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着应对”与“自废武功”——就如何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同时殷弘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功论文,美国论文,导弹论文,如何应对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00年末到2001年4月，时殷弘先生在《太平洋学报》（《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的对策》，2000年第4期，第39～44页）、《舰船知识》网络版（《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的可有和应有对策》，2001年1月31日，“热点论坛”网页）和《环球时报》（《沉着应对NMD》，2001年4月4日第7版）接连发表了三篇篇幅长短不一、内容大同小异的文章，就如何因应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提出对策建议。他认为中国“面前有着另一种可以选择、并且大概是惟一应当选择的对策，那就是大致维持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基本现状……，除外交上的阻滞和严正声讨外，任凭美国去搞NMD”。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时先生的立论是建立在对国际政治一些客观规律和基本法则的误解之上的，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在实际上可能引起中国战略决策的思想混乱，如果付诸实行将对国家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愿在此提出不同意见与时先生商榷，并就教于各方有识之士。
时先生立论的根据之一是为了避免安全两难。他认为，“针锋相对的对称性战略——大大增加中国远程核导弹的数量和加速确立自己牢固的核报复能力——虽然看来必要和可行，但势将促成或严重加剧中美两国间在核武器和总的政治领域的‘安全两难’形势，带来中美间严重紧张、对立甚或冲突的一大中长期危险动因，从而大不利于中国的安全和强盛。”这一论点表明时先生对“安全两难”这一国际政治中的客观规律存在误解。“安全两难”可以简单表述如下：在国际无政府和自救(self-help)状态下，一国国防力量的增强自动构成对他国安全的威胁，因此，每一个求生存、求安全的国家对别国增强国防的自然和惟一合理的反应就是增强本国国防，而这又将引起其他国家类似的反应，从而导致无止境的军备竞赛。这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条客观规律，它的成立只需要两个最简单的前提条件：一是国际无政府和自救状态（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存在的），二是国家求生存的愿望。换言之，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还持续，只要国家还有求生欲望，它就逃不出这一左右为难的怪圈：为了生存，就必须加入一场循环升级、无法取胜的军备竞赛；但若不参加这种劳民伤财的竞赛，就得付出危及国家安全乃至生存的代价。由于正常情况下国家安全和生存总是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国家的惟一选择就是军备升级，所以安全两难的实际结果就是国家间屡禁不止的军备竞赛（除非达到相互确保摧毁即MAD的核恐怖均势，这将在下面论及）。
必须强调指出，安全两难是国际政治中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上所述，除了国家求生存的愿望以外，安全两难的存在与有关国家的意向（善意或恶意）和政策（和平或黩武）无关。然而时先生却认为（安全两难）“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是国家间互相猜疑和互相惧怕的结果，在其中，敌意和紧张必然滋生，而且在没有制约因素的情况下，这种敌意和紧张很可能会升级为对抗和冲突”，并因此得出结论：“中国应当由此不让自己在中美政治一军事关系领域被拖入或陷入安全两难恶性循环”。显然，时先生相信“安全两难”取决于国家的意向和政策，相信中国只要采取他认为适当的策略就可以避免“被拖入或陷入安全两难恶性循环”，否则就会“促成或严重加剧中美两国间”的“‘安全两难’形势”。他总结说，“中国未来的长远安全与其说取决于核军备发展与核威慑能力，不如说取决于缓解并争取逐渐消除中美安全两难，包括规避核安全两难。”明白“安全两难”性质的读者不难看出，这实在是对“安全两难”的客观性的否定，是以主观愿望或主观意志代替客观现实。事实上，不管中美两国各自对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它们之间的安全两难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如果美国完成部署有效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那么中国本来就极其有限的一点对美核威慑就会化为乌有，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生存机会就将遭受极大的削弱。时先生以为“任凭美国去搞NMD”就可把中国从“安全两难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殊不知这样一来消除的不是“安全两难”本身，而是“安全两难”的前提，即中国的生存和安全。照一位网友一针见血的说法，就是“自废武功”。想必这不会是时先生的初衷。
时先生立论的另一根据是他对所谓的“核武器神话”的否定，而这又是建立在他对核时代的国际关系、特别是核力量对比的逻辑的某些误解之上的。时先生作为神话提出的几个命题，一概而论地接受或一概而论地拒斥都是错误的，必须具体分辨在何种条件下成立或不成立。例如，“核国家远比无核国家安全”，单就核国家同无核国家的关系而言是成立的；但如考虑到不具备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核国家有可能招致其他核国家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注：例如中国在行将成为核国家时(1964)和成为
核国家不久(1969)，曾分别成为美国和苏联计划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对象，后仅因两个超级大国的相互制约而未果。）则其有效性就打了折扣；然若核国家拥有第二次打击能力，则该命题又归于成立。再如，“在核国家之间，核均势意味着同等安全”，一般而言是成立的；“核优势意味着额外安全”在有些情形下成立，例如当核优势表现为一方具备而另一方不具备第二次打击能力时，或当双方都不具备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时。可见，对一个核国家来说，获得第二次打击能力是保障国家安全的不二法门。在具备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国家之间存在着“确保相互摧毁”(MAD)的核恐怖均势，只是到了这时，争夺核优势才失去意义，核战争也才不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对他国的核攻击肯定意味着自杀。美苏两国尤其前者在冷战期间对核战略进行了大量研究，尽管学派繁多、众说纷纭，但其主流对一些基本逻辑还是有共识的（包括上面说的几条），而这些逻辑也就成为支配大国进行核军备竞赛的行为准则。正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对核大国生死攸关的客观规律，对以生存和安全为决策前提的核大国具有不可违抗的制约力，美苏两家作为势不两立的对手才会在核战略上接受、遵循同样的逻辑。这些逻辑可以顺畅地解释苏联在美国率先成为核国家后何以拼命追赶美国以取得均势（核国家比无核国家安全、核均势意味着同等安全），以及随后两国又何以竭尽全力地进行了一场激烈、持久的核军备竞赛（核优势意味着额外安全）（注：西方文献对这一点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两国核武库达到“超杀”(overkill)能力后数量优势便失去意义；但反对意见认为：第一，核武器的巨大数量有助于增加核力量经受第一次打击后幸存的机会，也就是增强了第二次打击能力，在国家安全和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宁多勿缺(better safe than sorry)；第二，数量优势即便不具实质意义也有心理意义，因此还是要争的。美苏两国在实践中都遵循了后一种意见。），直到两国都拥有可靠的“确保相互摧毁”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为止（以两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为标志，其时争夺核优势已失去意义）。
令人诧异的是，时先生对上述核战略的基本逻辑的否定，居然是以国际“道德评价”为根据：“出于人类对核武器使用方面的道德评价”，“无核国家受到核打击的可能性实际上等于零，一个核大国受到另一个核大国率先核攻击的可能性也近乎等于零”，他甚至据此推出“有核国家反而具有更强的核恐惧”、“核武器与国家安全…成反比关系”的结论来。照此推理，既然无核国家比少核国家安全、少核国家比多核国家安全，那么世界各个核国家的明智选择显然应当是立即无条件销毁本国的核武器。然而在现实中，呼吁所有核国家“全面、无条件销毁核武器”的呼声在全世界已经无助地回荡了几十年，却没见有一个核国家愿意通过“自废武功”来提升国家安全的，难道是所有这些国家的谋臣策士、智囊脑库这么些年都没能发现时先生悟出的这一国家安全玄机吗？而且时先生既然已经识破机关，为什么还要建议中国“显然需要维持目前规模的核武力”，甚至还“需要有限地增加其数量”？这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吗？时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刚说完“任何人都不无理由推测，一旦得到一套有效和全面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保护，美国就有可能在发生它自己定义的最坏和（或）最必要情况下，无所忌惮地率先发动核打击”，转眼又接着说“无核国家受到核打击的可能性实际上等于零，一个核大国受到另一个核大国率先核攻击的可能性也近乎等于零”，不又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吗？
时先生博览群书，当然知道西方学界虽对前述核战略的基本逻辑有很多不同意见，却多从核算术出发而少有以道德制约立论的。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即使在被许多国人看做道德楷模的西方学界，也很少有人对国际政治中的道义力量抱有像时先生那么强烈的信念，或者说是误解的。首先，时先生过高估计了“道德”对于使用核武器的“巨大厌憎”。他断言，如果有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报复以外的目的而使用核武器的，就会招致“全球共讨之”，“讨伐者中间包括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那个国家政府治下的大多数人民，哪怕这样的国家是强大无比的美国。”事实上，即使被一些国人“坚持认为…道德水平特别高”的美国（注：《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三期刊登的《民族主义的中国道路》一文中，作者陈大白反驳王小东所说“可笑的是中国老有那么一批人坚持相信美国人的道德水平特别高”时声称，“笔者不觉得自己是可笑之人，但就是相信一部分美国人道德水平…特别高。”）（包括政府和人民）也从未觉得首先使用核武器是罪大恶极、无法想象的暴行。恰恰相反，美国不但曾经毫无愧色地使用过核武器，而且也公然宣称必要时（不限于报复核攻击）将会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压倒性”武力捍卫美国及其盟友。事实上，美国和北约的威慑战略从来就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包括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为原则的。从冷战时期直到今天，美国坚决顶住了从老对手苏联到中国到北约盟国（如德国）以至全世界多数国家的反复要求和压力，坚持不排除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以时先生对美国的了解，他应当不会相信这只是没有得到美国“大多数人民”支持的“一小撮”的政策。其次，时先生过低估计了最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的美国操纵本国及国际舆论、混淆视听的能力。凭着这种能力，美国及其盟国可以把本该遭到“全球共讨”的暴行说成是合理合法的正义之举以蒙蔽世界舆论，正如不久前它在南联盟的所作所为表明的那样。再次，时先生过高估计了“道德力量”——包括“全球共讨之”这样强烈的道德力量——对国家行为的规范能力。君不见，联合国大会已经连续10年每年都以绝对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谴责美国对古巴实行了40年的经济封锁，算得上“全球共讨之”了，但美国却置若罔闻，反而变本加厉以国内法（1996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代替国际法，对在古巴投资的外国公司加以制裁。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对时先生迷信的道德神话难道不是极大的嘲弄吗？
一个人们不愿接受却又无法回避的无情事实是，人类的本性和行为模式以及与此相应的国际丛林状态自有史以来的几千年中并无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战争以及对平民的屠杀和暴行不断的根本原因。一些在理想主义者和道德论者看来匪夷所思的人间惨祸无数次地重复上演，直至今日。即使有事后的所谓“全球共讨”，也既不能补祸于既成，亦不能防患于未然。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些灾难中学到些什么的话，那就是把国家安全和生存寄托在国际道义上实在是一场必输无疑的赌博。如果各国单凭“外交上的阻滞和严正声讨”就可以维护国家安全，那么国际关系中的军备竞赛、武力威吓、经济制裁以至战争早就应该成为多余，也不会延续至今了。
时先生所主张的，“不要让应对最坏情况的考虑成为国家大战略思维和政策制订的核心或首要出发点”，更是一条危险的决策建议，再次显示出时先生对国际政治的本质存在误解。暂时撇开国际政治，即使在一般情况下大家也都明白制定计划应当“往最好处争取、往最坏处打算”的道理。当然随即就出现了有限的可支配资源在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分配问题。如果最坏情况的后果不甚严重（虽有代价但尚可承受），那么可以根据它的出现概率适当配置用于应急计划的资源以集中力量争取最好结果。但是如果最坏情况意味着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存亡，那就容不得半点侥幸，必须把它作为百分之一百的概率事件准备应对，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否则，当最坏情况发生时，将何以对之？那将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后果。时先生告诫中国“要注意防止自己去犯美国正在犯的错误，那就是以准备最坏情况为出发点，来规划基本政策”。其实时先生所谓的“错误”正是美国国防战略的明智之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美国国防战略的制定是建立在美国大量专家学者通过长期研究积累的对国际关系本质的透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就是它的“自救”(self-help)性质，也就是说，在国际无政府或丛林状态下，当国家受到侵犯甚至生存受到威胁时，不能指望任何超国家权威的帮助和解救，惟一可靠的救援和生存的希望都在于自己。正是出于对国际政治这一本质的深刻了解，美国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总是从最坏情况出发，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他们明白，在“自救”的国际体系下，当最坏情况——国家安全以至生存遭到威胁——出现时，如果自己没有做好应对的充分准备，其后果（遭削弱、重创甚至灭亡）将不堪容忍，而且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机会。任何一个大国想要在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尽其所能对最坏情况做好准备；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如国家的落后、贫弱）而暂时无法做到充分准备是一回事，把放弃准备作为决策方针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和生存不负责任。
那么在目前情况下对中国而言什么才是对本民族国家负责同时也是对世界和平负责的核战略呢？答案很简单：尽快完成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建立。所谓第二次打击能力就是指一国在经受敌国的核攻击后能够保存足够的核力量确保对敌国实施对方无法承受的报复打击。显然，第二次打击能力在国家理性行为的前提下就成为防止别国核攻击、因而也是防止核战争的最有效威慑。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对具有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国家发动核攻击无异于自取毁灭。不难看出，第二次打击能力是一个相对观念，它取决于假想敌国的第一次打击能力和地理位置。假如对方是一个拥有大量先进核武器而又相距遥远（因此只有远程战略导弹才能达到）的核大国，就不能认为像中国目前拥有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有限的战略武器体系具备了第二次打击能力，因为它很难在第一次打击中幸存下来。反之，假如对方是相距不远（因此中近程导弹也能达到）、而核武库也比中国弱小的核小国，则可以认为中国对这样的国家已经具备第二次打击能力。由此可见，时殷弘先生关于中国“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所要准备对付的最坏情况，大体应当审慎和现实地局限在应对未来个别”核小国“和潜在核国家对中国的核威胁或核打击”的建议又是失当的，因为时先生所说的“中国需要相应的、有保障的潜在核威慑/报复能力”对这些国家而言中国已经具备，目前尚缺的倒是对相距遥远的核大国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这才应当是中国核军备的着眼点。
如何建立、完善第二次打击能力？一般来说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比较原始、初级的，即主要依靠增加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并在部署上辅以分散、隐蔽和深藏、加固发射井等手段，以增加本国战略核力量承受第一次打击后得以保存的能力。冷战期间美苏两国早期（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的核军备竞赛就是按这个模式进行的。第二种模式是先进的、高技术的，由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海基（潜艇发射）弹道导弹(SLBM)和远程战略轰炸机(Strategic Bomber)三位一体的投掷系统组成，其威慑力又因多弹头分导再入(MIRV)技术的应用而成十倍地增加。这种模式承袭了旧有的分散、隐蔽原则，但更强调投掷工具的机动性。陆基发射器已从过去依靠深藏、加固改为现在置于机动车上沿铁路、公路不停移动的做法，加上海里有潜艇四处游弋或深潜埋伏，空中有战略轰炸机昼夜不停地巡航，大大增加了敌方发现、追踪目标的难度，因而大大增加了本国报复力量免受第一次打击毁灭的机会，使对方心存侥幸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降至最低。考虑到我们目前发展海基、空基能力的基础较差，不可能短期见效，中国应把研发重点放在增加洲际导弹数量、加强陆基发射器的机动性和开发、应用多弹头分导再入技术上，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获得对核大国的第二次打击能力。
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将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这要分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对俄国。原则上，美国这一作法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颠覆了过去美苏之间好不容易才达成的、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几十年稳定与和平的核恐怖均势。如果美国能成功地拦截俄国的导弹，将使俄国失去第二次打击能力，因而置俄国国家安全与生存于危险境地。俄国当然不会听任这样的局势出现，势必采取反措施，从而导致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甚至更坏的结局。然而在实际上，美国的做法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对美俄均势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俄国的战略武器系统过于庞大，以至美国无法确保能够拦截全部俄国导弹，毕竟拦截导弹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如美国人自己所说是：“用子弹击中子弹”，何况拦截数枚甚至数十枚导弹是一码事，拦截数百枚以至数千枚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如前所说，在涉及国家安全与存亡的问题上是存不得半点侥幸的，美国只要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拦截所有俄国导弹，就无法将俄国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一笔勾销。那样，尽管美俄力量对比将向美方倾斜，但除非美国在技术上取得决定性突破，否则美俄核均势不会被彻底打破。
其次，被美国称为“无赖国家”或“恐怖组织”的政治实体的威慑能力将受到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削弱：它们本来出于种种原因可能不计后果地向美国发起规模有限却仍不失为威慑的核攻击的能力将在美国导弹防御系统面前丧失殆尽。这一实力对比的变化将助长美国对中小国家颐指气使、称王称霸的气焰。然而9·11事件的发生，说明所谓“非对称战争”的形式可以是无穷多样的，也是防不胜防的。即以核恐怖攻击为例，核武器小型化的技术已经使将便携式核装置偷运进入美国成为可能，这样一来就使NMD的作用大打折扣。
最后，尽管美国领导人一再信誓旦旦地保证说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决不是针对中国的，中国却很可能是美国这一步棋的最大输家，因为它将延缓甚至防止中国对美国取得第二次打击能力。根据西方媒体报道的美国情报机构估计，中国现有能够达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弹道导弹不过20枚，其数量之少、技术之落后，根本无法构成对美国第二次打击能力。在没有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前提下，中国改进其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的努力将使美国在向中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中把中国战略核力量全部摧毁的把握逐步减少，从而获得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威慑效应。然而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将极大地提高中国获得这种能力的门槛。中国对此惟一理性的反应只能是加倍努力提高中国战略核武器的数量、质量和存活能力，以期克服NMD带来的新增障碍，早日达到不让美国稳享第一次打击确保摧毁中国战略核力量的水平。只有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才能获得起码的保障。
时殷弘先生反对他所谓的“对称性战略”即建立中国的第二次打击能力，除了前文已经加以驳斥的种种理由外，还有两条似是而非的根据。其一，时先生担心这样一来，美国“反华势力”“必然蓄意渲染中国方面在战略核武器领域的……军备发展措施，将此曲解为‘中国威胁’的头等证据来恶化美国对华舆论，并且由此恶化美国对华政策”，以至“21世纪前半期……的中美关系将添上又一项至关重大的危险动因”。时先生的这一观点在不少中国人中间颇有代表性。长期以来，“中国威胁论”和“中美关系大局”是这些人带在自己头上的两个紧箍，引得一些外部势力动辄念起咒语，随即便先自惶恐起来，除了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外别无他图。患有“中国威胁论”恐惧症的一些人，即使在印尼暴徒对华侨施行奸淫烧杀的种族暴行时，在菲律宾海军在公海掳我渔船、杀我渔民时，还匆匆上网呼吁中国政府不要“过激反应”，以免引起周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这真是民族自虐发展到了极点，难怪有人非要把鲁迅写于七十年前的《友邦惊诧论》从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删除，不然总难免对号入座之嫌。美国人对这部分中国人的心病研究得很透，所以中美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就拿“中美关系大局”来唬人。上次撞机事件中美国自总统到部长到国会议员无不异口同声地“提醒”中方不要让这一偶发事件坏了中美之间的大局，即是一例；当然中国方面也没少忍辱负重、“深谋远虑”的遥相呼应者。只是这些顾全大局论者总爱把顾大局的责任放在中国肩上，好像只有中国才应该在乎大局，而且只有中国的让步才能挽救大局似的。
这种顾虑其实是既无必要也无益处的。首先，美国的反华势力，正如世界上所有的反华势力一样，总是会有的，也总是要反华的；无论你怎么说怎么做，都无法使他们满足；任何善意的让步，换来的只是得寸进尺的要求，正如中方在撞机事件中释放美国机组人员后所看到的美方反应那样。其次，在无政府和“自救”的国际体系中，任何国家采取措施维护本国生存与安全都是正常的、正当的和无可非议的，完全可以理直气壮而不必瞻前顾后、诚惶诚恐。令人费解的是，时先生认为美国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对中国怀有“真实的疑惧”是“正常”的，却否认中国也有同样“正常”的理由去防范美国、保卫自己。事实上，在西方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包括根深蒂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勇于捍卫本国根本利益的国家行为往往受到理解和尊重，倒是怯懦和忍让常常招致轻蔑和欺侮。再次，在无政府和“自救”的国际体系中，当事关国家根本利益时，不管别国怎么说，哪怕全世界都反对，一个国家都应当有勇气顶住压力逆水行舟。几年前，当印度拒绝在全面核禁试条约(CTBT)上签字时，它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几乎全世界政府和舆论的谴责，然而它坚如磐石、不为所动，终于为自己赢得了核武装。事过不到两年，一度气势汹汹实行制裁的美国总统又上门拜访，同印度领导人摒弃前嫌、握手言欢。最近又传出美国撤销对印度制裁的消息。可见，只要维护的是正当的国家利益，即使一时“冒天下之大不韪”，天不会塌，地球也照转不误，大可不必看别人的颜色行事。世界各国小至古巴、新加坡、大至印度、俄罗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都敢于对美国说不，都不怕“恶化”与美国关系的“危险动因”，何以惟独中国例外？
时先生反对中国实行“加速确立自己牢固的核报复能力”的“对称性战略”的另一条理由，是它“将大大增加中国在内部经济资源分配…方面的困难”。这也是国内许多人反对中国进行核军备建设的主要根据——我们发展经济的资金都不敷应用，哪里还有钱去搞核军备？更有人津津乐道苏联经济被同美国的军备竞赛拖垮的“前车之鉴”，以警示中国不可重蹈覆辙。这又都是些站不住脚的论据。
首先，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需要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在能力限度内必须首先满足。它同国家的其他目标相比是最根本的，在资源分配上不能本末倒置。要说前车之鉴，不妨听听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给我们算的一笔账：甲午海战前，清政府倾国库所有为西太后建造颐和园，致使海军无钱添置舰、炮；与此同时，日本举国上下捐款购置战舰，使其海军实力从世界末位迅速窜升至超过中国。于是，日军用时速23海里的快舰对我时速15海里的慢船，用一分钟五发的快炮对我五分钟一发的慢炮；结果，中国战败，马关条约赔款白银2.6亿两，辛丑条约赔款4亿两，合计6.6亿两，足可增建60支“北洋水师”！唐先生发问，“有钱为什么不买船，要等打了败仗，再去赔款呢？”今天西太后是没有了，却有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腐败分子在拼命挖国家的墙角，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比起西太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单是厦门远华一案就造成国库损失300余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我国一年国防开支的1/4。能说我们没钱吗？
其次，苏联经济“被军备竞赛拖垮”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热衷散布的神话，用来吓唬世界各国：看，这就是不搞资本主义的下场，这就是和美国军备竞赛的下场！但事实上，苏联的解体同它的军费开支和经济状况并无直接联系。了解苏联历史的人都知道，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军费负担并不比他的前任们治下更沉重，经济状况也并不更糟，为什么苏联在那以前的六十多年中，包括各方面都远比当时困难的头三十年中都没垮，却偏偏垮在美苏间军备竞赛已经得到控制的80年代？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其经济制度和军备负担的必然后果，为什么西方尤其美国的那么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居然没有一个能够预言它的发生？本文不打算在这里深入探讨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只想提醒大家对一些表面上看来顺理成章而又广为流行的说法不要不加分辨就当做真理囫囵吞下，更不要被挟学术与传媒霸权的美国宣传洗了脑筋还不知不觉。
最后，中国建立第二次打击能力并不意味着有必要同美国展开一场永无止境的核军备竞赛。无可否认，中国确实不具备这样的国力。然而，尽管如前所述第二次打击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对性，但总体上还是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可以争取达到，不致成为一个资源投入的无底洞。打个比方，要取得第二次打击能力必须跨过一个门槛，这个门槛的高度会因假想敌国的不同而不同，但高到一定程度就能使所有的对手防不胜防，从而获得确保摧毁的报复威慑。顺便说一下，核军备的建造与维持成本远低于常规军备，这是西方核战略研究公认的事实。战略武器的开发研制的确需要大量投入，但其技术成果（远程运载、精确制导等）可以轻易转为民用，是一举两得、利国利民的建设性投入。
综上所述，如果建立第二次打击能力是国家生存与安全的绝对必要，是根据国际准则完全正常和正当的行为，如果中国如时先生所承认的“有能力为国家安全、统一和独立生存……腾出资源而不损毁国民经济”，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呢？
美国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有一条著名的论断，说的是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包括无政府状态及体系内实力分布）对国家行为具有制约力，在这种制约的强制下国家尤其是大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行事。有人问，如果这些国家不服制约、不遵循规律又将如何？他的回答很简单：它们就出局(They drop out)。可见，国际体系是通过选择机制来发挥它的制约力的：不服的都出局、都消亡了，剩下的就都是按规律行事的国家，制约力也因而得以维系。中国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游戏中保持不出局，就得把它的规律研究透彻，按规律行事，而不能一厢情愿、自行其是。国际政治中少数能总结出来并能经受住数千年实践检验的一条规律，就是曾写出西方最有影响的军事著作的古罗马军事思想家维吉休斯(Vegetius)的一句名言：Si vis pacem,para bellum.—假如你要和平，去准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