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哲学、美学观念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早年论文,美学论文,观念论文,哲学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占有特殊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青年毛泽东知识谱系和理想人物范型的考察，展示了他在哲学上务求大本大源、贵动恶静及崇尚履践的特征；作者并进一步联系湖湘文化及外来思想影响，描述了他以农民、农村、劳动为本位的审美价值观念及喜好阳刚雄奇的审美倾向。
对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历程进行专题研究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历程进行概括就尤为艰巨。
一种容易出现的危险，就是随意性的归纳。对青年毛泽东而言，人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给他贴上一个标签。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儒家的门徒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极端的唯意志论者或一个辩证法专家；一个英雄崇拜者或一个真心同情民众的民粹主义者；一个强调实践理性的功利主义者或是一个沉醉于乌托邦的空想家。而且，在每一个标签的后边，你都可以寻找到某些事实的依据，寻找到足以支持各自判断的毛泽东本人的言论或文本依据。然而，这样一来，对立的似乎是不容调和的各种思想倾向就杂乱纷呈地聚合在一个人的头脑里，从而掩盖了思想变化的历时性，也妨碍了人们发现那些支配着毛泽东基本行为走向的主导思想。
另一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则是为后来成为领袖和伟人的毛泽东寻求某种预设性的前在因素，以便于证明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领袖在其青少年时代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的特殊思想素质，而在这样的造神或造神话的过程中，就会把那些不利于这种证明的事实加以清洗或是置之不顾。
我想，为了描绘毛泽东个人（或任何个人）早期的思想状况，非常重要的是要对当时的历史环境有一个总体上的大略的了解。简单地说，对当时中国能够识字读书并且有所思考的人群而言，所遭逢的历史环境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两个字：混乱。
这种混乱状态，事实上是原有的文明沦入解体或失控状态时必定会出现的。经过1840年到1900年的大大小小几十次战争，中国的上层社会已经不再讳言中华文明在物质层面的失败了，而承认物质文明的失败或落后，又必定导致对于原有文明的治国方略、礼仪制度的强烈怀疑。这种对原有体制的否定又直接导致对原有文明的哲理丧失信心。尽管实际的过程表现得很复杂，有起伏，有曲折，但大体而言，这是当时中国能识字读书多少有思考能力的士人群体所共有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如果从他16岁（1910年秋）到湘乡县东山小学堂读书算起，正好是辛亥革命的前夜。在这之前，可以说是旧学未去而新学蓬起的时期。在辛亥革命（1911）导致成立中华民国之后，各种新学就以完全合法的姿态冲搅着中国的知识社会。而此时的毛泽东又恰好从1913到1918年的号称维新思想基地的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里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学校教育。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世界观，其最初轮廓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勾画的。
一、求本源以改造天下
按照中国的治学传统，要了解一个人物的思想情况，须从其传授渊源入手。因此，尽管对青年毛泽东可以谈到他的聪明禀性，谈到他少年时对《水浒》、《三国》的爱好等等，其实就世界观的形成而言，这些都是可以省略不计的。
毛泽东同湖南近代史上不少杰出人物一样，出身于寻常农家，并没有家学渊源可言。他真正接触家乡以外的外部世界，还是1911的春季赴省城长沙。其时他选择了若干学校均不称心，又曾赴新军投笔从戎亦不能适应，后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饥不择食地阅读了不少书籍。这种没有章法的阅读对一个刚20岁上下的青年来说当然是很难得其要领的。对毛泽东来说，或者更广泛地对湖南第一师范的青年学生来说，最能够产生影响的还是学校里的老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后来成为毛泽东岳父的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是湖南长沙人。他自幼接受中国儒家传统的教育，青年时代又留学日本、英国并赴德国考察，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相当开放的近代型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戊戍政变后，杨昌济“潜居影储山麓，少履城市，绝意科举之业，惟常读《通鉴》及王船山《读通鉴论》诸书，以古证今，痛论时弊，储备经世文学，以诏来者。”〔1〕
毛泽东进入第一师范后很快就认识到杨先生并非寻常的教书之人，而是怀抱匡时济世宏愿又全力栽培新人的大学者，因此在1915年7 月的一封信中就道出了他的评价：“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2〕
后来，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著名谈话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说：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3〕
更确切地说，杨昌济对学生的期待，还远不止于品学兼优、有益社会这样较低的要求。可以肯定地说，杨昌济本人就绝不是那种皓首穷经式的书生，而是继承了王夫之、曾国藩儒家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传统，强调“学问与政治有密接之关系”的学者。而经世致用的主张，在传统上是治经典古史以致今用；在新学熏染下则强调精研本源，确立理想与治国目标。因此杨昌济对学生提出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他要求学生：
务取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种种问题一一加以新研究、新解释，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审思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地位，审思自己对于斯世当取如何之态度，在一己则立贯通一生之理想，在一国则立一百年远大之规画。此乃我辈今日之急务也。〔4〕
毛泽东正是响应杨昌济呼唤的最优者。杨先生曾经用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为修身课的教材。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上留下了万余字的摘要和批语。其中，毛泽东写出了他热烈赞同历史变化的观点，称之为“国家日新之机”，认为变化才会导致“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
对于如何改造社会，以激进抑或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造，毛泽东的态度也十分鲜明。他说：
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5〕
很显然，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确切地说在长沙求学时代，就在具有深厚经世学传统尤其注重史学与政治学的湖湘学术氛围中，确立了他哲学思想的最初特色。
对这种特色的叙述，我倾向于不采取西学所采用的那些诸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规范，而宁愿采取更适于中国具体情况的中国传统的概括方式。
毛泽东在杨昌济的指教下，又恰逢辛亥革命这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他经过自己的钻研思索，得出了很多个人的结论，而其中他自己处处加以贯彻并且对他后来思想发展最具意义的，或许是这样两点：
其一，对堪称大本大源的宇宙人生真理的追索与探索。这一动向最为鲜明地表现在他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说：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以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工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则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6〕
联系到时务，毛泽东明确指出它从何下手：“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蘩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也。”
毛泽东的这些书信与前边引述的文字同样贯穿了一个基本思想，即不认为物质技术层面、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造具有根本的性质，相对于这些细枝末节，改造中国人的宇宙真理观、价值观才真正具有彻底的意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毛泽东的这些语言，完全可以非常方便地扣上一顶唯心主义观念论的帽子，认为毛泽东过分重视精神、意识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回到辛亥革命的历史环境中恰恰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华民国表面上是一副革故鼎新的开国气象，而事实上执掌政权的统治者却根本没有什么理想道德目标，唯一知道的就是如何抓牢手中的政权，唯一忧虑的就是权力的再分配和再转移。而当时的国民党人则正在忙于议会政治，孙中山在思考和筹划全国的铁路建设和欧亚大陆桥的宏图。在旧的文明、统治秩序、道德权威走向崩溃而新的文明和新的理想、新的体制并未诞生之际，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国家严重缺乏精神上的凝聚力而走向无政府状态的分崩离析。
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所谈论的，正是切中要害的大课题。
一个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趋向保守而毫无积极变化的国家，能够为人民造福还是给大众带来灾难？它究竟有没有资格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尤其是对于拥有几亿人口、地域广阔而利益冲突如此之多的中国而言，凝聚力的重建，当然是当时新生中华民国最严峻、最影响深远的影响。
从哲学、伦理学的基本学理层面切入而寻求凝聚全民族的精神旗帜，这正是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其二，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已经表现出“贵动恶静”并倾向于激进变革的思想特征。
毛泽东晚年时曾经几次谈到虎气与猴气之事，并毫不掩饰自己身上的猴气成份。在我看来，这所谓猴气亦兼有活泼、好动、多变的意味，也是毛泽东性格气质的一个主要方面。
毛泽东早年的《体育之研究》论文中即已明说“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又说：“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其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并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7〕
表面上看，毛泽东在这里是用人性好动喜变来为自己读史倾向做出解释或是辩护，但更深一层说，这亦是毛泽东阅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阅读王夫之哲学著述中自己体悟出的一种素朴然而并不浅薄的历史观，一种贵动、求变、不惜采取激进破坏手段以除旧布新的创造性历史观。
毛泽东青年时期在思想上正处于广泛汲取、比较研判的阶段，涉猎范围宽广，思考层面深邃，其方方面面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是他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五年，是他青年时期世界观得以形成的最重要时期。他得到杨昌济先生的亲自传授，得到了来自德国这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故乡的哲学启示，而面对辛亥之后中国的乱局，遂使他极度重视精神动力与宏大理想，亦非常看重运动、变化和彻底改造，而这两大观念即理想主义观念与运动斗争观念，也就形成了他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特点。我们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难发现这两点是贯彻始终的。当然，因时代条件的变化，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与运动斗争观念的内容也是有发展，有变异的，我们绝不能用抽象的术语掩盖或抹平了那丰富变化着的具体历史内涵。
毛泽东早年的哲学观念还有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伦理哲学与美学交叉的方面。从中国人的角度说，似乎没有必要详尽分析杨昌济先生推荐的《伦理学原理》的结构，也不需要去描述毛泽东伦理观念的框架逻辑，而令人饶有兴趣的，则是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人格问题。毛泽东的伦理哲学观念如何落实到具体人物的评价？他所崇敬和不甚看得起的重要人物谱系的情况究竟如何？这一课题，恰恰是中国美学中最为重要，最牵动人心也最有影响的方面，即涉及到崇高、宏伟等美学范畴的人物范型问题，人格品鉴问题。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杰出人物是大有区别的。在他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曾经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这里的高下之分是十分清楚的。拿破仑这样在欧洲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虽然身经百战，克敌制胜，但私人品德有亏，更无从担起改造人类，净化世风的精神导师的重任，在品级上是远不如圣贤的。在青年毛泽东的眼里，最完善的人格，应当是“办事”而兼“传教”，即高举理想道德的精神旗帜，又能以此为大本大源而治国，平天下，取得大功业者。为此，他推崇的理想人物是两位，一个是范仲淹，一个是曾国藩。
范仲淹的生平事迹，主要是这样几点：
其一，在北宋仁宗当政时，是“庆历”新政的领袖人物，提出一整套“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的改革方案。
其二，是杰出的军事领袖，任陕西经略副使时，戌边防御西夏而卓有成效，以致西夏方面称“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经年不敢犯边。
其三，在“庆历新政”受挫而贬官谪守州县之际，振厉士风，高扬名节，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篇《岳阳楼记》，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怀。
其四，持身严谨，廉洁奉公，节衣缩食而又乐于解衣推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正是由于范仲淹这样的优秀典范的出现，影响所及亦推动了世风的好转。五代以来寡廉鲜耻，纲纪颓败的恶习正是在范仲淹为首的儒家新风的荡涤下，有所收敛。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对范仲淹的事迹多有记述，印象之深溢于言表。
至于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人物。毛泽东1917年8月23 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曾经说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在传统观念中，“乡先贤”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既是乡党的骄傲，又是后辈的楷模。在湖南的历史上，曾国藩称得上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人物，一直享有崇高威望，直至辛亥革命之后亦未稍减。更何况，杨昌济先生由于对毛泽东的偏爱，曾在日记中追记“余固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泽东在他追求大本大源的时刻，渴望有圣贤治理乱世的时刻，倾慕曾国藩，学习曾国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毛泽东也的确收藏了光绪传忠书局的木刻本《曾文正公家书》，并且于1913年到1915年上半年仔细研读之。
曾国藩亦出身于湘乡寻常农家，依靠自己的勤奋刻苦，赢得了科举考试的成功。在京师翰林院供职时，师从唐鉴治学，确立了程朱理学的信念。洪杨事变后，以在籍侍郎身份兴办团练，组织湘勇，成为击破太平军的统帅。曾国藩后来推崇张载、王夫之，明确了“内仁外礼”的宗旨，成为晚期清人的通儒。曾国藩藩以一介书生的资历，能够在几年时间除去太平军这样的统治阶级之心腹大患；在事后，又能重修书院，振兴科举，约束和裁撤湘军，不致形成出自内部的新的威胁。从维护皇权专制秩序的角度来看，曾国藩是力挽狂澜的砥柱人物。
毛泽东对曾国藩，不但有同出于寻常农家的亲切感，也不但有崇奉乡先贤的尊敬心，而且主要是因为曾国藩以义理学问为本而从政治军，不但成为清代的中兴名臣，而且巍然为一代大儒而影响后世。
总之，不论对范，还是对曾，毛泽东都因为他们既是传教之精神导师，又是办事之英雄豪杰而奉之为楷模。
可以与青年毛泽东崇敬的英雄系列相对照的，是另一组同代人物。
仍然是在给黎锦熙的那封信中，毛泽东提到了三位人物：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有为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
从毛泽东的口吻看，袁、孙之辈直不入眼。其原因并不复杂。袁世凯“奸雄”之称号早已传播于戊戌变法失败之时，虽为民国大总统而无足观之。至于孙文尤其是他的前期，则仅是革命行动家。办会党，抓起义，虽屡扑屡折尚能坚持不懈，但仍非注重儒学心性本源之人，而只顾及了毛泽东信中曾说到的形同“赘疣”的“枝节”。之所以对康有为略有好感，不过是因为康不单是维新先锋，而且讲学授徒，试图以公羊春秋学为义理，提出托古改制、维新变法、三世大同的成套理论。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康氏虽有学术之表，而内容浮泛支离，华而不实，缺乏坚实的学术根基。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取法乎上的。治学，求根本，求大本之源，涵盖宇宙人生；治史，则求大变，得大治；论人，则立其大者，要求圣贤而兼豪杰，能办事而立功业，又能传教而新民。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起点，一出发就不同凡响。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他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
二、尚雄奇而高扬理想
毛泽东的学生时代所接受的是新旧文化共存的教育，因此，在审美观、文艺观的形成过程也表现出某种“即中即西”的并存混杂状态。对于这种状态的分析工作就越发需要准确概括的能力。而所谓准确概括，实际上是意味着一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整体把握。即能够把那些在早期思想中存的若干生长点寻找出来，因为早期的生长点与其他的一些转瞬即逝的在后来不再生长的思想点是比较容易区别的。如果不能把握这所谓生长点与非生长点的区别，研究者立刻会陷入材料、证据的汪洋大海中而茫然迷惑，不知当从何处下手。
在这里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青年毛泽东在急剧变革的民国初年时代，为历史的大环境和长沙第一师范的小环境所孕育，成为一个胸怀极为博大，以改造世界、彻底改造中国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而且特别显眼的是，毛泽东虽然极其尊敬有远大理想的圣贤，却又偏重同时具有实际能力、能成就大事业的实践型圣贤，是以范仲淹、曾国藩为样板楷模的圣贤。因此，毛泽东绝对不会满足于充当一位书斋中的思想家、理论家，更不用说去当一名普通的教授、学者。至于那种“读书都为稻梁谋”，只知道求生存混日子的庸儒就更不在话下了。
了解了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这种特殊的志向抱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对文艺、审美问题的追求和见解，是含有指向性的，是和他的理想密切联系着的，而其中那些在后来的革命事业中能够得到发展的生长点，就是我们需要详加研究的。
（一）来自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审美启迪
“一师”时期，是青年毛泽东寻求大本大源的蓄势时期。在蓄势的过程中，当然不止是哲学、伦理学及社会政治理想的锻造，也包括了文学艺术方面的学习与自我修养，包括了毛泽东写作才能的培养与提高。而诗文的写作在辛亥革命前后，虽然早已失去了博取功名的意义，却仍然存在着陶冶熏染的审美价值。
毛泽东无疑具有写作的天赋，在“一师”时期的国文教员袁仲谦是前清举人，重视古文辞的教育，又特别欣赏毛泽东的才气，常常在毛泽东的文章上写“传观”的批语，在学生的“成绩展览处”张贴，以此作为奖励。
然而毛泽东对古文的喜爱，还不能完全以天性或是偏好来解释。毛泽东之于古文，似乎是清代桐城派、湘乡派传统的一个延续。表现在他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曾再三强调，“吾人之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尚其要者，国学是也”。次年2月19 日致萧子升信中又说到经、史、子、集的种类数目，并说明：“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国学，再进一步概括，无非是两样东西，即“道统与文”。道统，即是毛泽东所说的“大本大源”同义语；文，则是承载道统的具体语言文学形式，即有序、有物之文。
在曾国藩的倡导下，桐城派的古文写作，曾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曾国藩门下名士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纂序》中曾依曾氏平日言论，对桐城派和曾国藩的文学主张做出了类比概括：
余今所论纂，其品藻次第，一以昔闻诸曾氏者，述而录之。曾氏文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广己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辩、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虚车之饰，其道相资，无可偏废。
曾国藩的古文辞理论和实践，曾经带动起同治、光绪时期古文的兴盛，造就了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等一辈新人，并直接影响了湖湘士子的学风与文风。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亦受到了桐城、湘乡余绪的浸润。据陈晋的《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研究，毛泽东对方苞、姚鼐、恽敬的文章典范均曾悉心研习，而对曾国藩的古文理论主张更是倍加尊崇，循曾氏“作诗文以声调为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专心治学，特别珍重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所体现的道与文的兼有。而在古文的美学风范方面，毛泽东亦遵循曾氏的将“多识、格物、博辩、训诂”整合于“雄奇万变”的主张，强调文章的雄浑之势。在《讲堂录》中的批语云：“文贵颠倒簸弄”、“文章须蓄势”，并且对文章的气势做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认为优秀文章一如黄河，“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
毛泽东对文章雄奇万变的崇高，可以说是毛泽东雄伟理想在审美风范上的体现。他绝不是那种吟风弄月，沉迷于小桥流水景致的文人。毛泽东喜好李白、李贺的诗是尽人皆知的。应当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奠定了自己酷爱雄奇崇高的审美趋向。在他视为楷模的文学人物谱系中，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屈原、孔融、韩愈，毛泽东对屈原，曾手抄《离骚》和《九歌》全文，并于1918年春写成七言古风一曾赠罗章龙。其中亦讴歌道：“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对孔融，曾刻意体会模仿，而得到了袁仲谦“深得孔融笔意”的夸奖。对韩愈，更是倾心。其《讲堂录》的后半部分多为读韩文的笔记，并曾在1936年对斯诺的谈话中特意提到了当时钻研韩愈的往事。
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文章看，他的确从古文的学习研究中获得了极大教益，行文上气势磅礴，充满了阳刚雄奇的风采。按中国的传统标准而言，文风、人格、理想是不可分离的。毛泽东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观念，一起步便养成了不同凡响的宏大、雄伟、奇特、崇高的特色，而且是贯穿他一生的基本特征。这一点，对于毛泽东个人的诗文创作，对于毛泽东对大跃进民歌的喜爱提倡，对于提出强调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创作理论的主张，都有着直接的关联。
然而，青年毛泽东正处在中国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急剧变革的时代。他刚从长沙“一师”毕业不久，就遇上了如急风暴雨袭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层出不穷，这一切都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也引起了他思想观念上的震动。
（二）西方美学与新文学运动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一师”时期的毛泽东在杨昌济这样具有西学基础的老师传授下，也多少接触到了西方美学的观念。
杨昌济作为一位教育家，把育人看成是改造社会的前提。在他的《教育学讲义》中说明“救济之道，固有种种，而养成人之美观，使之发达，高尚其周围，确为一有效之方法。”〔8 〕这种重视审美能力培养提高及净化美化社会氛围的思想，亦使毛泽东的头脑开启了一条美学之路。
毛泽东在1915年9月6日致肖子升的信中说道：“体操、图画、音乐、手工者，技能的而美术的也。君子假之，得以为学养生之道。 ”〔9〕这虽然与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思想以及庄子美学相通，但毕竟是对现代审美教育的初步理解。而且，青年毛泽东从泡尔生著、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中更多地接触到了康德美学中关于艺术自由、艺术与天赋的思想，为他后来进一步了解美学、阐发美学奠定了一个知识的基础。
毛泽东对美学的兴趣，还表现在他发起创立的健学会、问题研究会和新民学会的宗旨原则中。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毛泽东在1919年7月21日《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的文章， 指出健学会的任务是“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很显然，毛泽东此时的研究兴趣已经从原来的儒学范围里的大本大源转移到在全国兴起的新学上了，转移到各个领域的思想主旨即“主义”上了。1919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布《问题研究会章程》说：“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研究之主义：（一）哲学上之主义；（二）伦理学上之主义；（三）教育上之主义；（四）文学上之主义；（五）美学上之主义……。”〔10〕
毛泽东并不是仅仅在理性上认识到研究美学问题或主义的意义，他也的确在探讨美学上身体力行。1920年10月湖南教育会遨蔡元培等著名教育家赴长沙演讲。蔡的演讲达十余次，而其中在长沙《大公报》上刊载的《美术的价值》等名篇，记录者就是年轻的毛泽东。
人们会注意到，在青年毛泽东的身上有一种难得的实践品格，或者说是一种组织能力。一旦他在思想上获得启发，形成某种理想，那么他总是竭力发起组织团体，凝聚同志，并付之于大胆的实践，而绝不会停留在书斋课堂的范围。
正是在“五四”新文化思想的激励鼓动下，毛泽东张口尽情呼吸新鲜空气，并且极力寻求一条可行、可操作的改造社会的道路。此时《新青年》上由周作人撰文介绍了日本的“新村主义”，这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注意。
值得了解的是，青年毛泽东对武者小路笃实的关注点集中在新村理想上，这与当时已有文名的鲁迅和周作人有所不同。鲁迅所赞赏的是武者小路笃实对国民观念改造重要性的强调。武者小路笃实在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中曾经指出，如果原有的价值观念不发生变化，这样的人们一旦有了钱，比现在的富翁，未必更为高尚，也一定要瞧不起穷人的。这种低级的心，不能改良现代的制度，却巩固现代制度的基础，教人愈愈加觉得金钱的要紧，金钱的万能。”〔11〕而这一点正与鲁迅思想不谋而合。他早在《文化偏至论》中就说，“夫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其宜，况乎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
而周作人关注的则是在军国主义猖狂的日本，居然出现了“人道主义的倾向在日益抬头。我认为这是最值得庆贺的事。……武者小路君正是这一派的壮士，《一个青年的梦》，才是新日本的非战论的代表。”（即《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的那篇文章）
而毛泽东的读解，则侧重在“新村生活”，恰好与毛泽东的理想十分贴近。毛泽东早先在“长沙一师”毕业后，曾经与蔡和森、张昆第等在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尝试过一种新的耕读生活。他们寄居在岳麓书院，自己挑水挑柴，用蚕豆煮大米为食，并且坚持读书和讨论。但是，由于时代风云变幻，同志中人不可能隐居在山麓之中即宣告流散。但是这种理想，在毛泽东头脑里留下了最深的刻痕。此时从北京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又从武者小路的理想实践中得到了共鸣。毛泽东这一次潜心策划，拟定了一个把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组成一个整体的新村计划。在1919年12月，这一计划中的一个章节《学生之工作》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
这篇文章充满着空想社会主义的激情，表扬了俄国民粹主义者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的做法，称赞了武者小路“造成一种新思潮新村的计划，我以为这便是理想的现实”。
简而言之，毛泽东这篇文章的道德价值、审美价值观都表现在“三个强调”上。即强调农村，强调自然，强调劳动。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上述三者均为正面价值，均体现出洁净、和谐之美。毛泽东一方面对城市的市场官气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把农村看成具有“新鲜空气”和“优美景色”的乐土，尤其把劳动（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当做一天日程中的重要事项，认为可以起到“陶治心思精细，启发守秩序之心及审美之情”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价值观，尤其是社会伦理观和审美价值观从青年时代，就是与农村、农民、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这样的价值观与他所称赞的俄国民粹主义者和托尔斯泰的价值观有很多共同点。即使直截了当地称之为民粹主义式的价值观也无不可，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民粹价值观，对农村、农民、劳动的赞颂讴歌是终其一生的，他后来在红军时代，在大跃进时期，在文化革命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时候，这种农村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理念一直在发生着重要作用。而毛泽东为普及于全社会而设定的美学观念也一直是围绕着农村、农民、劳动、均平这些轴心旋转的。这是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时须特别注意的一大关键。
可能正是由于毛泽东心中这类新村主义、民粹主义理想的再度点燃，才导致了他在1920年异乎寻常地对于他曾经为之激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几乎是全盘否定性的评估。毛泽东于1920年7月31 日发表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就旗帜鲜明地陈述了这个意见：
湖南人在湖南省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得稀奇。有些没有眼睛的人，竟把“了不得”三个字连在“湖南人”三字之下。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和他不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不但中国，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
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平民大众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在他看来，一时间热闹非凡的文化运动，运动来，运动去，不过是在城市少数知识分子、读书人范围里的喧闹，固然不能说毫无成绩，但是又何尝一丝一毫触动过中国乃至湖南不识字的广大底层民众。那么，这样的局限于少数人的文化运动，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全民族的新文化。在这层意义上，凡是不能及于广大民众的文化运动，都说不上是新文化。因此，毛泽东说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
毛泽东在文中没有明确说出而确实含有的，是新文化的人民属性问题。在他看来，不为人民所有，不为人民所知的文化，均不算是新文化。
也许可以说，青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即“五四”运动兴起、展开之后，正在由原来的思想基点进发。在他接触和感受各种新思潮，新主义的摸索过程中，他也以不间断的游动逐渐形成了一个虽然并不清晰但轮廓已然出现的基本方向。这就是坚持用一种伟大的然而又真正属于人民、有益于人民的理想为指导，通过有效的组织行为，而发起一个全盘改造、根本改造现存社会的大规模实践。
应当说，不久之后，在毛泽东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理论之后，就发现这个新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符合他自己的需要，真正符合改造中国的需要。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则在新的理念、新的实践中得以继续生成。
注释：
〔1〕曹典球：《杨昌济先生传》，《杨昌济文集》，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84页。
〔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3〕《西行漫记》。
〔4〕《杨昌济文集·告学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页。
〔5〕《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页。
〔6〕《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7〕《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 185 —186页。
〔8〕转引自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60页。
〔9〕同上书，第61页。
〔10〕同上书，第97页。
〔11〕参见《鲁迅全集》。
标签：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伦理学原理论文; 曾国藩论文; 杨昌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