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学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文艺复兴时期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复兴是公元14至16世纪欧洲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叛中世纪精神权威和旧价值观念，开创新时代思想文化的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文化对于欧洲大学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学的迅速发展
文艺复兴之前，除个别大学是由国王和教皇创建外，很多大学是在原有学校基础上为适应社会发展而自发形成的。如巴黎大学是以巴黎圣母院附属天主教学校为中心，逐渐聚集大批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和学生而建立起来的一所自然形成型大学。也有一些大学是由学者们在迁移过程中形成的，称为衍生型大学。如许多在巴黎大学学习的英国学者由于受当地官员的迫害，曾多次返回本国，力图建立自己的大学，其中部分师生在英国牛津创办了牛津大学，后来从牛津分离出去的师生又在剑桥建立了剑桥大学。
文艺复兴以后，由于大学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原先由学者们自发形成和组织的大学日益减少，而由国家或教会创建的大学迅速增加。巴黎大学建立后，法国许多城市在原主教学校、法律学校和医学学校的基础上也相继成立了大学。这一时期创办的大学有卡奥大学（1332）、奥朗日大学（1365）、普瓦提埃大学（1431）、多勒大学（1442）、南特大学（1461）等。德国大学起步较晚，直到14世纪中叶才建立自己的大学，此前德国学生大多前往意大利和法国上大学。德国境内创办最早的大学有布拉格大学（1349）、海德堡大学（1385）、科隆大学（1388）、艾尔富特大学（1392）、莱比锡大学（1409）等。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从15到16世纪，德国又出现了第二批大学，它们是弗莱堡大学（1457）、杜宾根大学（1477）、维腾贝格大学（1504）、法兰克福大学（1506）、马尔堡大学（1524）、哥尼斯堡大学（1541）、耶拿大学（1558）等。15世纪的苏格兰也先后成立了3所大学，在数量上超过了英格兰。1410年一批原巴黎大学毕业生开始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任教，1412年这所大学获得了罗马教皇的批准，于是苏格兰第一所大学宣告成立。1451年滕布尔主教在市政府支持下在格拉斯哥成立了第二所大学，1494年威廉·埃尔芬斯通主教在阿伯丁成立了第三所大学。这样加上牛津和剑桥，15世纪英国共有5所大学。上述大学都以当时公认的巴黎大学为榜样。如海德堡大学最初的文件规定：“将完全按照巴黎大学的学校法规和管理方法对海德堡大学进行组建、领导和管理。”（注：杨萌恩.海德堡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16.）
由于国家和教会的积极参与，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出现了一些大学。如西班牙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大学有贡布鲁登塞大学（1499）、多莱托大学（1520）、阿尔马格罗大学（1553）等。这些大学基本上是仿效意大利波隆那大学和巴黎大学的模式。据统计，从13至15世纪，欧洲主要国家新建立的大学数分别是：意大利17所，法国16所，德国16所，西班牙和葡萄牙15所，英国4所，其他国家6所（注：黄福涛.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63.）。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新大学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思想文化风格和精神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它们在许多方面体现和反映了人文主义的旨趣和特征。
这一时期，欧洲大学不仅在数量上增长迅速，而且在地域分布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14世纪末之前，中欧、东欧和北欧的大学数量极少，50％以上大学分布在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南部，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地区。从14世纪末开始，欧洲大学的地域分布开始由意大利逐渐向西南欧、中欧和东欧其他地区扩展。根据英国学者拉什代尔的研究，意大利的大学数量基本上呈递减趋势，而法国和德国的大学机构却保持了持续增长，特别是14世纪后德国大学数量急速增加。
到16世纪，大学已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建立起来了。当时欧洲各国大学有许多共同之处，如课程设置、办学目标以及高等教育的精神气质等方面是相当一致的。但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机构呈现出更多的民族性特征，尤其重要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政治纷争和信仰差异，导致大学成为一个竞争的焦点，刺激了大学数量的骤增，使得统一性很强的中世纪大学演变为特色各异的大学机构，促进了大学的发展”（注：张应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80.）。
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学的人文主义教育
中世纪后期，欧洲大学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以经院主义哲学为核心的大学教育排斥一切新知识。14世纪初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在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欧洲各国大学先后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由于文艺复兴最早发源于意大利，因而意大利大学率先感受了人文主义的新风。15世纪一批来自希腊的拜占廷学者在意大利大学中开始讲授古希腊语言和文学课程，激发了意大利学生对希腊学科的极大兴趣。在15世纪中期，费拉拉大学希腊文教授瓜里诺的讲学吸引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及意大利等地慕名而来的学生。佛罗伦萨大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教授安布罗吉尼由于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深受学生们的好评。弗吉里奥是意大利第一个系统阐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并将人文主义精神渗透于大学教育之中的人文主义学者。弗吉里奥在帕多瓦大学任教逻辑学，他写了一篇题为《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的论文，系统地阐述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他所倡导的教育是博雅教育，而这种教育是通过教授人文学科或自由学科实现的。他说：“我们称那些对自由人有价值的学科为自由学科，通过这些学科我们能获致美德和智慧，并成为美德和智慧的躬行者。博雅教育唤起、训练和发展那些蕴涵于人身心之中的最高才能，正是这些才能使人变得高贵。”（注：褚宏启.走出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情怀[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3.）到16世纪初，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两所大学，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地位依然至高无上，但医学专业的学生对于希腊和阿拉伯自然哲学家的著作却怀有浓厚兴趣。在意大利大学里，这种新旧传统能够长期和谐共处，大学的组织方式也使人文主义思想很容易通过文学院而渗透到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中去。
1450年以后巴黎大学艺术系开始聘请少数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担任希腊语教师，一些人文主义教科书取代了中世纪的拉丁文法，巴黎大学出版社也从1470年创办起就刊印一些人文主义书籍。“但是，这些只是次要的改革，并未影响任何院系的学习方向；大学生活的中心依旧是阿奎那派、司各脱派和奥康姆派之间的激烈论战，以及很少变化的关于传统的逻辑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注：G.R.波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4.）1494年法国军队远征意大利时引进了一些意大利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知识，随后人文主义开始在法国得到较快的发展。在法国国王弗朗西斯的推动下，法国大学中纷纷开设了人文主义课程。著名人文主义学者比代在弗朗西斯的帮助下于1530年创建了设有希腊语、希伯莱语、拉丁语和数学讲座的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院不事经院之学，热情欢迎新的古典主义教育和所有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开启了时代的新风。1534年安德烈·古维亚在波尔多创办了一所兼容并包的人文主义性质的奎恩学院。法兰西学院和奎恩学院成为当时法国人文主义学校的典范。
德国人文主义运动是受意大利影响而发展起来的。1456年人文主义学者彼得·路德从意大利留学回国后开始在海德堡和莱比锡等大学讲授新学。1462年彼得·路德在莱比锡大学发表了一篇演说，后人认为这实际上是德国大学人文主义教育的序曲。另有一些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也相继出现在莱比锡大学，最著名的是康拉德·策尔提斯，1486年他从艾尔富特来到莱比锡，讲授诗歌艺术。1476年尼德兰人文主义者阿格里科拉从意大利留学回来后应邀到海德堡大学执教，进一步推动了人文主义思想在德国大学的传播。这批人文主义学者与经院主义学者不同，他们反对经院主义教育，主张学习修辞、文体、诗学，倾心于诗歌和书信艺术。到16世纪，维腾贝格大学、耶拿大学等相继建立了新学，维腾贝格大学还出现了像马丁·路德这样的修辞学教授。在16世纪的德国大学里，人文主义教学吸引了一大批听众，越来越多的新学科阐述者被任命为大学教授。人文主义学科在德国大学中被纳入课程体系，这些大学包括艾尔富特大学、维腾贝格大学、海德堡大学和巴塞尔大学等。
英国人文主义运动兴起于15世纪末，此前英国与意大利虽有一些文化交流，但并不足以形成一场人文主义运动。英国赴意大利的大多是传教士或执行公务的官员，尽管他们把人文主义学者的手稿和著作带回了英国，但并不真正理解这些作品的价值，因此他们回国后并未发起新文化运动。但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贵族开始聘请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来英国任教，如意大利学者斯特凡诺·苏里戈内大约从1465至1470年就已经在牛津大学教授修辞学和希腊语。总的说来，在15世纪末以前人文主义对英国大学的影响并不大。15世纪末期，一些外国学者如尼德兰的伊拉斯谟把希腊的“新学”和人文主义思想带到了英国，同时一批曾经留学意大利的早期人文主义者也开始在英国大学中传授人文主义知识。1481年格罗辛在牛津大学讲授希腊语言和文学，被誉为“教授希腊文的第一个英国人”。林纳克1510年在牛津讲授医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是牛津大学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费希尔于1502年在剑桥设立了玛格丽特夫人神学教授席位，他还通过设立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莱语选修生奖学金的方式，极力促使剑桥圣约翰学院成为教授三种语言的学院。这些人文主义学者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人文主义团体，在他们的推动下，英国大学的人文主义教育迅速而稳步地向前发展。
由于受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影响，西班牙的大学从1470年起就表现出对人文科学的兴趣。西班牙早期人文主义者都在意大利上过大学，他们热心宣传新的价值观。同时到西班牙从事教学的意大利学者在人文主义传播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473年意大利学者曼托瓦诺在萨拉曼卡大学讲授拉丁诗人的作品；1484和1488年另外两名意大利学者马里内奥·西库洛和彼得罗·马尔蒂雷分别在萨拉曼卡大学讲授同样的课程。在阿尔卡拉大学，杜卡斯从1512到1518年就在这里担任希腊语讲座，这个讲座于1519年由另一位人文主义者埃尔南·努涅斯接替。
波兰的雅盖沃大学（建于1364年，当时称克拉科夫大学）从一开始就对人文主义思潮持欢迎态度。雅大的哲学系率先以人文主义精神改革其教学内容。随后一批雅大出身的作家和学者在人文主义思潮鼓舞下，团结在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腓·卡立玛赫周围，成立了波兰第一批学术团体和文艺团体。他们以自己的学术和文艺实践在社会上宣传人文主义思想，当时涌现出一大批高水平的、反映时代潮流的作品。如以雅大校长斯卡尔比米尔契克为首的“克拉科夫学派”在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阐述了新时期的民族权利、国家主权、信仰自由等重要问题，在当时影响很大。
16世纪30年代，人文主义思潮开始风行于丹麦。丹麦最重要的两位人文主义者是彼泽森和赫尔伊森。彼泽森在发掘、整理丹麦民族文学和历史遗产，以及把拉丁语圣经译成丹麦语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彼泽森参加了克里斯钦国王的教育改革，从而对哥本哈根大学和丹麦教育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赫尔伊森在人文主义传播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赫尔伊森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学者，他于1519年担任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圣经的高级讲师，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的讲学吸引了一大批热心听众。
三、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学的管理体制及课程结构
从13世纪末期起，以法国国王为代表的世俗势力日益强大，并逐渐掌握了大学的管理权。此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大学几乎与巴黎大学一样，其生存和发展基本上受教皇控制。巴黎大学成为世俗势力的御用工具后逐渐失去了许多已经获得的特权。从学校管理来看，校内问题的全部决策几乎是由教师做出的，如学位要求、课程设置、教师任用等。学校最高行政官员是从高级教师中遴选出来的，通常称为校长，其任期不长，权力也有限。巴黎大学的管理模式在当时欧洲各国大学中被认为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学生与所在大学的联系是短期的，因而在行政管理和课程上的连续性易于被打破；（2）欧洲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从巴黎大学留学回国的学生把巴黎大学的管理模式带回了本国；（3）各国政府和教会机构一般乐意与教师而不是学生打交道。因此，欧洲大学普遍采用了教授控制的巴黎大学模式，而没有采用学生管理的波隆那大学模式。
从大学内部组织来看，巴黎大学由学部和民族团两大机构组成。学部（faculty）是指某一学科或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大师聚集在一起实施教学的机构，如文学部、医学部、神学部等。学部是大学的基本教学机构。在巴黎大学和以巴黎大学为模式建立的大学中一般设有文学、法律、医学和神学四个学部，其中文学部是进入其他三个学部的预备教育机构，神学部位居各学部之首。大学行政和教学事务等基本上由学部长负责。民族团（nations）是隶属于学部的一个组织。由于大学生和学者来自世界各地，在同一所大学中来自相同地区的学生和学者为了免受外界的迫害，自发地按照不同的地区组成了民族团。各民族团不仅拥有自己的标志、印章，规则和经费来源等，还推选出本民族团的首领参与大学管理。在巴黎大学，民族团首领往往由德高望重的教师担任，负责管理本民族团的财务、财产和司法事务等。此外，他还是大学评议会成员和校长的咨询顾问，协助校长共同管理大学事务。
从14世纪初起，法国各大学文学系中已普遍开设了有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哲学、伦理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托勒密的天文学以及包括阿拉伯哲学和科学在内的课程。原先以文法为核心的文学系课程逐渐转变为侧重于逻辑学的传授，逻辑和辩证法成为文学系的主要学习内容。神学系也改变以往仅仅学习《圣经》和《格言集》等，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等纳入学习范围。
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虽然是以巴黎大学为模式建立的，但由于牛津和剑桥大学中来自国外的学生较少，因而无论在管理或学术方面民族团的作用和影响都十分有限。在内部组织方面，英国大学是以各个学院（college）为基本教学和管理单位。英国大学学院制形成于13世纪，它通常得到高级教士和有钱人的资助。1379年创办的牛津新学院标志着学院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首先，它明确规定了大学与学院的关系，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其次，它为大学本科生和高年级学生提供经费，并采用导师制；第三，在校舍和学生人数方面，它比以往的任何学院大得多。新学院拥有一位院长、70名研究员以及一些大学牧师和唱诗班歌手。其建筑包括附属教堂、大厅、单人套间和图书馆等。新学院的做法为其他学院所效仿。剑桥大学最早创办的学院称作大厅（Hall）或寄宿舍（House），从1317到1352年，剑桥大学共建立了7所学院。绝大部分创办人是国王、王后、贵族、主教和富翁，办学目是为了培养国家和教会所需要的行政官员、律师、教士和教师等。1415至1430年牛津和剑桥又各自建立了3所学院。学院制的形成与发展为英国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14和15世纪牛津大学的课程中，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同样占据了课程的中心内容。但与巴黎大学相比，牛津大学在一定程度上能摆脱教皇的控制而享受某种学术自由。如在巴黎大学为教皇所禁止的自然哲学以及法律系中的市民法，在牛津大学可以不受约束地进行讲授和研究。几乎被巴黎大学所摒弃的“四艺”，即属于自然科学内容的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在牛津大学的课程中。一些学者认为，牛津大学与巴黎大学之所以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学术风气，原因在于“巴黎大学继承了12世纪法国学者如阿伯拉尔、圣维克多学校的辩证法传统，牛津大学继承了12世纪英国学者研究数学与自然的传统”（注：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0.）。
这一时期苏格兰大学在管理结构上也类似于欧洲大陆，尤其是巴黎大学模式。苏格兰大学内部分为四个学院，按学生来源分为苏格兰、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四部分管理。每个学院设院长1名，大学校长由全体人员选举产生，重大事务由校长召集全体师生大会决定。大学校长有4名助手和1名财务官辅助。大学课程设置及教学机构和当时的欧洲大学相差无几，由学院负责教学和考试工作。
德国大学就其内部组织而言，它是一个由教会和国王授予特权的师生独立团体。在这个合法的组织内，师生享有各种特权和豁免待遇。德国大学最主要的特权有三项：一是教学权以及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的考试权和授予权，这是由罗马教廷赋予的特权；二是自治权，如大学章程和规则由大学自行确定；三是独立审判权，大学师生不受普通法庭的传唤，并免交各种租赋和税收，这是地区或市政当局赋予的特权。为了充分行使以上特权，德国大学具有双重组织关系：一方面，为便于掌握教学和考试权，大学实行学院制，即大学分成神学、法学和医学三个专业学院以及一个实施普通教育的文学院。各学院分别选举院长主持院务，如负责安排课程和分派教学任务、主持辩论会、办理考试和授予学位等。由于大学校长是由在教会有地位的人士担任，因此大学与教会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是协调的。另一方面，为了行使自治权和审判权，一些大学的师生常常根据出生地组成若干“同乡会”，各同乡会自行选举主席和财务人员。但德国大学的同乡会存在时间并不长，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在王室或教会指示下建立的，而不是自发组成的同乡会。
由于地缘关系，德国大学中的课程结构和学习内容受巴黎大学的影响较大。德国大学中的人文哲学系所开设的课程与同时期的巴黎和牛津等大学基本相同，均以古典文献作为课程主要内容。但与巴黎和牛津大学不同的是，德国大学人文哲学系中有关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更少一些，而“七艺”中的“四艺”却占有较大比重。在神学、法学和医学三系中，德国大学也并未完全模仿巴黎大学的模式。拉什代尔认为，尽管德国早期大学基本上都仿照巴黎大学，建立了哲学、神学、法律和医学四个系，但法律系学生却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在这一点上他们受到意大利波隆那大学的影响。
四、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学的科学研究
文艺复兴时期，尽管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依然很低，但与文艺复兴运动相伴而生的无论是文学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人文主义运动，都对西方科学复兴运动以及科学世俗化变革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著名科学史家杜布斯强调指出：“在十四世纪的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对古代的科学教程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种传统也许部分冲淡了十六、十七世纪许多著名大学的保守主义。这种批判工作与经院哲学的结合，已证明尤其有益关于运动的物理学的研究。在十六世纪的帕多瓦和意大利北部其他一些大学里，这种学术传统仍然很明显。”（注：埃伦·G·杜布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6.）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本质上属于近代科学的思想观念和科学人文主义精神正在迅速滋生，并且对欧洲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同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相比，从15世纪初起便拥有了比较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和宗教文化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教会控制和宗教意识形态的干预，因而享有较多的思想自由。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对于科学人文主义者的成长和科学研究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14世纪当巴黎学院派关于冲力学说和动力理论的大论战传到意大利各大学时，受到帕多瓦大学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16世纪的原动力学说正是在帕多瓦大学得到发展的。这一切使它后来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重要基地和世界著名的学术中心。如生理学研究始终与帕多瓦大学有关，近代在生理学研究中做出杰出贡献的欧洲科学家差不多都与帕多瓦大学有着渊源关系。哈维曾在帕多瓦大学留学，维萨里、可伦坡和法布里修斯曾在此学习和工作过。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上，帕多瓦大学也有骄人的成就。如哥白尼和伽利略两人都曾在帕多瓦度过他们一生中的重要时期。著名科学史家巴特菲尔德对帕多瓦大学曾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他说：“除了这些伟大人物的显赫之外，帕多瓦大学还有许多发展。这些发展会证明下述看法是正确的，即从任何角度看，都可断言作为科学革命宝座的荣誉，帕多瓦应当是首屈一指。”（注：何云坤.科学进步与高等教育变革史论[M].长沙：岳麓书社，2000.291.）
在帕多瓦大学的影响下，欧洲其他大学对于科学世俗化的发展也开始做出审慎的选择，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的既定目标和学术传统，使其更趋向于实用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文化取向，而远离原来的宗教文化气息。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戈夫指出：“大学自身日益重视自己的社会作用。它们为国家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医学家和学校教师，他们之中献身于较实用而较少虚名的职业的社会新阶层，努力追求一种更适合他们职业等级的知识。大学也为宫廷培养人才，宫廷确保了个别脱离教学的科学家的面包和荣誉。”（注：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58.）教育目标的调整和学术传统的变迁为促进大学的科学研究活动奠定了基础。
波兰雅盖沃大学从15世纪中叶起就把科研工作的重点由神学与法学转移到了数理与天文等学科方面。1410年由斯托普耐捐资建立的数学与天文学教研室是当时欧洲最早的教研室，1459年玛尔琴·克鲁尔又捐资建立了星占学（一种原始天文学）教研室。在15和16世纪，雅大通过这两个教研室共培养了整整三代优秀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们卓著的科研成就推动了天文学的蓬勃发展，并形成了天文学界的“克拉科夫学派”。历史学家谢德尔写道：“在整个德国，没有一所大学在天文学方面能与克拉科夫大学相媲美。”（注：程继忠.雅盖沃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69.）正是由于雅大天文学研究的高水平，许多欧洲国家的天文学家都乐意与雅大合作研究。当时雅大毕业生和学者应邀前往匈牙利、捷克、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地讲学并主持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教学，仅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数学教研室就有7位波兰学者担任客座教授。
从16世纪起，英国牛津和剑桥等传统大学也逐渐设立了一些自然科学课程，这点从它们新增的一些教授席位可以佐证。1546年亨利八世在牛津和剑桥设立了包括医学在内的5个钦定教授席位。1575年建立的格雷汉姆学院设立了数学和天文学教授席位。1583年爱丁堡大学设立了数学和自然哲学（科学）教授席位。这一时期牛津和剑桥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剑桥大学在16世纪就已经有了正规的园林。1526年英国植物学之父威廉·透纳来到潘布鲁克学院从事植物学研究，并于1538年出版了《草药名称》一书，后来他还在伦敦西南部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皇家植物园，吸引了当时英国各地不少学者前往剑桥研究植物学。
16世纪末荷兰莱顿大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为使医学和物理学等学科在教学中能理论联系实际，1592年植物学家科鲁西斯在莱顿大学建立了一个供教学和观赏用的植物园，并在医学中开始设立解剖学直观教学课程。同年学校建造了一座解剖学直观教学大讲堂，当时欧洲许多老牌大学还没有这样的设施。解剖学直观教学课程的开设使医学教学前进了一大步，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
由上可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学的变迁表现出如下特征：不仅数量上发展迅速，而且在地域分布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中世纪大学的“国际化”特征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学教育的民族化。“因为各民族国家从不同的教育理念与追求出发，建构出不同类型的大学或教育机构，丰富了大学的形式和内涵，出现了大学的多样化，改变了中世纪大学的单一性特征，从而使‘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现分离，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注：张应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80.）。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经院主义课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新的人文主义学科如希腊文、修辞学、文学、诗歌、艺术等被正式纳入大学课程；文艺复兴将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导致了近代科学的诞生，并为大学引入自然科学（如天文学、数学、植物学、解剖学等）和确立科学研究的职能创造了条件。关于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的影响，德国著名学者鲍尔生指出：“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就不会有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生，更不会有后来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因为哲学与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和人文科学，无一不是在文艺复兴运动的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的”（注：鲍尔生.德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61.）。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一起，共同推动欧洲传统大学在指导思想、管理体制、课程与教学内容、科学研究等方面向世俗化、民族化、人文化、科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欧洲传统大学逐步过渡发展为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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