但不能高估,它不过是民国法律架构的一小环。首次有了部颁农业教育各科课程表,对于提高农业教育水平不无帮助,但是仍无课标。主观上的不作为是主要原因。终于有了部订农业学校教材,并且在职业教育各科中数量最多,但是仍有不少学科无部颁教材。农业教育师资问题正随着整个职业教育师资问题逐渐解决,但是效果还未显现,抗战即爆发。农业教育经费来源在制度层面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为了挽救因“壬戌学制”职业教育普通化造成的中等教育严重失衡的局面,出台了一系列扩张职业学校的措施,但是中学“独大”的状况并未改变。第五章,本期农业教育在制度上为适应战争需要,做了微调。依然沿用1933年的类课标。组建了专为编辑农业教材的“农业职业学校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并且融入了奖励机制。这种机制对农业教材的编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农业师资问题受到重视,并在实际层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远没有达到解决的程度。农业教育经费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战时公费制度刺激了职业学校的发展,但是职业学校与普通中学之间不均衡的发展态势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原因一方面在于承诺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无法落实,另一方面在于普通教育也有相应的激励措施。第六章是对前五章共性问题的探讨。先从农村经济的角度探讨了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主要从农民、农业和农村叁个维度展开。笔者认为农民与农业的需要,使得农业教育成为必要,农村的状况为农业教育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分析应建立在排除“农业破产论”这一“歧路”的基础上。职业教育“重农”与“重工”论争是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又一歧路。笔者对这一论争进行了系统梳理,希望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第七章,笔者试图以实证的方式,通过对《教育与职业》(1917—1949)杂志全208期共3139篇文章进行数据统计,从计量的层面分析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特点。主要关注“农业教育”和“农村教育”两个维度,从文章的数量、年代分布、介绍国家和介绍中国省份四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用数字表明:民国时期农业教育“质”“量”兼备;民国时期农业教育“与时俱进”;民国时期农业教育“内外兼顾”。前面单纯的研究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发展是无法得出这些结论的,从一个侧面也表明了这样实证研究的意义所在。
何莎[10]2011年在《民国时期女子职业教育研究(1912-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以前,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几乎没有女子职业教育,1913年,教育部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新学制在男女平等思想的指导下,主张男女受平等的教育。民国初期,女权运动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运动催生了女子教育家,她们倡导男女平等开女智、兴女学,并对女子教育的内容、方法等问题进行探讨,引起女子教育观念的巨大改变,促使民国时期出现了兴女学热潮,为女子职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另一个有利的环境。民国时期(1912-1949)是女性职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的阶段,其女子职业教育发展进程在其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影响和认识,1912-1927是独立教育的确立阶段,女子职业教育开始重视实业教育;1927-1937是其发展较快阶段,女子职业教育学校增多,课程设置变得多样化,内容也逐步丰富;1937-1949女子职业教育应用性强化阶段,但受战事影响,发展缓慢,其分科也受到影响,此阶段的女子职业教育重视实习环节。这叁个时期特征形成的社会背景、教育宗旨及内容、地域分布方面的比较,论析民国时期女子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有其自身的适应性、政治倾向性和不平衡性。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所取得成效与制约因素,从而认识到女子职业教育对女性社会生活技能的提高、就业范围的扩大,自我意识的觉醒、推动妇女解放进程方面的重大意义。反思出社会的发展、思想观念的更新、创办适合女性特点和女性需要的专业和办学形式对当今女子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民国时期山东女子教育研究(1912年-1937年)[D]. 胡云霞. 山东大学. 2007
[2]. 民国时期福州女子职业教育研究[D]. 陈莎. 福建师范大学. 2015
[3]. 民国河北地区职业教育问题研究(1922-1948)[D]. 韩兵.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4]. 清末民国女子家事教育探析[J]. 韩玉婷. 婚姻·家庭·性别研究. 2015
[5]. 民国时期四川教育地理研究[D]. 袁从秀. 西南大学. 2014
[6]. 民国时期的女子职业教育[D]. 王秀霞. 山东师范大学. 2004
[7]. 历经风雨 破茧成蝶[D]. 刘美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8]. 民国时期教育立法研究(1912-1949年)[D]. 秦凌.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9]. 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D]. 罗银科.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10]. 民国时期女子职业教育研究(1912-1949)[D]. 何莎. 湖南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