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资源配置机制的新探索——论市场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学派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机制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一个分支即市场社会主义，近年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源配置机制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把以前被全盘否定的市场机制上升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主导机制的位，而把计划机制界定为一种辅助机制，这种新探索可归纳为物质文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三层分立模式，中性机制论、联烟论、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等。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可供借鉴的合理的思想材料，用以丰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关健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资源配置机制 市场社会主义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重点已从哲学向经济学转移，市场社会主义的崛起正是这一新动向的具体体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资源配置机制问题上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派崇尚计划机制而否定市场机制（如激进经济学派），这种观点长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居统治地位；另一派是既重视计划机制也肯定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着重考察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从中找出旨在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研究的富于启迪的思想材料。
一
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术语最早源于何处尚无从考证，但加尔布雷思(J.Galbraith)的《波兰和南斯拉夫旅行》（1958年）沃德(B.Ward)的《伊利里亚的企业：工团社会主义》（1958年）、《马克思主义－霍尔瓦特主义：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理论》（1967年）和伯格森(A.Bergson)的《市场社会主义考察》（1967年）恐怕是较早使用这一术语并加以系统阐释的历史文献。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年）一书最早使用兰格－勒纳机制(Lange-Lerner mechanism)这一术语。市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还有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T.科瓦科克）、竞争的社会主义（O.兰格）、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H.迪金森）、分散的面向市场的共产主义经济（C.林德布洛姆）、社会主义的经过政府调节的市场经济（M.伯恩斯坦）、竞争解决社会主义（A.柏格森）、多元化的社会主义（A.格鲁奇）、自治市场社会主义（W.布鲁斯）、合作的或劳动者自治经济体制（P.格雷戈里、R.斯图尔特）、马克思主义－霍尔瓦特主义（B.沃德）以及兰格模式、布鲁斯模式、锡克模式等。
西方学者一般把市场社会主义视为既区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又区别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往往各有侧重，不尽相同。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着眼于手段（市场机制）和目的（社会主义）的关系，认为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美国比较经济学会前主席林德布洛姆(C.Lindolm)基于对生产的两种最终的控制形式即消费者偏好或政府偏好，因而主要是以消费者主权和生产者主权作为划分的标准，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界定为公有制加消费者偏好的混合型市场导向制度，亦即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Market-Oriented Socialism)。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雷戈里(P.gregory)和斯图尔特(R.Stuaret)按照决策机构、信息和调节机制、财产所有权和激励机制四个标准，指出：“市场社会主义——生产要素的公共所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并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①美国颇具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87年）也对市场社会主义作了类似的界定。
由此可见，他们所描绘的市场社会主义具有以下共同特征：从所有制性质讲，它主要是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从资源配置形式讲，市场导向型资源配置方式起基础或主导作用；从现实经济体制讲则有两种市场社会主义变体，即50至80年代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一种与资本家、政府或经理人员管理形式的企业和经济有区别的、自我管理的劳动者自治经济（如合作社、工人自治企业），或者是60、70年代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变即具备分层决策和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模式。这两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已夭折。西方学者承认很难找到成熟的市场社会主义典型。
一般而言，国外学者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界定的方法论的特点是善于把资源配置形式从社会制度中剥离或抽象出来，即把计划机制或市场机制排除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本质规定之外；但往往又因此而模糊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犯折衷主义的趋同论的错误。因为他们不知道社会主义的一级本质（生产力层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级本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层次）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亦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况且，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借鉴其擅长的市场机制及其运作规范和操作技术，正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本质特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两大生产方式最终是不可能共容或“趋同”(Cenvergence)的。
二
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萌芽时期（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的勃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传播以及巴黎公社的实践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萌发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德国经济学家谢夫勒(Sharffner)、洛桑学派的帕累托(Pareto)和巴罗内(E.Barone)、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Wieser)以及考茨基等，最早提出和肯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的可行性问题。例如，帕累托实际上主张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均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这里已隐含了资源配置效率或形式不取决于社会制度性质的思想萌芽。因此，帕累托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因为他不仅不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异端”或不可企及的“乌托邦”，并且他还是西方第一个公开表明能将西方经济学原理或分析工具具体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主流派经济学家。其后，巴罗内在《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1980年）一文中对帕累托假说进行了具体论证。他因这篇堪称为正统派西方经济学的第一篇系统阐述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最优配置可行性的著名论文，而与帕累托、塞维尔并列为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理论的创建人。
第二阶段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形成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及其经济运行和初步改革的实践。其直接原因是西方20、30年代爆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大论战。一派是支持帕累托和巴罗内观点的肯定派，其代表人物在早期有美国经济学家泰勒(F.Taylor)和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H.Didhinson)，在论战后期则是勒纳(A.Lerner)和兰格(O.Lange)后者构筑的“兰格模式”、“兰格－勒纳方案”和“竞争解决社会主义”，是根据一般均衡原理和边际分析方法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资源赖以合理配置的主客观均衡条件。其理论价值在于它突破了“古典社会主义”教条（西方学者以此称谓用以区别“新社会主义”），表明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经济模式，表明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模拟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下的完全竞争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因则实际上是对所谓社会主义与市场不相兼容的教条的否定。兰格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形式上类似的共同原则所指引的，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贯彻决策的一致性和执行决策的效率的法则确实与企业家们在纯粹竞争市场上的实际行为完全相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事实本身不决定分配消费品和分配人民各种职业的制度，也不决定指导商品生产的原则”②。这里已蕴藏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从而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即中性的资源配置形式、手段或工具的重要思想。
另一派是社会主义反对派，其代表人物有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斯(L.Mises)、哈耶克(F.Hayek)和罗宾斯(L.Robbins)。他们在论战后期采用的手法是在理论或逻辑上并不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能性，而是转而否认其在实践上的可行性。因为中央计划当局不可能建立有千千万万未知数的、以数十万乃至百万计的所有物品和劳务的方程式；而且假定每次都要淘汰旧的信息而及时使用最新数据。
应该指出，在这场大论战中脱颖而出的兰格模式是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从而成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路标。但它毕竟未脱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其特征是公有制（并不废除小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加计划模拟市场的二元机制（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并存的初级形式）。它在实践上未得到有力的印证，并且由于应用上的缺陷，遭到来自左的方面（如“集权解决派”）和右的方面（如社会主义反对派）的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思潮随着斯大林模式的推广，在四、五十年代即第二阶段后期进入低潮。
第三阶段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确定和进一步发展的阶段（60年代至今）。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于苏联东欧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并已涉足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西方深刻的持续的经济滞涨局面使崇尚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抬头。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这一阶段已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学说、经济流派和经济体制而愈益受到重视，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与以往阶段迥然不同的若干特点。其影响较大者有东欧、苏联、英国、美国、巴西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或流派。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在80年代初开展了激烈的论战，出了一批文章和小册子。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在90年代初组织了关于“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国际讨论会。他们在理论上提出了“中性机制论”以及赖以建立的“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并且强调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新模式”，其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综合”。而在实践上的样板则是前南斯拉夫和1968年改革时期的匈牙利。
三
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思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中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它在许多国家中都有代表人物和团体组织，并在多次国际性大论战中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论，其中关于资源配置机制问题的新探索大致可归纳如下：
1、物质文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三层分立模式
这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传人、世界体系论的鼻祖费尔南·布罗代尔(F.Braudel)首先提出的。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过程为其宏大背景和精湛注脚，指出：市场经济是透明度很高的现实，它是指同乡村活动、作坊、工场、店铺、交易所、银行、交易会、市场等相联系的生产机制和交换机制。市场经济意味着解放、开放和竞争，并且是一种强制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秩序。市场经济下层是一个不透明的“底层经济”，即物质生产或物质文明，它代表尚未成形的那种“半经济活动”，即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建立在透明的市场经济之上的不透明层次是资本主义，即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这是资本家为了使交换变得对自己有利而不惜打乱既定的秩序，利用信贷和远距离贸易等手段操纵市场价格，逐渐发展成为有钱有势的社会统治集团，不仅控制国内外市场，而且对市场经济起阻碍，破坏作用。
这种三层分立模式实际上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概念。换而言之，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甚至有时是反资本主义的经济，它们不是同一个层次。他说：“这个三层分立的模式是在观察到的材料几乎自动分门别类的过程中逐渐显现的，可能读者会认为本书中最有争议的地方就在这个模式。这样岂不是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术语上分得过分清楚，甚至对立起来吗？我自己也并非毫不犹豫，一下子就接受这种看法的。我后来终于承认，在十五至十八世纪期间，甚至更早，市场经济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秩序。如同所有带强制性的秩序（社会、政治或文化秩序）一样，它曾分别朝上和朝下排挤自己的对立面和对抗力。”③无疑，布罗代尔的这一观点是与下文提到的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是一脉相承的。
2、“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
西方学者在六、七十年代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A.埃克斯坦、F.普尔尤尔、A.伯格森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W.贝尔，C.扎伊德尔，他们明确指出，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④美国的格雷戈里、斯图尔特、林德布洛姆在这一问题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并进而提出“中性机制”(neutral mechanism)的思想。指出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经济体制的机制是能够从一种〔经济〕环境移植到另一种〔经济〕环境中”⑤。迪夸特里(A.Diquattro)在1975年提出一个著名论点：“市场社会主义获得市场的优点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缺点”、“市场的运用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矛盾”，并指出，市场的运用不一定损害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一定妨碍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实现，并且可以促进工人民主⑥。
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在80年代提出的“联姻理论”是对“中性机制论”或“资源配置手段（工具）论”的进一步明确化。其宗旨就是既批判社会主义思潮中由来已久的所谓市场与社会主义颇难相容而不能联姻的观点——无论是左派（如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处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两极；市场与社会主义在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术语中的结合，纯属胡说八道，因为两个术语是彼此矛盾的——也批判所谓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以及计划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姻不可分解的观点，强调批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在一起”，力图“证明市场是能够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⑦
他们在中性机制论的基础上进而指出：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混合型制度，只要是工业制度就必然运用这种市场或那种市场，必然依赖政府干预或计划调节用以克服市场失灵或弥补市场缺陷。并且还从目的和手段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加以阐释：社会主义有一整套总体目的，如防止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利等方面的较大平等以及满足基本需求等，而资源配置方式、交易方式或技术手段（计划调节抑或市场调节、数量信号抑或价格信号、政府决策抑或企业决策）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如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大公司和国家都使用计划技术，而在现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系中，市场提供了一种辅助性制度。他们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的实质也并不意味着平等，资本主义国有化的实质也并不是消灭剥削，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的联系（资本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市场资本主义而并非市场本身），市场的内在实质也不会防碍人们用它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相信完全可以构筑一个“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甚至结合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手段的市场制度”⑧。
3、“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
市场主导机制理论是继中性机制、联姻论之后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突破。在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前期即六、七十年代，还未打破前一阶段形成的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并列的折衷主义的二元机制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荷兰的W.凯泽（主张自发的市场机制和中央投资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的“混合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意大利的F.维多（提倡建立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法国的莱·阿隆（主张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混合经济”）、美国的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的结合体）等。澳大利亚的J.维京斯基强调指出，市场社会主义可以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实质上它表现出这两种机制的和平共处，甚至是互相补充的协调一致的合作⑨。
市场社会主义者在80年代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从以往倡导的二元机制论上升为市场主导机制论，强调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从而明确指出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或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市场主导机制论的主要鼓吹者是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派。他们的“第二个目标是要启动一种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激进的重新取向的工作，而这是正确的理解市场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不仅应力图克服社会主义思潮中由来已久的反市场倾向，抑制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用中央集权手段和计划方式干涉经济的倾向，而且进而把市场视为社会主义经济运用的“主导机制”⑩。
他们详尽剖析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的优点与弊端。在他们看来，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都是各有利弊的不完善的机制形式，因此新古典学派崇尚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激进学派崇尚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正确的答案是：“各种经济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运用市场也运用计划……问题在于这两种机制中何种为分配资源的主要方法：是市场还是计划……如果将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计划就能在必要之时或必要之处加以运用，如果将计划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就会式微，而且弱小到不能够有所作为。中央计划体制必然会压制和损坏市场机制以及市场兴旺所赖以为根本的主要特征（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竞争精神）。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有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11)换而言之，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运用的“主导机制”或“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发挥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而且主要是指导性计划）只是补充性的机制，它能改进市场的作用，并仅仅在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12)。
4、关于“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新探索
1993年初，美、英、法等国学者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国际性讨论。法国《当代马克思》（1993年第14期）以“社会主义新模式”为主题，刊登了编辑部按语以及部分学者的论文。其中有《‘共产主义’之后能否出现社会主义？》（约翰·罗默）、《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弗－布洛克）、《经济民主——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戴·施韦卡特）、《市场的社会化》（迪·艾尔逊）、《从自治到联合社会主义》（托·安德旬阿尼、马·费雷）等。
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一致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广泛引入商品关系，保留市场，同时用计划弥补市场的各种缺陷。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约翰·罗默(John,Roemer)认为共产主义制度经济失败的原因在于未能在计划制定者、企业家和劳动者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他提出的拯救方案是实施市场社会主义。其特征是(1)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保留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2)建立证券经济——某种形式的公有制，亦即将全国所有企业的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的成年居民；(3)平等地分配企业利润，劳动者凭证券获得自己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红利；(4)计划体制通过差别利率对投资进行社会管理。
注释：
①格里戈里等：《比较经济体制学》（1985年）第20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23、9-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
③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0-21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④参见《经济体制的比较，理论和方法的研究》（1971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韦贝尔等：《趋同理论及其困难性》，载《东欧经济年鉴》（1971年）第2卷第210页。
⑤参见格雷戈里等：《比较经济体制学》，Houghion Mifflin出版公司1985年英文第2版，第281、166、143、285、546-547页；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3、139页。
⑥迪夸特里：《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准则》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75年冬季号，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3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4、65页。
⑦⑧⑩(11)(12)埃斯特林等：《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44、14、107页。
⑨参见凯译：《苏联对经济合理化的探索》（1971年），维多：《集体计划经济中的分散化》；阿隆：《工业社会讲义18篇》（1968年），维京斯基：《社会主义经济学》（1977年），格雷戈里等：《比较经济体制学》（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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