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传播
新世界主义的理论正当性及其实践路径
韦 路 左 蒙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与世界主义和共同体理论相比，新世界主义具有可实现性、可扩展性、可持续性以及可操作性的特点。新世界主义的实践路径包括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深化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加强与不同国家的经济合作，建设多元立体的交流体系；尊重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创新国际合作模式；扩大“一带一路”的示范效应，构建共赢共享的合作网络。新世界主义的理论研究对完善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框架具有积极作用，新世界主义的实践路径研究对丰富中国话语的全球传播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新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 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全球交往的普遍化，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得以贯彻和发展。但与此同时，局部战争、地方动乱及极端主义仍旧威胁着世界的安全与稳定。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提供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展现了应有的大国担当。新世界主义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其核心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1]。新世界主义的提出对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全球交往以及中国话语的世界化具有积极影响。
本研究旨在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传统理论如何解释当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2)新世界主义如何弥补传统理论的不足，并回答和破解相关的现实问题？(3)新世界主义的现实构建路径是什么？本文将探究传统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及其缺陷，阐述新世界主义的内涵与化解矛盾的方式，从而确立新世界主义的理论正当性。新世界主义的理论研究对完善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框架具有积极作用，新世界主义的实践路径研究对丰富中国话语的全球传播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创造性叛逆指的是变异文学的一种变异形式，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创造性翻译，不仅包括不同的语言形式以及句式结构的多重变化，也包括在文化层面的信息量的多样变化。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不仅包括减词法、增词法、省略等，还包括阐释法，而翻译本身就具有阐释特性，是一种跨文化阐释的交际行为，既有语言转换功能，也有着跨文化意义上的阐释功能，这一特点更适合于对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的翻译。然而，阐释法并不是万能的，在运用阐释法所译出的译文也会有不准确的情况出现。因此，在翻译《孟子》的过程中必须要合理使用创造性叛逆阐释论，保证翻译文本的准确性。
一、 新世界主义的背景： 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困局
新世界主义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与渗透正在不断建立新的人际联系，重塑人类社会的形态，而全球化则意味着绝对意义上的“飞地”不复存在。风险社会的转型将原本地方性的风险转变成全球性的问题，受到国际形势、治理机制、治理理念等因素的影响，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无法有效调和全球性问题与地方性治理的矛盾，也不能有效实现风险的管控和消弭，全球性风险与地方性冲突层出不穷。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以及滋生的心理恐惧，引燃和强化了反全球化与民粹主义的情绪。全球政治格局的演变为基于全球主义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机遇，多极化的世界格局需要一套新的理论以解决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塑造当今行为环境的真正力量在全球空间流动，而我们政治行动的机构大体上来说仍被束缚在地面上，它们同从前一样，还是地方性的。”[2]97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优化与重构旨在建立起一套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理论，缓解和解决地方性与全球性的矛盾，进而推动全人类的共同、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一) 工业化发展中的风险社会转型
风险的概念与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密切相关，是指现代化自身所引致的危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风险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所导致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3]21。现代社会的风险是工业化的结果，而且这种风险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与日俱增，传统的风险社会已经转型成为全球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4]24。从现实的社会情境看，作为一种双重现象的现代性[5]6一方面推动了物质世界的进步，另一方面则制造了人类社会不可预测的风险。全球风险社会意味着“他人的终结”，诸如全球气候变暖、核泄漏事故、经济危机、病毒扩散、恐怖主义等带来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在互联网崛起和移动终端普及的背景下，风险超越地理界限与社会阶层，并且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放大。
(二) 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浪潮
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他认为电力使地球缩小，我们这个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落[6]22。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化，资本、市场和资源的全球配置得以实现。除了被广为提及的经济全球化，全球化实际还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全球化程度及所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因而呈现出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直接导致全球化世界中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7]12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反全球化应运而生，部分国家和社会团体试图通过反全球化，抵制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和经济风险增加等消极影响，从而实现风险的规避和负面影响的消弭。早在1999年，美国西雅图便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以抗议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召开，而后又出现了“热那亚事件”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反全球化运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以及各种世界性经济论坛成为抗议、示威、游行活动的主要目标。
(三) 一体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复苏
首先，新世界主义具有超越交往理性的更高价值追求，为终极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全球治理被认为是有效管控风险的途径，多元主体的参与模式、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和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合作是全球治理的鲜明特征。时至今日，全球治理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和频现的各种风险，全球治理的理论优化是转变现实困境和强化实践效果的重要方向。为了顺应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好地解决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国际难题，急需一套适应全球治理和现代化进程的理论体系。新世界主义则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提倡国际交往理性，主张打破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支配世界的格局，提倡多边主义和合作共赢，维护世界和平。新世界主义与美国的霸权论是相对的，“对于美国来说，就是祛除美国的霸权论，重新回到一个自由平等的个人或者诸多共同体的世界复合联邦制的构架，重新塑造出一个基本正义的世界秩序，倒逼美国矫正它的霸权主义”[40]71。因此，新世界主义更为重要的是追求世界秩序的重构。“世界秩序意指国际体系中一系列有条理和可持续的安排，以保证体系内的各种行为体及个人能够分享和平、福利和正义。”[41]14新世界主义旨在通过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运转的规则，打破由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通过广泛的参与建构一种更具有大众性、多元性和普遍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予公平、正义更多的关注。
(四) 多极化背景下的霸权主义式微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逐渐由“美苏争霸”演变为“一超多强”。21世纪以来，以英国、法国、德国等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国家和中国、印度、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开始在重大国际问题和维护世界稳定的进程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美国以往所奉行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国家的指责和批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影响下日趋式微。而随着综合国力增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区域和世界范围内具备相当的影响力。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方针的外交政策受到了众多国家的认可和关注。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所阐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联合国的高度评价和欢迎。
二、 新世界主义的缘起： 传统理论的式微
世界主义和共同体理论并不是割裂的独立个体，两者在理论表述与内涵方面存在着紧密联系。在地方性与全球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上，世界主义与共同体理论有多个维度的阐释，但仍欠缺足够的说服力。新世界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想与实践尝试，力图克服传统理论在面对现实问题时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以弥合理论与现实的落差。新世界主义将世界主义与共同体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在具体论述中，一方面通过对世界主义理论的反复强调，立足于对世界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则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理论的核心，强调了共同体理论要素的重要性。本研究通过对相关理论发展进程与脉络的梳理，试图探究传统理论在现实中存在的不足，为新世界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思路和启发。
(一) 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犬儒运动，犬儒运动的奠基人迪奥根尼在他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到了“世界公民”。“当问到他从哪里来时，他回答：我是世界公民。”[8]65世界公民的提法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公民是属于特定城邦(polis)的，但cosmos却是世界的、宇宙的。他突破常规地使用内涵和范围更广的“世界”来定义自己，反映了犬儒主义对习俗和传统的怀疑态度。世界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古希腊城邦的诗歌、科技、哲学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9]。斯多葛学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世界公民的思想，他们认为“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两个社群，一个是我们出生的本地社群，另一个则是人类雄辩与启蒙的社群，后者是我们最根本的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源头”[10]6。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西塞罗和塞涅卡均认为，作为个体，我们应该关心所有人，并对全人类负有责任或义务。我们的行为应当对所有人展示正义和善意，并且善待陌生人[11]185-189。这几乎成了世界主义者共同接受的一种思想，即“任何区域性忠诚都不能迫使人们忘记，每个人对别人还有一份责任”[12]序言，9。同一时期的罗马君主马可·奥勒留尽管从未标榜过自己的世界主义者或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的身份，但在《沉思录》中，他认为“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国家，而我们就都是同一类公民”。“有一个由所有事物组成的宇宙，有一个遍及所有事物的神，有一个实体，一种法，一个对所有有理智的动物都是共同的理性，一个真理”[13]60，124。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世界主义的萌芽主要表现为超越地方性认知的束缚，开始强调个体的世界性特征和个体身份的多重属性，并在地方的基础上拓展个体的身份认同。
在启蒙运动兴起的欧洲，世界主义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世界主义开始由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理念，发展成为具有众多分支的庞大理论体系。世界主义理论至少包括了将全人类视作无差别道德共同体的道德世界主义；在道德世界主义基础上加入国家联合理论而形成的国际联邦世界主义；改革国际政治与法律秩序的世界法；强调全球文化多元主义价值的文化世界主义；旨在建立所有人都是潜在平等贸易伙伴的全球自由市场的经济世界主义，全人类因为信仰和爱所联结的浪漫世界主义[14]506。作为代表人物的康德认为，通过建立各民族联盟并建构国家共同体，培育世界公民是推动人类克服社会化和单独化的倾向，从自然走向文明的必经路径[15]1-22。而这种思想在其《永久和平论》中得到了进一步阐释，当国家的公民体制按照代议制体系中的共和制组织起来，和平联盟把和平状态当成一种直接义务，以及将普遍友好作为保障世界公民权利的原则这三项永久和平正式条款都能实现时，保护人们免受战争侵害的目标方可实现[16]14-27。国际联盟和世界公民法构成了康德世界主义思想的核心，这种以共存为逻辑的思想对后期世界主义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对个体权利、人类道德平等以及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并且出现了人类共同体和世界共同体的论述。
新世界主义对于维系共同体纽带、缓解自由与确定性之间的矛盾同样具有积极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契合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理念。马克思认为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28]119。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出一种“类思维”，“‘类思维’不是简单地寻求区别性，而是一种在区别性中同时又试图超越区别性并寻求统一性的思维，而这正是与人的存在特性相一致的”[35]6。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跨越领土、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赋予了一般参与者较高的自由度，以人性作为稳定、可持续的维系纽带，从而消除绝对意义上的“他者”。
世界主义的研究在全球化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相关研究涵盖了世界主义民主政治和民主批判、世界公民身份、世界公民法与正义、全球城市、发展中国家/后殖民主义、新社会运动、全球文化等[17]。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主义开始更多地关注普遍性规范的构建和广泛认同的建立，并且开始更多地作为一种解决危机的良方被学界关注。世界主义直指人类文明发展所遭遇的困境，并寻求通过普遍性的建构，重塑世界格局，化解人类文明发展中面临的危机。“世界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一个充满全球危机和因文明而产生的各种危险的世界里，以前的内部和外部的差别，国家和国际的差别，我们与他人的差别均已丧失其约束力，需要一种新型的、世界主义的现实主义才能生存下去。”[18]17而这种世界主义是与传统的民族主义、全球主义、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相区分的，同时要避免将世界主义化约为边界融合和国家宗藩关系的倾向。承认他性成为世界主义的最高准则，差异在这里转而被承认和积极评价[19]18。
“后普世主义的世界主义构想某种程度上更应该从现代性内部的张力来看待。在这方面，全球与地方、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张力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这种张力可以通过构成世界主义基本动力的传播过程表现出来。虽然多样性是一种结果，但它不是唯一的结果，而这种非唯一也适用于普遍的全球秩序。”[20]35。因此，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的、非线性的眼光处理全球性与地方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在互动中不断调整这两对关系。规范国际主义的兴起、全球公民社会的扩散以及世界主义在地方政治中的传播[21]224-225，很大程度上为世界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实践提供了条件，世界主义已经从理论层面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不可否认，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体之间的共性被发现和逐步放大。但在全球范围内培养跨越种族、国家、宗教等因素的身份认同，建立具有广泛执行力的全球治理体系，仍是一件相当困难甚至难以想象的事情。而其根源在于无法化解影响世界主义推进的多种重要关系的对立，即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普遍主义与多元主义、地方性与全球性的矛盾问题始终无法得到妥善的处置。世界主义意味着一种认知的断裂，世界主义的隐喻带有一种内在的悖论，它隐喻的是一种完美有序的文明形象与当代世界的处世之道之间的关系[22]。尽管贝克等人提出了“方法论的世界主义”，试图通过基于二者“和”而非“要么”的逻辑来克服二元对立[23]1，但面对世界主义理论所引发的种族中心主义质疑、强势普遍主义所导致的同质化等问题，世界主义者始终缺乏强有力的回应。
(二) 共同体
费孝通先生曾总结了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43]，作为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重要准则，主张对外交往时既要注意本民族文化的培育与保护，也要承认和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包容，从而实现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的和谐相处。新世界主义的实现，要坚持我国外交的基本方针，以“和”为指导思想，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深化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强与不同国家地区的经济合作，加大对外投资力度，重视对外投资的质量水平，以经济合作推动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的交流，建立内容多样和成效显著的交流体系；尊重现有国际合作机制和规范，积极推动国际组织的改革和创新，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政治主张，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示范效应，推行共赢共享的方针，构建共赢共享的国际合作网络，可以从根源上解决新世界主义的动力机制问题。
2099年，一个名叫弟弟弟的孩子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长信——《致全世界大人们的公开信》，痛陈了这种教育制度的危害，并提出了成立一个"孩子王国"的设想。联合国秘书长在童年时代有过和弟弟弟一样的梦想，只不过当时压在心里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弟弟弟的来信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和启发，第二天他就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各国代表宣读了小学生弟弟弟的来信。弟弟弟的来信犹如一声春雷，石破天惊，震动了联合国大会。全体代表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天才的设想，马上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经大会讨论并付诸实施。
马克思在对共同体理论的考察中，批判性地分析和总结了人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共同体形式。尽管他没有对共同体的具体内涵做出界定，但是他的共同体思想对共同体的认知与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对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研究中，马克思认为“自然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是社会的原始形态，通过家庭通婚或者部落联合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前提，也是具体形态及其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形成的前提和重要基础”[25]472。在他看来，国家是一种以和实际利益脱离的独立形式出现的“虚幻的共同体”，其背后则是随着社会分工发展而不断加深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巨大矛盾[26]37-38。与之相对，阶级与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被自由人的联合体取代，“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7]50。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的解放，他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8]119。透过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可以清晰地发现共同体乃至人类的历史发展轨迹，从最原始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到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再到真正的共同体，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形态始终处于历史的动态变化进程中。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始终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体实践，并且通过批判和反思，提出了实现全人类解放，构建人类共同体的愿景。
受全球化兴起和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影响，缺场交往日趋频繁，共同体的联结逐步摆脱了地理区位、社会空间和群体属性的限制，转而更加依赖认同的建构。里恩戈德提出，虚拟社群的参与者在地理分布上往往距离很远，可能无法见面；联结形式上围绕共享价值或共同兴趣，把不同的人群组织起来；沟通形式上通过多对多的小组模式，能够确保多人线上沟通；内容形式则主要是基于网页的文本对话[29]17-37。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重塑了社会形态，改变了社会结构，网络社会成为现实,虚拟社群兴起。卡斯特认为虚拟社群虽然确实是社群，但不会采取实质社群的沟通模式。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虚拟社群并非‘不真实’，而是在不一样的现实层面上运作”[30]445。虚拟社群与传统社群的本质差异在于前者将传播作为归属感的基本特征。传播成为今天最重要的表达归属感的方式[31]135。从根本上来说，虚拟社群的建构仍是以共享利益和认同为核心的。虚拟社群的出现为更广范围内的共同体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能，并且很大程度上在诸如脸书、推特、微信、微博等国际性的社交媒体或各类网络论坛上实现。
新世界主义首先需要解决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定位问题，探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新世界主义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动摇，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面对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新世界主义给出的答案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试图建构一种强调合作、共赢、共享的世界秩序，推动世界更加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新世界主义立足于成就一种真正的民族精神，即“一种可引导民族共同体基于其特定的历史路径走向世界文明前沿位置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态度”。“在‘新世界主义’的民族叙事中，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将构成必要的一环”。“新世界主义既是这一民族的历史叙事框架，也是这一民族的精神表达。”[34]64-65，67-68新世界主义理念的传播与实践将中国话语推向更加广阔的世界舞台，倡导对外开放而非闭门造车，倡导共建世界而非主导世界，倡导共同发展而非独善其身。新世界主义对全球交往对话和合作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中国的话语体系，推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对话，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
三、 新世界主义的提出： 共享共建的世界
理解新世界主义，要从基本概念和理论特征入手，厘清新世界主义的内涵与外延，明确理论的边界和特征。新世界主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军事等方面的论述为国际交往和国际治理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摆脱传统世界主义与共同体理论的理想化色彩，转向一种更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理论体系，不失为全球治理与世界发展的一个新选择。新世界主义在弥补世界主义和共同体理论在实践和可操作性等方面的缺陷的同时，“有效化解了本土性与全球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普适性的二元对立矛盾”[33]70。新世界主义旨在将中西两种不同的思想相结合，从而化解传统理论的矛盾。
(一) 新世界主义的内涵
新世界主义可以视作在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背景下，中国话语世界化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实践。从理论内核看，新世界主义继承了世界主义对“他性”的承认和对普遍主义的追求，从强调共识到转向承认差异，体现了寻求最大公约数的良好愿望；弘扬了中国传统“和”文化中“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中庸之道”以及“天下大同”的思想，引导“和”文化由工具性转向公共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此外，新世界主义结合了共同体的概念发展和实践演变，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实践，从而提出了更具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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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量的共同体概念，很难重新给出共同体的准确定义，或者说这样的定义工作很容易将共同体的研究引入概念辨析的死循环。因此，寻找传统与现在共同体形式类别中的共同要素，识别不同定义中的重合区域，从而在更加灵活和广泛的框架下讨论共同体，或许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路径。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互联网的普及为人类各个层次的交往提供了便利，传统共同体所依托的纽带趋于瓦解，但并不能浇灭人类追逐共同体的热情。基于社会认同所兴起的各色共同体成为当前社会的主流，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边是传统共同体的快速消逝，另一边则是当代社会成员对各类共同体的追逐。“共同体内部可以相互信任和依赖的良好氛围，使得共同体成为人类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但是共同体并不是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32]序言，4当确定性与自由的矛盾愈发激烈，如何维系共同体所依托的纽带，协调自由与确定性之间的矛盾，满足人类对共同体的追逐，是推进共同体发展和建构各类共同体的核心问题。
钟表品牌宝玑的创始人阿伯拉罕·路易·宝玑(Abraham-Louis Breguet)认识到了保护轴榫不受伤害的重要性，出现这种问题不仅会导致摆轮轴榫损坏影响走时精准度，更重要的是也会影响制表师的声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钟表品牌宝玑的创始人阿伯拉罕·路易·宝玑做了一项发明，他用一个金属片固定红宝石轴榫，而不是直接将红宝石轴承固定在夹板上，这样就可以利用金属的弹性将手表受到撞击时的部分力量消耗掉，进而保证摆轮轴榫的安全。为了提高防震效果，这个金属片被做得尽量地曲折，因为越曲折就越长，越长防震效果越好。
总而言之，数字PCR技术已在食品检测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如：食源性致病微生物、转基因成分等。数字PCR技术有着较强的抑制性，能够研发不同数字PCR，一次检测只需2h即可对各靶标基因展开高通量检查。不过，目前该种检测方法成本投入高、试剂价格昂贵，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PCR技术将得到进一步优化，提升检测效果，为人们提供健康、安全的食品，为人们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面对世界主义对普遍性的过分强调以及忽视地方性等问题，新世界主义主张通过沟通对话解决。“它抛弃了传统的目的论和形而上学的假设，将普遍性理解为一种跨文化的规范建构，由各种源自地方性的‘普遍主义’论述在彼此的学习与对话过程中‘汇聚而成’，同时又受到地方相对性的约束。”[36]9新世界主义主张从根本上打破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导世界秩序的局面，以共在共存为基本价值取向；主张多元文化的共生，倡导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学习和对话。新世界主义以持续、发展的学习与对话过程作为普遍性的建构路径，以协调地方性与全球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承认人类由不同的群体构成，群体之间的差异，这为我们提供了互相学习的空间。”[12]8新世界主义所倡导的沟通对话对全球文化的深度交流与国际问题的协商解决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如今，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新世界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框架已然成形。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7]。此后，“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式报告和讲话中得到不断深化和完善。2015年，习近平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8]27。“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了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39]53，是中国领导人基于人类历史和现实所提供的“中国方案”。中国领导人先后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构建命运共同体，并逐渐发展成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中国也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2013年，习近平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中国发起设立“丝路基金”，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宣布，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目前已吸引了超过90个国家加入，有力推动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新世界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表现为：反对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主张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反对地域保护主义，主张人财物通讯自由流通、开放合作；反对利己主义，主张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共生共荣；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主张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和平发展；反对否认、歪曲、篡改历史，主张牢记历史，防止历史悲剧重演。”[1]97新世界主义是中国文明对当代世界的重要贡献，相较世界主义，新世界主义的内涵更加具体和广泛，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指导性方针，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军事等方面给出了具体建议。“一心五体”的新世界主义主张突破了“核心—边缘”理论的束缚，将世界的发展引向一种开放包容和多元共生的全新前景。
(二) 新世界主义的理论特征
世界和区域的一体化进程旨在通过开放形成互联共通的有机体。以欧盟、东盟、阿盟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和以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为代表的区域集团化趋势成为世界潮流。受到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恐怖主义蔓延以及宗教极端势力威胁的影响，民粹主义风潮在世界多地出现了复苏的势头，保守主义与极右翼开始抬头。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对已经建立的社会权力结构和主流思想价值观的反抗。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迅速推出新政，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并实行了包括修建边境墙在内的移民新政。即使在一体化推进多年的欧洲也出现了退化，英国脱欧公投、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公投、意大利北部两区公投、波兰民族主义游行等事件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当前全球一体化进程所面临的困境。
其次，新世界主义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特点，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可扩展性。一方面，新世界主义继承了世界主义对“他性”的承认和中国传统“和”文化求同存异的思想，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论述，“体现出一种既试图改变游戏规则又竭力留住玩家的具备包容性、层次性、策略性、发展性等特点的整合主义与和平主义视角，是一种具有极高政治智慧、能够彻底改变世界格局的全球战略”[42]4。另一方面，区别于以往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和以西方为中心的“列强论”等观点，新世界主义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摒弃了等级化和中心化的表述，对调和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公民的文化冲突、消弭话语建构者的主体性偏见具有积极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契合了合作共同体的愿景，从而追求“合作秩序”在未来塑造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有助于中国的政治主张在国际交往中的传播和渗透。
最后，新世界主义区别于空洞的世界主义，具有实践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新世界主义本质上不仅是认识、论述和主张，还包括行动方案，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行动方案，包括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国家的资源互补，实现经济合作；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吸引区域内外国家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开展对外援助，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共赢共享理念的贯彻，解决了世界主义中动力机制缺乏的根本难题。中国通过上述举措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现了对世界主义的超越。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评估不仅要考虑国家政策法规、不同建设项目的《保护条例》等，还要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参考各省出台的条例和规划，合理的确定每一个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判断是否确需压覆矿产资源，提出工程避让方案、建议等，同时将矿产资源潜在经济价值与建设项目产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进行对比，做出是否压覆的结论。
四、 新世界主义的实践路径： 共享世界的建构
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共同体形式属于家元共同体的范畴；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类建构起了族阈共同体；全球化和后工业化将预示着合作共同体的生成。对共同体的把握，需要从社会整合机制、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的存在形态三个方面入手。”[24]1区别于全球化和工业化，合作共同体超脱了国家与社会的范畴，预示着一种跨越国家边界、种族的共同体形式出现的可能。事实上，共同体思想和实践在我国和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大多局限在特定的空间，如城邦、社会、社区、社群或者某种群体范围内。
首先，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深化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新世界主义所主张的“多极化与多元化”“开放合作”“共赢共享”“和谐包容”等理念都是“和”文化中“求同存异”“以和为贵”“和谐”的体现。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际安全环境是新世界主义实现的前提条件，在新的发展时期努力通过对外窗口塑造“和平中国”的形象，坚持睦邻友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不断扩大与深化对外交往，适时提升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层次。巩固和强化战略互信，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
说话间，雨心进来了，来看望他。蒋浩德招呼雨心坐一会，继续跟夏梓桑作出交代：“这么说，紫藤是我的孙子，我也是这样想的。有件事，不要跟其他人讲，我委托你，把我的房子、存款都转到紫藤名下，越快越好，我的日子已经不长了。”
其次，加强与不同国家的经济合作，建设多元立体的交流体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次的交流是增强身份认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条件。以经济合作为纽带，加强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往来，加大对外投资力度。提高对外投资的质量，优化对外投资的产业分布，既要实现对外投资规模的增长，也要关注现实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减少非理性或者有损当地公共利益的投资行为。丰富对外交流的渠道与内容，鼓励提升对外交流的层次，建设多元立体的交流体系。积极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尊重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维护文化多样性。深化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互信，为新世界主义落地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再次，尊重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创新国际合作模式。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优化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是新世界主义的目标。充分尊重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和条约规范，在现有框架下积极利用既定规则维护自身权益，保障自身行动合法性与正当性。积极推动国际组织与国际合作机制的改革，推动国际秩序的优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和平发展战略，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持续推进区域合作组织建设，发挥区域合作组织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作用。
多年来积累的咨询意见将是一笔丰富的资源。若能在文档归档、搜索、浏览方面加强信息化管理，加强数据挖掘，可产生审核工作的新模式。可以推出数字化知识库，除了对既有数据的整理归纳，平常遇到有值得参考的图片、文字，或其他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审核后，传到系统中，从而逐渐丰富我们的知识库。在需要的时候，应能从系统中快速搜索有用信息，为设计工作提供参考思路或参考方案。
最后，扩大“一带一路”的示范效应，构建共赢共享的合作网络。充分利用既有的成功经验，深度阐释和大力推广共享共赢的成果。要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与环保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实现多方共赢。通过扩大“一带一路”的示范效应，以点带面，由小及大，辐射周边国家。建构共赢共享的合作网络是新世界主义落地的核心举措，共赢共享网络的建构和共建世界的目标为新世界主义的扩展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从而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到合作网络中，争取最大公约数。
本研究通过梳理传统世界主义和共同体理论的发展脉络，探究两者对现实问题的阐释及其缺陷。与传统理论相比，新世界主义具有可实现性、可扩展性、可持续性以及可操作性的特征。新世界主义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军事等方面的主张为国际交往和国际治理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作为中国话语世界化的实践，新世界主义对全球交往与合作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中国的话语体系，推动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对话，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全球经济形势低迷的背景下，国际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新世界主义的主张，特别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实践，将有力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度发展，成为破解人类发展困局、化解全球性风险的一剂良方。尽管如此，新世界主义被广泛接受和实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持续沟通对话的过程。新世界主义的落地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理论的优化与完善仍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核心工作。
2.1.2 含药血清、空白血清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SD大鼠12只，雌雄各半，随机分成空白组和金芪降糖片组，正常饲养1周，以适应实验室环境。禁食12 h（自由饮水）后，每天按照7g/kg剂量、10mL/kg给药体积，分3次ig给予金芪降糖片混悬液，连续3 d，空白组ig等体积的生理盐水。给药组于末次给药后30 min后腹主动脉取血，取全血后置于37℃水浴30 min，4℃静置30 min，取出后4 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层血清。将同组血清混合，消除个体差异。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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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Legitimacy of New Cosmopolitanism and Its Practical Path
Wei Lu Zuo Meng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China )
Abstract ： Based on the dialogue with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theories and explores the issue of the inadequat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se traditional theories when applied to social reality. In Cosmopolitan Theory, the tension between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universalism and pluralism, localism and globalism can never be properly dealt with. Community Theory confron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reedom and certainty and cannot achieve the basic goals of human pursuit of community.
With the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of China’s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new cosmopolitanism is a beneficial approach and practice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New cosmopolitanism inherits from cosmopolitanism its recognition of ″otherness″ and the pursuit of universalism, and turns from emphasizing consensus to acknowledgment, which embodies the good desire to achieve the greatest common divisor. Meanwhile, it promotes the ideas of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harmony as fundamentality″,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Great Unity″, and guides the ″harmony″ culture from instrumentality to publicity, which reflects the human-oriented way of thinking. In addition, new cosmopolitanism combines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actical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ty concept, as well as the recent practice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and proposes more instructional and operational suggestions. New cosmopolitanism advocates a world of co-construction，which has resolved the issu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soften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reedom and certainty, and aims to establish a community with long-term stable ties on a global scale. At the same time, new cosmopolitanism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cultural norms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learning and interaction, in order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ocality and globality and between universality and peculiarity.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heories, new cosmopolitanism transcends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nd ideology and mak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ltimate goals possible, which makes it applicable to the whole world. More importantly, new cosmopolitanism is operable and sustainable, fundamentally solving the problem of lacking a dynamic mechanism, which cosmopolitanism cannot solve.
The practical path of new cosmopolitanism includes shaping the national image of a peaceful rise country, deepening strategic mutual trust among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rengthen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different countries,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 respecting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novating the organization mode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expanding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building a win-win global cooperation network. The study of the new cosmopolitanism theory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refining the bas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eanwhile, the study of its practical path has important real-world implications for enriching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of Chinese discourse. New cosmopolitanism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unication, dialogu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t will help to further enhance China’s discourse system and promote the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Key words ： new cosmopolitanism; cosmopolitanism; community;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OI：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8.06.051
[收稿日期] 2018-06-0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9-05-06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优势学科重大委托课题(16YSXK01ZD)；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8BXW062)
[作者简介] 1.韦路(https://orcid．org/0000-0002-2461-5670)，男，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学博士，主要从事新媒体传播研究； 2.左蒙(https://orcid．org/0000-0002-3425-2236)，男，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网络舆情、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研究。
标签：新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共同体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