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三次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现代化始于清代晚期。晚清先后发生了三次社会变革运动，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次变革时间先后相继，范围逐步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在三次变革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化从初步产生到逐步扩大和深化以至全面铺开。
一
晚清第一次社会变革是洋务运动，它始于19世纪60年代，止于90年代中。洋务运动导致了中国现代化的初步产生。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和民主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在工业化和民主化推动下，社会型态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由洋务运动发轫的现代化的初步产生主要表现为工业化的兴起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的初步转型。
洋务工业化始于鸦片战争后，它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影响下，在清廷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产生的。虽然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内部在技术、市场和资本等方面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积累，但这些要素的总量和总体水平距离工业化的产生还路途遥远。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先进技术开始涌入中国，并在沿海出现了西人开办的机器工厂。这些都对中国产生了刺激和示范作用。50年代广东、上海等地出现了甘章船厂、陈联泰机器厂等工厂规模虽小，却意味着中国现代机器工业的滥觞。60年代前后，列强又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从中国掠获大量经济、政治利益和特权，把中国推向殖民地深渊；太平天国起义几乎使清王朝江山易主。为扶大厦之将倾，清廷内部部分开明官僚即所谓洋务派深感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自行设厂制造新式枪炮船舰之急迫，从60年代起陆续开办了一批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官办工业又进一步带动了民间商人投资设厂，从而使中国开始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洋务工业化主要有两大成就。一是机器工厂的建立。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机器工厂，它们使用机器生产，规模大，分工细，内部结构复杂。如设立于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拥有各类工作母机662台、 大小蒸汽动力机361台、大小汽炉31座。各厂职工人数2913人、厂房1974间。 若加上管理机构，全局人员达3592人、房屋2579间。〔1〕局下设立了枪厂、炮厂、轮船厂、火药厂等13个专业生产厂，局部还设立了公务厅、报销处、支应处、议价处等管理机构。其它机器工厂如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情形也大抵与江南制造总局相仿。由此可见，这批洋务机器工厂已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按现代企业的专业化特征运作。
洋务工业化的另一成就是股份制公司的出现。60年代机器工厂的建立无疑是晚清工业组织的重大变革。然而，它们均属军用工业，都为官办性质，其经费来源、产品分配、经营管理及员工构成等都对官府有着极强的依附性，而远离市场与社会。显然，这些机器工厂只能说具备了现代企业之“形”，而无现代企业之“神”，还不是真正的现代企业。在这些企业内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与落后的经营管理体制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加上资金短缺、原材料匮乏、交通滞后等，企业发展步履维艰。为此，从70年代起，洋务派又在采矿、冶金、纺织等部门开办了一批民用企业。民用企业产生的背景和目的、民用工业产品的性质决定了民用工业在资金、原材料来源、产品分配、经营管理及员工组成等方面不得不摆脱军用工业模式，而较多地按照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的要求运作，股份制公司因此应运而生。如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均实行集股经营。以开平矿务局为例。1877年，该局开办之始就拟定了招募商股80万两的计划，但起初计划未能实现。1881年，随着开平矿开始出煤，效益日益显著，商人们逐渐对开平股产生兴趣，很快便募集商股100万两。〔2〕股份制不仅改变了企业资本构成，也使企业所有制形式发生变化，由官办工业一统天下发展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多种形式并存，股民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机会和权利。如开平矿务局规定：“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股分一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3〕此外， 这些企业在产品分配、员工组成等方面也与市场和社会关系愈益密切，从而粗塑了现代企业的雏型。
股份制形式不仅遍施于工业企业，也屡见于企业化的交通、邮电、新闻出版等其它领域。如轮船招商局于1873年“招集商股，限以千股，每股收银五百两，计集股实收数四十七万六千两”〔4〕。 又如《汇报》是由容闳于1874年在上海“集股万两”兴办的。〔5〕其它如天津电报局、开平铁路公司、同文书局等都实行集股经营，股份制体现了社会化这一现代企业的重要特征。
洋务工业化瑜之彰彰，其瑕亦昭昭。由于它不是清代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在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人为地培植起来的，带有鲜明的统治集团的目的性和意志性，因此，工业化产生伊始就走上了一条有违工业化发展一般规律的畸形道路。表现之一，军、民用工业发展的顺序和比例失调，军用工业超前和过重，民用工业滞后和过轻。洋务工业化从军用工业发轫，在洋务运动30余年中，清廷始终把军用工业作为投资重点，总共花费了约4500万两国库经费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大小军工企业19个。〔6〕第二，官、 民（商）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失常。洋务工业化从官办工业起步，形成了官僚垄断局面。民间工业产生相对较晚且处处受到排斥和挤压，始终未能正式获得独立和合法经营的地位。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中，也往往是官府权重、商民位轻。官府可随意干涉企业事务，商民的权力和利益常常被侵犯或剥夺。从而造成工业化发展的曲折艰难，虽历经30余年，却并未形成应有的规模。可见洋务工业化尚未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洋务工业化尽管弊端多多，但它毕竟是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因素，一经产生便冲击和瓦解着传统社会结构，导致晚清社会开始转型。这种社会的转型在洋务运动时期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层级结构以及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的初步变化。
社会组织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工业、交通、邮电、教育及军事等领域。除机器工厂外，还出现了轮船局（公司）、铁路公司、邮政局、电报局等现代交通邮电组织，著者如轮船招商局、开平铁路公司、天津电报局、台湾邮政总局等；产生了有如江南制造总局机械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京师同文馆、广东水陆师学堂等一批现代专业学校；现代新闻出版组织也开始面世，有《昭文新报》、《汇报》、《广报》、京师同文馆印刷所、同文书局等；1884年还出现了三支现代海军，1894年建立了现代陆军——“定武军”。
工业化的产生，新职业类型的出现，社会组织的分化，使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开始瓦解。首先是从旧式地主、商人和官僚以及买办中分化出一批现代工商业者，如盛宣怀、经元善、朱其昂、唐廷枢、郑观应、李宗岱等。他们投资新式工商业，成为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成员。其次，产生了现代产业工人。这是一个自由出卖劳动力、无资无产、从业于现代工业交通邮电等部门的新兴劳动阶级。到1894年，他们的人数大约为57850—64060人。〔7〕第三，涌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包括现代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现代企业管理人员、现代教育工作者和现代新闻工作者等。此外，还出现了一批现代军人和现代外交人员等。
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开放，社会心理也悄悄变易。国人封闭的心态逐步开放，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崇古薄今等传统价值观念受到挑战，重商、重利、务实等观念开始萌生。社会思潮的变迁更是显著。洋务运动初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风靡一时，成为朝野上下竞相追逐的时尚思潮。这种思潮主张引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维护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及其理论和价值体系，它对于打破闭关自守、泥古拒变的封闭状态具有不可否认的进步性和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开放的扩大以及传统社会体制弊端的日益暴露，90年代前后，一种主张全面变革传统社会体制的改革思想逐步取洋务思潮而代之。
二
发生于1895—1898年间的戊戌变法是晚清第二次社会变革运动。这一时期，民主运动初步兴起并出现了全面变革社会制度的趋向，使晚清现代化从工业化扩展到民主化，从社会表层的技术、器物的革新深入到社会内部结构制度的变革，从而扩大和加深了现代化的范围和程度，加快了中国现代化全面产生的进程。尽管民主运动最终被镇压，社会制度的变革也未及实施，但它把中国现代化推到了全面铺开的门坎。
经过洋务运动的变革，到19世纪90年代，民主运动已箭在弦上。一方面，由于工业化的发展，社会层级结构发生了初步分化，产生了现代工商业者、产业工人、现代知识分子和其他现代专业工作者等新阶级、阶层。他们代表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型态，具有现代思想观念和知识技能。然而，旧的社会体制极大地束缚着他们的发展，传统社会权力结构中也无他们的位置。因此，他们要求变革社会制度，是晚清民主运动产生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西方先进思想纷纷涌入。人们以西方先进社会制度观照中国传统的社会体制，深感革新制度、变革政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批先进人士开始反思洋务运动，针砭洋务运动变器不变体的严重失误，初步提出了变革社会制度的主张。尤其是到90年代洋务运动末期，传统社会体制愈益成为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种变革思潮更加汹涌。
列强侵略的加深成为晚清民主运动爆发的助产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方惨败并签订耻辱的《马关条约》而告结束。消息传来，举国悲愤。人们既怒日本侵略者的贪婪，又恨清廷的无能。有识之士更由此受到深刻的启迪，认识到中日之战实质是新旧社会制度之战，是先进的君主立宪政体战胜了腐朽的君主专制政体。变革中国陈旧的社会制度迫在眉睫！当时正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在康有为等人的领导下联名上书光绪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晚清民主运动由此揭幕。戊戌民主运动的主体是一批从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主张维新的文人学士；主题是全面变革陈旧落后的社会制度，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为终极目标；运动方式是和平、非暴力的，希冀通过先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推行变革。
戊戌民主运动爆发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其影响迅速从学界扩大到政界、军界；从京城扩及各省。为了推动民主运动深入发展，促使清廷变法维新，维新派展开了一系列活动。首先是创办学会。梁启超认为，“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8〕从1895年到1898年，维新派先后设立了强学会、南学会、蜀学会、粤学会等一大批学会，它们集结、培养了大批维新骨干，成为各地民主运动的领导中心。其次是开办新式学校。维新派称“今事变益急，……惟广立学校，培植人才”，才能自强。〔9〕一批新式学校如时务学堂、 通艺学堂脱颖而出。第三是出版新式报刊。当时著名的维新报刊有《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创办的新式报刊约44种。〔10〕维新派利用报刊发表大量文论，鼓吹变法维新。
在维新派推动下，1898年民主运动达到高潮并导致了戊戌新政的产生。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正式实行变法。到9月21日先后发布一系列变革诏令，主要内容有：设立农工商总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开办现代邮政；组织商会、农会；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设立国家银行；删改则例，裁撤闲散衙门，裁汰冗员；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以西法练兵，改练洋操；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取消书院，广设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派留学生；设译书局；准许自由开办报馆、学会；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
民主化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民主化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两次民主运动就可完成的，必须经过长期的积累。戊戊民主运动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第一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中国社会从此走上了民主化的不归之路。
戊戌新政的变革范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文化及社会等各方面，触及到社会制度的变革，因此，无论变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均超过仅触及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但是，由于它危及保守势力的特权和利益，而保守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加上变革过程缺乏宏观统筹和周密的微观安排，许多变革措施推进得过猛、过快，因而受到保守派的反对和抵制，最终被保守派残酷镇压，变革措施大都被取消。戊戌变法的失败，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暂时中断。
三
保守派对戊戌变法的镇压，非但未能解决当时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反而更加深刻地暴露了传统社会体制的腐朽没落。全面变革社会制度已成为当时不可省废的历史任务。在短暂沉寂了两三年之后，国内国外、朝廷上下要求深化改革的呼声再起。非改革陈旧的社会体制，清朝统治集团不能继续苟延，在此情况下，1901年，刚刚镇压了戊戌变法的慈禧统治集团不得不重新回到改革的道路上来，提出“切实整顿”“一切政事”，要求各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11〕。从而展开了一场新的社会变革运动，这就是清末新政。清末新政从1901年始，到1911年止，历时11年，是晚清时期的第三次变革，也是晚清三次变革中规模最巨、影响最大的一次。这一时期，工业化继续发展，民主化运动重新恢复，两者出现了高潮并取得了巨大成果；清末经济、教育、军事及政治等各个领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或开始发生比较全面、系统的变革，从而粗铸了现代社会的雏型。清末新政使中国的现代化正式全面展开。
首先，清末新政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业化高潮。鉴于既往工业化发展的经验，迫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强大压力，为顺应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20世纪初，清政府调整了工业化政策。由过去的工业官僚垄断改为积极扶持民间工业的发展， 并予以法律制度的保障。 从1903年起，清廷陆续颁布了《公司律》、《奖励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承认民间商人自由经营现代工商、铁路和金融业的权利，确立了现代企业的独立合法地位。从而使工业化发展纳入了法治轨道，正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这是清末工业化的重大成就。在清廷新工业化政策的推动下，加上收回利权、抵制美货运动等其它历史因素的影响，20世纪初出现了一次工业化高潮。从1904年起，民办企业数量明显增加，到1911年，各地出现了民办工厂347家；〔12〕1903年到1907年，各省建立了16家民办铁路公司； 〔13〕1911年，民办小型火轮公司达561家；〔14〕1908年， 全国设立了560多家电报局；〔15〕1911年，现代邮政局所多达6201处；〔16〕到清末，全国共开设有大小官办银行约17家。〔17〕
与此同时，民主运动重现生机并迅速达到高潮。与戊戌民主运动相比，清末民主运动在规模、运动方式、组织水平和结局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进步，显示民主运动正日趋成熟。从规模看，民主阵线扩大了，参加民主运动的阶级、阶层增多。现代知识分子、现代工商业者、产业工人、农民、市民、军人甚至一些具有开明思想的各级官员和军阀都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加入了民主阵线或卷入民主运动，其社会动员程度远大于戊戌变法时期。民主思想已深入人心，并已转化成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运动。就运动方式而言，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形成了民主运动的两大阵营。一是革命派，主张以暴力手段、破坏方式推翻清王朝，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一是主宪派，主张在不废除君主的前提下，通过和平、合法、渐进的方式改革传统政治体制，制定宪法，召开国会，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为近期现实可行目标。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对清末现代化的全面展开都作出了积极贡献。革命派利用报刊大力宣传民主思想，从而唤醒了民众的民主意识；还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组织民众投身到民主运动中。革命派的存在及其力量和影响的不断扩大，对清廷构成了直接威胁和巨大压力，逼迫清政府加快改革步伐。立宪派则直接参与推动了宪政改革。从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到仿行立宪的实施再到清廷宣布提前召开国会，无不为立宪派人士所驱动。他们利用资政院、咨议局等合法场所，抨击专制政治，监督和推动宪政改革。这一时期民主运动的组织水平也有提高。戊戌民主运动的组织者是各地学会；清末民主运动中则出现了现代政团、政党组织。革命派以中国同盟会为领导核心，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政党。立宪派先是建立了一些立宪团体，如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等；后来又成立了宪友会、宪政实进会等现代政党。从民主运动的结局看，戊戌民主运动以流血失败告终；清末民主运动则取得不少实质成果，尤其是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变革。
工业化和民主化运动推动了清末经济、教育、军事、政治等领域社会制度的变革，使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解体，现代社会逐步成型。经济制度的变革已如前述，主要是建立了自由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教育制度的变革则表现为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学制及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1901年新政伊始，清廷就下诏“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属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8〕，开始改革旧的教育体制。1903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订立了全国统一的新学制，现代教育体制由此建立。新教育体制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个独立系统，每个系统均相应划分若干段、级。1905年，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19〕延绵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寿终正寝，新旧教育制度的立废至此完成。
军事制度的变革乃是以新军制度取代八旗绿营制度。1903年，清廷开始在全国普练新军；1904年，正式划定军制，建立了新军制度。新军以现代西方军队为蓝本，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等。在陆军力量配置上，又按不同职能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实行以镇为基本建制单位的新编制，还实行步兵、骑兵、炮兵和辎重兵多兵种混成编组。此外，在训练制度、兵役制度、军官制度及后勤制度等方面也按现代军队要求作了较大调整，从而建立了一支初具现代色彩的新型军队。
政治制度的改革虽然刚刚启航，却具有至为重大的意义。新政初期，清廷原想把改革框限在非政治领域，至多调整一下行政组织，省并或增加若干行政机构。然而，腐朽的政治体制已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最大障碍，晚清工业化和民主化运动的发展要求冲破专制政治的牢笼，政治改革已成为当时最主要也是无法规避的历史课题。在社会各界和历史情势的巨大压力之下，1906年9月，清廷被迫宣布实行仿行立宪， 按照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原则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首先，在立法制度方面，确定实行议会制度。1908年宣布9年后即1917 年召开国会，后提前到1913年。在此之前，于1910年先行设立了资政院，以“豫立上下议院基础”〔20〕。地方则设立了省咨议局，作为地方议会的雏型。1909年还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其次，在司法制度上，实行四级三审制和形式上的司法独立。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四级司法机构，并相应建立了不同层级的检察系统。第三，行政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了责任内阁制。通过裁撤冗衙冗员废除了军机处、吏部等旧衙；同时按“分职以专任”的原则〔21〕，重新厘定了官制，增设了农工商部、学部，邮传部等新的行政机构，在此基础上实施责任内阁制。以上各项政治制度变革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正在向君主立宪制度过渡。
工业化和民主化高潮的出现，社会制度的全面变革，现代社会的初步成型，意味着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现代化的正式全面产生。
注释：
〔1〕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江南造船厂厂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2〕〔3〕〔5〕〔7〕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59、629—630、1003、1201页。
〔4〕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1页。
〔6〕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565 —566页。
〔8〕〔9〕《戊戌变法》（四），第375、491页。
〔10〕十四院校合编：《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214页。
〔11〕〔18〕《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601—4602、4719页。
〔12〕陈真、 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三联书店1957年版，据第38—53页《辛亥革命前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统计》表整理。
〔13〕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147—1148页。
〔14〕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0—589页。
〔15〕〔16〕本书编辑室：《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版，第87、84页。
〔17〕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
〔19〕《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392页。
〔2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第631页。
〔2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