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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十五个里程碑看本世纪我国前进的脉络
回首本世纪之初，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义和团运动失败。 1905年广西会党领导的农民起义也被扑灭。1905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但是，由于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加上帝国主义背后插手，我国资产阶级革命只是昙花一现。实践证明，不论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无法拯救中国、振兴中华。
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本世纪中国的面貌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社会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1956年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随后，我国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迂回曲折地逐步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之所以取得上述成就，其原因是我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有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亿万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长期斗争中，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有制定党章、党纲、路线、方针、政策和选举党的领导人的重大职责，对于党的兴衰成败具有关键意义。
迄今，中国共产党已召开过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十五次大会犹如十五个里程碑，从中可以看出本世纪我国不断前进的脉络，尽管其中也有过局部的曲折与后退。
1921年7月，在工人运动中心上海召开的党的“一大”， 依据马列主义原理通过要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达到消灭阶级的纲领，决定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三人中央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时各地党员才有53人。
1922年7月，在上海举行党的“二大”， 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指明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主要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然后再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大会还通过了第一个党章，选举产生以陈独秀为委员长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时党员增至195名。
1923年6月，在南方革命中心广州召开党的“三大”。 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发展扩大革命队伍，与国民党结成同盟，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这次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初次被选进五人组成的中央局，任秘书。这时党员有470人。
1925年1月，党又在上海举行“四大”。 大会提出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肯定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要争取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参加革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可以说，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已经从此萌芽。会上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这时党员有994 名。
1927年4—5月，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缺少具体有力的措施，无法挽救当时日益严重的危机。在领导权问题上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陈独秀仍然被选为总书记，这就注定了党必然会遭到严重的挫折。但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血的教训也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告别了幼年的稚气，重新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
1928年6—7月，中共只好在红都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这时党员总数约有4万名。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 建立工农政权的革命纲领，提出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之后选出的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1931年被捕叛变。从“六大”到“七大”相隔了17年之久。其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新论断，被党内有识之士王稼祥、刘少奇等称为毛泽东思想。
1945年4—6月，在延安举行党的“七大”， 这时党员已增加到121万人。大会的最新成果是在新党章总纲部分正式确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大会还确认了毛泽东在组织上的领导地位，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和毛泽东领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创造了人间奇迹，取得了伟大胜利和重大成就。
1956年9月， 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了严重后果，在修改后的新党章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只写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大会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一次写进党章总纲部分，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很可惜，自1957年下半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越来越转向“左”的方面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了歧路，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内乱”。
1969年4月，举行“九大”时，党员已从1956年八大时的1000 多万人翻了一番，增加到2200多万人。“九大”在“左”的思想支配下，不恰当地拔高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党章还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总纲部分，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九大还把“左”的理论和路线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合法化、正规化。
1973年8月召开“十大”时，党员增加到2800多万。 大会继承了九大的错误理论和路线，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在林彪反党集团暴露之后，随后又形成了江青等人的“四人帮”，把国内局势越搞越乱越糟。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灾难之后，1977年8月举行党的“十一大”，党员已拥有3500万人。 大会在理论上和路线上还未能拨乱反正，但是已把在本世纪内将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作为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重新提出。
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 邓小平在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会以此作为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大会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大转折又向前迈出大步。从这次大会起，我们党中央废除了主席制，更加重视党的集体领导制。这时党员已有3900多万人。
1987年10—11月的“十三大”阐述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并且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初次概括为十二大要点，还指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这时党员已达4 600余万名。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着重阐明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历史条件、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强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这对于革故鼎新、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时党员有5100多万名。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提出跨世纪的发展蓝图，以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同时还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把党建设好。大会提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时党员总数已达5800多万名。
从本世纪中国共产党十五次代表大会、十五个里程碑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党由建党时53人的小团体，发展到当今拥有58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其间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在这个党坚强领导和广大党员带动下，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使我国发生了世纪性的巨大变化，由任人宰割、依附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变为独立自主的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大国和永不称霸又具有强大自卫能力的军事大国，由贫穷落后愚昧封闭的农业国变为已拥有部分先进科学技术、部分人已开始先富起来的开放型的发展中的工业国。这种沧桑巨变在我国以往50个世纪中是空前的。
二、从十五个里程碑看如何加强党的三大建设
首先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关键是认真学好马列主义，努力提高马列主义思想水平。中央编译局新近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列宁选集》四卷本，至少其中的《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名篇是我们广大党员首先必须熟读的。我们不能把马列主义当作千古不易的教条，要善于领会其精神实质，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我们党思想建设的最大成果是培育了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杰出领袖。以他们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两大理论成果对于指导我国的革命与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实际意义。
我们党的思想建设除了有辉煌成果外，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这就是由于全党尤其是党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未能通过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党代表大会纠正、抵制党中央领导人的路线错误。1927年党的“五大”已经发现并且批判了总书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仍然提不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方案，以致使右倾错误继续蔓延。1969年党的“九大”、1973年党的“十大”和1977年党的“十一大”也未能抵制纠正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左”倾路线错误。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切感到：应该以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为表率，刻苦学习他们的论著，尤其是要加强学习更贴近现实的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著作，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方针，运用理论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根深蒂固的“左”，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本职工作能够干得出色。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工程和宏伟事业就能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众志成城。
其次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关键是要大力加强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应该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充分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从1847年创建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就确认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唯一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只是各级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与代表大会并列的最高权力机关；不仅党纲、党章，而且党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都必须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民主讨论、民主决定，中央委员会必须坚决执行；党中央领导人如果发现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已经过时，可以依照党章规定要求提前召开代表大会，改变决定，而不得随意擅自改变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1922年“二大”起，党章中都把中央领导机构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意为执行代表大会决议的机构；自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之后，才去掉“执行”二字，改称中央委员会；但是应该正确地理解，中央委员会理应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不是与代表大会平行的、更不是凌驾于代表大会之上、高于代表大会的另外一个上级机构。过去，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中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因党代表大会不能按期召开，中央全会或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过党代表大会作用的情况时有出现。远的如1935 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近的如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起过拨乱反正、端正路线、改组领导的重大积极作用；也出现过中央全会越俎代庖、擅自改变代表大会的正确决定、推行错误路线的不正常情况。例如1957年9 月八届三中全会就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正确估计，强调这对矛盾依然是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到1962年9 月八届十中全会更明确规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完全否定了“八大”的正确路线。所以，总结历史经验，今后应当强调党代表大会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规范性和权威性，各级委员会不得随意改变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既要重视发挥党代表大会作为唯一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又要实行党代表大会的年会制。如果总是每隔五年才召开一次党代会，那么很多重大决策就会被延误了，或者势必要由中央全会来取代党代会。党代会是否实行年会制并非一个细节问题，而是涉及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原则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参与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中明文规定，盟代表大会定于每年8月召开， 以便每年通过民主程序及时调整党的方针政策，防止中央专权。如果说党在掌握政权前很难坚持年会制的话，那么成为全国执政党后就完全能够做到。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俄共（布）六年就风雨无阻地举行了六次党代表大会。党代会的年会制是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被斯大林破坏的。从1925年起，苏共召开党代会相隔时间越来越长，由相隔两年、三年、四五年，甚至拖长到相隔13年之久。这样，就把党代会的最高权力集中到中央，进而集中到个人。斯大林之后，苏联党在改革中依然没有恢复党代会年会制，而是每隔四年（1956年二十大决定）或五年（1971年二十四大决定）才开一次。这样党内民主难以充分发扬。这与后来苏共覆灭不无紧密关系。我们党在建党初期也是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年会制的。从1922年“二大”到1928年“六大”，党章都是明文规定实行年会制。从“一大”到“六大”，大体上都是坚持年会制，只有“三大”与“四大”相隔一年零七个月，“四大”与“五大”相隔两年又三个月；后来“六大”与“七大”因战争环境相隔17年之久。1945年“七大”修改党章时，考虑到年会制难以贯彻，才改为党代会每隔三年召开一次。1948年解放战争正酣，无法举行党代会，这可以理解。但是1949年建国后还长期拖延不开，就未免令人遗憾了。1956年“八大”鉴于斯大林个人集权的教训和我党的历史经验，不仅恢复了年会制，而且还要实行代表的常任制（即类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样，每届代表大会任期五年，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每届代表任期也是五年）。当时邓小平同志在“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精辟地指出：“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1卷，233页）“八大”的这项根本改革，不仅坚持、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可惜由于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越来越“左”，以致这个决定未能付诸实施，仅在1958年开过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竟然相隔11年之久才举行“九大”。从“九大”起，党章一直都规定每隔五年才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我以为“完善”的首要之点就是实行代表大会的年会制和常任制。我们深切希望并建议，随着改革开放与党内民主的发展，到下个世纪初即2002年党的“十六大”时，能够恢复“八大”的创造性决定。这是涉及党是否由全体党员当家做主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全面贯彻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
最后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即端正党风问题。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还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这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作了很好的总结，并且作为对每个党员的要求写进党章。但是我们党是生长在有两千多年封建主义浓厚传统和近一百年半殖民地资本主义深重影响的社会环境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会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党内来。家长制、等级制、特权制、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家族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对党时常有所侵袭。以往在地下斗争和战争环境中，由于环境严酷，斗争尖锐，加上从严治党，不断整风，各种歪风邪气难以在党内蔓延。但是当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后，环境变化了，权力更大了，各种不正之风就有所滋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断搞政治运动，计划管理又较严格，所以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都还比较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经济成分多样化，外来影响增大，实行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转变，而政治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改革缓慢、滞后，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有所放松，以致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败坏，大有越来越严重之势。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报告，1996年全国万元以上经济犯罪案件15827件，比上年上升9.89%。 全国纪检机关1996年结案162860件，比上年上升14.8%，而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9.7%。 可见腐败加剧速度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仅数量在增加，而且腐败的层次越来越高（陈希同原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国务委员），情节越来越严重（腐败行为主体由个人向法人、群体转化，不断涌现“串案”、“窝案”、“案中案”），手段越来越恶劣（除隐蔽的权钱交易外，还有公开的“三狼”〔工商、税务、审计〕、“三虎〔公、检、法〕以及“电老虎”、“路霸”、“水霸”等）。按理说，我们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清廉度在全世界应该是名列前茅的。可是依据国际组织近期公布的1997年各国贪污调查报告，在52个国家和地区中清廉指数满分为10分，我国只得2.88分，排名为第41，即是说有40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清廉度都比我们高。可见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千万不可等闲视之。陈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都反复告诫全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决非危言耸听，而是对国内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不就是由于贪污腐败不治而于1949年被人民推翻了吗？苏联和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不就是因为长期搞特权、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而于1989—1991年被人民群众抛弃了吗？
如何根治腐败、从根本上端正党风，这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不是任何单项措施所能奏效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从总结党代表大会的历史经验来看，我认为关键是健全党内监督体制和机制。党的监察机构是从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党章开始设立，分中央和省的监察委员会两级，各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不得以中央委员和省委委员兼任，监委不属于中央或省委领导。1945年七大的党章规定：必要时得成立中央和各地方党的监委，由各级党委选举产生，并在各级党委指导下进行工作，其任务和职权是处分违纪党员、受理党员的控诉。到1949年11月9日中央鉴于我们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才发出决定，要成立党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决定由朱德任中央纪检委书记。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为了加强党内监督，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并且选出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监委。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仍然规定设立监委，还是推选董必武为书记。1969年九大党章中取消了设立监委的规定。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重新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的纪检委，并且选举陈云为中央纪检委书记。近20年来各级纪检委在反腐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各级纪检委都属各级党委领导，这样各级党委就很难得到有效监督。结果腐败分子就容易抱粗腿、找靠山，得以逍遥法外。为了切实加强反腐败的力度，应该使各级纪检委由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直接向代表大会负责，不属各级党委领导，而且主要负责监督各级党委领导人，不是只监督下级官员和普通党员。一旦建立了这种具有高度权威的监督机构，并制定出严格的监督法规，再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大力支持，真正雷厉风行地从严治党，铁面无私，那样党风才可能得到根本好转。现在民间有这种说法：“毛泽东领导我们站起来了，邓小平领导我们开始富起来了，但愿江泽民能够领导我们廉洁起来。”我想，只要狠下决心，健全监督体制与机制，群众就必能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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