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对散文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世致用论文,清初论文,之学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认为清初盛行的经世致用之学对文学有影响，尤其对散文影响极大。学者们既提倡把传统的理学及经学推向致用的轨道，又提倡与之相应的文风，达到以文章干预世务，从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中拯救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而散文战斗性的提高，触犯统治者的文网，也就标志它的衰落。
关键词 经世致用 散文 影响 清初
清初一度盛行的经世致用之学对诗歌、骈文都有影响，而以对散文的影响最为突出。这可从下列两个方面来说：
一、对唐宋古文理论的发展和修正
唐宋散文家所倡导的古文的传统，清以前并未断绝。但在明代，始则受到复古派的冲击（复古派不强调明道而强调写实），继而又受到公安、竟陵派的威胁，这个传统的地位确是摇摇欲坠了。明末清初，学者们既提倡把传统的理学及经学推向经世致用的轨道，自然不能不相应地提倡与之相应的文风。复古派强调模拟古法，当然不适用。公安、竟陵派强调抒写性灵，竟陵派还走入冷僻一道，同样也与以文章干预世务，从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中拯救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相戾。故这时的学者和许多散文作家大都既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复古派，又反对颇乖雅正的公安、竟陵，贬竟陵尤甚。而在过去的散文传统中，他们自然想起唐宋古文家。不过，这时的学者和散文作家，其眼界又不尽同于唐宋古文家。大致地说：有些人是基本上回到唐宋古文家的道路，而对其某些方面有所修正或扩展。从钱谦益到黄宗羲、侯方域、魏禧、汪琬可为代表。戴名世及方苞也遵循这个道路，但他们是桐城派的先驱，当别论。有的人则认为唐宋古文家的文风还不够严肃、古朴，需要提倡一种内容更庄严、语言更朴雅的文风，顾炎武、王夫之即属此种人。下面分别加以概略的介绍：
钱谦益在开有清一代诗风中起过重要作用，这是人们比较一致的意见。他在转变文风方面的作用则少有人提起。这是因为他的诗近于清诗者多，而其文则沾染公安派的馀风较多，流利畅达而稍欠雅炼。但是，在明末他就与艾南英一道反对复古派，为唐宋派古文张目。明代唐宋派的巨擘归有光在当时影响不大，在清代却声誉日隆，虽然靠着桐城派的鼓吹，然为之首倡者是钱谦益。他的许多论学、论文的见解，也较早地反映了明清之际经世致用之学的趋向。我们不能因其曾降清而加以忽视。钱谦益之所以能起到这种作用，是同他在明末的生活道路分不开的。
钱氏十五岁即从其父谒见顾宪成，其在明代的宦海升沉，“实与东林党论相终始”。（《初学集·顾端文公淑人朱氏墓志铭》）但他在学术思想方面尤倾向于管志道。二十五岁时曾向管“执弟子礼，”（《初学集·管公行状》）管志道（东溟）是师承王学而昌言汇通儒释者，故钱氏于李卓吾、何心隐等亦有所取。（见《初学集·维扬书院记》）这反映他对明学的继承，就清学说，可称为是过去的。他的论学尤可注意的则为：(1)“以为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也。”“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初学集·新刻十三经注疏序》）如何正经学呢？“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汉不足而求之于唐，唐不足而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而求之于近代。”（《初学集·与卓去病论经学书》）这与顾炎武所说的“经学即理学”，与顾氏及后来的一些儒者治经从注疏入，首崇汉注，不是如出一辙吗？(2)针对“经学之熄”、“道学之偷”，他提出“穷今学古”和“通经汲古”的要求（见《初学集·新刻十三经序》及《有学集·答山阴徐伯调书》），并认为读经之外，还要遍观历代之史，参以秦、汉以来之子书，古今撰定之集录。”（《初学集·颐志堂记》）这种博古通今的治学方法，也正是清初顾、黄、王等大师的治学方法，并对有清一代的学风有深远的影响。至于他说“永康之功利”“不可讠出”，“新安之诚正”“不可易”（《初学集·陆君陈学说》），则又为清代一些讲事功的理学家开示了门经。然而这些话大都是钱氏在明末说的。虽不免驳杂和简约，但其能洞察学术发展的趋向则是不可诬的。
钱氏之学既尚博通，故其论文，也颇有囊括一切之概。他说：“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心结习而成者也。”（《初学集·李君实恬致堂集序》）又说：“夫文章者，天地变化之所为也。天地变化与人心之精华交相击发，而文章之变不可胜为。”（《有为集·复李叔则书》）他这里所谓“英淑之气”，略当于韩愈所说的“浩然之气”，所谓“人心之精华”，则与袁中郎所标榜的“性灵”相近：所谓“天地之变化”，则不仅指自然的变化，更包括社会的变化，甚至主要指后者。所以，从主张独创而言，他显然受到公安派的影响（钱与袁小修是朋友）。但他认为文必待天地之变与人心之精华相击发而成，则其蕴含的内容较袁氏的性灵说要深广得多，也可说是纠袁氏之偏。不仅如此，他又说：“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毕矣”（《有学集·周孝逸文稿序》），强调要以经史为根底，更与袁氏之说不同，而上承韩、柳论文的传统。所以钱氏的论文可以说不仅要求作者主观与客观环境的统一，也要求作者学殖与才情的统一。他在《汤义仍先生文集序》中说：“古之人往矣。其学殖之所酝酿，精气之所结樯，千载而下，倒见侧出，恍惚于语言竹帛之间。《易》曰：言有物。又曰：修词立其诚。《记》曰：不诚无物，皆谓此物也。”（《初学集》卷三十一）即较完整地体现这种统一的观点。他主张言要有物要诚，这无疑是对的，但他执此以评复古派，至谓王世贞《弇州四部》之书“……枵然无所有也”（同上）则殊为未当。其所以致此，除了受到一些前辈和朋友（如汤显祖、袁小修、程嘉燧等）的影响外，主要是钱氏还极重视内容与形式的一致，而在形式上他特别强调“文从字顺”。（《初学集·嘉定四君集序》，他文累见）形式上有模拟痕迹或过于古奥与生涩，他就概视为是“不诚无物”，除复古派以外，他还极力攻伐竟陵派的用字冷僻生涩，虽或有其他原因（如钟惺在政治上不附东林等），也与他的这一看法有关。他极力提倡归有光的文章，亦由于此。这一看法正代表着明末及清初一个时期的许多文人的思想倾向。这一时期，复古派和竟陵派的文风虽仍有一定的影响，但入清以后，复古派的散文几乎销声匿迹，竟陵派的小品文则除了一二遗民如王思任（明亡不久即去世）、张岱尚延其绪外，以后也寂然无闻。人们或推崇钱氏的摧廓之功，实际他不过代表着散文发展的一种趋势。
钱氏不仅在散文理论上多所建树，在散文创作上也取得一定的成绩。其中尤以叙事和论文、论时事之作写得较好，文笔畅达，颇有苏轼的流风馀韵，而不避俗语，则与袁中郎为近。就文论文，其简炼或稍逊稍后的汪琬、魏禧、侯方域等人，局面的阔大则非诸人所及。就内容的深刻而言，他的文当然不及后辈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文采则稍胜。他的文章的根本缺陷还是所言与所行不相应。我们读《初学集》中有关抗清斗争人物的传记和论述此事的文章，倘不知其人后来迎敌投降，几乎会认为他的同仇敌忾、忠肝义胆与烈士同其千古。我们不知他自己重读这类文章时会有何感想。至于入清后的文章，由于内心矛盾，环境亦不许畅所欲言，尤未免闪烁其辞。牧斋讥笑复古派不诚无物，从我们今天来看，他们的文章虽非全无矫饰，基本上却是“诚”的。而牧斋本人的一些文章，看似行云流水，真情发露，却基本上是不诚的。这大概也是他这类文人的一种悲哀吧。
钱谦益活了八十二岁，在明代生活了六十二年。他的学术思想、散文理论和创作虽然反映明清之际学风、文风的转变，但保存明末的特色还较多。前已提到的汇通儒释的思想，即为比他晚一辈的清初经世致用的学者所不道（有些学者因抗清失败而遁迹空门是另一回事，非其本怀）；他对道教徒的荒诞不稽的宗教宣传深信不疑，并为之宣扬（如《初学集》中的《万尊师传》），清初一些有识见的学者文人也是不为的。至于行文不避口语俗语，又不避骈俪语，在其后辈古文作家中也少见了。
继钱谦益之后，论文的宗旨与谦益相近而有发挥者莫如黄宗羲。他除反对复古派，肯定唐宋古文家的变革（见《明文案序》），与谦益相同外，更重要的，是他论文也与天地之气联系起来。不过，钱氏强调的是天地英淑之气，不脱才人身份，而黄氏则把文章的本原提高到天地之元气的高度。他在《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说：
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旁薄，和声顺气，发自廓庙，而于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厄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这就完全是在天崩地坼之时一个怀抱经世之态而不得发抒的爱国志士对文的见解了。又钱氏提出文章要“根于志”，重视学殖和诚，黄氏则扩充为道、学、德、法、神五者缺一不可，其言曰：“文之美恶，视道合离；文以载道，犹为二之。聚之以学，经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无情之辞，外强中干。其神不传，优孟衣冠。五者不备，不可为文。”（《李杲堂墓志》）这比钱氏之说更为完备，也更体现文道合一的精神。然其尤谆谆者在于“情至”。其《论文管见》云：“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顾其中无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谓勃然无物者也。”钱氏说：“不诚无物”，黄氏则谓非至情亦无物，这显然把文品更提高了。故二人之论虽相承，而黄氏之论更为深邃。这固由钱氏之论形成于明末，所处环境尚不同，也由于二人人品、学术都有很大区别。
侯、魏、汪所处时代与黄宗羲相同，年辈亦相近。他们的学行虽有差异，基本上都是文人型的散文作家，故其论文的眼光没有黄氏的阔大。然他们对为文之道的研究却比黄氏精。如侯方域《与任王谷论文书》中论“行文之旨，全在裁判”一段即颇精，而魏禧“积理”、“练识”之说尤能体现出清初古文家在探索开拓散文创作上的努力及其局限，其《宗子发文集序》云：
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今夫文章，六经、《四书》而下，周秦诸子、两汉之书，于体无所不备。……而唐宋大家，则又取其书之精者，参加杂糅，熔铸古人以自成，其势必不可以更加。……然文章格调有尽，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穷。识不高于庸众，事理不关系天下国家之故，则虽有奇文，与《左》《史》、韩、欧并立无二，可以无作。
他在《答施愚山侍读书》又补充说：“所谓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物理，识时之所宜。”不言而谕，这积理、练识之说要比明道之说更为切实，体现了当时一些有用世之志的文人对文的要求和期待。但他认为先秦两汉既已“体无所不备”，唐宋大家又已极其变化，那么剩下来的活动馀地就很狭小了。
汪琬比较通脱，他在《答陈霭公论文书一》说：“尝谓儒者之言曰：文者载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仆窍谓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载道之文，自六经、《语》《孟》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东、西铭》、程、朱二子之传注，庶几近之。虽《法言》、《中说》犹不免后人之议，而况他文乎？至于为文之有寄托也，此则出于立言之意也，非所谓道也。”接着他对《离骚》、《史记》以及诸子百氏、大家名流与神仙浮屠之书，加以分析，从而他得出结论说：“夫文之所以有寄托者，意为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与气举之也；于道果何与哉？古人之为文也，其中各有所为主。有假文以明道者，有因文以求道者，有知文而不知道者。”唐以来言文与道的关系者，皆没有他这段话的透辟。后来曾国藩之论（见《书札》四、《与刘霞仙书》）亦不及此的全面。但汪琬本人所追求的却是所谓“昌明博大”之文，反对追求新奇，（见《文戒示门人》）又拘守开阖、呼应、顿挫之法，（见《答陈霭公书二》）因而在创作实践上反不如侯、魏的较有生气。
顾炎武、王夫之都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家、学者。其文论又别具一格。顾氏认为：“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日知录》卷二一《诗体代降》）又认为人之著述“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卷一九《著书之难》）因而他既反对复古派之模拟秦汉之文，说：“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日知录》卷一九《文人求古之病》）也反对追步唐宋古文，其《与人书十七》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李、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故又说：“文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日知录》卷十六《程文》）这都是很有气魄的。他还主张写真情实感，反对“以文辞欺人”（《日知录》卷一九《文辞欺人》），又本苏轼父子之说，谓“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应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日知录》卷一九《文章繁简》）这也是精确之见。但他对文章的内容却规定得很严格。其《日知录》卷一九第一条《文须存益于天下》即畅论此旨：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记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谈，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失。
这段话的基本出发点应该说是对的，文而无益于世，要它干什么呢？问题是：顾氏把所谓有益之文限制在四个方面，这就忽视文在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精神生活需要的作用。它不仅限制了散文题材、体裁和表现艺术的发展，相对于过去的古文作品而言，甚至缩少了。即以顾氏所反对的而言，佞谀之文确是应该杜绝的（此顾氏超卓处），怪力乱神和无稽之说却是不可一概抹煞的。顾氏也写过《精卫》一诗，未始不借怪力之说以托意，何独于文而一概排斥之？顾氏学问渊博，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语言、风土、民情无不探究，于此则未免专固了。
王夫之对散文的见解较零散，难窥见全体。他的《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主要是论经义（八股文）的，亦涉及一般的散文。据此可知，他为文首重意与气，其言曰：“一篇载一意，一意则自一气，首尾顺成，谓之成章。诗赋、杂文、经义有合辙者，此也。”所谓一气，指一气贯注。本此，他反对所谓“虚起实承”、“反起正倒”、“前钩后锁”等法和因此而多用虚词以相呼应。曾说：“学，大家者，之、而、其、以，层累相迭，如刈草茅，无所择而缚为一束；又如半死蚓，沓拖不耐，皆贱也。大人修辞立诚，下一字即关生死。曾子固（巩）、张文潜（耒）何足效哉？”又曰：“有皎然《诗式》而后无诗，有《八大家文钞》（按指茅坤批本）而后无文。”对明以来文士所讲古文之法，一概扫而去之，并提到守法则不诚的高度，其见亦甚超卓，但他又非不要法，只是他所谓法，乃“合一事之始终，而俾条贯也”。他曾说“古人作文字，研虑以悦心。”可见也非不要求文章的组织语言的美，只是一切都要以意为主罢了。这些，从立论的本身本看，都是很对的。问题是他对文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如其对诗的要求一样是很严的，添枝加叶固所不许，凡涉及所谓“私欲”的尤无不严斥（参阅拙著《宋明理学与文学》）。执此以衡量前人，于所谓唐宋八大家就几乎少所许可。如韩愈，他认为是“不知道。”“以《进学解》、《送穷文》悻悻然怒，潸潸然泣，此处不分明，则其云‘尧、舜、禹、汤相传者，何尝梦见所传何事？”而于两宋作家更多贬斥，谓“学苏明允，猖狂谲躁，如健讼人强辞夺理。学曾子固，如听村老判事，止此没要紧话，扳今掉古，牵曳石体，令人不耐。学王介甫，如拙子弟效官腔，转折烦难，而精神不属。八家中唯欧阳永叔无此三病，而无能学之者。要之，更有向上一路。”我们不是说八家没有缺点，象这样评论，则是太苛了。有人认为他所谓“向上一路”，相当于说“文必秦汉”，则殊未谛，船山是反对模古的，他所谓“向上一路”，应指一种思想感情严正、文词雅炼之文，这种文于先秦西汉的儒者之文为近，然又不以之为限。船山还有取于古雅的骈体文并有所作，其风格颇近唐之燕、许、陆贽（当别论），即是一个佐证。
二、论说文、记事（包括写人）文的大发展和小品文的衰落与蜕变
这是经世致用的学风和体现这种学风的散文理论在散文创作上的表现。就明代的散文传统而言，则是对复古派、公安、竟陵派的反拨。
清初散文作家或者本身就是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学者，或者受其感染，他们大都注意研经、治史、留心世务，自然有些意见要发表，论说性的著述和文章的增多，乃是必然的事。这些著述和文章又是他们的精心结构之作，因而有一些论说不仅有学术思想上的价值，也有某种艺术性。以著述言，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黄书》、《噩梦》、《读通论》、唐甄的《潜书》；就论文说，如顾炎武《生员论》、《东南形势论》、阎尔梅《人才论》、魏禧《赵鼎张浚陈俊卿虞允文合论》等，都有可观。然论说文以阐述见解为主，文采为末，而这时有真见解的作者如黄、顾、王、唐等多以馀事为文，文采稍逊；而精心为文者又多乏真知灼见。即如魏禧、侯方域、汪琬等人，亦大都不过步宋苏氏父子的后尘，就事论事，不能超卓。故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类文章的地位并不重要。比较重要的到是那些纪述明清之际的志士仁人的传记和记述某些历史事变的野史。明清之际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波涛均汹涌澎湃，还有统治阶级中宦官、奸臣与正直士大夫的斗争，也惊心动魄，其间有许多人和事在当时看来都是可歌可泣的，除了某些与农民军顽抗而死的人物以外，那些为正义和民族而斗争的人在今天看来也仍有其光辉。清初的散文作家或是坚不仕清的遗民，或为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学风所感染，因而在清初这类著作和文章极多。仅就我所见者而言，著作即有张岱《石匮书后集》、王夫之《永历日录》、邵庭采《东南纪事》（以上传管记体）。李应升《三朝野记》、文秉《先拨志始》、蒙正发《三湘从事录》、徐世溥《红变纪略》、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等，文辞均可观。此外尚有追记明武宗荒淫事的《明武宗外纪》（毛奇龄），颇类小说，文辞亦佳。至于单篇的人物传记，则佳者尤多，如钱谦益《梅长公传》、《紫髯将军传》、吴伟业《张南垣传》、《柳敬亭传》、傅山的《訜二子传》、侯方域《李姬传》、《马伶传》、顾炎武的《吴同初状》、魏禧的《大铁椎传》、《江天一传》（汪琬亦有此人传）、邵长蘅的《阎典史传》、王猷定的《钱烈女墓志铭》、《李一足传》、《汤琵琶传》……还有方苞的《左忠毅公轶事》、《孙文正公逸事》、戴名世的《画网巾先生传》、《一壶先生传》、《杨维岳传》等一大批。（本文不论桐城派，但戴、方此类作品与清初学风关系颇密切，故仍及之）。假如有人收集起来，将是洋洋大观。我认为，这才是清初古文中最光辉的部分，不仅明代古文不及，唐宋八大家古文中在数量上亦不及。这是因为八家主要精力不在此，而明文作家大都不长于写人和叙事。
王夫之曰：“司马、班氏，史笔也。韩、欧序记，杂文也。”（《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他把序记称为杂文，与今之所称杂文不同。韩、柳的某些论、说，不以议论为主，而借叙述（包括寓言）描写托意以讽世，倒近于今之所谓杂文。又晚明徐渭、李卓吾、汤显祖及公安、竟陵派作者所作序记或不长，又多以随笔的方法来写，当时称这类序、记及其他小题文字谓之小品。清初，古文家作序记者仍不少，然立意遣词，往往较唐宋八家尤为壮严正大，故情趣多不足，惟山水记尚有佳者，亦少特色。作讽刺性的杂文者亦少。至于类似随笔的小题文字，则多见于考史、论学，无复文学意味。这也是清初散文发展的一种趋势。不过，除一些学者和宗唐宋的古文家外，从事小品杂文的创作者还是有的。但由于时代变化的影响，内容趋于严肃，文笔也不如晚明小品文作者的放纵自由。作家有傅山、张岱、李渔、尤侗、廖燕等。他们属于不同类型的人物。张岱在明亡前是一浪荡公子。傅山早年也可能比较浪漫。明亡后却均以苦节著。李渔、尤侗都是“才子”、“名士”型的人物，惟一出仕、一浪迹江湖为不同。廖燕则是一个颇有异端思想的“狂士”型的人物。李、尤都写过一些清隽的小品，但不如其他三人有特色，所以这里只对傅、张、廖三人稍作介绍。
傅山(1607-1630)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学者、作家、书画家。他的散文向来少有人注意。盖因其不阡不陌，恣意所言，又时用古字、俚语，颇不合古文家法度。然其文往往似不经心，而托意甚深，或淡淡写来，或杂以幽默，均极有个性和风采，如《帽花厨子传》：
馋和尚告酒肉道人曰：“李大垣近又号帽花厨子矣。”道人颔之，为作帽花厨子传。传曰：帽花厨子者，李生大垣也。生石艾。世家子，聊为诸生，不沾沾诸生业。颇学诗。诗捻捉酸俊，如烧香饮茶蛮子。而性馋，好自制肥脓，恣大嚼。复时饮酒，即有诗，要馋和尚删改之，亦辄为煮肉酾酒。曾一再游燕，归云：“长安绝无滋味，令我食不下咽。”知有燕食者笑诋之。厨子言曰：“我欲为伊尹代疱。”又曰：“我刀法可使陈平北面。”乃自制刀，刀缩延衡如方钺。刀成集友衅之，有衅刀诗。紫铜罩篱一、杓一、围裙一，都承盛之。友朋有集要之，亦往。时常戴绒小团帽，缀玉花，携都承至，即指携釜，结裙，鼓刀如真。内子知之时襄之。友人曰：“何不为东方先生？”厨子曰：“可。”事毕，善刀而藏之。带酒裹肉，归遗细君。
酒肉道人曰：南史称萧琛解灶。其所解南味，非北地壮夫长葱大肉可知。帽花生所治烧羊，不用酱而芍药。道人曾啖而美之，如非羊也。《吕览·本味》：灭腥去臊除膻，必以所胜。于今益有味乎其言。
这貌似一篇游戏文字，实则寄托着李大垣（名台征）与作者自己在明亡后不得用世的愤懑。其《霜红龛集》中此类作品颇多，序、跋（书后）、书信中尤多妙品，传记则不全类小品。
张岱(1597-1679)年长于傅山十岁，明亡时已四十七八岁（《自为墓志铭》言五十岁，盖约略言之，也可能以南明隆武帝失败计算），但现存他的史学著作《石匮书后集》及小品文专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均作于清初，以小品文为主的《琅嬛文集》可考定为明亡后作者亦不少。张岱文的特色可用“真”来概括，情真、事真，语亦真。而其真又与顾炎武等所谓真不同。他的真是没有多少选择的，写人、写事都是和盘托出，如《自为墓志铭》写他自己：
…少为纨绔子弟，枫好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灯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这是罕见的坦率。其他描写，亦务求其真，如《陶庵梦忆·扬州瘦马》条写扬州贩卖妇女供人作妾的市场，即穷形尽相。然也有写得较含蓄而逼真者，如同书《朱楚生》条写女戏曲演员朱楚生云：
…楚生色不甚美，虽绝世佳人无其风韵，楚楚谩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性命为戏，下全力为之。曲白有误，稍为订正之，虽后数月，其误必改削如所语。楚生多坐驰，一往深情，摇飏无主。一日，同余在定香桥，日脯烟生，林木窗冥，楚生低头不语，泣如雨下。余问之，作饰，语以对。劳心忡忡，终以情死。其馀写景、叙事亦多此类。张岱文中刻意传神写真的写法，实自公安、竟陵派而来。然公安、竟陵派作家多用之写景，张岱则扩展到写人、写民情风俗各个方面，而其今昔之感，亡国之痛，亦往往寄托其中。因而他的小品同袁中郎钟惺之作相比，也要深厚得多。
廖燕(1644-1705)之生正值明亡。但他生在曲江（今广东韶关），童年时当于南明残馀势力与清朝的斗争当有闻见，三藩之乱，亦所亲历。又与金堡、陈恭尹等遗民善，其诗《哀北徙者》之一云：“战马南来血洗城，曾将人命换簪缨。至今刽手妻孥在，亦作哀鸿向北征。”（《二七松集》二二）盖于清初的民族矛盾有较深的感受。故虽曾应试为诸生，旋弃去，并对八股文及程朱理学深致不满。所作《明太祖论》说：“故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又《自题四书私谈》说：“讲学必讲圣贤之所以然。世之讲学类皆窃宋儒之唾馀而掩有之，则是讲程朱之学，非讲孔子之学矣。”他又称颂金圣叹，为之作传，并作诗吊之，可见他有某种反程朱的异端思想。关于作文，他在《选古文小品序》中有一番见解：
大块铸人，缩七尺精神于寸眸之内。呜呼，尽之矣。文非以小为尚，以短为尚。顾小者大之枢，短者长之藏也。若言犹远而不及，与理已至而思加，皆非文之至也。故言及者无繁词，理至者多短调。巍巍泰岱，碎而为嶙砺沙砾，则瘦漏透皱见矣。滔滔黄河，促而为川渎溪涧，则清涟潋滟生矣。盖物之散者多漫，而聚者常敛。照乘粒珠耳，而烛物更远，予取其远而已。匕首寸铁耳，而刺人尤透，予取其透而已。大狮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小不可忽也。粤西有修蛇，蜈蚣能制之，短不可轻也。
这是对唐以来小品文的战斗传统的总结，也是对小品文的一种新的认识。根据这种认识，他所作短论（如《明太祖论》、《狂简论》……等）以及一些短小的序、跋、书信、不仅“能于性情倜傥之中，用本色语，使人于千载下从笔墨隐跃间想见之。”（《与黄少涯书》二）；且能以其犀利的分析，如匕首一样洞中当世之弊。然在清初那样的时代，写闲情逸致的小品文已以既不合理学家的口味，又不合经世致用的学风的要求而见薄，写这种匕首式的小品文，则更会触犯统治者的文网。与廖燕并世的戴名世即因文字而得祸（戴也写了刺世的小品文，但不限于小品文），廖燕未得祸，不过偶然漏网罢了。故在清初，小品文战斗性的提高，同时也标志它的终结。自廖戴以后，小品文就衰落了。
收稿日期：1994-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