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方丁、荣中方顶及相关问题_燕京学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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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艺术博物馆新藏殷末坂方鼎及西周荣仲方鼎资料近已刊布,二器铭文对研究商代周祭制度、商周历法和相关礼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者于铭文内容已有详考①,今不揣简陋,就鼎铭及相关问题略陈賸义。

一、坂方鼎铭文与商代周祭

坂方鼎铭云(图一):

乙未,王宾文武帝乙彡日,自(阑)。王返入阑。王商(赏)坂贝,用乍(作)父丁宝彝。才(在)五月,隹(唯)王廿祀又二。鱼。

器主“坂”字本从“”(墉)“反”声,古文字从“”与从“土”往往互作,如“城”、“坒”、“堣”、“坏”、“堵”,金文本或从“”。

据铭文可知,殷王文武帝乙列于周祭祀典是明确的,从而为帝乙入祀周祭增添了新证据。晚殷四祀邲其卣铭述帝乙祀典云:

图一 坂方鼎铭文拓本

1.内壁铭 2.内底铭

乙巳,王曰:文武帝乙宜,在召大庭,遘乙翌日。丙午,。丁未,煮。己酉,王在梌,其锡贝。在四月,唯王四祀翌日。

文武帝乙于帝辛廿二祀五月行彡祭,于帝辛四祀四月行翌祭,本入周祭甚明。卣铭“遘乙翌日”即言遘文武帝乙翌日②。两祭帝乙同在其神主所在的日干举行,合于周祭原则。显然,帝辛周祭祀典列入帝乙应是事实,这使陈梦家先生以帝乙入祀周祭的见解得到了进一步印证③。准此可知,殷代周祭入祀先王必止于在位殷王的父辈,这为主张乙辛周祭祀典终于文丁甚至康丁的观点提供了坚实反证④。

晚殷二祀其卣铭云:

丙辰,王令其兄于夆田,宾贝五朋。在正月,遘于妣丙彡日大乙,唯王二祀,既于上下帝。

此与四祀卣铭对读,可知帝辛周祭于二祀正月彡祭大乙配妣丙,明此祀彡日的结束当在四月,而至四祀四月改行翌祭帝乙,其间无法衔接,故董作宾以四祀卣铭“遘乙翌日”之“乙”为大乙⑤,岛邦男、许进雄则以为大乙或报乙⑥,常玉芝既认为“乙”为帝乙,又以于乙巳日入祀周祭的先王为大乙⑦,难圆其说。据四祀卣铭分析,“遘乙翌日”之“乙”正承上文“文武帝乙”而省,其指帝乙应没有问题,而“乙”又分明享受周祭,但这个事实却与诸家所排的周祭祀谱皆不能合。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矛盾结果的重要原因就是学者为重建周祭祀谱而普遍认同的一种假设,即商代周祭自始至终都是连续不断地进行,中间不曾停顿或中断,而这种假设事实上是缺乏证据的。很明显,现有的卜辞材料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部连续不断的周祭祀谱,人们只能利用本属不同祭祀周期的很小一部分内容去拟构其他未见的全部祀谱,这当然带有很大的推测成分,因为我们无法判断那些得以建立的具有共性的周祭祀谱是否能够客观反映其中若干带有个性的祭祀周期的特殊情况,而周祭行祭的实际状况或许也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准确地说,目前所见的卜辞及金文资料虽有助于重建周祭祀典,却不足以重建周祭祀谱。

晚殷周祭并非以一种严格且整齐划一的形式存在的事实于卜辞有着明确的反映,学者或据自己拟构的周祭祀典重建祀谱,但结论或使历法不合⑧,或十年以上无闰⑨,并不圆满。学者多将这种祀谱与历法无法弥合的现象视为其时历制错乱的结果,这当然难以令人接受,因为对于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而言,十年以上无闰已失掉至少四个闰月,其所导致的历法的混乱和季节的明显位移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它将对殷人的生活和耕作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或有秉承前辈学者主张殷历置有闰旬之假设⑩,以此调整祀谱与历法的冲突(11)。但在使用阴阳合历的历法中,闰旬的设置将彻底打破太阴月的周期,因而闰旬与阴阳合历的格格不入在历理上表现得至为鲜明(12)。显然,这种祀谱与历法的有失和谐与其说是因为历法的混乱,倒毋宁说由于祀谱的混乱更显合理。

殷代周祭资料目前见于出组和黄组卜辞,明确属于祖甲、帝乙、帝辛三位殷王,祖庚与文丁周祭未能最终论定,其他各王则尚未见或未能辨出属于他们的周祭系统。如果周祭的实行可以在某些殷王在位的时期被停止或部分停止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相同的现象不可以出现在实行周祭的其他各王在位的时期,这种中断或停顿可以出现于每祀之内,也允许存在于各祀之间。有关周祭的复杂变化我们曾有讨论(13),此不赘述。显然,出土文献与重建祀谱的抵牾并不意味着铭文错误,而只能归咎于重建祀谱的方法失之客观。

属于文丁的周祭尚存争议,严一萍曾据宰丰骨刻辞所载周祭系统与董作宾排定的乙辛祀谱不合而论其属于文丁时期(14),学者或从之(15)。坂方鼎的发现则使这一问题必须重新考虑。事实上,如果比较相关的周祭材料,可以知道宰丰骨与帝辛周祭系统是完全吻合的。

彡祭

六祀,四月癸巳彡日(小臣邑斝)

六祀,五月壬午彡日(宰丰骨)

九祀,正月癸丑彡夕小甲(《虚》61)

九祀,二月乙亥彡日祖乙(《合集》 37852)

廿二祀,五月乙未彡日帝乙(坂方鼎)

翌祭

六祀,六月乙亥翌日(六祀其卣)

七祀,六月壬申翌日(亚鱼鼎)

廿五祀,六月庚申翌日(宰椃角)

很明显,只要确定帝辛六祀的殷历四至六月有闰,则六祀的周祭材料就可得到合理的容纳。对于晚殷周祭的研究,这是一组十分关键的资料,有关问题容另文讨论。而岛邦男所创立的利用机械排谱的方法研究周祭之不足,也可由坂方鼎铭再次得以验证。

学者或以为商代的“祀”与“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年”指回归年,而“祀”则是使用翌、祭、、彡五种祭法遍祀先王及直系先妣的祭祀周期,并不具有历年的意义(14)。坂方鼎铭所反映的帝辛廿二祀彡日帝乙在殷历五月,这意味着作为周祭祀首的翌祭只能始于年中,而并不与历年同步,从而为这种将“祀”与“年”分别对待的认识提供了佐证。事实上,即使认为周祭祀首可以为彡祭或祭祭,卜辞及金文资料也对以“祀”作为历年的看法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无论翌、、彡三个祀日何为祀首,它们都普遍反映了不与历年同步的事实。不仅如此,我们还可对比分析以下资料。

二祀,十二月彡上甲至于多后 (《前》3.28.1)

二祀,正月丙辰彡日大乙妣丙(二祀其卣)

帝辛二祀的彡日周祭兼跨两年,但仍属同祀。

九祀,正月癸丑彡夕小甲(《虚》61)

十祀,九月甲午上甲(《通》592)

据对帝辛征人方日谱和周祭祀典的综合分析,两版卜辞当排于一年,显然,正月和九月虽同属于一个历年,却不在同祀。这些证据充分说明了殷代的“祀”只能是指周祭的终始周期。殷周先民对“祀”的不同理解的原因似乎很简单,因为如果周祭的入祀先王会随着时代的推延而不断增加的话,那么周祭的长度自然也会随之加长,至商代末期,由于入祀先王的累积,周祭一祀大约需时一年,这或许成为周人以“祀”为年的一个原因。而殷王帝辛当然不可能预见到自己沦为终讫周祭的亡国之主,因此,变“祀”为年的做法不可能发生在商代。这个事实当然暗喻了帝辛周祭祀典中理应有着帝乙的位置。

二、荣仲方鼎铭文与西周宾礼

荣仲方鼎铭云(图二):

王乍(作)(荣)中(仲)宫。才(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加(荣)中 (仲)(璋)(瓒)一,牲大牢。己巳, (荣)中(仲)速内(芮)白(伯)、(胡)侯、子,子易(锡)白金盷(钧),用乍(作)父丁彝。史。

图二 荣仲方鼎铭文拓本

“王作荣仲宫”。“宫”字从“”声,“”乃甲骨文“”字所从,为其本字。商器执卣铭云:“乙亥,尹格于宫,赏执,锡□二、笔二,执用作父丁彝”(《集成》5391)。“宫”字也从“”声,与本铭相同。关于“”及其古音问题,学者已有研讨(17)。

作宫例同卜辞及文献之“作墉”、“作邑”,“作墉”是建筑有墙之城,“作邑”则是建筑无墙之邑(18),而作宫当是建筑宫室。荣仲健在,故此宫并非宗庙,而是生居宫室。周王为荣仲作宫,属作室以赐。《周礼·春官·小宗伯》:“掌衣服、车旗、宫室之赏赐。”郑玄《注》:“王以赏赐有功者。《书》曰:‘车服以庸。’”孙诒让《正义》:“宫室之赏赐,谓赐宅田也。”金文所载宫名尤多,其中有些当属周王为赏赐臣僚所筑作。

铭末铭氏为“史”,知器主荣仲为史氏分族,史氏乃仲虺之后(19),则“荣”当因地而氏。《史记·周本纪》:“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裴駰《集解》引马融云:“荣仲,周同姓,畿内诸侯,为卿大夫也。”金文常见荣伯,地位显赫。又有荣子,与荣伯不同爵,知非同宗。此器荣仲称次,其父庙号“父丁”,与荣子祖父庙号为“祖乙”(荣子旅甗)、“父戊”(荣子旅鼎)同制,殊于周俗(20)。然荣子器未见铭“史”氏者,与荣仲也非同宗。

“子加荣仲璋瓒一,牲大牢”。“子”即史氏宗子。荣仲以行次称仲,是为小宗,知相对之“子”是为宗子,或谓“大门宗子”或“门子”。《诗·大雅·板》:“怀德维宁,宗子维城。”郑玄《笺》:“宗子谓王之適子。”《礼记·曲礼下》:“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周礼·春官·小宗伯》:“其正室皆谓之门子。”郑玄《注》:“正室,適子也。将代父当门者也。”《礼记·文王世子》:“庶子以公族之无事者,守于公宫,正室守大庙,诸父守贵宫、贵室,诸子诸孙守下宫、下室。”郑玄《注》:“正室,適子也。”《左传·襄公九年》:“郑六卿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杜预《集解》:“门子,卿之適子。”《逸周书·皇门解》:“乃维其有大门宗子势臣。”孔晁《注》:“大门宗子,適长。”殷墟卜辞常见“子占曰”之辞,商器小子卣铭又有“子令”之辞,“子”的身份皆为宗子,其相对于殷王室虽为小宗,但在分族中却为大宗。此铭“子”的身份与之相同。

“加”,读如本字。《说文·力部》:“加,语相增加也。”《尔雅·释诂上》:“加,重也。”郝懿行《义疏》:“加者,增也,益也,故为重。”《国语·楚语下》:“祀加于举。”韦昭《注》:“加,增也。”《论语·子路》:“既富矣,又何加焉?”皇侃《疏》:“加,益也。”是铭文“加”即用如本义,言宗子于前周王作宫以赐荣仲之外,更增益赏赐璋瓒及大牢。曶簋铭云:“王令曶,锡市、冋黄……。叔父加曶曆用赤金一钧。”“加”字用法与此相同,也言于后增赏王赐。

“璋瓒”之“璋”本作“”,学者考为“扬”字(21),是。于此则读为“璋”。古音“扬”为喻纽阳部字,“章”为章纽阳部字,同音可通。《尚书·君奭》、《诗·商颂·殷武》“成汤”,《逸周书·史记解》作“成商”。《易·兑》:“商兑未宁。”马王堆帛书本“商”作“章”,是二字通用之证。“瓒”本作“”,乃“甗”之古文,假为圭瓒之“瓒”(22)。卯簋铭有“章”,宜侯簋铭有“商”,及本铭之“”,皆当读为“璋瓒”。《礼记·祭统》:“君执圭瓒裸尸,大宗执璋瓒亚裸。”郑玄《注》:“圭瓒、璋瓒,裸器也,以圭、璋为柄。”《周礼·春官·小宗伯》:“凡祭祀宾客,以时将瓒果。”郑玄《注》:“果读为裸。天子圭瓒,诸侯璋瓒。”以圭瓒为天子器用,而诸侯挹鬯则以璋瓒。《诗·大雅·江汉》:“釐尔圭瓒,秬鬯一卣”。敔簋铭“釐敔圭 (瓒)”,师询簋铭“锡汝鬯一卣,圭 (瓒)”,毛公鼎铭“鬯一卣,裸圭(瓒)宝”,璋为半圭故亚于圭,是“宝”亚于裸圭,正合璋瓒(23)。

《礼记·郊特牲》:“诸侯适天子,天子赐之礼大牢。……诸侯为宾,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孔颖达《正义》:“诸侯朝天子,天子赐之礼,用大牢。熊氏云:‘大牢者,则《掌客》云:“殷膳大牢。”非是飧积、饔饩之等。’皇氏云:‘此直云大牢,则总包饔饩、飧积之等。虽牢数多少有异,皆用大牢。’其行饗之时,虽设大牢之馔,于时先荐腶脩于筵前,然后始设余馔。”《周礼·地官·牛人》:“凡宾客之事,共其牢礼积膳之牛。”郑玄《注》:“牢礼,飧饔也。积,所以给宾客之用。”贾公彦《疏》:“此一经皆谓致与宾客者,下云饔食,是速宾之礼也。”《周礼·秋官·掌客》:“上公五积,皆眡飧牵。”郑玄《注》:“积皆视飧牵,谓所共如飧,而牵牲以往,不杀也。”鼎铭承宗子加赠荣仲璋瓒与大牢,是其后之宾礼行裸而礼牢也。

“荣仲速芮伯、胡侯、子”。“胡侯”与“子”应该分读,是指胡侯与宗子。新宫既成,荣仲速宾,遂邀芮伯、胡侯和宗子三人为宾客,故有下文“子锡白金钧”,知宗子必在受邀之列。《周礼·秋官·大行人》:“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国之慝,间问以谕诸侯之志,归脤以交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致禬以补诸侯之烖。上公之礼,礼九牢,王礼再裸而酢。诸侯之礼,礼七牢,王礼壹裸而酢。”孙诒让《正义》:“有嘉喜之事,则使贺庆之。”荣仲速宾之由应属贺庆助喜,其礼有裸有牢。春秋叔家父簠铭云:“用速先后诸兄。”则谓族食之礼(24)。

三、金文月相问题

荣仲方鼎铭文见有“生霸”,是西周金文首次出现的月相语词,对重建西周历法至关重要。

方鼎铭云:“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生霸”与“吉庚寅”显应分读,当指月相与吉日两个不同概念。“生霸”即胐日,是朔望月中新月出现的一天。《尚书·康诰》及《顾命》或作“哉生霸”(《汉书·王莽传》作“载生魄”,伪《古文尚书·武成》则作“哉生明”),“哉”训始。“吉庚寅”则为“初吉庚寅”或“吉日庚寅”的省写。“生霸”(胐)与“初吉”并书,是言胐日当天适逢吉日。西周静方鼎铭云:“八月初吉庚申至□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初吉庚申与月既望丁丑相去18日,所处同月,惟初吉不与既望同日(25),与鼎铭同例。我们曾经指出,西周月相系统不辖吉日,“初吉”、“月吉”、“吉日”俱体现着诹日用事的传统,而与月相无关(26)。此铭益为之证。金文凡初吉之日,干支择庚寅者常见,也与此铭“吉庚寅”的记载吻合。我们也曾发现,吉日的择取除用事性质与干支的阴阳属性等基本标准之外,似有集中出现于胐、上弦和望日附近的现象(27)。此铭吉日庚寅适逢胐日,与周俗甚合。盖周人择吉,吉宜干支与胐、望之重合者似为尚选。

据目前所知,西周金文及陕西岐山周公庙甲骨文所见月相语词已增至六个(28),即哉死霸、既死霸、旁死霸、生霸、既生霸和既望,而通过金文与文献的互证,又知“生霸”实也可作“哉生霸”。西周桐伯卣铭末记“在二月生”,学者或以“生”为月相(29),是,但以为即“既生霸”之简省,可商。案此“生”应即荣仲方鼎“生霸”的省称,时指胐日。《逸周书·世俘解》及《三统世经》引《周书·武成》另有“既旁生霸”,王国维以为即“旁生霸”而衍“既”字(30),我们则以为当“既生霸”而衍“旁”字(31)。如此,则文献所见西周月相语词除“望”之外,于金文已全部出现。显然,基于这些资料,王国维首倡的所谓四分月相说之难以成立已应该没有任何可怀疑的余地了。

尽管对于西周月相语词的理解向有争议,但目前的资料却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条件。很明显,月相语词中的“哉”、“既”与“旁”是对月相变化特征的限定之词,通过对月相语词及其限定词意义的比较,便不难了解月相语词的确切含义。

《说文·月部》:“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段玉裁《注》:“《乡饮酒义》曰:‘月者三日则成魄。’《正义》云:‘前月大则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则三日始生魄。’马注《康诰》云:‘魄,胐也。谓月三日始生兆胐,名曰魄。’《白虎通》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按以上皆谓月初生明为霸,而《律历志》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质也。’《三统》说是,前说非矣。”今以金文证之,可明孟康之误。“霸”乃月光,非当月质也。《尔雅·释诂上》:“哉,始也。”因而“哉死霸”与“生霸”(哉生霸)当分指月光没尽的第一日和月光初生的第一日这两个特定日期,也就是朔望月中的晦日和胐日,而“既”与“哉”字相比显然具有已经之意,这个意义即使从对金文“既”字的一般用法的分析也可以获得(32),因此“既死霸”、“既生霸”与“既望”的准确含义当为晦日以后、胐日以后和望日以后,然而由于“哉死霸”(晦)以后至“生霸”(胐)的日期只有一到二日,所以“既死霸”实际也就只能是指朔日,而“旁死霸”则指月三日成胐的初二日。我们曾就晋侯稣钟及相关铭文资料的研究建立了这样的月相体系(33),而西周甲骨文“哉死霸”与荣仲方鼎铭文“生霸”两月相语词的出现,更为这一体系的重建提供了坚实证据(34)。现将这一月相体系的基本情况概括如下:

既死霸朔日

旁死霸大月初二

生霸 胐日

既生霸胐以后之上半月

(望) 望日

既望 望以后之下半月

哉死霸晦日

关于殷周历法以朔为月首的问题,我们曾有详细讨论(35)。事实上,金文与文献所能见到的除“望”与“既望”之外的包括“哉死霸”、“既死霸”、“旁死霸”、“生霸”和“既生霸”在内的绝大部分西周月相语词,都体现着集中在月末至月初一段时间内的观测活动,反映了人们对于月霸生死的密切关注,这表明古人对于朔望月中月相由生而死又由死而生的变化过程的观测投入了极大的精力。相反,满月的变化特征则相对较小,很难通过肉眼作出量化限定。显然,西周月相所反映的人们对于月末至月初,即晦日至胐日一段的集中观测无疑意味着确定相对精确的朔日乃是这种观测活动的根本目的。换句话说,确定朔日的工作事实上也就是人们确定月首的工作。

众所周知,虽然哉死霸的观测是在凌晨,这与西周历法的日首时间大致重合,但生霸与望的观测却只能俟诸傍晚,其时一个历日则已基本结束。显然,在观象授时的历法中,这样的月相标准是不可能实际用来作为纪日的原则。因此,西周时期既已确定这样的月相标准用于纪日,便意味着当时的历法毫无疑问已经采用或至少部分采用了推步的方法。

注释:

①李学勤:《试论新发现的方鼎和荣仲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

②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22页,科学出版社, 1956年。

③同②第386~388页。

④乙辛周祭祀典或主止于文丁,见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二《祀谱》,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年;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第69页,中国学研究会,1958年;许进雄:《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第20、53页,台湾大学文学院,1968年。或主终于康丁,见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第74~75、100~1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⑤董作宾:《殷历谱后记》,《六同别录(中)》,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三种,1945年。

⑥a.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第147页,中国学研究会,1958年。

b.许进雄:《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第100页,台湾大学文学院,1968年。

⑦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第1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⑧岛邦男:《帝乙帝辛の在位年数》,《甲骨学》第九号,1961年;《卜辞の殷历——殷历谱批判》,《日本中国学会报》第十八集,1966年。

⑨a.同⑥b第136~142页。

b.许进雄:《五种祭祀的新观念与殷历的探讨》,《中国文字》第41册,1971年。

c.同⑦第356~361页。

⑩a.刘朝阳:《再论殷历》,《燕京学报》第13期, 1933年。

b.孙海波:《卜辞历法小记》,《燕京学报》第17期,1935年。

c.莫非斯:《春秋周殷历法考》,《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

(11)徐凤先:《帝辛周祭系统的可能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2)冯时:《甲骨文与商代天文历法研究》第五章第六节《闰法》,线装书局,待刊。

(13)同(12)第六章第三节《周祭与周祭祀谱》。

(14)严一萍:《文武丁祀谱》,《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六本第二分,1975年。

(15)a.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 1981年第5期。

b.同⑦第291~292页。

(16)a.同⑥a第506~507页。

b.冯时:《卜辞中的殷代历法》,见《中国天文学史》第一章第三节,文津出版社,1996年。

c.同(12)第五章第十节。

(17)于省吾:《释、吕兼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

(18)冯时:《夏社考》,见《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9)冯时:《殷代史氏考》,见《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

(20)a.王献唐:《黄县器》第8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

b.张懋镕:《周人不用日名说》,《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21)同①。

(22)a.郭沫若:《两周金文释大系图录考释》第七册第86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b.郭沫若:《铭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23)郭沫若:《金文丛考》第267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

(24)冯时:《儒家道德思想渊源考》,《中国文化研究》 2003年第3期。

(25)冯时:《晋侯稣钟与西周历法》,《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26)同(25)。

(27)冯时:《西周金文月相与宣王纪年》,《考古学研究》(六),科学出版社,2006年。

(28)孙庆伟:《“周公庙遗址新出甲骨座谈会”纪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0期,2004年。

(29)李学勤:《伯卣考释》,见《保利藏金续》,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30)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见《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31)同(25)。

(32)同(25)。

(33)同(25)。

(34)冯时:《陕西岐山周公庙出土甲骨文的初步研究》,《古代文明》(待刊)。

(35)a.冯时:《殷历月首研究》,《考古》1990年第2期。

b.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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