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恒剑[1]2002年在《从形式观的变迁看文学概论教学及教科书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文学理论课程是现代文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系统科学的文艺学蜕变、转换的标志之一。作为文艺学具体教学实践依据的教材,一方面体现了施教者的教育思想,一方面也浓缩沉淀了现代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及观念。本文首先历时描述了我国文艺学教学及其教材编撰的一般轮廓,并以解放后的文艺概论教科书当中针对“形式问题”的相关阐述为例,细致探察了其中的变化发展轨迹。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我们一度追随苏联的模式,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对文学充斥着功利主义的要求。从哲理上虽已指出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人为割裂二者间的紧密联系,相对重视文学作品的内容,突出阶级性、社会性,将形式当作服务于内容的工具看待,形式本身未获得自身特殊的独立价值。虽也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但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绩,教材编写长时间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八十年代后,随着思想的解放,西方种种文学理论、思潮再度涌入我国。以此为契机,文学概论教材及时修正了其中“左”的观念,大胆借鉴某些西方理论,单一、僵化的教材格局得以改变。
刘恋[2]2014年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构叁十年》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实践同步发展,却在现代教育语境中凝定。文学理论的要义通过在课堂“讲”的方式得以呈现,这些“讲义”是对文学的一般概括。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原初形式。这些讲义烙印着时代、社会、文化的痕迹,汇聚、呈现出文学理论学科的原初形态,也反映了讲者个人的思想风貌、知识文化结构,更能呈现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化的参差面貌:中西文化的冲撞和交融、古今理念的对峙与汇通、文学创作与理论宣讲的呼应与背离、知识分子的时代选择和理论思考等。而这些都对我们把握以“文学概论”为主体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的状况,及其理论来源、知识结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价值。本论文循此思路整合与剖析诸家的讲义。绪论是论文展开的端绪与基础。论文题目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构的叁十年——以十叁部讲义为对象的研究”,略述其中关键词的重心:“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是定性的工作,意在阐释这“十叁部讲义”的理论的现代性;“建构”意在阐明这“十叁部讲义”是中国文艺学学科得以成形的基础性论述;“叁十年”是一个历时性发展,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参差对话,恰恰说明中国现代的文学是以理论为先导的;而这“十叁部讲义”,上起1914年姚永朴在北京大学开讲的《文学研究法》、下讫1942年程千帆在金陵大学讲授的《文论十笺》,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未被意识形态笼罩、未走进体制化话语体系之前,最自觉、自由、精彩纷呈的一段。我在充分尊重学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空白点,力图解决一些未明的有关文学理论发展的问题。论文的思路是在以讲义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各个节点上,标识其阶段性特征。这些点的贯串,又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历史轨迹。所以,我的方法是以论带史,这一方法与概念的演绎、归纳、系统建构相辅而行。因此,论中含史是本论文的特点之一。讲义与大学体制提供的理论接受空间之关系的阐述,是本论文特点之二。此一阶段的理论多元空间(所谓“多元”,是指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羁绊的自觉自主形态),是特点之叁。我将这叁个特点贯穿在下面叁章的论述中。第一章“多元的理论形态”。这十叁部讲义的理论多元特质,与讲者的主体认知、知识结构,以及传统文论的延续、西方文论(包括经由日本之中介渠道)的舶来,有多重相关。它们各自的侧重点,自主地形成差异。为阐述这种多元特征,首先要对十叁部讲义进行理论细读,包括字面的阅读、理路的梳理、理论背景的解析、知识点的掌握等,以“述”为主,间有“析”与“论”。有此基础,得以明确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叁十年”的生态,并进而明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第二章“理论个性的书写”。这十叁部讲义的撰者,除了作为大、中学的教师/教授的一致身份外,他们的知识背景、学术经历、理论认知和其他身份(如作家、学术研究者)的差异性,使得他们的论述内容呈现突出的个性。明确它们的各自理论个性,是本章要旨。这一要旨,与继起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又一“叁十年”(20世纪50-80年代文学理论的统一性与单一性,恰成对照。第叁章“理论通识”。因为是讲义,再艰深的论述都必须从基本常识开始。这十叁部讲义在文学定义、思潮/流派/主义/倾向、文学之“情”、真实与摹仿/模拟、文学批评、文学与革命等基础认知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通识特征。另外,它们从个性化生命到普遍人生、到与时代密切相关的中国知识界的“苦闷”主题,均有浓墨重彩的理论发挥。本论文以十叁部院校讲义为具体对象,于进入二十世纪的“叁十年”的时间内,在理论细读的基础上,通过“史”、“论”结合的方法,隐括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凝练出属于不同知识背景、话语结构的讲义各自的理论个性,并通过学术体系、文学流派间的打通,时代特征、知识分子群体共时性感受与认知的揭示,概括出普遍之“人生”与时代之“苦闷”的理论主题。论文旨在通过对这十叁部讲义的解读、对这叁十年文学理论着述情况的述评,重回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构之期的历史场域,借前人自觉自主、个性突出、融合古今的理论书写,对当下及今后的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有一些启示。
赵燕燕[3]2011年在《文学的定义:民国时期文学概论教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概论教材一直是文学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与热点,因为它不仅显现了一定时期文艺理论思潮的动向,而且在学院背景与特定的教育体制下,它还承担着文学理论教育的责任和文学理论知识传输的责任。解放后的文学概论教材由于时间上的相近性,更容易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所以对于他们的研究几经白热化的境地,而民国时期的文学概论教材的研究与探讨则稍显冷清。因此本论文把视界放于民国时期的文学概论教材中,籍着文学概论教材这一载体,梳理其中的文学定义,探究其中有关文学定义的种种模式及影响文学定义的种种模式的潜在原因,总括出那个时期有关文学定义的不足与成就,以更好地来反思当下。论文有五部分组成:前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文学概论教材研究的现状,及本文根据研究现状所确定的研究路径和由此所带来的研究意义;第一章主要梳理民国时期文学概论教材的概况,以及文学概论教材中文学定义的特点,即它具有的时代特色,最后指出文学定义在文学概论教材中的重要地位。第二章主要概括了民国时期文学概论教材中文学定义的五种模式:“中国古典式”、“他国舶来式”、“中外糅合式”、“作家创作式”、“革命文学式”,探究模式背后潜在的原因与因素,以及各种模式在后来时代的演变。第叁章以前两章为基础,总论民国时期文学概论教材中关于文学定义的成就和影响,以及文学定义的不足所在,以给予我们当下警示与反思;结语部分以本论文为基础,概括出文学定义的历史流变和带给我们当下的反思。
栗永清[4]2010年在《学科·教育·学术:学科史视野中的中国文学学科》文中指出学科是在学术思想、学科制度和社会意识形念叁个基本维度的“合力”中得以确立的历史性存在。学科史不仅是学术史展丌的历史空间,也是学术史的具体存在方式。厘清学科自身的历史谱系是学科史研究的根本诉求。文学学科的确立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从“前学科”状态到现代学科格局的历史的过程。文学学科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不仅意味着关于“文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的出现,在相当意义上也关乎“文学本质”的生成。从汉代丌始,中国学术体系即形成了“经学独大”的基本格局,同现代文学学科具有谱系关联的“文章学”、“词章学”、“集部之学”等均作为经学的附庸存在,未能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明代以来,耶稣会传教士们对于西方学术、学科体系的介绍虽然没有在根本上触动这一格局,但传教士对汉语词“文学”的使用不仅赋予了“文学”以新的语义,也在命名的层面上为中西学科谱系之间的对接、交流搭建起一个平台。20世纪初,以现代大学诞生为标志,中国现代学术和学科体系丌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学科也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基本确立。但是,教育格局中“文学系科”的出现同学术意义上的“文学学科”的自觉却并非同步。到民国初年,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的国文系中,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文学概论作为文学学科的基本课程的学科架构得以确立。但文学立为专门之学,很大程度上源自“保存国粹”的时代诉求,民国时期的国文系也多以对传统学术的批判性继承为其教育目标。受此影响,民国时期从理论角度探究“文学”的“文学概论”课程并未成为大学国文系学科系统中的重心。同时,由于哲学意义上的“本质论”维度尚未全面确立,“文学本质论”更多地停留在对“文学属性”、“文学特质”的界定。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提升,但用“本质属性”替代对“本质”的讨论依然广泛地存在于建国后的文学理论体系建构之中。从马克思主义本质论的理论立场看来,“文学”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意识形念”,文学作品、文学活动则是“文学”这一意识形念用以呈现自身的形式。
参考文献:
[1]. 从形式观的变迁看文学概论教学及教科书的发展[D]. 蔡恒剑. 福建师范大学. 2002
[2].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构叁十年[D]. 刘恋. 扬州大学. 2014
[3]. 文学的定义:民国时期文学概论教材研究[D]. 赵燕燕.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4]. 学科·教育·学术:学科史视野中的中国文学学科[D]. 栗永清. 复旦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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