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他的“康桥再见”_再别康桥论文

徐志摩与他的“康桥再见”_再别康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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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艺术及发展,徐志摩是有一定影响的。他是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前期“新月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志摩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富于变化,较多地采用了精炼、清新的口语,音韵节奏和谐流畅,调子轻快而富于音乐美,意境和形象具有独创性。他早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政法,毕业后先后留学美、英,深受西方现代艺术的陶冶,尤其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期间,徐志摩一方面大量接受了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倾心于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种特殊的思想和艺术素养,对徐志摩的新诗创作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内涵与他的总体思想倾向一样,是非常驳杂的。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幻想以及这种幻想破灭,他信仰个性自由的理想主义以及这种理想的难以实现,始终矛盾地贯穿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同时也浸透在他诗歌创作的全过程中。

徐志摩的文艺观点是主张性灵。他说:“我要的是筋骨里迸出来,血液里激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真纯的思想。”他的性灵论是与“五四”时期的叛逆性格和个性解放思潮相联系的美学范畴,它对于冲击封建文学的“文以载道”,发展艺术个性,曾经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徐志摩性灵论的核心是“真”,不要假,不要虚伪,也不要迎合潮流。与此有着内在联系的,是徐以“诗化生活”为理想,而他的单纯的信仰是“爱,自由,美”。把“爱,自由,美”当作“诗”来追求,当作理想来追求,这就是“诗化生活”的含义。徐志摩对爱情的追求,就是一种真诚的理想主义。徐志摩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现代思想苏醒的时代,人的个性意识终于挣脱了封建思想桎梏而获得解放。这时,英国湖畔诗人对于自然风物的清远超脱,以及拜伦式的斗争激情的宣泄,自然地触动了青年徐志摩的诗心,从而成为他的浪漫诗情的母体。

许多论者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徐志摩诗中活动着的乐观因子,他诗中这种生命的欢乐,本自他对生活的理想,尽管这个理想只是一个朦胧的意念。他总是不知道风在往哪个方向吹,他也总是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而他的心灵总幻想有一颗明星。徐志摩诗的柔美流丽是有名的,他即使在讲痛苦和死,也充满了浪漫色彩,总是闪耀着让人欣喜的光辉。但他的颓唐也是有名的,这是由于他把人生的理想建立在欢乐意识之上,一旦理想的明星熄灭,伴随而来的就是一种无可言状的悲哀和绝望。这就是茅盾说的:“一旦人生的转变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超过了他期待的耐心,于是他的曾经有过的单纯信仰发生动摇,于是他流入于怀疑的颓废了。”

对于徐志摩及其作品的评价,几十年来毁誉掺杂。而他的创作活动,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来分析。第一时期是他最早写诗的半年,他在《〈猛虎集〉序文》里写到:“那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爆发,不分方向的乱冲。生命受到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可是那个时期的感情奔放的罗曼谛克的诗,显然为量甚多,但他自己却认为都见不得人,所以我们也无从研究了。徐志摩创作活动的第二个时期,是由《志摩的诗》所代表着的。那是他1922年回国后两年间的作品,不少作品同情下层社会的不幸者和悲苦人物,其社会倾向是明显的,确实具有人道主义性质。他所揭示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人的尊严、爱情高尚的主题等等,都涉及当时人们心灵中震撼过的主要问题。他的《雪花的快乐》《她是睡着了》等,不仅有着雪莱与海涅似的轻灵、自由、曼妙的歌咏,而且表现着在那个封建黑暗时代,爱情确乎具有一种与人间不幸相抗衡的积极力量,因而感人至深,引人向上。在以《翡冷翠的一夜》为代表的第三时期,中国发生了“五卅”运动,徐志摩在其后目睹了各种更为不满的现象,从而酿成了思想上的一个大转变。诗人这一时期的诗,从内容到技巧都趋于成熟,他追求爱、自由和美,在新诗形式上也作了很多可贵的探索与试验,努力探寻新音律与新格式的表现,力求为不同的诗的内容找到最适当、最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把新诗艺术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徐志摩第四时期的代表则是《猛虎集》和《云游》。由于他在这一时期里思想处处与现实碰壁,陷入“怀疑的颓废”,他感到理想萎成灰,碎成断片,烂成泥”,充满悲观厌世的情调,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退缩、无知也都表现无遗。

应该说,最能显示徐志摩诗歌艺术特点和风格特色的诗作,既不是那些积极进取的篇章,也不是那些苍白无力的呻吟,而是一部分抒发个人情怀,有真切的生活感受,揭示某种人生哲理而又给人以美感的诗篇。徐志摩最有影响的代表诗篇是1928年11月诗人在重访英国的归国途中所作的《再别康桥》,这首诗更为突出地显示了徐志摩诗作的意境美、音韵美和结构美。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在这里,诗人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在《吸烟与文化》里边,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11月6日,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他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这首诗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上,后收入《猛虎集》。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而《再别康桥》无疑是其中最出色的诗篇。

在《再别康桥》这首诗里,诗人是以康桥的自然景致为直接抒情对象的;但在诗人心中,康桥已经幻化成了旧日情思的象征,诗人的情意完全融解在康桥的山光水色之中。康桥自然景物的人情化,诗人主观感情的自然化,在这里融为一体,情意愈浓,笔下愈来得潇洒。在这种物我交融的境界中,令人感悟到一种悠远而又执著的意念;人不能伴景长生,但情却能与景永存;人间总有别离,而性灵却天长地久。这首诗不仅美在意境,而且也美在音韵,美在结构。全诗七节,韵律舒徐轻盈,首尾两节意象重叠,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诗的主题一再重复、深化,一曲奏罢,余音犹存。

在《再别康桥》这首诗中,徐志摩以无限的眷恋之情,描绘了“康桥”的美丽和清幽。第一节诗中,描写了久违的学子作别母校时的万千离愁,写出了诗人不无伤感的情态。诗中连用了三个“轻轻的”,使我们仿佛感受到诗人踮着脚尖,像清风一样来了,又悄无声息地荡去,而那至深的情丝,也在招手之间,幻成了“西天的云彩”。从第二节到第六节,描写诗人在康河里泛舟寻梦,同时也描绘了康桥的景物,那披着夕阳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榆荫下的一潭,都尽收眼底。其中两个暗喻用得颇为精彩:第一个是“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将“河畔金柳”看作是“夕阳中的新娘”,使无生命的景语,化作有生命的人物,显得温润可人。第二个是“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这里将清澈的潭水比作是“天上虹”,被浮藻揉碎后,变成了“彩虹似的梦”。正是在意乱情迷间,物我两忘,诗人直觉得“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在诗人的心头“荡漾”起一阵不可抑止的柔情,竟使诗人甘愿化作“一条水草”,永留在他心爱的康桥。这种主客观合一的结构既是妙手偶得,也是千锤百炼之功。在第五、六节,诗人借用“梦/寻梦”,“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四个叠句,将全诗推向了高潮,正如康河之水,一波三折。而诗人在青草更青处,星辉斑斓里放歌的狂态终未成就,此时的沉默而无言,又胜过了多少情语。在诗的最后一节中,作者以三个“悄悄地”与首阙回环对应。潇洒地来,又潇洒地走。全诗一气呵成,是对徐志摩“诗化人生”的最好的描述。胡适在《追悼徐志摩》中曾说过:“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那么诗人在康河边的徘徊,不也是这种追求的一个缩影吗?

徐志摩是主张艺术的诗的。他深深崇拜闻一多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而尤重音乐美。他甚至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彻底地‘音乐化’,才能取得诗的认识。”反观这首《再别康桥》: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却又法度严谨,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这优美的节奏给人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七节诗错落有致的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也是多方面的。感情真挚,形象生动、鲜明,语言优美冼练,十分注意诗的结构美、形式美和音乐美。在诗中,作者并未构画康桥真实、具体、完整的形象,只有从中提取的感觉和想象化了的意象,语言对意象的外部形态,也都是稍稍触及后又上转化为心灵和情感反应,转化为主观意象和内心独白。同时,这首诗还具有丰富的联想性、意味性,它不仅通过意象来暗示和表现情感,还借助音乐节奏来加强和推动它。因此,这首诗的语言,不仅具有高度情感价值和意义的暗示性,也充满视觉美和节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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