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传统文化论文,独特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曾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2000多年之久的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俱进的；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的原则。 我体会，上面三点说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我想对此做一些阐释，供朋友们参考。 不同学派的“相反而相成” 春秋（前770至前476年）战国（前475至前221年）这500年左右，是中国古代历史发生剧变的时期，从血缘宗法社会向统一的传统社会的发展时期。当时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诸子学”，有阴阳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兵家、杂家、小说家。各个学派的思想相互争辩，又相互借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东汉时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同的思想学派“相反而相成”。 道家和儒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儒家也看到道家在“天道”探索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认识到在知人时不可不知天，因而也从理论上努力为儒家学说提出自己的“天道”依据；在这方面，子思、孟子取得了很大成就。而道家在批评儒家夸大“人”的作用的同时，也意识到儒家的理论成就，在战国中晚期，道家的后学、即秦汉之际的道家，就试图调和道家自然天道观与儒家道德教化的矛盾，吸取儒家关于人的认识学说的某些成果，如《吕氏春秋》一书就体现了融汇儒、道思想的特色。 讲到这里，有必要介绍孔子“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春秋时期，“和”与“同”的区分是很清楚的。孔子丰富了“和”与“同”的概念。他的论点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说，君子以“和”为准则，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独立思考，加以判断。 “和”不是争，而是在相互影响中使事物得到发展。“百家争鸣”是“和而不同”的具体表现，包含有百家相助相长的内容。 现举一例。中国古代出现了完整的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见于《礼记·礼运篇》，这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的著作，其中关于“大同”社会有一段具体的描述： “大同”社会以“天下为公”为最高准绳，不同于“天下为家”的社会。在“大同”社会中，社会财富不是私人所藏有的，而是为大家所共同享有的。在“大同”社会中，人人都要为全体利益而劳动。在“大同”社会中，育幼、养老都有很好的安排，能劳动的人从事劳动，而失去劳动条件的人，由集体供养（“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在“大同”社会中，大家相爱，没有权谋欺诈和盗贼掠夺，和平地生活而没有战争（“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在“大同”社会中，公共事务由大家来办理，在分工上可以选出人们信赖的人担任必要的工作（“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篇》还说，在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时期，并非“大同”，乃是“小康”时代，由小康才能进入大同。 这样的“大同”理想，不但继承了早期儒家思想，而且在不少地方也继承了墨家思想，例如“选贤举能”和“尚贤”原则相似；“老有所终”一段又相似于《墨子·兼爱》中的一节，甚至“大同”这一名称也可能从墨家所说“尚同”沿袭而来。同时，《礼记·礼运篇》有些地方也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如称“大同”世界为“大道之行”，而“大道“则是道家的术语。可以说，“大同”理想主要源于儒家，同时也吸取了墨家和道家的某些思想，而非一家之专利，是“和而不同”文化观的体现。正因为有这种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生生不息，连绵不断。 儒学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学说 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昌平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他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学或儒家。何谓“儒”？商代，“儒”是对主持祭祀人员的称谓。春秋时期，儒成为以传统礼仪知识谋生的人。孔子是一位学问渊博、道德高尚的儒。在他所处的春秋末期，西周以来的旧礼制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对此孔子在感情上并不认同，但是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办起了“私学”，主张“有教无类”。孔子逝世后，弟子门人将其言论加以整理、订正，编纂成书称为《论语》，它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经典。在思想上，孔子有三个重要的理念，即：“道”“仁”“礼与乐”，孔子认为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石。 战国时儒学分为八派，其中有两派影响最大：一是子思、孟子学派；一是荀子学派。 孟子主张治国者应实行“仁政”，倡导“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孟子还从哲学理论的高度论述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与生俱来的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经过后天的学习，将这些人性中的潜质加以发扬，形成君子必须具有的仁、义、礼、智四性。在孟子看来，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道德操行，即道德自觉，而其他动物没有。战国末年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吸收法家的若干思想，主张德治与法治二者相结合，这影响了后来中国封建社会中治国理政的思想。 当中国历史演进到汉武帝时期，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武帝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在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力求使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以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京师洛阳白虎观召开了一次儒家经学的会议，皇帝亲自裁决，统一对经书的理解，规定对经书的阐述都必须贯穿“三纲五常”的核心理念。所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要指出的是，孔子没有讲过谁为纲的问题，他只是说做君的要像做君的样子，为父的要像父的样子，为人子要像儿子那样。但“三纲”并非为此，它反映封建宗法制度的特质，三纲的君臣关系是政治关系，父子、夫妻是血缘关系，师长、朋友从属于政治关系和血缘关系。三纲说对封建宗法制度来说确实抓住了最基本的原则，以君权和父权来稳定统治秩序，这种人身依附的关系体现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本质特征。 从中国历史可以看到，由于封建社会的需要，西汉时有“五经”，东汉时“五经”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唐朝为“九经”，宋代为“十三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权统治以经学为武器，而民间也以经学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家规家教等都同经学有关，反映出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天下的状况。 到唐代，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对儒家经书的解释不统一，命大臣撰《五经正义》。这部书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因为时势不同，自东汉初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佛教与儒学的关系成为统治阶层和文人学士共同关心的大问题。唐代统治阶层中有人相信佛教和道教。许多文人学士坚守儒学主旨，但认为应吸收佛、道中的某些理论观点，以充实儒学。 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从理论方面看，大体是三个方面：1.佛教中某些宗派关于人的主体意识“心”的论述，影响了儒学；2.佛教中某些宗派对“本体”理念的阐述对思想家们有很大影响；3.佛教对“高深智慧”的重视也影响了儒学。中国儒学平实易行，只谈人的生命、生活，不谈生前死后，在理论思维上需要提升，将印度佛教改造成为中国佛教，也就是佛教儒学化。至于道教关于人长生不死的论述，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理论思维，这些也需要有所分析，有所取舍，使儒学更加充实。 从唐代开始，到北宋时形成理学，南宋时理学体系进一步完整，“三教合一”真正定型。所谓“三教合一”，佛教、道教是宗教，而儒学并非宗教，是一种有效的教化，“以文载道，以文化人”。 “经世致用”的丰富内涵 中国思想文化史告诉我们：做人和做学问这二者应当统一，而前者比后者更加重要。将学问用在匡时济世上，首先要有高尚的人品，要有气节和操守，特别在国家民族的大节上，不允许有污点。如果做不到，所谓“经世致用”就失去了灵魂。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不只是一种方法，而是信念、理想、大道所表现出的高尚品格。 还有，“经世致用”又表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宋代政治家范仲淹所写《岳阳楼记》名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此文中，他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官者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个人的感情？他回答说：在朝廷做官，要情系百姓，不在朝廷也要有对于国家的忧患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种情怀的文字表述。 “经世致用”也是不畏强暴的求实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在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激化的时代，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有比较充分的表现。他们将“经世致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当然，经世致用也是我国历史长期积累的端正学风的文字表述。 《论语·学而》第一句话是：“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习”有两个含义，一是温习，一是践行。在孔子看来，学生们躬行实践，将所学到的理论用于实际行动，十分必要。总之，儒学倡导“行胜于言”。 战国末期的荀子认为行是知的来源，“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强调知来源于行，行高于知，学问的目的在践行。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解释什么是“行”，他说：行就是“以身心尝试”，指人的有目的的行为，含有试验的含义。还要提到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他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包含有学者的人品、视野、学风、精神诸多方面的融汇和结合，内涵丰富深刻。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只谈两点，供大家参考。 首先，中华传统文化中包括深刻的哲学理论思维，其中的变易之学（或“有对”之学）成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于事物“有对”和变化的思想，在《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老子》）、《墨子》、《易大传》中有深刻的论述。《道德经》提出美丑、难易、长短、高下、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攻守、进退、动静等，认为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道德经》讲两个方面“相生”、“相成”、“相形”、“相倾”、“相和”、“相随”等。引申开来，在思想文化上，要有所继承，也有不取，践行“贵柔守雌”。《易大传》与此不同，主张刚强为主，柔弱为副。 《孙子兵法》发展了老子的“有对”思想。老子“有对”思想的弱点在于把变化看作是无条件的，因而人们对事物发展的前景无法预测。《孙子兵法》比《道德经》深刻的地方在于它指出了转化的条件，在各种条件中，人是最重要的，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到一定的高度。 其次，中华传统文化一贯重视历史记载，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汗牛充栋。其中古代史学特别关注社会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含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记载。司马迁作《史记》，其礼、乐、律、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全面记载了汉武帝以前的典章制度。班固撰《汉书》，改书为“志”，成律历、礼乐、刑法、食货、祭祀、天文、地理、沟洫、艺文十志。唐代还出现了专门的制度史专著，如刘知幾的儿子刘秩著《政典》，杜佑撰《通典》。总之，中国古代史书记载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近似于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因而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的成就都有文字记载，便于世代相传。 还要提到，中国古代教育保证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夏朝距今四千多年，那时已出现了学校。西周时学校制度初具规模，包含国学和乡学两个系统，春秋时演变为官学与私学。春秋末期孔子办私学，打破西周官学的入学等级性，实行面对社会的开放教育。这样文化的传承就有了宽广的渠道。 唐末五代时期的书院，经北宋时期初步发展和南宋时的突飞猛进，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应天书院等。这些书院由名师主持，师生之间探讨学术，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我想说：我们要加强文化自信，必须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化多下功夫学习、思考，把优秀的成果消化吸收，成为我们的精神根基。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经世致用论文; 孔子论文; 大同社会论文; 创新之路论文; 孙子兵法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