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现状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管理思想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劳动创造了人类文明，在人们的共同劳动中也产生了管理。无论何种层次、何种规模的管理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背景；管理思想也无不深深地镌刻着民族文化的印迹。中西方由于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原因，在各自漫长的民族发展进程中创造了特色各异、风格独具的文化体系。这种带有鲜明民族色彩的文化传统，不仅渗透在人们的意识深处，而且贯穿于社会生产活动与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之中，使得中西方管理思想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与特色。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古代有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也形成了丰富的、独具特色的管理思想。美国学者克劳德·小乔治曾说：“从《墨子》、《孟子》和《周礼》（约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500年）的古代记载中， 已看到当时的中国人早已知道组织、计划、指挥和控制的管理原则。”但是，由于种种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尤其是没有能够与近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以至于其作用和影响为人们所忽视。
本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目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在此背景下，1984年，陈炳富教授应邀在中科院学部委员大会上作了题为“要开展中国管理史的研究”的学术报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从此，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在中国蓬勃开展起来。十几年来，人们在发掘、探寻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源流、发展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本文试图对这些已经取得的有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成果进行初步地归纳整理，并预期未来研究的若干走向，以期对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所借鉴。
2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整体把握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掘与整理是整个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基础工作，历来为人们所关注，成果也比较多。总的来说，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两个大的方向上面：第一是关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整体把握，属于宏观研究；第二是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一部分属于中观或微观研究。
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宏观把握方面，典型的有这样几种观点：
2.1东方管理文化论。苏东水认为，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文化是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体系，它包括三部分：一是治国学；二是治生学；三是治身学或人为学。治国学主要是对人口、田制、生产、市场、财赋、漕运、人事、行政和军事等方面的管理的学问；治生学主要是对管理农副业、工业、运输业、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人为学主要研究谋略、人为、为人、用人、选材、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励、沟通等方面的学问。
正是由这三大系统及其子系统积累的实践经验与学问形成了东方独特的管理文化，并构成中国古代的管理传统学科体系。这个传统学科要素，就管理哲学思想而论，包含有道、变、人、威、实、和、器、法、信、筹、谋、术、效、勒、圆等十五个方面；而在中国古代管理学科体系中，管理的本质可以简洁地概括为“人为、为人”，即每一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
2.2儒学主干论。 官鸣在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渊源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以儒学为主干，儒道交融”的观点。他认为，由于特定的地理、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决定，虽然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各自不同，但从两汉开始一直以儒家为主干，儒道交融，吸收各家之长，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一的基本构架和模式。这种构架和模式的基本点是管理的人本观、整体观、协和观和经权观。
作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核心的人本观，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缩，处于管理系统的中心地位。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达到“安人”的目标。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人本观具体表现为管理的人道原则、心理原则和主体性原则。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础是整体观，它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过程，以力求达到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和状态的最佳和谐为目标，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是协和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稳定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协和观使管理不仅表现为一种科学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创造的艺术境界。这种管理的理想境界即是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规范是经权观，“经”指“变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这种经权观一是要求“执经达权”，即根据普遍的管理原则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来选择和确定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目标；二是要求“通权达变”，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正是由于不断的变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实现的。
2.3基本范畴论。在虞祖尧看来，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是由“重道”、“明德”、“知止”、“行法”和“重术”等基本范畴构成。
重道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它是指无论采取什么方针政策，首先要看这些方针政策合不合乎“道”的要求，而所谓“道”就是管理的最高指导原则，合道者胜，无道者败；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明德”既包含培育人们具备高尚道德情操的意义，还有使人们明白自己合理合法的收入的含义，即“明得”之意，将伦理道德范畴引入管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但是，“明德”并非管理的目的，管理目的是通过“明德”赋予人们以新的素质，使整个社会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而“知止”即知至善，“止于至善”，就是要明确所要达到的至善的目标，这实际上是儒家的目标管理的过程理论，“知止”便是最终至善的目标境界；“行法”即实行法治，它作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范畴乃是管理实践之必需，并非商、韩为代表的法治学派所独创，其他学派的思想家对于管理实践中需要完备的法令和规章制度并无分歧；“术”是具体实现战略目标，实施管理，解决实际问题的步骤或方法，法家的管理思想从申不害开始就很注意对“术”的运用，而兵家则更注重“术”的研究和应用。
2.4指导原则论。周三多认为，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可以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繁，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九个方面，即是，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法治。
2.5“谋道”论。孙景奎认为， “谋道”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问题，凡事首先要“谋道”，得道者胜，失道者败，各个层次的管理工作都是在“道”的指导下通过一定的方式完成的。“道”通“导”，有先导、疏导的意思，在管理上，“道”主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政治主张、规律规则、道德、方法经验；而“谋道”则是对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谋划、图谋和计议，善于“谋道”是管理者成功的关键之关键。
3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分类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分门别类的研究，也即微观研究，观点多且杂，归纳起来，存在这样几条研究路线：
第一种也是着力比较多的一种研究思路认为，中国古代系统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在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已基本确立，此后全国管理的总格局（郡县制）已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局部有些修正或调整，因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研究诸子百家中有代表性的几家，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的思想，已能基本反映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色。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研究工作主要围绕着阐发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而展开。
沿着这一条研究路线，有代表性的如周桂钿等对儒家以“仁”为核心的管理思想、道家以“无为”为最高原则的管理思想、法家以“法治”为基础的管理思想、墨家的人际关系管理思想、兵家的战略管理思想、商家的经营管理思想和轻重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工作；黎红雷对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导向、以正己正人为途径的儒家管理哲学的探讨；赵九运关于孔子把管理者自身也当成管理工具和手段，从而追求管理者形象的完善、重视管理者自身素质建设的管理思想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严学丰等对范蠡、白圭等商家经营管理思想的研究，等等。
第二种研究路线认为，中国古代系统的管理思想主要集中在部分古代经典著作中，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九章算术》、《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透过对这些著作的分析便可窥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全貌。
在这一研究思想指导下，舒默进行了关于《孙子兵法》中的决策谋略、《老子》中的权变谋略、《韩非子》中的统御谋略、《论语》《孟子》《荀子》中的人际关系谋略的研究；潘杰重点研究了《老子》中关于领导的境界、领导的素质、领导的原则的思想；许康则通过古典文献的发掘整理认为，《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培训管理员及供他们日常应用的手册，其中三分之二的题目可与财政或工程官员职能相对应，因此和古希腊数学的玄思冥想大相径庭，而又大大超过了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实用数学水平，堪称两千年前世界管理数学之最；吴铁铸在全面分析了《周易》中的管理哲理的基础上指出，《周易》深涵东方智慧，带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它是解决当代管理科学发展困惑的重要哲理和思维的活水；黄留珠综述了近年来人们对《孙子兵法》管理思想研究的三种类型，即一是从总体上研究《孙子兵法》的宏观管理思想，如将其视为中国古典整体观的系统表述，二是从某个侧面研究《孙子》中的具体管理思想，如其中的责、权、利思想和激励思想等，三是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孙子》管理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应用；潘承烈具体分析了《三国演义》、《红楼梦》中的管理思想，如“草船借箭”的创造性管理思维转变，王熙凤以法治家的时效管理思想，等等。
第三种研究思路侧重于现代管理理论和观念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探源，也就是以某些现代管理理论为依据，回溯中国古代与之相关的管理思想，如沈配功等从现代的系统管理思想追溯中国古代蕴涵在长城、都江堰等著名工程中的系统管理思想，从现代的对策与决策理论上溯古代的“田忌与齐王赛马”等故事中的对策与决策思想，从这一思路出发他们还考察了中国古代的信息管理思想、经营和财政管理思想、用人思想、行为管理思想、管理艺术思想，等等。
4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研究
古为今用是我国管理现代化所面临的课题。探索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面，并成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至今，对于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哪些内容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学者们还有不同看法，观点也不甚一致。归纳起来，目前研究者们基本认同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可资借鉴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1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承诺和责任感，这种文化精神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我国实现现代化，对我国企业管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地说，中国古代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可供现代管理借鉴的内容可以归结为十个方面：第一，关于人的行为规律的研究；第二，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研究；第三，关于“人的本性”问题的研究；第四，关于人的欲望和人的需要问题的研究；第五，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的研究；第六，关于“人和”和思想；第七，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第八，关于用人问题的研究；第九，关于领导行为的研究；第十，关于怎样运用权力的研究。
4.2“修己安人”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这对于今天培养具有较高素质的新型企业家仍不乏借鉴意义。
在儒家看来，由于具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见闻，尤其是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从事管理职能并被人当做偶像崇拜和效仿的“圣人”，通过自身修养和自我管理能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而为了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还有一个从“修己”到“安人”的过程，即从完善的自我管理向社会管理发展，而儒家思想去引导和教化民众。至于如何从修己推广到安人，实现社会管理，儒家的思想家们认为，人心本来是善良无邪的，因此管理者所采用的管理手段，主要应该是“感应”和“教化”。就是说，借助正面教育和启发引导，使被管理者在良好的道德环境中，通过自我修养和自我约束，服从于统一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这样天下便可以趋于大同，这是儒家所要达到的管理目的。总之，儒家“修己安人”的管理思路就是，通过“修己”、“正己”、“示己”，达到“教之”、“化之”、“齐之”。
4.3中国古代的“经权”观。“经”与“权”相对，“经”是常， “权”是变。朱熹说，“权是经之变。”也就是说，“权”是作为原则性的“经”的基础上的灵活性。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经权”观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权变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在官鸣看来，中国古代经权观的理论依据就是《易》的三义：变易、不易和易简。“变易”指的是万物和人世的不断变化，这就是“权”、“不易”说的是各种规律和原则的确定不易，即变中的不变，这就是“经”；“易简”说的是对规律本质简明的把握和领悟。因此，管理的经权观就是依据《周易》的要义，以“不易”的“经”作为判断的准绳，以“变易”的“权”来达成最优的决策，并以最简要明确的原则让群众易知易行，变成共同的管理行动。
4.4中国古代的战略管理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成为今天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尤其是《孙子兵法》，全书论述的中心内容是战略问题，故而美国管理学者约翰·柯林斯在其《大战略》一书中讲，“孙子是古代世界第一个具有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具体地说，《孙子兵法》中的战略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前三篇中。例如，孙子在《兵法·计篇》中着重指出了战略谋划的重要性。他强调事前必须周密分析各种条件，把“道”、“天”、“地”、“将”、“法”这“五事”给予充分考虑，做到“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在“五事”的基础上，还要探求和对比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称为“七计”。“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认真地分析、比较“五事”、“七计”，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各种方案，进行决策，这就是“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将帅在谋划中，还要分析有利和不利的情况变化，“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兵法·变篇》）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变计划，祸患就可以解除。这样制定的作战计划，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5 未来研究的若干走向
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根本目的在于古为今用，在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管理科学体系和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正如潘承烈所说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在这样一种原则指导下，未来的研究有沿着以下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
首先，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语境（CONTEXT）研究， 也即从古代的语义和语用背景来分析古代思想及著作，看其涉及到管理的思想和内容的本义是指什么，是在怎样一种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和管理层次上展开的，以此来澄清由于断章取义而造成的误解。这应该是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起点，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工作，考虑到我国古代并没有系统的管理学著作，这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就显得尤其有意义。
另外，古代管理思想的语境研究还应包括对西方及东方其他国家，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引用的古代管理思想的片断进行语义和语用学分析，以辨别哪些是属于中国古代思想家或典籍本义的，哪些是他们结合自己民族传统发展的，哪些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而误解的，这种工作有利于纠正“古已有之”的研究心态，也有利于澄清关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国外的影响及其与现代管理科学的关系上的一些偏颇和混乱认识。
其次，是关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科学及中国现代管理实践的接口（INTERFACE）研究， 这应该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重点所在，也是建立现代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科体系的重要一环。它具体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中国现代管理实践的接口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应从可操作性的程序研究和案例研究入手，注重挖掘古代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二是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应改变过去“求同、比附”的研究思路，着重从差别入手，贵在“求异、借鉴”，最后的落脚点还在于建立中国的管理学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