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古代文明交流的阶段与特点_两河流域论文

中东古代文明交流的阶段与特点_两河流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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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7)02-0028-05

中东(本文的“中东”包括西亚和北非的埃及)是一个文明悠久的地区①,现代中东是一个有着独特文化的文明圈(尽管其内部包括不同的类型)。因此,从文明交往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一文明圈的形成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谨作一粗浅的尝试,由于中东文明圈是在伊斯兰教传播以后形成的,因此作者将其纳入探讨范围,尽管这一时期一般被算作中古。

一、中东文明发展的因素

第一,位于“三洲五海之地”之间的地理位置。中东位于欧、亚、非三大洲和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黑海、里海五海之间,被誉为“三洲五海之地”。因此,中东成为三大洲之间海陆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加上有发达的古代文明,经济富庶,这里历来也是民族入侵和迁移频繁发生之地。两河流域历史上就遭受过阿摩利人(古巴比伦)、埃兰人、米底人、乌拉尔图人、迦勒底人(新巴比伦)、亚述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许多民族的入侵,改朝换代成为家常便饭。另外,为了控制商路,阻止外来民族入侵,各国也努力整军经武,甚至先发制人,对外用兵,因此战争频繁。

第二,中东气候干燥,物产单一。例如,当地木材和石料十分匮乏。发达的地区贸易、国际贸易和过境贸易成为中东有史以来的突出特点,贸易成为促进不同民族间交往和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手段。与中东贸易的主要地区有巴尔干、南亚、中亚和东亚。中东地区输出的主要商品有谷物、羊毛、食品、手工产品等,输入的主要商品有黑曜石、宝石、半宝石、燧石、木材、金属、石材、矿物颜料、沥青等。已故的著名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近东的人们,例如苏美尔人……他们的一切必需品基本上都是从贸易交换而来。”他进而宣称,基于贸易和技术的古代中东文明对西方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与强调“政治上扩张和殖民开拓”[1] 的中国和美洲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中东和周边地区沙漠广布,游牧民频繁入侵,上述民族迁移的情况在很多情况下实为游牧民迁移,因而中东是世界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的典型地区。

第三,由于以上原因,中东存在着多元文化。从语言和民族角度看,创造中东上古文明的民族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闪族(闪米特族),包括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犹太人、阿拉伯人、迦南人、阿拉米人等;第二类为操印欧语言的民族,包括赫梯人、喜克索斯人、波斯人、帕提亚人、塞人等;第三类为其他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其中古埃及人是由闪族和含族(含米特族)融合而成的。在上述三大群体中,闪族显然是中东最大的民族群体,也是现今中东人口中最多、影响最大的群体,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均由他们创造。但中东文明不等同于闪族文明,而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形成的文明大融合[2];另一方面,中东与其他地区也在进行着文化交流,尤其是希腊、罗马。

二、中东上古文明交往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两大文明中心东西辉映的时期(远古~约公元前2000年埃及第十二王朝的建立)。

从历史上看,中东上古文明存在几大中心,这些中心灿烂辉煌,交相辉映,相互影响。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文明中心是两河流域和埃及,它们分别位于中东东端的西亚和西端的北非。关于两大中心孰先孰后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但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两河流域更早一些,而且两河文明对埃及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文字、宗教方面)。

两河流域形成了世界最早的城市、文字和文明。它发源于南方的苏美尔,而苏美尔奠定了希腊化以前两河流域上古文明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公元前2371年,苏美尔为北部的阿卡德统一。古埃及文明虽发源较晚,但因尼罗河流域在地理上自成体系等原因,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却比两河更快一些。约公元前3000年,上、下埃及统一;此后,第四王朝(公元前2650~前2500年)开始了金字塔的建造。

第二阶段,两大文明扩散和其他文明兴起的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前550年波斯帝国建立)。埃及第十二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埃及恢复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而两河流域也随之进入了政治上的帝国时代。本阶段的特点主要有:

第一,两大文明中心在遭受外来入侵的情况下持续发展。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是世界最早的、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各领域都相当发达的定居文明。在这一时期,两河流域和埃及均遭受外来民族入侵,但新的统治者最终都被同化了。两大文明进入了它们发展的巅峰时期。

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卓有建树。例如,两河以重视法治而闻名,古巴比伦时期的汉穆拉比法典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在宗教上,苏美尔时期形成了以安努、恩利尔和埃阿三大神为主体的神灵体系,在宗教设施上则有造型独特的塔庙,此外还发展出各种占卜法和占星术;两河以楔形文字而著称,最著名的文学作品首推《吉尔伽美什史诗》,这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史诗;艺术以陶器、五金、雕塑、圆筒印等领域最为著名;科学以数学和天文最为发达,首创六十进位法。同样,埃及在宗教、建筑(金字塔等)、文字、雕塑、数学、天文等领域也取得非凡的成就。

第二,中心文明的传播和地方文明的兴起。在两大文明中心的周边地区(主要是西亚),兴起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地方文明,如腓尼基、迦南、犹太、埃兰、胡里特、赫梯等。这些文明与两大中心进行贸易、交往,有时甚至处于后者的政治统治之下,因而吸收了其大量先进文化,加快了自身的发展。

在宗教方面,居住于叙利亚的胡里特人将两河流域的三大主神纳入其神谱,并向两河的宗教中心尼普尔和埃利都定期献祭。胡里特人的主要神话作品是《天上神灵》和《乌里库米斯之歌》,它们描绘了创世之后胡里特人的“众神之父”库马尔比及其儿子乌里库米斯与苏美尔众神作战的故事[3]。而胡里特人也将两河的宗教文化传播到小亚的近邻赫梯[4]。赫梯人同样尊崇苏美尔爱神伊什塔尔,其史诗《吉斯吉莫斯》即模仿《吉尔伽美什史诗》,在当地还出土了《吉尔伽美什史诗》译本、阿卡德文的神谕和文献。迦南人崇拜的暴风雨之神巴力和爱情女神阿斯塔特,实即苏美尔的植物之神塔木兹和爱神伊什塔尔。腓尼基的情况与此相似。此外,两河的塔庙也为西亚各民族普遍模仿。

在语言文字方面,两河的楔形文字对周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赫梯、埃兰、胡里特乃至克里特的楔形文字均由此而来[5]。同时,阿卡德文成为中东的通用语言,而埃及的纸草则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主要书写材料。此外,一些地方文明也相互影响。例如,胡里特人的宗教和犹太人的早期宗教均吸取了迦南和叙利亚宗教的因素。

第三,在融合中发展、创新。两大中心以外的地方文明不但茁壮成长,而且少数文明在融合中心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基础上,更是青出于蓝,创造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新的文明形式。这主要发生在东地中海沿岸的列万特地区,或者说大叙利亚地区。大叙利亚北联小亚、希腊,南接埃及,东邻两河流域(再往东则到达波斯),形成一条文明发展的“黄金海岸”,其东边则是两河的“黄金水道”,二者以大叙利亚为连接点形成一个口朝西的“Y”字型。这个“Y”字型反映出中东及地中海的主要文明中心分布和交往路线,成为文明创新和交往的大动脉。

大叙利亚的创新主要在语言和宗教方面。受埃及文字的影响,公元前17世纪在迦南产生了原始迦南文字,公元前15世纪在西奈产生了原始西奈文字。公元前14~13世纪,在腓尼基产生了分别受西奈文字和两河楔形文字影响的毕布勒字母和乌加里特字母,它们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母。其中,毕布勒字母由22个辅音字母组成,书写简便,适合于商业簿记,而腓尼基发达的商业是上述发明的基础。

腓尼基字母成为世界字母的发端,由此衍生出希伯来字母(公元前1100年—前1000年)、阿拉米字母(公元前1000年—前900年)和希腊字母(公元前900年—前800年)。从原始迦南文字则发展出原始阿拉伯字母(公元前1300年—前1200年)。此外,阿拉米文也逐渐取代阿卡德文成为西亚的通用文字。

第四,中央集权帝国的广泛建立。埃及在经历了中王国的繁荣之后,步入其全盛时期,即新王国时期,并首度占领叙利亚。两河流域则先后建立了大一统的古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等帝国,其版图扩展到几乎整个新月地带,亚述帝国并一度占有埃及。同时,形成了米底、赫梯和胡里特人的米丹尼等强国。帝国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经济、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及文明交往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依靠军事征服。例如一向被认为十分“残暴”的亚述帝国,它在被征服地区采取措施发展经济,补充人口,并修建驿道,建立省份制度,为后来波斯帝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奠定了基础[6]。

第三阶段,东西方交汇时期(约公元前550年波斯帝国建立到公元642年穆斯林阿拉伯军队占领波斯和埃及)。本阶段的特点主要有:

第一,两大文明中心式微,边缘文明发展成为主要的地区文明,建立了空前未有的大帝国。本阶段分布在中东边缘的波斯、希腊罗马和阿拉伯文明,取代了埃及和两河文明,并建立了包括两大文明中心在内、囊括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日本学者谢世辉将下列横跨三大洲的帝国称之为“大帝国”)[7],即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后续的希腊化帝国、萨珊帝国、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这些大帝国的建立,极大地便利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包括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

第二,文化交往的形式和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由两大文明中心向中东内外各地区的传播为主演变为中东不同文明之间及与区外文明间的双向交往,两大文明中心的吸纳多于输出。例如,一方面,波斯文化继续受到两河文明的影响(如类似于塔庙的居鲁士大帝陵墓建筑);而另一方面,波斯帝国统治下的两河流域也开始接受波斯文化,后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艺术方面,另外在重装骑兵的装备及桥梁、农业技术方面也有反映。但两河流域真正的波斯化是在萨珊帝国时期开始的。

尤其重要的是,本阶段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通过军事征服,开始大规模地与东方文明展开交流,此即希腊化。广义的希腊化不应当局限于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后继者塞琉古帝国和托勒密帝国,而应包括帕提亚帝国、甚至罗马帝国,因为后两个帝国受到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希腊语也是东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

希腊化时期的特点如下:(1)希腊化实即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交融。希腊化不仅意味着希腊文化向东方的大规模渗透,而且标志着东方文化全面登陆希腊,例如中东的占星术和宗教。在西亚,当时主要的文化形态是巴比伦文化、波斯文化和希腊文化,其具体形态又分为希腊风格、东方风格与东西融合的风格[8]。

(2)文化交融是军事征服的后果。因为作为马其顿征服的后果,希腊文化在中东的传播带有强制性,并表现出游离性的特点。希腊文化主要存在于在东方建立的、享有自治地位的希腊城市中,其政治、文化、体育设施全部为希腊式的,居民主要为希腊人。即使是定居在中东原有城市(如巴比伦)中的希腊人,他们也形成独立的社区,与当地人相隔离。

(3)地区的中心城市从原有的文明中心迁移到欧亚大陆的交界处或其他地区。底比斯、巴比伦和雅典不再是地区的中心城市,后者移往位于欧亚大陆的交界处或其他地区的新兴希腊城市,如地中海滨的亚历山大、安条克和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泰西封。这些城市虽然地处古老的埃及、叙利亚和两河流域,但已经是希腊化城市,并且位于地区交通的枢纽。巴比伦在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帝国时还曾是首都,但最终让位于邻近的塞琉西亚、泰西封,到萨珊帝国时期,这座一度声名显赫的城市已经沦为废墟。阿卡德语到公元前1世纪时作为宗教和天文用语已被放弃,楔形文字从此成为死文字。

(4)随着时间的流逝,东西方文化从疏离逐渐走向融合。尽管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希腊人建立了独立的城市,但新发现的资料说明,在政权里的中下层官员、军官和法官包括了大批当地人,东方城市仍然保留了自治地位。更有意思的是,巴比伦的希腊祭司、历史学家贝罗苏斯著的《巴比伦史》把塞琉古帝国视为两河君主传统和文明的传人,它与托勒密埃及的祭司马尼托所著《埃及史》完成了马其顿—希腊统治者与近东政治传统的同一化过程。

在语言上,西亚语言吸收了希腊语的部分词汇,当地人还部分使用了希腊姓氏,阿拉米语与希腊语同为官方语言;埃及文字因使用希腊字母而改造为科普特语。在艺术上,纯粹的东方艺术和希腊艺术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融合型艺术,如货币上使用了希腊图案,建筑物上则出现了希腊式圆柱。但总而观之,东方风格仍然保持了主体地位。

在民族成分上,到公元1世纪,在中东的希腊人开始与当地人通婚,从而作为一个民族日渐消失[9]。

随着罗马帝国向中东的推进,它占据了小亚和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区,进而将罗马文化传播到当地,尤其是拜占庭帝国在小亚和叙利亚的统治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在东方,帕提亚、特别是萨珊帝国的崛起再次促成了波斯文化的传播,成为抗衡罗马帝国的中流砥柱,波斯文化的影响超过了早先的波斯帝国时期。

最后一次文化的大变动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兴起和传播。阿拉伯大军的到来,使中东最终阿拉伯化,使大多数地区成为阿拉伯世界,阿拉伯语取代阿拉米语和科普特语,成为主导语言,只有波斯人拒不放弃波斯语,但采用了阿拉伯字母来表达母语。

第三,世界宗教和中东文明圈的形成。希腊化时期也是宗教大动荡、大融合的时期,如在托勒密王朝时创立了塞拉皮斯崇拜,它融会了埃及与希腊的因素。起源于波斯的米特拉教也于公元前1世纪传入罗马,公元1世纪则遍布罗马帝国。它崇拜太阳神米特拉,认为后者是救世主,已具有世界性宗教的倾向,其仪式包括吃面包和饮葡萄酒。在希腊,古典文化的时期宣告结束,出现了主张拥抱世界的学说和悲观厌世的学说。

同时,在希腊化开始之前,一神教也开始形成,即犹太教。进入希腊化时期之后,波斯和两河流域出现了多种二元神教,如诺斯替教和摩尼教,早已形成的祆教进一步完善。在吸收犹太教神学、米特拉教、斯多葛主义、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教和俄尔甫斯教等中东和希腊宗教、思想的基础上,中东的第一种世界宗教——基督教诞生了,并逐渐传播到整个中东和欧洲。中东第一次形成了一种基于单一宗教的文化格局。然而,由于过分地受到希腊的影响,基督教的一神教特征不够彻底,尚有三位一体的教义和偶像崇拜的残余。其结果,不但犹太人和波斯人拒绝基督教,而且在中东各地出现了反对基督教正统教义的一些教派,如景教和一性论派。另外,中东也仍然存在着一些小宗教如拜星教及原始拜物教。

公元7世纪,又一种世界宗教——伊斯兰教诞生了。它更加彻底地贯彻了中东传统的一神教体系和对偶像崇拜的反对(汤因比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是在叙利亚和希腊的“文化混合体”中形成的)[10],并迅速传播至广阔的亚非大陆,成为阿拉伯帝国、并最终成为中东文明的文化载体,而基督教在中东的范围急剧缩小。除了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外,阿拉伯人吸收了波斯、拜占庭、希腊、印度等多种文化的因素,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并以此为基础最终形成了中东文明圈(阿拉伯人对埃及和波斯的征服标志着这一文明圈的初步建立),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帝国。在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内,中东文化的多样性以统一性驾驭下的多元性表现出来,其文化综合的深度大大高于以往,同时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正如美国学者拉皮杜斯(Ira M.Lapidus)所说的:“7世纪阿拉伯的征服和随后的伊斯兰时代保留了中东机构的延续性。”[11]

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产生于大叙利亚及其邻近的汉志地区,再次证明了作为文明交汇中心的大叙利亚的魄力。三大一神教都把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作为其圣城,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三大一神教和祆教的形成导致了成员有强烈认同、内部有强大凝聚力的紧密型宗教社团的出现,它具有如下特点:固定的崇拜仪式,共同的社团财产,统一的宗教教育,无所不包的宗教法律和专门的法律机构,信徒有明显的外在标志(如服装、发辫等),有关洁净和禁欲方面的规定,对叛教的严厉惩罚,宗教科层体制和宗教人士对社团控制的形成,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

三、结论

综观之,中东上古的文明交往表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中东上古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其中包括闪族、印欧语系各民族和其他民族,类似“泛巴比伦论”和“泛埃及论”(它们分别认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二,独特的地理位置、环境和气候决定了本地区贸易的重要地位,尤其是西亚成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频繁冲突的地区。因此,频繁的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的交往都有着重要地位,而后者造成政权和文明的更替较为迅速,几乎不存在自古至今延续的文明,只有犹太文明(或许还有阿拉伯文明)例外。当然,新的文明吸收了原有文明的许多内容。

第三,在吸收不同文明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文明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的文明圈。从城邦到王国、帝国、大帝国,中东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明圈最终形成。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

第四,位居欧亚非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使中东与东西方同时保持着密切联系。值得一提的是,中东在商业的重要性和文化方面与西方相同之处不少,被认为是西方文化之源。

第五,中东的上古宗教经历了从原始拜物教、多神教经二元神教的过渡向一神教的发展历程。世界上最典型的二元神教均存在于中东,这里也是世界三大一神教的发源地,因而是独一无二的(瑞士学者孔汉思指出,近东的亚伯拉罕系三大宗教属闪米特—先知型宗教,其共同点是信仰虔诚)[13]。

注释:

①根据《新英国百科全书》1974年版,“古代近东”在近代史学中包括东南欧和苏丹,本文在必要时也述及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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