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元与民族敏感——西方民族社会工作中的东方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社会工作论文,敏感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2)09-0030-04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2.09.007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的民族冲突与全球冲突和社会运动中的民族冲突问题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关注，社会工作实务响应种族和文化分化的需求和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人们试图通过反歧视、文化和民族敏感两个途径来解决上述问题。种族多样性(ethnic diversity)与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成为社会工作的重要流派，社会工作者力图借此更好的认识到非主流群体的文化对于整体的贡献，并推动不同群体融入国家和社区。在中国社会工作的语境中，回应民族与文化分化问题本来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二元对立的固定和僵化的思维方式盛行，从主流与草根、政府与民间的主次和优劣来比较社会工作，而不是去寻找二者的内在结点和共通之处。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变成了如拼盘式的杂凑西方社会工作中的种种理论与实务，中国社会工作的实务真正演变成为各种理论的试验田，而不能有效发挥服务于社会建设与服务对象需求的作用，中国本土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工作方法和手段也一并被扣上落后和不科学的帽子，本土化运动成为一个只有西方话语运用的单通道过程。考察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发展历程中对东方文化与思想的引介和吸收，站在全球化的角度，从他者之镜中来思考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问题，推进社会工作在文化对话与多元文化群体需求的回应，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在回答文化多样性问题上与学科本土化的根本任务。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与社会工作回应
社会工作从产生伊始就和国际社会紧密联系。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战争难民和移民实施援助，帮助其在新的生活环境里再定居，早期社会工作者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向全世界范围遭受自然的或人为灾难的受害人提供各种紧急救助，积极地维护其他国家与地区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社会工作者也是最早介入该领域的主体之一。通过实际解决在国际问题中遭受影响处于困境中人们的困难，社会工作者也为了促进世界和平而及时地努力地工作。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更是将社会工作的领域大大扩展，社会工作的价值大为提升，许多新兴议题在社会工作实务涌现出来，如社会正义、公民权、贫富差距扩大、环境、人口老龄化、失业、全球公民素质等(Finn，2003)。
全球化进程也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社会工作教育趋同现象的出现。2004年世界社会工作大会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召开，首先提出“全球社会工作”(Global Social Work)一词。国际社会工作学院专门颁布《全球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标准》，对社会工作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实习及合格的专业人员必须具备的条件等做出明确的规定，重新界定社会工作的含义，认为专业社会工作就是在人类关系方面促进社会改变，解决社会问题，赋予人们应有的权利去提高生活质量。运用人类行为理论以及社会科学，介入人们与其环境的相互影响。维护人权与社会正义，是社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IASSW，2004)。社会工作与全球化的关联，实际上意味着社会工作所面临任务的变化，那些主张社会工作国际化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个体性治疗模型在资源贫乏国家本土化时所做的持续努力，其实，合适的方法应该是让社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工作。卡伦·莱昂斯认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因此，作为国际社会工作者必须扩大知识基础、意识和纵览全球化挑战的“社会专业化”的视野，考察到人类现状的多元化以及在物质、资源与服务方面的地域化和全球化(Karen Lyons，1999)。当然，全球化并非社会工作界都可接受的观点，米基利就强调社会工作只有立足本国独特的环境和制度，才能真正走向成熟并具有独创性(J.Midgley，1995)。沃尔顿等主张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工作教育者和实务者应创造性发展自己的策略来解决自己的问题(R.Walton，1988)。魏斯提出，虽然各国的语言、文化、风俗和宗教各异，但在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等方面具有共性或相同的社会工作核心价值，这构成了“助人为本”的社会工作“全球化”使命的重要前提(I.Weiss，2005)。
伴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都在寻求变革之道，特别是全球移民的增长，更是大大冲击着原有基于民族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运行机制。对于处在全球—地方紧张关系中的中国来说，回溯西方近代以来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特别是对西方非西方文化中相关社会工作思想的吸收，克服当前流行的中西对垒框架对讨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局限，推动社会工作对文化敏感性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西方民族社会工作对非西方文化的回应与借鉴
社会工作直接面对多元服务对象的学科特性，使其理论与实务层面有着多重来源，全球化特别是西方社会中的种族问题、国际移民对社会工作回应文化多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西方社会工作从非西方文化中汲取了许多思想文化资源，民族敏感的或者回应文化多元的社会工作成为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宗教思想与精神性议题的引介
现代社会工作诞生于宗教文化色彩浓厚的西方社会，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都与宗教活动深深的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工作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将宗教慈善观念的具体化和明晰化，大大扩展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力。由于价值观上的天然联系，西方研究者在研究东方思想时，普遍关注从东方宗教信仰中借鉴有关社会工作的因素。西方社会工作研究者发现，很多东方哲学家都和精神性、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要素——尤其是禅宗、印度教、伊斯兰教的某些方面——存在着关联性。强调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人类通过过程，意识到他们的能力——经由精神性的自我发展，来促进自己福祉的能力。对宗教信仰因素的重视特别在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为导向的社会工作中表现尤为明显，宗教哲学对很多治疗师的思想有直接影响，尤其把人们看作是其人格的“觉醒”并获得对他们自己的洞察力(Polly，2002)。
宗教总是与某种精神性议题相联的，理解非洲和东方国家中针对黑人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工作时，他者文化中的种种精神性议题得到系统的讨论。格雷厄姆(Graham，2002)认为，以非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既是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一种批判，也是理解非裔加勒比人的一种方法。赖特和安德森(Wright & Anderson，1998)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表明非裔美国家庭存在以文化为基础的优势，可将之作为一个实务基础。米库拉斯(Wikulas，2002)试图将东方的视角和西方的传统结合起来，尤其是将认知和行为思想——它们在某些方面注重自我控制——与东方冥思联系起来，作为控制自我的一种形式。布兰登和基夫和拉德福特(Bradford，1969)、克里尔(Krill，1978，1990)和汤普森(Thompson，1992)等众多研究者尝试将这些思想应用到社会工作中。布兰登推崇禅的思想，认为它对社会工作大有裨益。他的建议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热切而个人的愿景(vision)：社工应该是他们所有的人格要素，与正在受苦的人建立一种诚挚的相互关系。与很多人本主义治疗方式不同——它们被批评只治疗那些轻微受影响的人，寻求更大的个人成就——布兰登试图找出方法来帮助处在极端困难中的人。努力的方向是自我理解、开悟以及社工和案主的自我成长。一个重要的思想是“阻止”人们自我发展的努力，并使他们能够避免环境的诸多特征的影响(Brandon，2002)。
沃尔夫认为，印度吠陀理论把焦点放在自我上，自我作为一种非物种性的个人实体，脱离于身体以及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掩盖了自我，并限制了自我所拥有的自由意志。社会工作实务试图和自我建立联系——自我被所有这些物质现实所掩盖——试图激励并促进自由意志和世界的互动，进而实现个人改变和社会改变(Wolf，2003)。亚洲的学者关注的是理解和调整在一个社会中、在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价值观。布思从种族发展观出发，指出加强对多元化的关注的重要性，探究地理位置和发展阶段下存在社会差异。在国家层面，应该探究发展的不同历史与文化基础，而不是只看经济指标。文化上，应该考虑种族差异和性别差异，这会影响到如何满足社会需要。在地方层面，需要对社区的特定需要和希望做出反应(Booth，1994b)。
(二)对信仰社区的关注
西方社会工作实务层面则更多的对少数族裔聚居区给予了关注与介入，在如何处理好外来社会工作力量介入与本地增权问题上，社会工作者发现信仰社群(faith communities)、宗教团体与机构可能对有组织的照顾和社区服务有更大贡献，且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稳定。西利认为，在为文化少数民族(cultural minorities)的案主做短期工作时，要把焦点集中在他们对自己文化经验的阐释，抓住对案主具有特殊意义的议题非常重要。民族敏感实务的重要问题就在于理解不同民族群体在特定社会中的地位。德沃尔和施莱辛格称之为“民族现实”(ethnic reality)，“现实”一词承认的是该民族地位通常比官方机构所呈现的理想要差得多，而不是给一种现实感知以特殊对待。重要的议题是，不同群体自己更喜欢哪种称呼(如黑人或白人)，以及议题是如何得到描述的。例如，一些人不喜欢自己被称为少数群体或被压迫群体，或根本不愿意和任何群体联系在一起。有时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称呼暗示着自己被看成是一些分类的牺牲品。不同国家已经达成适合它们自己历史和人口的术语。随着不同观点的出现，有关这些议题的观点会出现变化，并且在国家之间会有所不同。因此，一个必要条件是了解争论，并对服务人群的言行保持很强的敏感性。
在英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联邦移民期间，融合是最初的理想设计，然而少数民族群体都来自于同一个群体，他们往往喜欢并最后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因此，对于这些人喜欢居住在哪里并形成民族社区，人们往往表示接受。直到近来教育和社会经历的分离性所产生的后果，让人们认为有必要采用更具融合性的政策。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考克斯和埃夫罗斯建议采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多样性，强调社工通过镜头来理解案主及其社会处境。社会工作者必须辨识清楚打交道的少数民族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和差异性。因此，当面对某些情境——少数民族群体在该情境中是一个议题时，应该对与不平等及结构性种族主义等大议题有联结的地方进行评估，但是，也要辨识清楚那些对群体有特别影响的议题，包括多样性如社会性别和性别特征化等。
(三)对社会结构议题的关注
社会工作是一个实务性与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在将多元文化主义运用到社会工作中时，可能会促使人们对表象的差异有一个肤浅的了解，但无助解决实质性的社会不平等和歧视。这就使人们冒着以下风险：忽视类别内的差异、使其他文化服从西方文化对他们的阐释、过分简化其他文化，并否认文化观点中真实存在的哲学及实践差异(Gross，1995)。比如美国的安曼教徒，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后代融入主流社会。因此，他们不受美国义务教育法的限制。还有加拿大长期存在的基督教分支，比如门诺派、杜霍波尔派、哈特派等，他们的孩子可以在16岁前退学，并可以自主地教授课程。这样，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解决不平等、歧视，也没有触及文化多样性的深处和社会结构的层面。休斯敦结合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提出，文化敏感工作试图找出文化、权力和社会结构再产生之间的联系。文化思想和假设的存在具有持续性，受到特定社会群体的权力的影响，并对社会结构再生产产生影响，有利于权势群体，而不利于拥有权力较少的群体。这样就可以看到，文化如何联结着阶级和政治权力，维持社会分化和歧视(Houston，2002)。
(四)民族敏感性与社会工作实务
在西方制度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发展环境中，有关民族敏感性的社会工作议题在社会工作教育与社会工作实务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20世纪末，西方社会工作界出版了大量相关论著，《民族和社会工作实务》主要集中于如何应对因民族多样性而确定社会工作服务需要，《民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则系统地从实务介入的层面对如何回应民族、文化等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了民族敏感的许多重要方法。德沃尔和施莱辛格认为民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包括一系列假设和原则、思想、程序和策略。其中社会工作实务尤为重要。社会工作者通过把焦点放在“民族现实”上，以之作为测评和实务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来改变他们的思考。这样，该模型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具有民族敏感性的行动。相反，他要求社工对那些民族议题——那些议题存在于他们社区之中，且影响着来自少数民族群体的个体——的证据和信息有所意识，并把这种意识结合到所有实务之中(Devore，1999)。
在社会工作教育领域，可汉和多米耶利提出必须积极关注全球化变迁带来的影响，教育者与实务工作者在面对文化差异日益增大的案主群时，要考虑充分运用自身力量积极介入。在“全球场域”中，社会工作教育者和实务工作者要设法及时更新自己理论及实务技术(Khan，2000)。在这一层面上，Lum和O'Hagan主张社工应该有“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来完成其工作，维护多样性，并理解所接触的各种主要文化。福特建议社工发展“工具箱”，存放和不同文化有关的价值观资料。邓吉-安德森和贝克特认为，我们需要理解其他文化，避免在干预中误解自己或案主的反应而产生差错。
三、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分殊与会通：西方经验得失与启示
正如费孝通所言，人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都已被纳入到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但发端于西方世界的全球化浪潮，在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的文化的同时，也应当通过自身的文化个性来予以回应。在中国社会工作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迫切面临着本土化以及回应本土内部多民族敏感性的问题，在通常的情形下，西方化与本土化似乎是对垒与论辩的焦点。但实际上，在被统称为西方的国家的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其福利模式都不尽相同，社会工作的实务体系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英国基本上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提供服务的官僚式社会工作；因为欠缺政府的支持，美国的社会工作更多的是以解决个人问题为主的治疗性专业；澳大利亚受到政府政策变动的影响，长期在英美模式之间徘徊，社会工作甚至还处于被争取被认可的地位。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历史中对东方思想的借鉴有着直接的启示。
从社会工作实务，特别是从社会工作运行的实际权力关系网络来看，社会工作实际上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影响。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性过程，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工作必须能考虑政府意识形态、中国政治行政体制、国家经济发展策略、广大老百姓的需要等四个方面的需求，单纯的学术理性思辨或推测验证过程并不能解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践(殷妙仲，2011)。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也警醒我们，所谓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也存在着相当的风险教训，民族敏感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更是需要对宏观社会结构与民族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在针对具体社群进行社会工作实务时，客观的认识来自城乡、阶层、性别、宗教等因素的影响，避免本土化标签化，更要警惕本土化被各种利益所左右。同时，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证明，在讨论民族敏感社会工作时重要的不是狭隘地限制于狭义的少数民族之内，而是需要更好地评估服务对象所处的客观社会位置，有针对性地提供社会工作服务。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一直缺乏适当的回答，这也是本土化的症结所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提出了“全盘西化”、“西为中用”、“本土化”、“全球化”和“扩散论”等假设，实际上都没有跳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体用论争局限，从互动论的角度来看，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推进和深入并非全球化与本土经验任何一方的问题，而是全球与地方对话不足，没有形成双向通道，导致对本土化认识出现偏差。中国社会工作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变革中进行的，全球化挤压产生的庞大弱势群体是社会工作最为直接的工作对象，从根本来看，社会工作关怀弱者的趋向可以在许多层面消融建构出来的种种理论差异，大可求同存异。不同地区国家的社会工作纵有千差万别，但是关注社会弱势人群社会福利的使命相同，区别只在于服务内容、方式而已。不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讨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来真正回应社会文化结构性的制约，会阻碍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的深入展开。
在个人—社会关系的实务社会工作中，不存在抽象的中国社会工作，当然，作为对立面被建构起来的西方社会工作也是一种“想象的他者”。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对东方文化、宗教的借鉴，其根本的启示与价值亦在于此。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回应多元文化的需要，满足社会文化语境的服务对象需求，才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本真所在。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情势下，人口流动与迁移跨国化给社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唯有站在全球—地方互动的角度上，再来审视中国文化在社会工作中的价值，种种关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认识才会获得更为理性更符合历史实践的认识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